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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纪兰:“太阳底下晒的人”

2009-09-26 10:54 作者:王鸿谅 2009年第37期
申纪兰,这位扎根山西西沟村的劳模,是唯一连任11届的全国人大代表。面对各种荣誉和机会,她固守着朴素的心愿,“我是一个农民,我的根在西沟村”。这种坚守,也让她的信仰有了一辈子的方向。

申纪兰,这位扎根山西西沟村的劳模,是唯一连任11届的全国人大代表。面对各种荣誉和机会,她固守着朴素的心愿,“我是一个农民,我的根在西沟村”。这种坚守,也让她的信仰有了一辈子的方向。

特殊的西沟村

“真干净!”从平顺县到西沟村,司机一路上不停感叹。车停在西沟乡政府门口,感叹又升了一个调门。西沟乡政府所在地,就是西沟村的主村。鉴于太行山特殊的沟壑地貌,这个拥有600多户2000多人的村庄,自然生产小组曾散布于各个山沟,经过若干次合并,主村沙地栈逐渐发展成乡镇的中心。

与其说是村庄,不如说这里更像一个观光地。山坡下是花坛绿地的村中公园,山坡上依山势搭建了纳凉亭和座椅,还有大幅的山体壁画和一面白色的九龙壁。比乡政府还要醒目的建筑,是“西沟展览馆”。这个上世纪60年代的建筑,2000年重修扩建过一次,从“劳动起家”的牌匾下,沿石阶直上约3层楼的距离,才能到达展厅大门。门口的半身塑像是李顺达,两层展厅中,大幅照片和文字,记叙了以李顺达和申纪兰为荣的西沟历史。

这里的山绿得格外不同。石头垒起来的育苗坑,每个都像花瓣状,密布山体,树苗就在这些人工挖筑的土坑里,一点点伸展出枝干和叶子。那些已经染绿的山头,都是漫长时光的见证。西沟人管这叫“鱼鳞坑”,这是上世纪50年代,国家林业部专家郝景盛带来的植树方法,将镰刀挖坑直播改成刨鱼鳞坑栽种,在严苛的自然条件下,居然成功了。种树绝对是西沟村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数十年下来,把荒山荒滩治理成1万多亩的苍翠,西沟村赢得了最直观的荣耀。

西沟村的符号意义远不止于此。它曾是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地图上唯一被标识出来的行政村。严格说,西沟村的名声从1943年李顺达的互助组开始。这是全国第一个农业生产组织,响应了毛泽东和边区政府“组织起来”、“生产自救”的号召。这个由河南林县逃荒人家落脚地发展起来的小村庄,由此抓住了时代的脉络。到了1951年,李顺达互助组向全国发出开展“爱国丰产竞赛运动”的倡议书,倡议书登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当时全国各地有1938个互助组和1681名劳模迎战,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爱国主义生产竞赛热潮”。

从山南底村嫁到西沟村的申纪兰18岁,那是1947年。她刚好赶上了这个热血沸腾的年代。她和李顺达,都成为与西沟村紧密相连的另一种符号。就像西沟村人自己总结的那样,“先是李顺达的时代,然后是申纪兰的时代”。1983年李顺达逝世后,申纪兰就成了西沟村的“唯一”。

劳动者的荣耀

申纪兰崭露头角,是在李顺达的互助组发展成西沟农业合作社的时候。1951年12月,她说服了公婆,动员全家带头入社。合作社成立大会上,她当选为副社长,社长是李顺达。那时的西沟村,妇女的自我觉醒意识并没有普遍萌芽,传统习俗还是“好男走到县,好女走到院”。申纪兰的任务,就是动员村里妇女和她一样,下田劳动。

申纪兰不习惯谈论她的家庭,总不自觉地回避生活故事部分,尤其是面对陌生人。但真要说起来,她口中那桩“半自由半包办”的婚姻,其实是人生全新的开始。她童年生活坎坷,父亲宋进水在她出生后不久去世,1934年母亲武全香带着5岁的她改嫁到平顺山南底村。继父申恒泰是一名乡村郎中,她改了名字,随继父姓申,终于过上了能吃饱饭的日子。申纪兰的丈夫张海亮是军人,1951年从朝鲜战场归来,又被选派到南京炮兵学院学习。这个一直被遮蔽在申纪兰背后的男人,舍弃了更好的发展机会,留在长治,后来任长治市城建局局长。他和他的家人,从一开始就给了申纪兰最大的空间,从不干涉她的选择。

1952年4月,李顺达作为劳模代表到苏联,开始为期6个月的参观学习。申纪兰也展开了她的全村总动员,连裹了小脚的马顺召都被她动员起来。如今87岁的马顺召老人,颤巍巍地挪着小脚搬着椅子坐到墙边,回忆里最激动的部分,就是当年荒山植树和修大坝的场景。当时合作社规定,男人下田一天记10分工,女人只记5分。申纪兰带领妇女和男人们开展劳动竞赛,证明女人干活绝对不输给男人。她由此几次向社里提出要求,“男女干一样的活,应该记一样的工分”。

论争后,西沟合作社重新制定了男女“同工同酬”的记工办法。当年秋天,长治地区召开互助合作工作会议,申纪兰成为妇女代表。《人民日报》记者蓝邨敏感地报道了申纪兰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故事,写成通讯《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发表在1953年1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申纪兰的名字,也就从偏僻的小山沟,传到了全国各地。一个多月后,1953年3月,她当选为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参加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从西沟骑骡子到平顺,然后换卡车到太原,再换火车去北京。”虽然社里替她刻意打扮了一番,但站在一堆代表中,她的“蓝色掩襟布衫”、“宽腰大裆裤”和“绑腿”还是格外扎眼。时任山西省妇联主任黎颖觉得,申纪兰要代表山西农民形象,就拿了一身自己“最宽大的外套”给申纪兰换上。

这次会议结束,申纪兰又当选为第二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代表,从北京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这次大会主题是争取妇女和男人享受平等待遇,争取一个和平的世界,保卫妇女、孩子和家庭。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正式的中国妇女代表团在国际亮相。如同一项政治任务,每人的衣着饰物都由国家配备,还要进行专门的外交礼仪训练,包括衣食住行、坐立行走等各种细节。最让申纪兰发愁的是化妆,好在代表团里的人很快意识到这个朴实姑娘的难处,尤其是电影表演艺术家田华,热情地主动揽下了帮她化妆的任务。

西沟展览馆里,保留了几张当年申纪兰出席世妇会的照片,那个一袭旗袍的短发姑娘,细眉弯弯,嘴唇红润,端庄典雅里透着几分羞涩,不输给任何一个大明星。当时的代表团团长李德全还开玩笑似的夸过,“没想到西沟村来的小姑娘竟然长得这么漂亮”。只是完成这项“政治任务”,回到西沟村第二天,申纪兰就把旗袍这些行头塞进了柜子里,此后再也没有穿过,也找不着了。

如今80岁的申纪兰,往事记忆很少停留在关于衣食住行的琐碎细节上,要通过当年的照片,再三追问,才会一星半点流露出两句当年情景。她的回忆里始终清晰和激动的部分,只有一种场景——受到领导人接见——那个年代至高的荣誉和骄傲。

从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始,申纪兰在后来的50多年里,不仅先后三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也受到了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那些合影,在申纪兰的家里满满当当地挂了两面墙。这些照片,取代了普通的全家福,成为申纪兰最温暖的财富。

人民代表的记忆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210人的名单里,山西代表团26人,只有4个女代表:劳模申纪兰、歌唱家郭兰英、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和基层干部李辉。申纪兰还记得,穿着裙子、烫了头发的郭兰英“最漂亮”。当时她的想法很简单,“想参加一次会议,见见毛主席就行了,其他就不想了”。当她知道代表的任务是要选国家主席,心思更笃定,“一定要把毛主席选上”。在选票上毛泽东的名字下面画上一个圈,成了申纪兰和许多人心中最神圣的使命。

申纪兰的青春,和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牢牢绑在一起。她的记忆,也更深刻地停留在那些时刻。她记忆深刻的是,1958年,“大跃进”浮夸风盛行时期,她和7个女社长到北京开群英会,周总理请她到家里座谈了3小时。“他问我,你炼铁了没有?我说炼了,我是连长,我说还炼出来了,扇那个土风箱。”“总理说,哎呀不怎么样吧?我说周总理怎么知道这个?他说,机器炼还出废铁呢,你山上那个能炼好?我说也只能说是炼出来了。总理什么都知道。”

还有1975年,第四届人大会上,周总理带病做最后一次报告。很多人都跟她一样,掉着眼泪听总理报告。“瞧见他瘦成那个样子在那儿做报告,他坐下了,大家还鼓掌,一直鼓掌,这就是大家心里头的领导人呀。总理多好呀,我们流着眼泪,见了总理那一次,再也见不上了。”

1978年之后,新的精神和决策,老人理解起来并不太容易,比如“包产到户”。西沟村的光荣来自合作社、来自集体。虽然起初内心充满疑惑,但申纪兰还是和年轻时一样,坚信党的方向,“自己不能理解,那是自己的水平觉悟低”。如果再追问,老人会慷慨激昂地把手扬起来说,“就是党和毛主席,领导四万万人民翻身做主人,党不会错”。那种发自内心的坚定不移,就像西沟接待中心党支部书记郭雪岗所形容的:“她对党的感情,是掏心掏肺的真。”正因为如此,连续11届的全国人代会上,申纪兰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

从1978年的第五届开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固定下来,5年一届,人大代表要承担的职责,也不再是画个圆圈那么简单,他们要拿出自己的议案或者建议。对1978年已经50岁的申纪兰来说,此后的30年,并不容易。这个从没念过书,不识字的劳模,由此开始认字写字,听新闻、看报纸,领会党的新文件、新精神。她坚持每天看《新闻联播》,她还花了40天时间,每天早起,一字一句抄写完党的“十七大报告”。当年那个会为报告发言急得团团转的小媳妇,就这样,一点点成长为不用稿纸都能连续讲上几小时党课的模范党员。这些都让她身边的人感慨,“虽说没念过书,理论水平高着呢”。

老人也感慨,现在的全国人大会议“变化太大了”。如果一定要她列举一些具体细节,她想了想说,“以前是举手表决,现在是按键,电子计票,先进多了”。还有,“现在的代表都有文化,水平都很高”。

农民本色的取舍

不管拿过什么荣誉,只要回到西沟村,换上补丁摞补丁的旧衣服,锄头一扛,申纪兰就回归了自己的本色。在她身边工作了近20年的郭雪岗觉得,这是申纪兰“最了不起的品质和智慧”。

早在1973年3月,申纪兰就被任命为山西省妇联主任。到了妇联,她发现,除了在公文上画圈签字,偶尔参加会议,自己这个主任基本上无事可做。她闲不住,只能每天早早起来打扫卫生,帮别人灌开水,或者留在食堂帮师傅们洗碗。

与她熟识的新华社记者冯东书出了个主意,这主任继续当,但只在开会的时候来,开完会就回村劳动,冯东书始终觉得,“劳动才是申纪兰的长处”。冯东书承认自己出的是一个“歪点子”,但“让申纪兰当妇联主任本身就是个歪点子,以歪对歪,就不失为一个好点子”。申纪兰跟人商量之后,也认准了自己的位置,她说:“我是太阳底下晒的人,不是坐办公室的人。”

她真的用上了冯东书的办法,以后只到妇联来“坐会”,坐下开完会,就回到西沟村继续劳动。从1973到1983年,申纪兰就这样当了10年妇联主任,坚持着自己的“四不”——不定级别、不转户口、不要工资、不坐专车。她也总结出了自己的名言,“不脱离农村,不脱离农民,不脱离劳动”。

扎根在西沟村里的申纪兰,这些年里遇到过许多找上门来的人,包括全国各地喊冤的上访者。申纪兰问他们:“为什么不找当地的人大代表?”“他们说,我们找不到呀,那些代表都是领导,我们找到也见不上。就你最好找,到了西沟,一下就找到了。”申纪兰说:“他们大部分人都是遇上不好解决的难事,通过看报纸,看电视,知道我参加了全国、省里的人代会,和中央的、省里的领导在一起,想着找农民代表能说上话。”她也因此对人大代表的身份多了新的理解,“人大代表,是一条反映问题的渠道”。

申纪兰坚持自己的原则,她相信党的组织程序,也告诉上访者们,“相信党,走上访程序”。她会收下那些材料,但绝对不同意以任何方式在材料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真冤枉还是告冤状,我不是法官,不能随便判断”。可她愿意发挥渠道的作用,在开各级人代会的时候,把收到的材料,转交相应的部门。但她又恪守程序,并不会给相关部门施加任何压力。这些材料,有解决了的,也有没解决的,称赞和指责,申纪兰都遇到过。

申纪兰自己也分析过这些年转出去的材料,“党还是好党,但因为治党不严,那些风气不好的人混了进来,办了坏事,造成了冤案”。那些冤案里传递出来的贪污腐败现象,让她更坚信,“作为一个党员,首先就要管好自己”,“管住自己的嘴,不吃请、不请吃、不乱说”。她的严于律己,其实也成为内心深处对家庭、对子女们的愧疚,她说:“瞧人家当娘的,再看看我,小平(长子)媳妇生孩子,我只伺候了人家三四天”;“我每天去长治,但半年多了,我没见过小娥(次女)”;“李珍(长女)在邯郸,我去过好几次,虽然见了人,但是在宾馆,也没有去她家一趟”……

只有跟很贴心的人在一起,老人才会偶尔说起这些,说的时候噙着泪水。其实这3个子女都是领养的,她没有生育过。她疼爱3个孩子,但从来不会主动用自己的身份替他们铺平道路,相反,她还希望尽一切可能撇清这种影响。她的子女,如今一个是河北某军医院的医生,一个是长治市粮食局局长,一个在长治市交通局,“他们都是靠自己”。对于孙子张璞,老人也是一样的标准。张璞大学毕业后在平顺县宣传部工作,每逢有关于申纪兰的重要采访,小伙子就要亲自陪同记者过来,他早就习惯了奶奶的公事公办。“忙完了你就走吧。”不管是在西沟还是在长治,申纪兰都绝对不会拉着孙子一同吃饭,“不能占公家的便宜”。可跟申纪兰吃饭,实在没什么便宜可以占,她在西沟村的一日三餐,都是在政府食堂,早晨吃粥和馒头,中午和晚上都是手擀面。一碗面,一碗面汤,跟大家一样。

闲不住的劳模

1983年申纪兰从妇联主任卸任的时候,已经54岁了,她想要闲下来,没人会反对。可那一年李顺达逝世,西沟村的包产到户也正式开始。从合作社身份里转换出来的申纪兰觉得,为村民们寻找新的致富方向,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1984年冬天,她带着几名村干部一路南下考察,从河南到江苏,再到上海郊区。河南刘庄支部书记史来贺的话让她大开眼界:“老申,光靠种地富不了,赶快上工业吧,西沟石头多也是资源。”这一路下来,申纪兰听得最多的就是“无工不富”。

申纪兰和西沟村新的创业史也就此开始。他们尝试过很多项目,1989年兴办了铁合金厂,生产硅铁。现任西沟村村主任王根考在厂里当过3年会计,他记得,“刚开始运转很好,市场好,第一年纯利润120万元”,“从第二年开始,效益就不太好了”。申纪兰要亲自出去跑销路,她的面子和影响,有时候还是管用的。长治钢铁厂先是买产品,后来干脆承包了这个村办企业一两年。1996年,上一任的村主任周建红重新把厂子接了回来,转产生产电石。厂子规模扩大了两次,可是这个村办企业的现状还是令人有些忧虑,从去年8月开始,电石厂就停产了,原材料成本上涨和金融危机都是原因。

村里还有一个饮料厂,这是王根考1994年从日本接受果树管理培训后,回来接手的项目,村里出土地,某煤矿老板出资100万元。申纪兰最见不得建设肆意占用农地,因为没有地,农民就没有了根本。按她的要求,厂子建在以前的粮食仓库上,7亩地。饮料厂1997年开始投产,生产核桃露、酸枣汁等绿色饮料。同样是申纪兰的面子,北京市食品研究所为他们提供了免费培训和技术支持,还派了研究员下来实地指导。虽然这饮料用“纪兰”做商标,但没钱大做广告,销路并不理想。因为销量达不到一定数量,2004年,他们的产品全线撤出长治、晋城和太原的超市。当初设计的年产4000吨生产线,如今也就生产600~700吨的产品,“多了卖不掉”。

西沟村的地理条件太严苛,人均耕地如今只剩下一两分,最多的也不过五六分。年轻人早就外出打工去了。作为厂长,王根考觉得,办厂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给村里走不出去的那部分人解决就业问题。其实不管是电石厂、饮料厂,还是太原的“今绣西沟”酒楼,都是如此。目前这些产业的利润,只够维持自身运转,并不能充实村里和乡里的账户,直接让村民受益。

只是,只要申纪兰还在这里,西沟村的一切,无形中就都有了主心骨。申纪兰的时间,也因此被各种“不确定”占据着。我到达西沟村的第一天没能见到申纪兰,因为长治市人大刚好开例会,身为副主任的申纪兰需要出席。她已经连任过好几届副主任,和以前一样,还是“坐会”。除了长治市人大的定期例会,还有太多不确定,“省里、市里有什么事情,需要申主任出席的,一个电话来了,她就得随时走”。但申纪兰几十年来的习惯,“只要晚上赶回西沟,就一定要回来”。

果然,第二天清早6点,电话就打了过来,“申主任可以接受采访了”。郭雪岗接待来访者已经太多次了,“尤其是每年的‘五一’和‘七一’”。除了记者,更多是省内外的机关团队,他们不仅要参观展览馆,还希望请申纪兰讲课,最后再拍照留念。郭雪岗实在有些心疼老人,“你想想,几十个人轮着要跟她拍照,七八十岁的老人家,就那样不停地站着”,郭雪岗感叹,“多累啊!”

子女们拗不过她,只好每周末从长治回来看她一次。这也成了孙子张璞少年记忆里的特别时光,“一大家子人,开着一辆借的小公汽过来”。有时候即便一家人来了,申纪兰也只有1小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饭。比起同龄老人,申纪兰虽然算得上还有一副好身板,可随着年事渐高,村里也越来越不放心。6年前,申纪兰74岁的时候,乡政府给她配了新的广本车和专职司机石永斌。石永斌的时间表,也从6年前开始,和申纪兰的不确定绑在了一起,吃住都在西沟乡政府,每周只有一个晚上能抽空回趟平顺县城的家。

申纪兰现住在乡政府的宿舍里,就在石永斌楼上,老人每天5点起床,打扫完卫生,6点就叫醒石永斌。在没有外来访客和电话召唤的情况下,老人或者下地干活,或者在村里走家串户拉家常,或者到村办工厂里了解情况,石永斌通常要跟随在旁边,日复一日陪伴这个一辈子都坚持“在太阳底下晒的人”,见证她年迈却不肯停下的脚步。而郭雪岗每年春节前后,也要开始新的忙碌,帮老人分析、思考,一块讨论,打印出新一年的“两会”议案和建议。

(感谢平顺县西沟村接待办为本文提供的材料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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