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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历史的书页

2009-09-16 14:50 作者:贾冬婷 于延雯 2009年第32期
让即将百岁的国家图书馆欣喜的一则新消息是,《永乐大典》卷2272至2274“模”字韵的“湖”字一册重现于世并即将入藏国图。距离这一传奇大书的上一次发现并入藏,已经26年了。

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丁瑜

让即将百岁的国家图书馆欣喜的一则新消息是,《永乐大典》卷2272至2274“模”字韵的“湖”字一册重现于世并即将入藏国图。距离这一传奇大书的上一次发现并入藏,已经26年了。

中国历史上书的劫难,隋牛弘有“五厄”之说,明胡应麟又“续五厄”。自1909年9月9日国图前身的京师图书馆建立起,这些穿越千年的水、火、虫、鼠、兵等书厄的典籍渐渐从传统藏书楼汇集至此,尤以《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四大专藏”为镇馆之宝。国图百年,也是一部对古籍的守护史。

《永乐大典》与国家图书馆的公藏聚合

还是在“文革”的动荡日子里,善本部的丁瑜去国图的分库柏林寺查书,正在院子里走着,突然一阵风飘来,吹来一页碎片。丁瑜捡起来一看,“这不是《碛砂藏》吗?”长期浸淫于古籍的丁瑜清楚,《碛砂藏》是宋代平江府碛砂延圣院比丘尼弘愿断臂募化所刻的,堪称存世宋版书中最为珍贵的藏经,最完整的曾保存在西安的卧龙寺,后来还引发了康有为盗书的一段公案。存在国图里的《碛砂藏》仅有四五卷,但分库里并没有啊。管庙的人指着垃圾堆说:“这些碎片还有很多呢。从佛肚子里砸出来的,不知道有用没用,还没扔。”原来,乾隆年间修庙时在大雄宝殿的佛肚子里塞了“五宝”以充当心肝脾肺肾——金、玉、玛瑙、翡翠,最后一宝就是佛经,用了完整的一卷《碛砂藏》。破“四旧”把佛像砸了,佛经始现。动荡结束后,这一意外发现成为国图的又一宝藏。

飘来的书页如一个隐喻。事实上,1950年就进入国家图书馆的丁瑜对本刊记者说,善本的文物价值至高无上,如同“皇冠上的那颗珠子”,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1907年罗振玉在《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中就提出,“赐书以立其基”,这落实在两年后筹建的京师图书馆中——调集翰林院、国子监、内阁大库残本为基藏,并征得各省官府藏书及常熟瞿氏、归安姚觐元咫进斋、扬州徐乃昌积学斋等私家藏书。这部分藏书中,包括后来成为“四大专藏”中的三部:《敦煌遗书》8673卷,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原本、原函、原架,还有翰林院残余的《永乐大典》60册。国家图书馆朱天策是此次百年馆史编纂的负责人之一,他对本刊记者说,京师图书馆1909年由宣统帝御批筹建,属学部管辖,由翰林院编修缪荃孙担任监督,一开始就具有国家馆的雏形。到1916年袁世凯主管的北洋政府下令各出版社向京师图书馆缴送出版物,这是国际公认的国家图书馆的唯一标志,这才真正确立国家图书馆的地位。

不同于《四库全书》完好无损地随馆“七迁”,《永乐大典》的聚散离合更像是国图善本命运流变的一个缩影。《永乐大典》共2.2877万卷,1.1095万册,是我国古代最大一部“百科全书”。明亡之后,正本神秘失踪,成为历史谜团。康熙年间,在皇家档案库皇史宬发现了唯一的嘉靖年间重录本,存世仅400册。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陈红彦对本刊记者说,《永乐大典》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本身的价值,更重要的是书中辑录的许多珍贵的书籍已经失传,多赖此书才能流传至今。

陈红彦说,随着国家图书馆地位明确,到1934年,馆藏《永乐大典》已达93册。但此时已时局不稳,教育部密电时任馆长的蔡元培、袁同礼准备将精本南迁:“北平图书馆承文津阁、清学部藏书之遗,为全国图书馆之最大者。所藏宋元精本及《永乐大典》甚多,而明代实录及名人集仍系本来面目,远非《四库全书》删改者可比,甚为重要。仰时挑有精本南迁,以备不虞为要。”接电后,当时的北平图书馆即将包括《永乐大典》在内的善本精华运往上海公共租界,1941年珍珠港事变后,上海租界日益紧张,代理馆长袁同礼和上海办事处钱存训将这批善本再做挑选,1941年运往美国国会图书馆寄存。选取的2700多种3万多册书中有60册《永乐大典》。1965年,这批善本转运台湾地区,目前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陈红彦说:“在其标签上仍然保留着‘平馆藏书’的字样,因此还是属于国图的财物。在做《敦煌遗书》库房的时候,还专门制作了三个大柜子来保存《永乐大典》,其中60个抽屉是空的,就是给台湾60册书留出来的,期待有一天能再回来。”

抗战期间,搜集古籍善本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困居上海的郑振铎不停地出入书肆,寻找善本,袁同礼馆长则四处筹措购书经费。“袁同礼时代北图实践了兼收并蓄的收藏方针,他站在战略角度充实馆藏,在云南与西南联大携手搜集西南文献、抗战史料就是典型例子。这就是他眼光高远的地方。”当时进入“抗战史料征集会”的国家图书馆老员工戚志芬对本刊记者说,袁同礼认为,这是我国第一次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按历史陈迹,最易泯灭,其资料苟不加搜集,转瞬即逝”。那一时期搜集到的善本中有两册《永乐大典》。

新时期的开辟以第四部镇馆之宝的入藏——1949年赵城县广胜寺金代大藏《赵城金藏》躲过日军抢掠进馆——为标志。丁瑜说,这之后的若干年也是国内很多藏书家出于爱国热情,无偿把家藏珍本捐赠给国家的时期。当时捐献《永乐大典》的一大催化剂是,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将11册《永乐大典》赠还中国政府,文化部接受后即拨交北图收藏。随之号称民国藏书“南陈北周”之“北周”的周叔弢将家藏一册《永乐大典》无偿捐献给国家并致信北图:“珠还合浦,化私为公,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天责也。”之后还有商务印书馆的21册、赵元方等藏书家的家藏。民间收藏的古籍进一步流向国家。

那时国家虽然处于困难时期,也不惜重金从一些大藏书家手中购书,最有名的是“南陈”陈清华的藏书,前后分三次买入。丁瑜亲历了第二次买入。“在1955年买入第一批之后,1964年,香港又传出陈清华要出售藏书的消息。周总理指派文物局和北京图书馆进行收购。”当这批书籍从香港运回来的时候,正是他去火车站接的站,“那时候有规定,这种珍贵文物不能空运,得从广州坐火车到北京。我记得站台上文物局的金先生提着5个蓝灰色塑料箱子,看似平常,但里面装着的18种书籍、7种碑帖却价值连城,其中的《荀子》(台州本·宋刻)是绝世孤本。这批古籍花了25万元,付了12.5万港币和12.5万人民币,等于当时全国大学生一年的口粮钱。”

“等把箱子直接运进图书馆,我们打开一看,所有古籍都用陈清华夏天贴身穿的绸裤、汗衫给裹着,就是怕路上有什么损害。”当时,做夹板的樟木料、做匣板的楠木料早就备好了,工人也找来了。书一到,马上开始测量制作。“书库也早确定好了,我们就在《四库全书》书库中间,开了个小书库,专门摆放这25种古籍。”丁瑜说,“后来周总理还指定要看这批书中的《蜀石经》,还是我送到中南海去的。”

“《永乐大典》在‘文革’前有不成文的规定,国内发现,要交还国图。”丁瑜说,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方面一些古籍在大动荡中流落民间,另一方面更多的古籍从民间转入国有,与经济领域一样形成了“国有主导”的局面。他亲历的《永乐大典》传奇有两件,一是60年代初在广东发现了三册《永乐大典》,让持有人亲自送到文化部,没想到他随随便便贴了邮票就给寄过来了。“那可是价值连城的文物啊。”

上一次《永乐大典》的民间重现则更传奇。那是1983年,在山东掖县文化馆上班的孙洪林,在一本台历上见到了《永乐大典》,才知道家里有本“破书”竟然是国宝。“当国图的鉴定专家去查看时,发现书残破得厉害,只剩下37页了,而且天头地脚已经被剪了下来。原来因为书页大,孙家老太太拿它们做了鞋样了。幸好,老太太虽不识字,但从祖上因袭了敬字惜纸的传统,凡是有字的地方都没动剪子。”丁瑜说,“那一册是‘门’字号的,专讲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门。国图给了1000块钱,当年也算不少。现在怎么也要几百万了。”至此,《永乐大典》残本散落在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个单位,大约380册左右。而国图已有《永乐大典》221册(含现存台湾的60册),居各处收藏的首位。

再次重现是在2008年初,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海外华人主动联系国图古籍保护专家,希望专家对自己手中的一册《永乐大典》进行鉴定。这是卷2272至2274“模”字韵的“湖”字一册。“《永乐大典》是国图‘镇馆之宝’、四大专藏之一,我们都很熟悉。经过对卷数、字、韵等的查对,我们发现,国图恰好存有这册《永乐大典》之前和之后的两册。此后,这位私人藏家携书来到北京做实物鉴定。国家图书馆和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先后进行了4次鉴定,确认其是真品。这是一种机缘。”亲历此事的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对本刊记者说。此次从接触这册《永乐大典》到最终购入,历时一年多,最终这位私人藏家决定将它转给国图公藏。

对抗“纸寿千年”的战争

穿越国图白石桥老馆的一条曲折幽深的甬道,尽头几间不起眼的屋子就是善本特藏部古籍修复组,入口处“国际图联保存保护中心中国中心”的标识为之添上了几分神秘。

屋子里,古籍修复专家杜伟生正伏在案头细细修复一张暗黄色的纸卷。一旁的工具很简单,一支毛笔,一碗清水,一碗自己调和好的糨糊,一个鬃毛刷子,一个喷壶而已。那纸看上去厚实坚硬,展开处暗黄甚至部分变黑,边缘已经残破,但剩下的字迹依然清晰,带着不同时代批注的痕迹。他看似漫不经心地拿起塑料喷壶在边缘卷起处喷一点水,那纸微潮,坚硬的边缓缓变软,字迹却无一点晕染。这时他右手拿起医用镊子,左手压着纸背,轻轻将折起处挑起抚平,它就服帖在后面薄薄的衬纸上了,纸边的字也显露出来。

杜伟生神情略微舒展了,尽管类似动作他时刻都在重复,从1974年进组至今已经35年。他并不觉得每日默默与故纸堆相对的工作枯燥,他说:“你说医生有什么乐趣呢?就像一个医生看着一个原来生命垂危的病人经过治疗康复出院一样。”

眼前的这页残片上,蝇头小楷工整地书写着一段经文,正是《敦煌遗书》的一卷。国图拥有《敦煌遗书》1万多米长,1987年开始陆续已经修复了6000多米。“别小看了这页老纸片,这是国宝啊。它们距今有1500多年了。能活到现在,真叫万劫不死。”杜伟生怀着敬畏,“修坏了,那就是千古罪人!”

在杜伟生眼里,这些古籍历经千年的战乱离丧、水火相侵、鼠啮蠹蚀,病况不一。在它们入库前,先要在零下25摄氏度的低温下消毒一周,杀虫、去霉菌,然后进入善本书库,经检查病况严重的先修复。善本书库位于老馆的地下一、二层,是国图守卫最严密的禁地,只有善本部少数几人被允许进入。修复组组长吴澍时对本刊记者介绍,善本书库保持20℃,相对湿度50%,这个季节管理员在里面要披棉衣,加护膝。库房的目录登记精细到以“页”计算,每册图书有多少页、多少字、多少插图,作者的生卒年代、家世、学术成就,版本年代及刊刻背景,用纸的厚度、尺寸、材质、产地等等,都有详实考证记载。修复组成员每次进入取样,都要戴着手套,举着木托板等在门口,由专职管理人员从一孔小窗递出待修复的古籍,置于托板上。每修复完一件送还时,有专人对照之前拍摄存档的图片,原件上一个标点符号也不能少。杜伟生拿他手中的这卷《敦煌遗书》的书皮给记者看,上面贴着一张黄色标签,写于1910年,标注了这卷中的各种信息,尤其注明卷首三个字“永问起”,末尾三个字“知提止”。经杜伟生修复后,卷首的第一个字“罪”显露出来,到归还时一核对便知。

先期到达杜伟生他们手中的古籍善本,如同病入膏肓之人,或断裂,或焦脆,或黏结,或絮化,或虫蛀,有的千疮百孔,有的板结成砖。首先要进行各种基础检测,包括检测纸张的纤维、色泽、厚度和pH值等,检测的结果决定着下一步制定的修复方案。修复组专家张平形容,“很多已经残破得非常严重了。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打开这个纸包以后,身后不能有人行走,还要尽量屏住呼吸。如果喘气稍微大一点,里边的纸屑就要飞起来”。

杜伟生的“医书”经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图三大镇馆之宝的修复中逐步建立起来。他的几位师傅就是国图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为修《赵城金藏》从琉璃厂请来的业内高手。杜伟生说,在历史上,“修书匠”却是一个高度繁荣的行业。古时图书制作难度较大,修书人的地位也相当高。每一本书,甚至会署上相关工作人员的名字。宋代以后,图书的制作成本降低了,纸张也变得更薄了,很快修书就成了一门手艺。50年代,民间修书还很盛行。“为了说动几位师傅,国家图书馆开出了每月200多斤小米的工钱。”

杜伟生听师傅们说,他们当时打开残余《赵城金藏》木箱发现,经过水浸、虫蛀和霉菌侵蚀,经书已经面目全非。特别是因为曾经卷起藏在煤窑里,或者被水泡过,有1/3的经卷紧紧粘在一起,皱缩成一根根棍子,无法打开。为了解开卷成“纸棺”的书,老先生们创造性地采用了“蒸”的办法。杜伟生拖出一个特制的笼屉给记者演示,由柳木制成,三层高。“将受潮的《赵城金藏》经卷先用宣纸包住,再包上布,放入笼屉里用火蒸。这样,表层的经卷纸张可以被蒸汽慢慢润松,而又不会被水滴浸泡。这样蒸几十分钟后,取出经卷,用针将表层松软的部分一点点挑开,直到挑不动,再放入笼屉蒸。有时候,蒸一次只能揭开几厘米,而每一卷经,短的有3米,长的则有十几米。”

从笼屉中拿出来再修补,又遇到补纸的问题。因为金代刻成的《赵城金藏》用的是麻纸,而当时北京市面上已经找不到。后来据说是一位巨赞法师到贵州募集来的类似的纸,叫“构皮”。就这样,几位老师傅将《赵城金藏》修补完成时,已经是17年后了。受教于几位老师傅的口传心授,杜伟生坚信,修书永远不会成为流水线,只能是个手艺活儿。“对不同的损伤,有补、揭、挑、裱等数十种工艺。对本已脆弱的旧书来说,有时候,根据不同情况,书蒸20分钟还是25分钟,针挑入三分还是两分,也许就是成败的关键。”

“修旧如旧,这是古书修复的重要规矩。”杜伟生举例,如《赵城金藏》的霉色没有专门清理掉是对的,一方面,清洗会损害纸张,不易于保存。另外,清洗完的经卷虽然可能美观一些,却不能反映历史的真实。而经卷头上的别子,都是特意用竹子做的,因为是佛经,是素的,不能用骨头做签子。但限于当时的眼光,也有一些失误,如修复时更换褙纸、裁齐经卷上下两边、更换天地杆和整卷托纸等方式,都损失了历史信息。

从1987年至今20多年,《敦煌遗书》以每天几厘米的进度渐次修复。杜伟生从一开始就参与进来。这一时期,“修旧如旧”的原则被进一步强调,保持原有的装帧,包括书皮、书签,没有权力随便拆换原有的东西。张志清说,当时善本部的冀淑英先生强调,“不遇良工,宁存旧物”,另外要尽量保持历史信息。但因这些公元5至11世纪的古抄本及印本支离破碎,当时采用的修复方法还沿用老的手卷装裱方法,要完全修复好这1.6万件《敦煌遗书》,需要耗时50年,不现实。《敦煌遗书》修复一度暂停。

1990年,杜伟生受邀前往大英博物馆帮助其修复《敦煌遗书》,他们看不懂中国字,不知道残片如何排列,但其保护理念让杜伟生深思。“古籍修复国际通用原则,必须保留各时期修复的痕迹,新补的材料要和古籍有所区别;再如,所有的修补材料和修复方式都必须是可逆的。”但完全按国外的方式,不要说时间上不行,也没有那么多的经费。按照新的修复方案要求,修复的时候既不能把原来的纸揭薄,也不能在书叶背面整张涂上糨糊托裱,只能用薄皮纸一点点地补。由于《敦煌遗书》用纸一般较厚,一个裂口补上两三层纸是常有的事。再有,补在书上的纸不能盖住字迹。“即使一个残字,也是要完全保留下来的。因为研究者可以从上下文的联系中,判断其真正的含义。”

2002年开始的《永乐大典》修复更为精细。国图存有一批高丽纸,无论从纸张的年代还是从纸张的纤维来说,修复《永乐大典》书皮都是非常合适的。而用做封面材料的绢,却已经绝迹了,只能从市面上找最接近它的生丝。这还是当时的修复组副组长张平满北京城奔走了一个月,才在瑞蚨祥店里找到的材料。“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11月中旬工作间通了暖气,大家本以为可以让手指变得灵活,结果第二天大家一看全蒙了,纸板上量好尺寸的书皮被暖气烘烤一夜都缩水了。”

特别之处是,《永乐大典》属于典型的“包背装”,书皮用纸板制成,外面包裹着一层丝织品。为了确保明代的装帧特征,要在不把书拆成散页的情况下进行修补,以“掏补”为主。杜伟生说:“这就要在不拆掉书皮和纸捻的情况下,把毛笔、补纸伸进书页中间修补书页上的破洞,还要保证书页的平整。”

古籍修复不是简单的装裱。杜伟生医书30年,早已通晓中国造纸术、印刷术、古代文学、文献学、版本学、艺术、美术、佛学等传统文化以及生物、化学等现代科学知识。这间工作间摆放有显微镜,房中央则立着裁纸机、手动压力机、纸张测厚仪等。杜伟生说,随着科技的发展,给修复工作也带来一些新的思路和技术。比如几年前引进的纸张纤维分析系统,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楚分析纸张数据。这样就能有的放矢,去配修复的纸。“我们曾遇到过一本珍贵的书,当时一个学者说它是麻纸,造纸专家则说是皮纸。他们都是凭眼睛,凭经验。后来我们在显微镜下分析,是皮纸。而1985年,美国就应用航天设备进行图书去酸技术研究。而日本从上世纪70年代起,在纸张研究中就引入了自然科学的手段,不仅对古籍原纸进行数据分析以了解其特性,甚至造纸厂环境对纸张的影响都有研究。”

俗话说“纸寿千年”,杜伟生他们的修复堪称是与时间赛跑的纸上战争。而目前的情况是,中国古籍的总数超过3000万册,但从事古籍修复的人才不足100人,真正经验丰富又了解相关科学技术的不足20人,这样算来,需要近千年才能完成这些古籍的修复任务。

而另一方面,时间与品质又天然是一对矛盾。张志清还记得,他曾因《金刚经》的事情去英国,那书破了一个小口,英国人就反复跟他说,要怎么修,在哪儿补哪儿留。这一修,可能就是几年。而英国请日本人修《敦煌遗书》,4年才修一卷。张志清感叹:“就看你能不能把它视作神,视作艺术品,视作生命。”

蓄水与再生

“600年前的古籍论页卖;400年前的古籍论册卖;元代以前的古籍论片卖。”善本特藏部研究馆员李际宁对本刊记者说,这是古籍圈流传的一句话,尤其是在90年代末至今,古籍的价格已经翻了好多倍。

“近30年,国家图书馆大规模购买善本只有1992年一次,在中国书店买入了21件。为什么呢?一是卖的书远不如馆内质量好。”常在各种渠道采访善本的李际宁举例,大众收藏最多的古籍是《妙法莲花经》,抄本很多,又多集中在唐代,全世界少说有3000~4000件,馆内少说有1000件。而现在民间藏的《敦煌遗书》,要么品种较单一,要么内容面狭窄。因为当初民间收藏往往侧重纸张、书法好的,相对忽略了内容和资料价值。

更重要的原因是购书经费紧张。李际宁说,以往古旧书店是国图购书的主渠道,现在像中国书店也成立了拍卖公司,这一渠道几乎断了。私人藏书家也大多先将藏品给拍卖会。因此,现在拍卖会成了主要渠道。他至今遗憾的是1996年海外曾带来了一卷《文苑英华》宋版蝴蝶装,很漂亮,“全世界就剩下15卷,13卷在国图,1卷在台湾,新出现的这一卷,该不该买?当然应该。但是书款没批下来。”另一件事是2007年买入了一卷《开宝藏》,对佛经颇有研究的李际宁经手此事。“《开宝藏》是北宋刚使用雕版印刷术时印的最大书,原有5000卷,现在全世界只剩12卷,是皇冠上的明珠啊,出现一卷就该买一卷。”但是这一卷采购就花掉了当年国图全年的采购经费,采访部主任开玩笑说,“你一下子把我全年的任务完成了”。但即便这样,这一卷还是遵照收藏家父亲的遗愿——公藏国家的情况下,以最低价买入的,直接上拍还要高很多。

“善本的出现确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李际宁说,一旦超出国图当年的采访经费,再出现什么好书,就得打报告,层层审批,往往就错过了最佳购买时机,而国图的出现往往给拍卖会提供一个强烈的上涨信号。“最近的两次善本入藏,一次是从陈清华儿子手中买入,还有新出现的一册《永乐大典》,采用了新办法,由文物局下属公司出钱,但存放在国图。”而在李际宁看来,这样的机构对学术知之甚少。“最理想的是设立一个馆外的独立采访基金,在急需时拿出来用。”

朱天策指出,国图在1955年明确提出要建立“国家总书库”,这与国际图联1971年颁布的“国家图书馆标准”相符。张志清说,中国古籍75%~80%的品种集中在国图,但古籍的积累与搜集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

张志清曾去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参观,听说馆内沙俄时期藏书有400万册。而他们开始藏书是在18世纪初,到1905年沙俄灭亡仅仅200多年。拿国图与之对照,中国是一个5000多年文明的国家,现在1911年前的古籍善本特藏才只有240万册。“俄罗斯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而我们在1911年后的数十年间是不断散失的。”

张志清说,历数中国历史上的“书厄”,如秦始皇焚书坑儒,西汉末赤眉入关,东汉末董卓移郡,西晋末五胡乱华,南朝梁末周师入郢,北宋末金人入汴梁,南宋末元兵入临安,明末清兵入关,乾隆修《四库全书》,大多是因为政治、经济等人为因素造成,针对的又主要是国家藏书。大凡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就会出现民间藏书的热潮,而社会动荡时期,国家藏书散落民间,民间藏书也会转入地下。可以说,民间藏书对于古籍的保护有着“蓄水池”的作用,公藏和私藏相结合,古籍才能传承下去。

古籍善本的另一种传承方式是“再生性保护”。陈红彦介绍,“再生”主要是通过缩微、出版、数字化让古籍“化身千百”。近20年来,国家图书馆一直致力于古籍的缩微复制和影印。现在善本阅览室只能观看影印件而不允许阅览原件,因为这些书已经很脆弱了,一拿出来相当于折寿几十年。

2002年开始的“再造善本”工程则是最大限度保留原书真实面貌,又能流通使用的一种尝试。陈红彦说,近代张元济主持石印《四部丛刊》,收集古籍善本历十七八年,规模空前宏大,三编总计收书477种,11.9021万卷,主持者仍产生“书囊无底,随时搜访,不敢自足”的无奈。而“中华再造善本”所收宋元以来的版本数量远超《四部丛刊》。这其中包括国图的四大专藏。陈红彦记得,2002年《永乐大典》仿得太像了,以至于出版后不断有人找上门来,说发现新的,拿来一看,却与国图现存的同样卷次。“很多是拿印刷厂的废页重新装订,不仔细鉴定真看不出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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