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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李泽厚

2009-09-26 10:49 作者:陈晓 2009年第37期
“我个性不适于搞政治。我搞政治,客观上有可能,主观上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能力。但我不愿意和人发生关系,人缘不好。政治需要你去组织,跟人打交道,我只能搞书本。我觉得毛泽东讲得对,杀猪猪会跑,书本不会跑,百无一用是书生。我就是个书生,我没有这个能力搞政治。所以我不适宜当政界代表。”

“我个性不适于搞政治。我搞政治,客观上有可能,主观上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能力。但我不愿意和人发生关系,人缘不好。政治需要你去组织,跟人打交道,我只能搞书本。我觉得毛泽东讲得对,杀猪猪会跑,书本不会跑,百无一用是书生。我就是个书生,我没有这个能力搞政治。所以我不适宜当政界代表。”

李泽厚的家在北京城的中心,紧邻王府井的胡同中一栋高楼,约50平方米的小套房。从东边窗口望出去,是美术馆端端正正的小广场;探出身子往南,是景山公园林木掩映的楼阁。转到西边的阳台,能看见天安门和前门巍峨的檐角。窗台下,一溜儿摆放着红色的桃子、黄色的橘子,给白色的阳台镶了一道彩边。这些老北京的景致,是他用位于北京西郊皂君庙、面积相当于现在两倍的房子换来的。“住在这里才是真正住在北京了。”他露出满足的笑。

从1992年开始,这位80年代的青年思想启蒙老师便长期定居国外,只有每年秋天回北京住一阵。他仍然固执地坚持一些看起来是怪癖的习惯:坚持穿睡衣待客,即使是面对镜头也不换装。据说他访问日本时,住和式的传统房子,他必穿拖鞋走在不许穿拖鞋的榻榻米上,要不然说不舒服。他的朋友何兆武说他是“湖南骡子,倔”,因为这份倔强,所以在百废待兴的80年代,最终是他站在那里,为年轻人打开一扇走出荒芜的大门。“他的确有自己新的见解。”何兆武对本刊记者说。

从学生到学者,李泽厚说自己的经历相当简单,但波折不少。有的是少年成名带来的人际压力,有的是学术之争导致的疏远,还有遭受饥饿、劳累、不自由等多种磨难的时代,以及A型血自闭悲观的特质,造成他比较抑郁和孤独的性格。1988年,他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据说这届人大非常活跃敢言,但李泽厚只发过一次言,他说自己的态度是“关心政治,但不参与政治”。

9月9日,在翠花胡同给他拍完照,天色近晚。挥手道别后,他一个人沿着胡同,穿过马路和街心花园,走入地下通道。老年人的背影总容易显得单调孤独。2002年的时候,他的朋友说他走路顾盼自雄,他说,没有,我是踽踽独行。

因为孤独,所以他能看清中国社会的一些现实问题。也因为孤独,或许他放弃了将自己的学术影响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的机会。他给了记者一张粉色的纸笺,说上面的话可以代表他对政治的观点: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似春水,干卿底事——龚自珍。

青年李泽厚:穷困,激情

1945秋,李泽厚初中毕业,考上了当时湖南最著名的省立一中。因为没钱入学,只好进了吃饭也有公费补助的省立第一师范。贫困是李泽厚不完美的青春年代的一个烙印,一直持续了他整个学生时代。“家道中落,没有饭吃那种种痛苦,你是不能体会的。”他对本刊记者说。

所幸他天性聪明,一路入读的都是名校。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有名但很保守,国民党党棍做校长。当时进步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学校里却没什么进步气氛,连《大公报》都不让看。“但是书店还可以看到一些,比如斯诺的《西行漫记》,马克思本人的著作。我只好每星期天过河,去城里的书店站一整天。”李泽厚对本刊记者回忆。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比被动灌输的东西印象要深得多。我不喜欢人云亦云的东西,不喜欢空洞烦琐的东西,恐怕都应追溯到自己那个穷困、认真、广泛阅读的青年时期。”李泽厚确实信奉了马克思主义,这在学风保守的学校是一个异类。“全班就我一个人倾向进步,后来被学校拉进黑名单,还突击检查我,不过我事先把书藏好了。我还一直想加入共产党,当时湖南大学就有地下党,后来因为母亲死了要奔丧,等回来以后再找这个人,就找不到了。可能他们也不会接收我,我当时太高调了,周围人都以为我是共产党,连我弟弟都这么以为。”

“我当时也是不要命的。去送毛泽东的一个文稿,街道上真是军警林立,我把文稿藏在鞋垫下面。所以我对一些学生说,不怕死有什么了不起。我就不怕死过,但那不解决问题。”这是李泽厚一生中和政治以及“主义”最亲近的时刻。“当时我们毕业时有个小册子,每个人写几句话。有个同学居然记得我写的那句话:‘不是血淋淋的斗争,就是死亡。敬录KM语赠别本班同学。’KM就是Karl Marx(马克思)。”

1950年,李泽厚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新中国刚成立,就开始抗美援朝,李泽厚还是满怀激情在系里作讲演,但他对入党的态度却有改变。

我的确接受马克思主义比较早,就看不起很多人。解放后我看到一些人入团、入党太容易了,就是积极一点啊,表现好啊,他们不是真的信仰。入党是要真的信仰,你要献出你自己。”

穷困一直折磨着他。“记得我那时只能买零星的活页纸,硬本没用过。甚至有时连牙膏也不买,用盐刷牙。把那几元钱积存下来,寄给正在上中学、父母双亡的堂妹。我得了肺结核,一些活动不能参加,就把更多时间放在读书和写文章上。”李泽厚于是独住在楼顶的一间阁楼里读书。阁楼光线极暗,白天也要开灯。1958年出版的《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一书,基本上是那时写成的初稿。他利用藏书极为丰富的北大图书馆翻阅、抄录了许多原始资料。“有的年轻人看我现在写文章很快,以为这是天分,其实我是下过笨工夫的。”李泽厚说。

才气上自傲,物质上自卑。李泽厚后来跟朋友对谈时说起:“很遗憾,北大我倒看上过至少有两个女孩子,挺喜欢,姓甚名谁、哪个系的都打听清楚了。可是跟她们一句话也没讲,她们也不知道我何许人。”

他初中时酷爱鲁迅和冰心。两位名家一刚一柔,刚好对应了他生活中的不幸和幸福。“鲁迅叫我冷静地、批判地、愤怒地对待世界,冰心以纯真的爱和童心的美给我以慰藉与温暖。”李泽厚说。因此在以后的人生中,他为维护自己所寻求的真理,不惜两面作战;在回忆母亲、童年、故园以及曾爱慕的女生时,文笔却又轻柔优美。

不为政治任务写作

大学毕业后,李泽厚分配进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李泽厚在政治气氛浓厚的社科院是个异数。“他不按领导的指示来写,那时总挑他毛病,开了好几次批判会。”何兆武对本刊记者说。

在政治性上不“过关”,但李泽厚却在学术上颇有建树。1955年,他发表了《关于中国古代抒情诗中的人民性问题》。这篇文章和此后关于美学的论战让他成名。这时,他不到30岁。“1987年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说,我们很早就读过李泽厚的名文,获益匪浅。我当时脸红了。”同样的想象还发生在日本。“80年代初去日本,一些日本同行都很惊讶地对我说,以为我应该是白发苍苍的老者。”李泽厚对本刊记者说。

“50年代后期我有很多钱。印象最深的是1956年冬,我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一篇美学文章,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一篇关于孙中山的文章,稿费加起来1000元。当时我的月工资收入才56还是70元,反正很少。我1956年就拿过每千字20元的稿酬,这是当时的最高稿酬。一般是10元左右。”这是李泽厚富足生活的开始。他买了一个唱片机,电动的,不用手摇,这在当时是奢侈品,但他仍然不讲究穿着。“在新加坡,人家叫我买件名牌衬衣,我说,名牌穿在身上是负担。我买了一块不太坏也不是名牌的表,就可以了。”

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李泽厚很少为金钱的事务发愁。即使是在被下放的60年代,他被开除公职,但是有未用完的稿费支撑着他。“约有2000元吧,相当于现在的两三万元。”李泽厚说,1960年下乡那次,饿得全身浮肿,但冬天回到北京,只有高价饭馆才有肉卖,所幸还有点稿费,那就不在乎。到高级饭馆去吃了好多次,大吃了几次肥肉。

李泽厚的版税超过百万,这在学者中是少见的。采访中,他会几次提到:“我个人经济搞得很好。我从美国回来是坐商务舱,我自己掏钱的。”

作品在学界和市场上都通过了检验,这使李泽厚有底气立下一个规矩。“50年代就定了,不为政治任务,也不为经济考虑写文章。这一条至今一直坚持。50年代我不是已经有点名气了吗?那时候约我写文章、出书的很多,我99%都拒绝了。”李泽厚说。

很难说李泽厚是否意识到了前辈学人因为谨慎而少有建树,但他在和一个朋友的对谈中说:“反正我是称过他们的分量,分量也就那个样子,包括一些名家。”脾气倔强,不懂迎合却偏偏少年成名,付出的代价就是人缘不好。这个特点到老年也没改变。北京城中心的房子,清雅干净,却少有朋友拜访。

李泽厚确实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钱钟书给他写信,他说想不好如何回复,拖一阵就忘记了。替宗白华写《美学散步》的序言,“我始终没和宗先生交谈,我没去看望他,事前事后也没去征求他的意见”。但宗白华先生去世的时候,李泽厚得知他是因行政级别不够而被阻挡了就医之路,在90岁诞辰的前三天逝世,就写了一篇悼文:我为宗先生哭!我为中国知识分子哭!我为中国哭!

“地下”思考,边缘写作

李泽厚从“文革”时就开始考虑经济问题。“当时是政治挂帅,但马克思基本原理就是‘吃饭哲学’。”吃饭是什么?吃饭就是发展经济嘛。我非常欣赏莫言,他在文章里写,饿的时候,他吃过煤渣,到那个时候所有荣誉、地位,什么其他东西都是次要的。那是!我没有饿到那种程度,但是我知道这一点,我理解这一点。我经历长期饥饿的就是下放农村,吃的真差,什么东西都没有,一天只有4个生白薯,还要劳动。那时牛都死光了,我还保留人拉犁的照片,一二十个人包括农民在内,共同控犁耕田。”

从1958到1978的20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元,农民则不到2.6元,全社会物资紧缺,活力全无。李泽厚的生活是这段时间停滞的一个注脚:“我在困难时期用的那个暖壶,没有铁的,竹子做的,你们看都没看到过。一用就10年,一点变化都没有。工资10年20年不涨,大学生毕业52元,也许以后60年都是这样。物价也很稳定,3毛钱一个猪肝,10年也不变。1958年的时候,我们的口号是‘超英赶美’,当时日本还没有在话下。结果搞了10多年,日本比不上,台湾地区也比不上。”

大约1995年的时候,他总结出了中国发展4个问题的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当然这只是大体区划,并不可截然分开。我从不认为经济能直接决定政治、文化等等,市场经济也并不必然地带来现代民主。但现代民主却以前者为前提,否则便不稳固。如果没有现代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一切恐怕都难以保障和持久。经济是在‘最终意义’上和长时期内对其他一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经济发展具有某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力量。”李泽厚对本刊记者说。

大部分知识分子不得不随政治运动沉浮,表面上,李泽厚也不例外。“他也不一定离经叛道,不过总是有自己的想法。”何兆武对本刊记者说,“‘文革’时候,我们每天早上读林副统帅的再版前言,每天都在背这个。李泽厚也背。”他参加劳动时甚至非常积极。“老想和别人比谁背得更重。我最重可以背105斤。”李泽厚对本刊记者说。
他的反抗方式是温和的。“我对康德很早就有兴趣,是下放时仔细读的。上面盖着‘毛选’,下面就是康德的这本书。因为那本书就是要慢慢读的,要非常细心,真是一个字一个字读,不止读一遍。我还带了一个本子,做了很多笔记。原来笔记本上几万字,后来发展到十几二十万字。我说我在地震棚里还在改写,感觉非常愉快。反正那时知识分子没什么事。我的一个同学在做木器。我绝不会考虑做这些事情。”

他讲起失去个人自由的苦痛:“有一次被下放到山东农村,离北京也不远。我躺在一个场地上,坡上就是火车道,看着火车从路边开过,就想,哎呀,什么时候能坐火车回去,回北京看看啊。”

“不过这样我就了解人生,你活着干什么,为什么要活着,你活的意义是什么?我大概比较早地想到这些问题。”李泽厚对本刊记者说,他从自身的苦难中体味到了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的重要,“我认为中国发展4个问题的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我至今仍然坚持这个发展次序。这4个方面,在不同的时候侧重可以微调,但顺序不能变”。

人大代表:只发过一次言

上世纪80年代,图书开禁,喜欢“突破常规”的李泽厚立刻从厌恶陈腐说教的青年人那里得到了呼唤和回应。他的一位前同事向本刊记者形容80年代李泽厚的风光:“只要他在哲学所上班那天,办公室就塞满了全国各地来拜访他的人群。和他一个办公室的同事都挤不进去。中午去食堂吃饭,他后面跟着一二十人的队伍,浩浩荡荡。”

学术上的成功伴随了政治上的受青睐。1986年,他以中国社科院普通研究员的身份,获得了一套国家分给的房子,100平方米,这是当时常务副院长的待遇。1988年,他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一个明显的事实是:80年代,他的书已经卖到几十万册,所有的书都有盗版。在当时一片舶来品的翻译潮中,他是本土学术明星。“我甚至有走仕途的机会。”李泽厚对本刊记者说,“不过我不愿意入党。”经历过的政治生活的荒诞性,使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对政治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政治是先有结论,这和搞学术不同。”

“我个性不适于搞政治。我搞政治,客观上有可能,主观上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能力。我对政治的判断非常准确,猜胡锦涛这一届政治局常委名单,我只错了两个。”李泽厚对本刊记者说,“但我不愿意和人发生关系,人缘不好。政治需要你去组织,跟人打交道。我只能搞书本。我觉得毛泽东讲得对,杀猪猪会跑,书本不会跑,百无一用是书生。我就是个书生,我没有这个能力搞政治。所以我不适宜当政界代表。”

李泽厚做人大代表期间属于教科文卫组。他还记得同组的都是业界的知名人物:有1966年进驻北大的工作组组长张承先,《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很有名的泌尿科大夫吴阶平,还有许嘉璐,他是第九、十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当人大代表期间,李泽厚说他很少发言。他唯一记得的一次发言就是在1988年4月2日人大小组会上,“因为我是湖南人,所以参加讨论时在湖南组。同组的有厉以宁、刘大年,还有中央的一些人”。

李泽厚发言的内容是:过早抛弃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一大损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在吸取了数十年的历史经验教训之后,在新时期中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恢复和发展。中国革命是依靠新民主主义理论取得胜利的。新中国成立不久,学习苏联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过早地抛弃和否定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一大损失。毛泽东在《在新民主主义》中曾明确指出,革命胜利后,将有一个较长时期,无产阶级的国营经济占领导和统治地位,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整个社会的方向是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苏联经过了70年后又在重提研究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重新评价布哈林,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实事求是地重新估价当年刘少奇、邓子恢等同志提出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等思想呢?

“当时说这个是比较大胆的,比较激进的。在理论上,新民主主义是资本主义。我的发言就是说社会主义进入早了,毛泽东那时候搞新民主主义挺好的。我之所以发言,因为当时这个问题很重要,是一个全局性问题,关系到社会如何定性。这是大问题。”李泽厚对本刊记者说。

当时会上很多人都不吱声,但会后反应还是蛮强烈。1988年4月7日《人民日报》摘登一些代表发言,其中包括李泽厚的发言。“发言登在《人民日报》上,说明是认可的。后来国家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现在还搞这个阶段。”李泽厚说。

1992年,李泽厚决定出国。“当时批判我的文章超过了批判其他人的总和,我自己搜集了60多篇,据说一共有200多篇。”李泽厚对本刊记者说,“而且是两面作战,一面是正统的‘左派’,一面是激进的青年。前者批判我是‘崇尚个体、贬低总体’,是存在主义;后者批判我是‘崇尚总体、贬低个体’,是固守传统。”虽然饱受诟病,但他去了美国一个小镇教书后,国内还给了他一个全国政协委员的职位。

李泽厚很少回国参加政协会议,但他仍然非常关注国内。1996年,他在给朋友的信末问:京中、院中有何新闻、动态可告否?1993年,他回国20天,看到在去国的一年时间里,中国在发生变化:理发7元,走时才8角。洗澡3元,走时才6毛。上饭馆可以吃到鸡鸭鱼肉,小摊贩上的食品饭菜也并非完全不可以入口……这些世俗的细节,微弱但温暖。一个关心现实的学者的研究和思考,只有放在自己最熟悉之地,衣食住行最琐碎的涨落里,才最有生命力。“以后我还要回来的。”李泽厚说,“北京的民主,中国的民主,毕竟比美国的民主对我更重要。”

(实习生吴丽玮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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