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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诞生

2009-09-21 18:33 作者:朱文轶 2009年第36期
“这个将执政党和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阶层人士聚拢在一起的‘新政协’在当时起到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它构成了新政权的政治基础。”

1949年10月1日,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等待宣告新中国成立。这位排长正在大声朗读《人民日报》即将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文章

“这个将执政党和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阶层人士聚拢在一起的‘新政协’在当时起到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它构成了新政权的政治基础。”

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充满自豪地宣告:“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说,“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是对孙中山在1894发出的“振兴中华”呼喊的回应,是一个民族积聚已久的内心的声音。“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到‘中国人从此站起来’,这句震撼世界的名言事实上具有宣言性质。”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副主任卢洁接受本刊采访时说。

“民族独立是新中国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当1949年毛泽东宣布占人类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才会是那样的激动人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毛泽东传》主编金冲及说,“它是新中国此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根本前提。有了这一条,才谈得上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自主地建立一个新国家和新社会,才有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可言。”

而在1949年上半年,即将上台的执政党仍然有一系列问题要解答。全世界仍然注视着这个即将诞生的新国家:新政府会如何组建?如何去准确体现共产党过去秉持的革命理念以及新国家的性质?获得新身份的人民又如何参与到国家政治之中?

国体和政体

从年初开始,人们就在揣测新政权将以什么样的方式、通过什么样的途径组建。北京红遍了,但它的市民还没见过改造古都的那些人们。国民党军队被收编7个星期后,5500多人的“中直机关”还在北京近郊的良乡等待转移。1949年初,中央成立了由周恩来主管、杨尚昆和曾山具体负责的“转移委员会”,这是继从“延安到晋西北”、“晋西北到西柏坡”之后的第三次中央转移。

在战争形势已经毋庸置疑的时候,尚在西柏坡的毛泽东仍然在思考更为关键和宏大的问题。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说这次全会是“城市工作会议”。“这时候,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发生了根本转变,需要带领全国人民从‘破坏一个旧世界’转变为‘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主任唐洲雁说。

那个月,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讲话,确定新政权将要遵循的经济政治进程。他说,城市生活水平必须提高,以赢得城市居民的拥戴;主要工业和外国公司要国有化,但资本主义的其他一些形式要继续下去。中国将会由一个以共产党为首,但包括一定数目的进步党派的联合政府统治,这些党派代表出身资产阶级和自由派知识阶层的温和派非党人士。

这些讲话的重点显然在后者,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新中国的国家形态,他要着力表明民主的成果并非全体民众所共享:哪些是革命变革的主人,而哪些则是革命的对象。这套被称为“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体系包括了毛泽东对于国体和政体的全面思考,这也是从抗战以来毛泽东思想的延续。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副主任卢洁说,“毛泽东对国体和政体的一切思考,都没有离开对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考量,他始终把后二者放在首位”。

西柏坡的毛泽东一如既往地用“同心圆”的方式剖析各个阶级的权限:行使专政的“人民”是由工人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构成的,这四个阶级中,工人阶级享有领导权,农民组成最可靠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是主要的追随者,具有两重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毛泽东丝毫没有使这个代表四个阶级的国家体制神秘化。在一届全国政协筹备会议之前为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撰写的著名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正面回应了一些反对派别有用心的攻击,他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这是中国历史上有别于以往的全新的国家概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是新社会和新国家的突出标志。”金冲及说,“人们相互以‘同志’相称。在享有领导权的工农大众中,形成了一种新的劳动态度。‘为人民服务’成为时代最强音符。”并且这种新关系将在几个月后以政治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

“这个将执政党和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阶层人士聚拢在一起的‘新政协’在当时起到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它构成了新政权的政治基础。”卢洁说。

从这一年的4月份起,以香山为临时驻地、对外称“劳动大学”的中央机关就已经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新政协的筹备中。

团结、进京

从延安时代,毛泽东想发展的就是新的具有现代色彩适合中国国情的恰到好处的马列主义,一种更为广阔的社会视野引导毛泽东要塑造全新的社会制度。现在,是到了怎么去具体实现的时候了。从这个意义上,半年后将要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政协意义非凡:它既是毛泽东所定义的“新民主主义运动”的一次总结,是对“人民民主专政”的进一步诠释,也将是新国家的首次亮相。

当战争形势发生根本性逆转,毛泽东构划的政治蓝图有机会得以实施时,西柏坡“五一口号”成为这一系列步骤的开端。这个在1948年年中向民主党派发出组建“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是中国共产党首次以“执政党”姿态向社会各阶层敞开胸怀。

曾任统战部副部长的朱维群在《让历史告诉未来》一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毛泽东拿起笔来,将‘五一口号’初稿第5条‘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将第23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划掉。将第24条‘中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组织者,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改为‘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这样,修改后的‘五一口号’,一共23条。”“‘中华民族解放’是让社会各个阶层重新团结在一起的最好理由。”

在党史研究者看来,“团结”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在当时背景召开传达的另一层极为重要和深远的意义。“旧中国常被称为‘一盘散沙’,而且长期处在四分五裂中,中央号令不行,地方上形形色色的‘土皇帝’各行其是,民国以来,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更给人民带来极大的苦难。”这个“一盘散沙”的旧景象在各界人士响应共产党号召、克服阻力前往北京的那一刻消散无踪了。金冲及说,由代表到人民,“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成为新的人民政府最广泛的社会支柱。人民政府能够根据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全国范围内通盘筹划,制定明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采取重大措施。中央政府的政令能够雷厉风行地推行到全国各地,包括边疆地区,一致行动。全国各社会阶层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组织起来,建立起各级工会、农民协会、青年团、学联、妇联、街道居民委员会等,深入到社会的基层,形成一个巨大的几乎无所不包的网络,随时可以将民众动员起来完成人民政府的各项工作,根本改变了过去那种散漫无组织的状态”。

而在1948年底1949年初,如此多分散各地的民主党派成员、自由资产阶级、社会知名人士在当时环境下如何聚集到北京,却是摆在共产党面前最直接而现实的困难。

香港是当时最大多数民主党派代表的集中点,到1949年初仍然没有任何陆上、空中的交通可以把它同解放区联系起来。“五一口号”迅速得到了香港的民主党派负责人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以及郭沫若的响应,但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和“军事南下”的势如破竹比,“政治北上”却显得进展缓慢。

1948年8月1日,毛泽东致电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就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时机、地点、召集者、参加者的范围、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征求意见。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香港分局并潘汉年的电报,要他们按照毛泽东上述电报要求征询各民主党派的意见,并把这个征询推广到上海以及南洋的民主人士中去,欢迎他们到解放区来商谈和进行准备工作。第二天,他又致电钱之光,让他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名义前往香港,会同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夏衍等,从事接送在港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工作。

解放后任广州市军管会副秘书长的杨应彬曾是方方的政治秘书,他对本刊回忆说:“周恩来最初曾经试图开辟‘香港—英国—苏联—哈尔滨’的专门路线,因为港英当局没有同意,周恩来最后下决心开辟从香港坐船到大连或营口进入解放区的海上通道。”“时任香港分局书记的方方接到周恩来电报指示后,成立了一个接送民主人士北上的5人小组,由潘汉年掌管全面,夏衍、连贯负责与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联络,许涤新负责筹措经费,饶彰风负责接送的具体工作。”

首次租用的苏联“波尔塔瓦”货船只有很少的几间客房,这使得第一批和第二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人数极为有限。“中央方面主要从安全角度考虑,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和他的秘书林一元,这些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离开香港时都只带一个随身的提包,并简易地化了装,他们的行李都搭其他船先运出了。”杨应彬说,“在16天的海上航行后这批代表才抵达朝鲜的罗津港,李富春受周恩来委托,提前赶到罗津迎接。”第三批北上同样几经波折。载着李济深、茅盾、柳亚子等30多人从香港赴大连的轮船,在途中遇到大风浪,航行了12天,到1949年1月7日上午才抵达大连。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最初开会的地点,并没想设在北京,而是在东北哈尔滨。第一届政协委员田富达回忆,“后来形势发展太快了,才改到了北京”。

1949年北京仍然没有一个能够召开几百人会议的会场。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工作人员彭光涵向本刊回忆:“所以当时决定在怀仁堂进行,但怀仁堂是个很小的地方,就是一个四合院,然后决定把四合院的顶上盖上屋顶,把怀仁堂改造成一届政协的会场。”

参加新政协的代表名单,需要广泛代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区域、人民解放军、国内各民族兄弟、国外华侨及爱国民主人士。确定最终名单是整个筹备工作中最繁重的工作之一。“代表名单,一般先由单位提名,听取各方面意见,反复磋商,再确定下来。在这个过程中,常常为了某一个代表的适当与否而函电往返,斟酌再三,费时达数周之久。这方面的问题既复杂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周恩来亲自处理的。”彭光涵回忆说。

在处理复杂的党派问题的同时,新政协还特设“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以尽量照顾到各方面。周恩来说:“无党派民主人士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发展形成的。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严重压迫,许多志士仁人虽然没有组织起来,但却在领导着、联系着很大一批民主人士从事民主运动。因此,严格和正确地说,无党派民主人士是没有党派组织的有党派性的民主人士。”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是由周恩来负责起草的。9月3日至11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一起讨论修改这个草案。在此期间,毛泽东对《纲领》草案做过多次修改。其中,他改写了这样一段话:“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各级政府机关为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

经过三个月紧张准备,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和委员126人到会。会议原则通过常委会提出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同意将起草大会宣言和拟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两项工作移交给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向大会主席团提出报告的提议;通过常委会提出的大会主席团及秘书长名单。会议决定,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样,召开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准备已经完成。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宣言鼓舞了获得解放的亿万劳动人民,他们迸发出从来不曾有过的建设国家的积极性。”金冲及说,“人民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上海工人代表范小凤在发言中说:‘今天我——一个年青的女工,能够站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讲台上来说话,这是5000年来中国历史上没有的事,我感到无上光荣!’少数民族代表张冲在发言中说:‘我们彝族一向受压迫,受歧视,人们叫我们做蛮子、猓猡,不当做人看待。但是,今天我们做了人,并且做了国家的主人,来参加这个中国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大会,实在是无比光荣与兴奋。’”金冲及认为,这些是整个社会大变革中富有象征性的缩影。它把民主从过去少数人的权利,变成多数人都能享受的权利,“这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这场社会大变革的广度和深度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

“毛泽东建立新中国的过程是合二为一的,”卢洁向本刊分析说,“他将两步合为一步。一是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实现民族的独立,不依附于外国,这是革命的步骤;同时国家又进入百废待兴,开始国家建设的步骤。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在“一五计划”后期,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又提出了怎么走我们自己的路,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邓小平之后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此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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