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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国强:我追求的是“神似”

2009-09-01 12:30 作者:马戎戎 2009年第33期
今年9月,由唐国强担任导演与主演的国庆献礼剧《解放》将在全国播映,这是他第五次塑造毛泽东的形象。电影《建国大业》拍摄中,唐国强是扮演毛泽东的不二人选。

1996年,唐国强在翟俊杰执导的电影《长征》中第一次扮演毛泽东。当年翟俊杰说:“此前,共有8位资深演员要演这个角色,但我都说:‘容我再考虑考虑。’选唐国强,首先是我考虑到年龄段。毛泽东长征时是41岁,而唐国强正当42岁的盛年。再有,就是唐国强经历了生活的坎坷,已变得更深沉,少了浮躁。让他在片中讲普通话,也是考虑到从人物的内心出发,向人物性格与个性的深层开掘,而不是一味地模仿外形。”

今年9月,由唐国强担任导演与主演的国庆献礼剧《解放》将在全国播映,这是他第五次塑造毛泽东的形象。电影《建国大业》拍摄中,唐国强是扮演毛泽东的不二人选。

采访中,唐国强说,他演出毛泽东,追求的是“神似”:“这么大一个屏幕,仅仅追求形似是不可能的,更多的是追求一个神似。”追求“神似”,唐国强由此展开了他对饰演毛泽东一角的叙述——

“我不是特型演员,我是一个演员”

1996年,在电影《长征》中,我第一次演毛泽东。当时接这个戏也是有压力的:古月他们都演过了,而且老百姓们都承认。作为一个后来者,你如果没有自己的特色,观众不会认可。一开始从心理上就败了三分,那么就只能从戏上下工夫。我干脆就撇开这个角度像、那个角度不像的问题,更多地去接近这个人物,从状态上得到一种认可。这就是神似的东西。这是其一,其二是前面扮演过的演员总是想从腔调上进行模仿,一开口就说湖南话,不管是湘潭话、长沙官话还是韶山话,只要是湖南腔,那就是主席。这就又带来一个误区,一些老同志听过主席讲话,见过主席,他们会先不看,只闭上眼睛听。但是,艺术欣赏不能够仅满足于闭上眼睛听,并不能满足于某个角度挺像。大家在参考毛泽东造型的时候,首先参考的是照片。可照片都是毛泽东在微笑的,没有他发怒,没有他流泪的。另外一个不合理的,在于它违背了艺术创作的规律,要是按照艺术创作的规律,那就应该说普通话,不要说家乡话。比如说有一部电影叫《毛主席和他的乡亲们》,毛主席说湖南话,乡亲们都说普通话。那这到底是不是乡亲们?或者还有的影视作品:邓小平在说四川话,刘伯承在说普通话。难道是谁官大,谁说家乡话?照这样,影视作品里的孙中山就应该说广东话,那根本就听不懂。

所以说,我觉得影视作品在塑造历史领袖的时候,一开始走入了一个误区。

我从第一次扮演毛泽东开始,就说普通话。我觉得这是走了一条比较艰难的路,但它是真正的艺术创作之路,而不是图一个近、贪一个巧。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第三,我是一个熟面孔。我如果是一个生面孔,从来没有演过别的戏,一出来就演主席,观众没有其他的参照物,会比较容易接受。但我是一个熟面孔,我演过《小花》,那时大家说我是奶油小生,是偶像派;我也演过“诸葛亮”,演过“雍正”。甚至连主席的女儿都说:“唐国强是演雍正的,能演我爸么?”——从一开始,观众对我就抱有了很大的疑问,这个疑问就很难取消。因为我塑造过很多形象,观众看我的时候,需要把我以前的形象都撇掉,才能进入毛泽东这个艺术形象的审美。

这三点对我来说就是三方面压力。但好在《长征》是电视剧不是电影:20集电视剧还得播10天吧,40集电视剧就得播20天吧?我今天改变不了你,我20天慢慢慢慢改变你,逐渐逐渐观众就跟着剧情走了。开始跟着人物思想、性格,就开始追着这些细节走了。到现在从“唐国强能演吗?”变成了“唐国强能演别的吗?”

这就是演员的悲剧——你好不容易把观众拧过来了,结果就掉进新的这个坑里去了。所以我说,我不是特型演员,我就是一个演员,我就是在屏幕上或者银幕上塑造一个领袖的形象。

情感与细节的融合

拍《长征》的时候,因为在后期我担任导演,所以我就和摄像说:“你不要顾忌到我哪个角度像哪个角度不像,你先把整个画面流动起来。”我说,一集戏里面能有五处让人感到外形挺像就够了,你不可能做到像拍照片那样,要真这么拍那唐国强就完了,这个角色就死了。

我更多地追求的是人物在流动中的状态。首先是情感,因为情感是最能和老百姓沟通的。七情六欲是人共有之的,谁也改变不了。父子之情、夫妻之情、同志之情等等这些情感是能够打动老百姓的,抓住这一块之后就是细节的雕琢。

主席是一个擅长逆向思维的人,一个并不是很拘泥于小节的人,很大气,但同时他又是个农民出身的人。你想,主席当过小学教员,当过图书馆管理助理员,创办过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还当过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大革命失败后,他到了井冈山,和土匪在一起,改造土匪。他几经磨难,经受到很大的打击,从长征中人人排斥他到逐渐掌握领导岗位。他的经历是一般人不具备的,他的起伏,接触的人之广,对中国历史了解之深厚,他的诗人气质,他这种哲学家的思考——这么复杂的人,是不能按照模式化的思维去演的。

比如主席看地图,按照模式化思维,主席一定是像决战前夕的油画那样,背着手,挺着腰或者掐着一支烟在看墙上的地图。如果我们按照这样来演那就完了,因为影视是流动的,它不是油画,老是这么端着,戏就完了。我在拍《开国领袖毛泽东》的时候,我就说,能不能把地图铺到地上——地图太大,几个地图放在一起就要放在地上。地图的位置一变,整个场面调度、形体变化、人物的感觉就全不一样了。毛泽东可能就是蹲在地上、跪在地上,甚至拿个放大镜撅着屁股在往地上看,这个人物就活起来了,所有的其他人物来这里交流,就活起来了。

再比如,在屋里开会是一种做法,那能不能挪到外面去开会?能不能在行军当中开着会说着事儿呢?一到开会的戏,就不断地坐在屋里开,那这戏就没法看了。

主席的诗词写得又多又好,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危险的时候,他的诗词量越大。比如《长征》里面《十六字令》:“山,快马加鞭未下鞍。”如果我们仅仅拿出来就这么念,那就没有意义没有意境了。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这是写文章,而表演也一样,要有气要有意境。行军当中,毛泽东之所以念出这个“山”,是因为当时各种情况堆积到一起:主席决定要出山了,转兵之前却到了最危急的状态。老百姓说:“你们撤离之后很多人就被杀害了。”我选的外景,山很陡,一队人马打着火把,像龙一样在山间蜿蜒曲折。在这个情况下,毛泽东心里面很沉重,决定要出山,所以他才讲“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另一首就是《娄山关》。如果主席还在之前那个场景中念诗就重复了,所以这一场是在马背上吟诗。这首诗最后“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这是因为刚打完一个败仗,在转移途中,并不是像“文化大革命”中说的那样,是主席对革命充满了信心。其实那时候他心情并不好,充满了压抑,要不然怎么会“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呢。那一定是在马背上,部队蜿蜒走着,他看到了群山,尤其听到了那几声雁声,是一种很凄凉的感觉,所以“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建国大业》里,“重庆谈判”一场,主席去见蒋介石,两个人从楼梯上下来,主席还是毕恭毕敬地伸出手来握。我觉得这是不亢不卑的表现:你看人家还是比较恭敬的,礼数到了。但是他有自己的幽默,他不去抢着宣传自己,因为这恰恰就小气了,这是主席的胸怀,也是他另一面的表现:能伸能屈。这一刻他是屈着的,可柔中有刚。

《建国大业》里,毛泽东的心理活动不明显,大多是通过一些动作、眼神展示的。比如斯大林当时对中国政局的意见是划江而治。而毛泽东说,中共会议决定了,4月渡江。这就是不动声色的抗议。

淮海战役胜利了,毛泽东坐在那里说“江北从此无大战”,这场戏看不出什么来,下一场喝酒,毛泽东喝多了,坐在缸上像孩子一样笑,那是他心理活动的展示。那场戏,演员们都喝多了,我也喝多了。所以我就说,这就是这部戏突破的地方:怎么去表现这个人物,不在于他喝醉酒不喝醉酒,而是在于表达他的心情。

毛主席和李济深谈话的时候,李济深说,我杀过共产党,蔡和森就是我杀的。主席稍微愣了一下,咳嗽了一下,喉骨咽了一下,但还是接着讲:“我们往前看吧。”这是一个政治家的胸怀,但对方的话并不是没有触动他——他毕竟曾经是你的敌人。那么这一种瞬间的停顿是非常正常的,而不是那种“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这样倒反让人觉得有点假。这个停顿也有点伤心,这就是心理活动。

在政协会议上主席讲话的一场戏,我认为导演很懂戏。当时主席演讲完后,得到了热烈的掌声,在这里导演用了升格镜头:主席很慢地看着大家,他眼睛里面有一点湿润,也轻微有一点惊愕:“我是得到这么多人的拥护吗?”还有阅兵一场戏,主席从车里面出来,陈凯歌跟我说“你先愣一下”,当时毛泽东也没想到,他从车里一出来,这么多人围了过来,然后他才说“希望大家帮忙打开共和国的大门”。

编剧给设置了很多有意思的小细节:主席拿一个梯子就上房了,他在房顶上看,别人问他:“你看什么呢?”“我看锦州,10点半还没打进去,哪个部队啊?”别人说:“你已经问了8遍了。”

还有一场是吃完安眠药准备睡觉的戏,正赶上胡宗南轰炸延安,李银桥这些人来抬他,他说:我不走,炸不死我。导演说:那段戏的感觉是,你还没有从吃完安眠药的那个劲儿中出来。

我也设计了一个细节:撤离的时候,毛泽东马上看地图抽烟。原来我抽烟,都是很正常地点烟,后来陈佩斯跟我说:“你错了,主席点烟是这么点的。”——他做了个手往后背的动作,后来我把这两个动作融合了起来:因为他骑在马上有风,所以就往后点。

这样一些细节就是按照不正常规律出牌的,但可能就出现意外结果。那些好看的戏往往就是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更多就是要找一些这样的戏,这个人物就活起来了,一个小细节一个小细节加起来后,就像一个一个珠子,就变成很漂亮的项链。

其实表演上的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说清楚了反倒浅了。很多东西都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的,剧本中台词前面和后面的空白处才是演员表现的地方。

我认为,毛主席是个极聪明的人,但又不是那么外露的人。他给女儿起名李讷:敏于行而讷于言。实际上主席是个讷于言的人。他确实有桀骜不驯的时候,拍《建国大业》,导演也和我说过,重庆谈判的时候,蒋介石没有想到毛泽东去见他的时候穿了一双拖鞋。我想主席穿着一双拖鞋去见蒋介石是有他的想法的,而不是说无意识地穿着拖鞋去见,他一定有他的想法。

他也有顽皮的时候,比如七届二中全会拍照的时候,他说自己:“还这么瘦啊,100多斤的蒋介石吃到肚子里还没长胖。”他们经过考证,认为七届二中全会,主席脚下铺了一张虎皮,而不是一张毯子。你想,脚下踩的是虎皮,那是什么感觉?可惜电影的篇幅有限,我们只能在有限的基础上,把一些细节和他个人的东西张扬一些,加强一些。

1945~1949年的毛泽东

1945~1949年,这是毛泽东人生最辉煌的时期。他在各方面都已经成熟了,从弱势转入强势。毛泽东之所以必胜,《解放》里面讲得比较清楚。《建国大业》电影毕竟只有两小时,说不清楚。

首先,毛泽东觉得尽管国民党有400万军队,共产党军队不到100万,但是从兵源上来说,谁能给农民以土地,谁就将是这个国家的领导者。所以他搞土改,就有了《土地法大纲》。农民分到了土地,他就要保卫土地,他就会踊跃地参军,这样就保证了兵源。对待国民党俘虏兵的教育也是这样:你帮助国民党打,就是帮助地主老财,打赢了家里还是没有地。你帮着共产党打,打完了就分地。战争打到最后还是人,有了这个兵源,所以主席在几个战役的安排上是有长远想法的。七届二中全会,解决了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进城之后想到的是整顿纪律的问题和建立民主政权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包括“糖衣炮弹”的问题和“不学李自成”的问题,他都是超前思考,所以战胜了蒋介石。蒋介石是走一步看一步,主席是一步看几步。

《建国大业》侧重写了“政协”,但是我不敢苟同里面的观点。共产党取得天下是靠三个法宝:第一个是武装斗争,第二个是群众路线,第三个才是统一战线。把统一战线放到一个过高的位置,不太妥当。而且群众路线这一块写得不够。

但是对于一个电影,你不能求全责备。它反映的是一个大的历史段落,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60年的今天拿出来,不管是《建国大业》还是《解放》,对于老一辈革命者都是一个交代。

对于年轻一代,作为共和国的公民,要知道共和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就好比一个人这么大了如果不知道自己的爷爷是谁,是一个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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