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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影星于蓝

2009-09-26 10:52 作者:陈晓 2009年第37期
“我的老师熊塞声对我说,表演可不是玩,这是一个战场,你就是要死在舞台上。”于蓝告诉本刊记者,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话剧团时,她还没有完全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在电影《烈火中永生》饰演江姐后,她说:“我敬佩江姐,如果需要牺牲,我也能做到,因为我也是共产党员。”

“我的老师熊塞声对我说,表演可不是玩,这是一个战场,你就是要死在舞台上。”于蓝告诉本刊记者,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话剧团时,她还没有完全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在电影《烈火中永生》饰演江姐后,她说:“我敬佩江姐,如果需要牺牲,我也能做到,因为我也是共产党员。”

“江姐”的诞生

绛红色的衬衫和银白色的短发,眼前的于蓝谈笑自如,让人不敢相信她已经是88岁、因癌症做过手术、腰椎和膝盖还靠金属支撑的老人。她缓缓地站起身时,本刊记者忍不住上前搀扶,老人客气而坚定地推开手,微微佝偻着腰,加快了脚步。一瞬间,让人想起半个世纪前她在银幕上家喻户晓的角色——江姐。

事实上,于蓝不仅是江姐这个角色的扮演者,而且她还是决定把小说推向银幕的发起者之一。1961年,住在医院检查身体的于蓝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小说《红岩》的连载,“在病房里我就读给室友听”。出院不久的于蓝就先后接到欧阳红缨和张水华的电话,三人决定将《红岩》改编成电影,可是很快欧阳红缨就被调去拍摄《小兵张嘎》。不久,编辑宋曰勋加入创作小组后,联系到小说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和刘德彬。因为当时所谓右倾错误,在小说署名中,并没有刘德彬的名字。“他和江姐同在川东被捕,并一同被押往渣滓洞,所以他是最了解江姐的。”在于蓝的印象中,刘德彬在3个作者中“更朴实敦厚,言谈很少”,但刘德彬在血泊中苏醒的记忆让于蓝很受震动:“大家当时都扑在牢门上,争着用自己的身体阻挡机关枪扫射,以保护其他同志。他中弹倒下了,苏醒过来的时候,只感到自己的手很温暖,举起手一看,全是血。”

可是,这部电影的拍摄本改编却整整用了两年。于蓝和导演张水华到重庆逐个采访了幸存的共产党人,宋曰勋整理成20万字的记录,于蓝至今仍珍藏着。“我们几个人整理了三稿,还是不满意。”《红岩》穿插了大量人物,在电影改编本中很难集中一条主线叙述。“后来张水华和北影厂厂长汪洋努力说服夏衍来做编剧。”于蓝说她又南下广东,见到夏衍,用了3天才将手中的材料汇报完,当时夏衍忽然问了一句:“你们怎么不写江姐?”

于蓝当时并不能理解夏衍的意图:“不是写了江姐的两场戏吗?”夏衍说:“江姐有丈夫、孩子,丈夫牺牲了,自己又被捕了,观众会关心她的命运的。”夏衍最终决定,突出江姐和许云峰两人作为主线,不到一周就写完了剧本。当上主角的于蓝说她起初对剧本并不满意:“小说里那么多精彩的斗争都没写。”导演张水华知道她极其认真,就用半命令的口气告诉她:“于蓝,就按这个本子拍,你不许再提反对意见了。”

在影片成功半个世纪后,于蓝还不忘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为这件事做检讨,她措辞谦逊地写道:“回想自己当年‘左’的思想已经相当可观了,文艺知识又极为浅薄,根本不懂夏衍同志既集中了时代、人物、环境的勾画,又为导演创作提供了余地……把我们引上了成功之路。”

在剧组中,于蓝还曾担任过一段时间副导演,她向张水华推荐赵丹演许云峰,张水华有些顾虑,担心赵丹因为不是绝对主角不肯出演,于蓝就亲自给赵丹写信,结果赵丹很快答应了。

在剧组里,于蓝是女主角,但是危险和辛苦的活却抢着干。有一组镜头,俯瞰嘉陵江上的军舰,需要摄影机升到江面上6米的高度。当时没有飞机航拍,只能将升降机架在船上,于蓝自告奋勇当安全组的组长,每次拍摄前都要自己布置检查,确认安全后才让导演和摄像开始指挥。拍完后,于蓝还和照明组一起扛沉重的灯具和电线。

“我和江姐的经历其实有些相似。”于蓝说,两人入党时间差不多,都住过敌人的监狱,不同的是,“我在解放区,她在敌占区,环境比我更艰苦。”

革命之路

1921年,于蓝出生在辽宁岫岩,原名于佩文,早年失去母亲,父亲曾任地方法官。“九一八”事变后迁回关内,辗转定居北平。“卢沟桥事变”后,于蓝正在北平上中学,“每天我都悄悄用棉被堵上窗子,听中央政府的广播,可是总听到国军英勇抗战、全面撤退的消息”。而当时住在新街口的于蓝,经常见到日本的装甲车在城里横行无忌,“感觉车轮就像碾过自己的胸口一样”。

“那时唯一的愿望就是参加抗日。”于蓝很坚决地说。在天津上学时期的同学帮助下,她们联系到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副主任黄秋萍。可是两人就在去平西抗日根据地的路上遇到了麻烦,本来准备从香山赴平西,可是联络点被破坏了,她们就折到平民小学找地下组织的同学杨英华。“可是没有想到他们因为参与爆破被捕了”,她们因不知实情,刚到平民小学就被逮捕了。

那时于蓝17岁,趁着去厕所的机会,她把藏在袖口的联络密码丢掉。她们被关进派出所,后来又被转进宪兵队。她和同学事先商量好,提供假姓名和地址。“那时没有斗争经验,就是因为假的家庭住址,让日本人起了疑心。”两人是分开关押,那个同学恰好在另一间牢房里遇到她们要找的杨英华,受杨英华的指点,“日本人会核实这些信息,越是假名反而越危险”。那同学就说出真的姓名和家庭住址,于蓝这边却一口咬定自己的口供。她对本刊记者回忆,“那家伙把他腰间的大刀抽出来,在我面前晃动着吓唬我,后又用皮鞭狠狠地抽打我一下”。

直到第二天,同学见面,在那同学的暗示下,于蓝才改口说自己是害怕继母责骂才用的假名字,经核实两人才被释放出来。

释放后,家里得知她要去跟共产党抗日,就派大哥于亚伦看着她,这使倔强的她离家抗日的决心反而更加坚定。在她的不断说服下,大哥让她离家,“那时我家里倾尽所有积蓄把我大哥送到西南联大,从天津乘船到广州,从广州走陆路到云南,没想到几年后他兜了一个圈子,也到了延安”。在大哥默许下,于蓝悄悄与黄秋萍在北海旁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见面,在他的带领下,躲过日军、土匪一路到达平西。而后,杨成武将他们送往延安。

于蓝还记得离家那天,年仅11岁的弟弟在家,她骗弟弟说出去买咖啡豆给他吃,小家伙就坐在门口等着姐姐的咖啡豆。10年后,她弟弟成为国民党空军,在上海起义,姐弟相见,弟弟第一句话就是,“姐,你还欠我一包咖啡豆呢!”

“那时哪儿有车啊,都是靠步行。”于蓝说,从平西到延安,她走了两个月。可是老人言谈中完全不提及旅途辛苦,神情中依然带着朝圣似的虔诚。到延安当晚就是热烈的欢迎晚会,于蓝和赵路站在最后一排凳子上,看完整场演出,兴奋不已。她说,可是晚上回到窑洞,几个人睡大通铺,薄薄的褥子铺在地上,晚上冷得睡不着觉,有一刹那,心中有一丝失望,“可是第二天早晨起来,吃着窝头喝几口热粥,就全都忘记了,又恢复了激情”。

在延安,于蓝先后在抗大和女大学习,因为普通话标准,参加了一些话剧表演,1940年被调进了鲁迅艺术学院的实验话剧团。

成为演员后的生活仍然是艰苦的,于蓝说她好多年甚至穿不到袜子。调进鲁艺后,经熊塞声介绍,于蓝结识了田方,两人结婚的时候,韩冰送给她一双袜子做礼物。兴奋的于蓝刚把脚伸进去就破了一个洞。“袜子是他从家里带来的,都放糟了。夏天我们都是光着脚丫穿草鞋,到了冬天,我们就用旧布裤子改成布袜子,里边蓄上棉花,穿棉袜子穿草鞋。大生产以后,我们开始纺线,再织成布,这样才又穿上了棉鞋。”在延安,她给哥哥的信中写道,“延安是世界上最艰苦的地方,也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

从影星到人大代表

老人返回里屋,从柜子里取出一个印有蓝格子的白色手帕包裹,白色的部分已经泛黄,打开包裹是一沓厚厚的代表证,其中有第二届、第五届、第六届和第七届全国政协的代表证,最显眼的是一个牛皮纸小袋子,里边有两个红色证件,一个是1963年颁发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当选的证明,另一个就是第三届全国人大的代表证。这些代表证是于蓝政治生活的记忆单元,而在生活中,她记忆的标志还是电影。

解放前夕,于蓝从话剧表演转向电影。可是第一部电影《白衣战士》却让于蓝不满意。“导演和我都是新手”,拍摄的时候,摄像不断抱怨她眼睛睁得太大了、肩膀太薄。整部电影,于蓝都在运用话剧的表演方式,“从头到尾的表演都很紧张”。

在工作中,无论面对什么压力,于蓝丝毫不妥协。她的第二部影片《翠岗红旗》,导演是当时上海知名的张骏祥,于蓝扮演一名在低潮期等待革命胜利的红军家属,这种叙事策略,为当时的革命电影注入了更多人性内容。但也招致当时一些非议,有人指责这个角色只是消极地等待革命胜利。第六届卡罗维发利电影节本来要给《翠岗红旗》最佳影片奖,在这些观念影响下,一名国内干部极力反对,才改为最佳摄影奖。迫于这种压力,编剧在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电影文学组的座谈会上,不得不称自己写了“一个硬骨头与软骨头之间的人物”。于蓝当时还不知道上层这些背景,却敢于直言,在会上发言毫不让步:“我认为向五儿反映了苏区广大人民群众所受的苦难,也反映了他们心中珍藏着革命的火种,他们等待着,也斗争着。……她不是软骨头和硬骨头之间的人物,而是一位充满信心坚定不移的母亲。”

这次拍摄让她找到了电影的感觉,于蓝和摄制组在苏区整整体验了一个月生活,“从导演身上,我第一次知道什么是中景、特写,整个表演放松下来”。

这部电影的成功,让于蓝当上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召开的时候,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刚结束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刚颁布,周恩来点名让于蓝参加这次会议,还要她在大会上发言。

“周总理和邓大姐一家对我特别好。”于蓝回想起第一次在延安见周恩来的时候,还是总理主动跟她打招呼,这让她受宠若惊。《翠岗红旗》受争议的时候,周恩来还对她说,“毛主席和我一起看了3遍,主席很称赞”。

回忆自己第一次参加全国性政治会议,于蓝连称“完全没有想到”,更不知道怎么发言。“那时候还没有人民大会堂,在中南海怀仁堂,发言的代表坐在第一排。周恩来还隔着两排座位给我打气。会议的发言不需要具体议案,我是北平出来的孩子,讲话也只是自然地对比新旧北京的变化,都是我切身的感受。”

“只要认为正确的,哪怕有压力也要坚持。”于蓝回忆起另一部代表作《革命家庭》,这时她“开始感到一丝政治斗争的意味”。于蓝扮演的主人公周莲是一个东方式革命母亲,影片取材于陶承的《我的一家》,从一开始这部电影就受到康生指责,认为这是歌颂“错误路线”。“夏衍反驳说,即使在错误路线下,我们党的好同志也要歌颂。”回忆起夏衍的“抗上”,于蓝十分钦佩,跟着他坚持把电影拍完。1961年影片公映后,周恩来在香山接见中国电影工作者,握着于蓝的手笑着说“你演了一个好妈妈”。这张相片就挂在老人客厅最显眼的位置,于蓝后来回想,“总理的话是一语双关”。

《革命家庭》成功后,于蓝被评为“22大影星”之一,又意外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人大代表还是以籍贯划分,祖籍辽宁的于蓝就成为辽宁省代表。“政协是各方面人士提建议的,人大是很多领导和代表讨论国家大事的。”坐在辽宁省长身旁的于蓝最初得到这样朴素的结论,这也让她兴奋,至今她仍然能够准确回忆出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总理说,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要开始建设‘四个现代化’。我们正高兴可以好好建设国家,结果半年后‘文革’就开始了,我这个人大代表只开了那一次会。”老人一脸遗憾,十年浩劫带来的国家灾难给她的痛苦,远远大于她自身所承受的种种磨难的煎熬。

于蓝说,“文革”刚刚开始,她和田方就一同被打倒,两人都被下放劳动,却不许见面。于蓝厌恶那些空洞的会议,只有参加劳动是最积极的。一次,他们小组负责修理屋顶,身为排长的于蓝爬上屋脊,“我是排长,当然得照顾其他人,就自己去最危险的地方”。那天太阳很毒,身体虚弱的于蓝忽然晕倒,从屋顶跌落。腰椎滑脱的于蓝两个月后才能下床走动,但她立刻回到农场,被分配到猪场当饲养员,腰部的伤还没有完全恢复,不能长时间弯腰,她只能跪着一点一点清扫。

更让人不忍的是,因为这次事故,于蓝的面部摔伤,嘴唇下缝了五针,右侧的脸部肌肉受伤恢复后神经受到损害,会有不自觉的抽搐,1974年拍摄《侦察兵》后,她不得不忍痛告别自己的演艺生涯。

告别银幕的于蓝并不愿意离开电影,开始学导演,命运却再次给她的复出设置了一道障碍。“文革”结束后,北京电影制片厂准备将话剧《陈毅出山》改编成电影,武兆堤找到于蓝,“我当时正好要学导演技术,就跟他一起合作”。两人又找到丁一山,组成最初的创作小组,“可是到最后一次讨论会的时候,我不能参加了”,刚复出的于蓝被查出乳腺癌,连续做了两次手术。

如今,于蓝谈起这些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已经一脸淡然,她轻松地向本刊记者展现脸上缝合的伤口,“技术不错吧,现在都看不出来”。她还打趣外科医生的技术,“人家国外医生做这类手术都会想到尽量保持术后美观,那时的大夫却切到我骨头上了”。

当于蓝再次复出的时候,已是60岁高龄。1981年,已经60岁的于蓝受命组建儿童电影制片厂并成为首任厂长。儿童电影制片厂刚成立时,在北影厂的传达室后边,一排杨树后建了几间平房,形成一条小胡同,被称为“穷街”,最初的设备都是于蓝向厂家赊购的。

“儿影刚起步,受伤也不敢休息。”于蓝伸出右手,无名指短了1厘米,“在平房的时候,办公室门背后的弹簧断了也没有换,就用两根接起来”,结果1983年冬天于蓝开门的时候被弹回的门狠狠夹了一下手,一截断指留在门上。医生告诉她,断指接上需要做手部的大手术,康复需要20天。于蓝不舍得放弃工作,就有大夫建议她不需要接手指,“又不弹钢琴,直接缝上就行”,于蓝毫不犹豫地把那节手指扔进垃圾箱,缝合伤口,下午就上班了。老人笑着说,“现在想起来那节断指怪可惜的,不如留下来做个纪念”。

直到80岁,于蓝才从儿童电影制片厂正式退休。但是,只要有儿童电影的活动和回忆,于蓝几乎从来不落,她说:“全世界都面临相同的问题,儿童电影因为票房原因而投资不足,我们得给儿童抬轿子。”在担任第五届到第八届全国政协代表期间,关于儿童电影的提案是她仅存的记忆,其他政治经历却大多被她淡忘,不再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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