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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第一份蓝图与它面对的西方列强

2009-09-24 14:19 作者:朱步冲 2009年第36期
“(孙中山)带了一幅约6英尺见方的庞大地图,把它摊在地板上……他不因地图上的种种阻隔而气馁,只是握着画笔,在地图上尽可能地用铁路线填满各个省区和属地……他竟然天真地认为,画了这些线路,国际资本家就会提供足够的资本,在5至10年内把这项如此浩大的工程全部建成!!”

1912年,孙中山在上海车站,即将赴南京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带了一幅约6英尺见方的庞大地图,把它摊在地板上……他不因地图上的种种阻隔而气馁,只是握着画笔,在地图上尽可能地用铁路线填满各个省区和属地……他竟然天真地认为,画了这些线路,国际资本家就会提供足够的资本,在5至10年内把这项如此浩大的工程全部建成!!”

1919年,对于孙中山来说,是一段充满崎岖和挫折的时光。5月21日,他因广州护法军政府完全被滇桂系军阀把持,愤而出走,途经汕头、台北,取道日本,最终于6月26日回到上海,开始了在法租界1年零5个月的蛰居生活。这段赋闲岁月,孙中山撰写出了《建国方略——物质建设》这部架构中国现代化发展方向的纲领性巨作。

1919年2月始,孙中山的《建国方略——物质建设》就以《中国的国际发展,帮助战后工业再调整所设计的计划》为题,在其挚友,乔治·布朗森雷出版的《远东评论》上,陆续连载至1920年11月。在这部洋洋10余万言的建设计划中,孙中山为中国未来的工业发展设想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宏伟大纲:10万英里的铁路和100万英里的公路,疏浚现有运河和开挖新的运河,一个规模庞大的治水和水土保持工程,开辟全新的北方、东方、南方三大商用港口,从这些港口出发的铁路将远抵西藏、新疆、蒙古和满洲。发展新的钢铁冶炼、矿业与企业,在中北部造林以及移民于东三省,屯垦新疆与西藏。

“早在1894年上书李鸿章时,孙中山就对铁路高度重视,这与他早年游学海外,目睹欧美国家工业革命时代的巨大成果密切相关。”北京大学历史系近代史专家,中外关系史研究所所长王晓秋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本刊记者,“早在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时,在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发表的讲演中,就强调自己要致力于民生主义。”4月5日,在上海答记者问时,他这样表示对国有经济发展的设想:“故造筑铁路,使内地与各口岸航线连接,实为入手要图。现中国财力尚能兴办,唯将来推广,须待外国助力……若各项实业,均将以私款兴办,满若干年后即归国有。”稍后,在公开讲话的时候,他更把铁路视为振兴中国实业的第一要务。9月,他接受全国铁路督办一职后,在詹天佑、马君武、徐谦协助下考察了京张铁路,旋即前往太原、唐山勘察煤铁各矿,并巡视北宁、津浦、胶济等铁路干线。1913年初,更致函蔡锷,提出修筑滇道(昆明至南宁)铁路的设想,并建议扩建滇粤桂铁路。

促使孙中山提出如此庞大的实业设想的外因之一,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孙中山认为,这将使西方列强开足马力造成工业生产力与庞大的金融资本过剩,而中国“即使不能全消费此一年299万之战争生产剩余,亦必能消其大半无疑……”具体说,孙中山当时更看重美国模式,看重美国生产剩余对中国发展的利用。1920年,美国《独立周报》全文刊出了孙中山《中国人的直言》,宣言明确说:“美国的资本家们与中国人联合,共同开发中国的实业,合作的基础建立于平等互惠的原则上,美国资本家当可获得应得的利益,但非过度的报酬……”

“美国模式,对孙中山当时的中国建设方案影响最大。”王晓秋告诉本刊记者,“在各项建设规划中,孙中山频繁地以美国建设的轨迹、模式为借鉴。他在《建国方略——物质建设》序言中曾说,‘若吾国人能晓然于互助之利,交换之益,用人所长,补我之短,则数年之间,即可将中国之实业造成如美国今日矣’。比如论及北方大港时,他预言其作用将与纽约等大。在谈到目的在于引导沿海稠密省区过剩人力物力以开发西部的西北铁路计划时,也套用美国开拓西部的实例。”

但在当时,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力量却从来没有获得过这个太平洋彼岸国家的承认与支持。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美国驻北京公使馆参赞丁家立(Charles Tenny)和亚洲舰队司令梅铎曾于1912年1月与2月访问南京,与王宠惠、孙中山进行非正式晤谈,晤谈中表示:“所有说英语的民族都对你们(中华民国)友善,同时你也知道,他们都急于证实中华民国能否立稳脚步。”

“美国绝无可能主动去发掘一个落后国家有潜力的政治明星,何况孙领导的革命,自始即与列强在华利益所依附的保守安定需求相抵触。”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系教授、《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华政策》的作者迈克尔·汉特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正如保罗·芮恩施在《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坦承,民国肇建时,美国对华政策的中心,一是帮助袁世凯的北京政府掌权,二是阻止日本在中国过度扩张权益,他们根本无意为中国内政承担无谓的政治风险以及虚耗成本。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宣誓就任大总统后,曾致信沃伦哈定总统,信中称“视美国为民主之母和自由与正义之战士,在中国处于水深火热之时,美国对于中国的无私友谊和援助,已经多次向我们显示出来……民主在中国之成败,几乎取决于美国的态度”。6月16日,这封信由华盛顿的代理人马素交与总统办公室,被远东事务司毫不留情地留在了档案柜里。另一封由美国驻广州使馆副领事欧内斯特·普赖斯转交给国务院,普赖斯却因“将领事馆变成替某一组织进行官方交流的工具,而这个组织又在密谋暴动,以反对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政府”而受到严厉指责。广州政府外交部长伍廷芳以其前清驻美公使的声望,也未能成功说服美国承认广州政府。迈克尔·汉特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我们:“当时美国国务院严令驻广州总领事馆,不得收转广州革命政府致交美国的文件。关心中国问题的华盛顿官员并没有认真地估量孙的影响。而在他于1920年重返广州组织军政府,开始第二次护法运动时,华盛顿又把这位中国民主革命的领袖看做是中国统一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借助外援,启动《建国方略——物质建设》中宏伟建设蓝图的设想遭遇了残酷的挫折。1919年3月,孙中山将《物质建设》的副本,送交美国商业部与英国内阁,结果依然音信全无。1920年4月初,孙中山在会见JP摩根公司董事托马斯·拉蒙特时,向对方提出在中国投资铁路的可能性,并保证,只要JP摩根公司能提供2500万元的财政援助,革命军队就可以迅速打垮腐朽的北洋政府军,实现中国的和平与统一。拉蒙特当时只表示了道义上的同情。1921年1月,孙中山与美国芝加哥企业家乔治·尚克合作,试图以“中华民国政府”名义在美国发行1亿美元利息为8%的债券,以图“在中华民国国内各省发展工业”,结果被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司司长麦克默莱博士以官方名义否决,理由是“美国政府禁止人民与反对北京政府的政权合作”。同年9月,广州政府又与纽约詹姆斯·A.拉比特工程公司达成一项协议,以码头税收和一笔1000万元的债券担保,建造一座连接广州市与珠江南部地区的桥梁以及系统配套公共工程。驻广州总领事伯格霍尔兹也以“不批准它的公民与广州政府进行任何商业交易事务”为由驳回了申请。

与美国相比,其他西方列强对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同样采取了基于其实际利益考虑的冷淡态度。“一战”期间,因反对中国加入协约国参战,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护法政府与德国“拥有一段短暂的共同利益”。《凡尔赛条约》签订后,孙中山曾设想引进德国军事人才与资本家,助力中国发展。1920年,主持党务的广州国民政府委员邓家彦赴德,曾联系德国汉堡矿业与金融巨头休戈·斯廷斯等,其间孙中山致函旅德的邓家彦,嘱托其广泛宣传自己拟定的,包括双方协同开发广西矿业,聘请德国专家协助广州政府进行贸易管制,引进德国资本发展中国工业的经济开发计划。虽然这项计划最终在德国新任广东领事雷密的否决下无疾而终,但毕竟为1927年后,南京国民政府与德国的合作打下了最初的伏笔。

“促使孙中山彻底放弃对西方列强支持幻想的转折点,其中之一就是1923年的关余事件。”王晓秋说。在孙中山三度开府广州后,为了解决以往一直困扰护法政府的财政问题,曾勒令广州海关税务总司安格联将关税节余上缴护法军政府,尽管广州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保证,款项只用于广州市政、修路与改革币值等用途,但在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建议下,各国公使团还是共同调遣各国军舰驶入珠江施压。“虽然9月23日,在恐惧广州政府迅速倒向苏联和激发中国境内更多排外情绪的顾虑下,广州政府终于获取了关余自主权,但这一危机最终使孙中山洞悉中国与欧美列强不能以公理为交往基础,转而开始向苏联寻求援助。”王晓秋说。

“‘各国自推行工业统一与国有后,其生产力大增,与前此易手工用机器之工业革命相较,其影响更深;若以其增加生产力而言,此次革命之结果,实较前增加数倍。工业国有,吾人欲以第二工业革命之名,似甚正确。’毫无疑问,孙中山这些论述具备高瞻远瞩的伟大特性,然而他忽略了当时的中国几乎缺乏施行这种宏大建设的一切条件。”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史专家戈登·怀特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本刊记者,“首先,孙中山的广州革命政府远不是一个有足够权力,能够推进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强有力中央政府。1912至1928年,发生在各省内和省份之间的军阀战争即达140次,中国境内分布着大大小小的传统型权力中心,最终造成了严重的政治权威危机。”更糟糕的是,自民国肇造,政府从来没有掌握过有效的收入来源以启动工业现代化,同情孙中山的美国驻京公使芮施恩博士在1919年初收到《建国方略——物质建设》的最初章节时,就曾委婉地在回信中提及这个计划在财政资金上的不现实性。1916年的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相加,也只有国民生产总值的3%至5%,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初级产品出口导向。而按照沃尔特·罗斯托的计算,“工业起飞”,需要动用GDP的10%以上投入工业投资。即使经历了“一战”期间短暂的发展春天,中国的现代工业产值在20年代初也只占据工农业总产值的5%左右。

同样,被孙中山寄予厚望的国外投资也没有按照他的期望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起步。“国际投资偏重于对外贸易和辅助性设施。投机倾向大于生产倾向,商业倾向大于工业倾向,强化了那种对本土工业化助益甚微的不平等经济模式。”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德怀特·珀金斯在《20世纪中国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中说。1902~1930年,国外政府与私人投资超过18亿美元,但上海几乎吸纳了这些投资的50%。1920年,相对于16亿元的国际资本,中国现代产业资本总值不过7亿元,只占投资额的29.6%。没有保护性关税与其他优惠政策使中国企业有能力面对来自国际垄断资本的竞争。1918年,外资在中国各基础性经济部门中处于垄断性地位,占据航运总量的77%,煤炭开采业的77%,以及铁矿石与生铁生产的100%。更致命的是,列强对金融产业的掌握促使本地工业迟迟不能得到所需的资本。1918年,在华外资银行达到20家,对于货币统一、金本位的采用以及中国企业对资本的募集,都起了相当大的阻碍作用,它们垄断着外汇业务,进口货价的支付等业务。

在这种大背景下,孙中山《建国方略——物质建设》的前瞻性与宏大气魄只能被扣上不合时宜的帽子。史扶邻在《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中,描述了澳大利亚记者瑞纳关于孙中山首次展示他的宏伟计划时的情景,他显然和当时其他西方政治家与新闻记者一样,把孙中山看做一位夸夸其谈的空想家:“(孙中山)带了一幅约6英尺见方的庞大地图,把它摊在地板上……他不因地图上的种种阻隔而气馁,只是握着画笔,在地图上尽可能地用铁路线填满各个省区和属地……他竟然天真地认为,画了这些线路,国际资本家就会提供足够的资本,在5至10年内把这项如此浩大的工程全部建成!!”

尽管如此,《建国方略——物质建设》的意义并未因它的前瞻试验性而丧失其意义,虽然孙中山平生领导和促发了中国历史上两次影响深远的革命,一次果实被窃取,另一次则在端倪初发之时,他本人就已经与世长辞。但正如韦慕庭在《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结尾所说的那样,这个文件系统性地把经济建设、国民精神建设和政体构造结合了起来,并最终引导中国人民在半个世纪后逐步实现了他为中国谋求解放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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