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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阳“镉污染”:重金属隐患下的村庄

2009-08-26 16:53 作者:王鸿谅 2009年第30期
工业产值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得失换算,版本总是似曾相识。浏阳镇头镇双桥村的这场镉污染危机,就和3年前的株洲马家湾新马村如出一辙。镉污染并不是新名词,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金属毒理课题组的研究表明,它在全国范围长期存在。最麻烦的是,这种重金属污染,不仅会根植于土壤,还将通过土地上的农作物以食物链传递。

浏阳市镇头镇双桥村被污染的土地以后能否使用还是未知数,远处是污染源化工厂的烟囱

工业产值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得失换算,版本总是似曾相识。浏阳镇头镇双桥村的这场镉污染危机,就和3年前的株洲马家湾新马村如出一辙。镉污染并不是新名词,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金属毒理课题组的研究表明,它在全国范围长期存在。最麻烦的是,这种重金属污染,不仅会根植于土壤,还将通过土地上的农作物以食物链传递。

从冶炼厂到化工厂

沿着稻田和菜地的那些颠簸土路,才是双桥村交通的常态。村里唯一的水泥路,以湘和化工厂的大门作为起点,横穿过部分稻田,连接通往镇上的公路。

化工厂建在一大片山地上,双桥村的人管这里叫电杆坡。“七山二水一分田”,这是湖南农村的真实地理写照,双桥村也不例外,村里人均田地面积才八九分,剩下的都是山林地。这些山林地的开发利用,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历经了几轮规模各异的征地后,电杆坡周边的几十亩山林地,全都成了工厂范围。只是在化工厂之前,在这里落脚的工厂,时间都不长久,老板们来了又去,厂子的项目也变来换去。

“最开始是冶炼厂。”双桥村羊塘组组长欧阳运河对本刊记者回忆,“1992年建起来的,一次征了几十亩地。”欧阳运河的家就在电杆坡下,距离化工厂正门不到10米,闲坐在他家的村民们,也帮着补充和修正他的回忆。冶炼厂是第一个落户双桥村的工业项目,土地租金跟村民一次性结算,以50年为期,“荒地每亩600元,茶山每亩1500元”。山林地上的附着物按棵结算,“茶树2元,树木12元”。冶炼厂从征地到建设陆续搞了一年多时间,最后却不了了之,并没有投入生产。具体原因村民们并不清楚,但他们明白,拿了一次性的补偿之后,这大片山地已经一次性地盖上了50年的封印,由不得他们做主了。

村里陆续又来了一些投资者,欧阳运河记得,“先来了一个姚老板,说是要继续搞冶炼厂,口气很大,要包下更多的地”。只是又征了一轮地后,和上次一样,工厂也不了了之。等到第三个老板到来,换了经营方向,建起了一个废料加工的造纸厂,才算是第一次正式开了工,只是没开多久就关门了。第四个老板最神秘,欧阳运河说,“连正脸都没见过,进出都戴着深色的摩托车头盔,跟面具一样”。这个神秘老板很快开工,但没有从村里招任何工人。厂子开工后,周边弥散出刺鼻的气味,“很冲很冲”,村民们因此很快发现了异常。几个月后,村民们把情况反映到了镇上,还没等查下来,老板就偷偷跑了。原来这家工厂并没有办理任何合法手续,生产的是农药“六六六粉”。

经过了这样几轮折腾,2003年,湘和化工厂作为由镇头镇政府牵头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正式落户双桥村。镇头是位于浏阳市西部的一个传统农业镇,镇上唯一的大型企业只有一家毛巾厂。由骆湘平出资的湘和化工厂设计时的生产项目是硫酸锌粉末和颗粒,2003年4月正式动工,一年后正式投产。可是在投产前,化工厂就因为征地和村民们发生了矛盾,并升级成为正面冲突。针对部分村民的频繁上访,镇头镇政府在2004年9月专门出具了一份正式答复,这份盖了政府公章的文件中指出,湘和化工厂“2003年10月投入生产”,“厂区建房1200平方米,投资1400多万元,正在建第二条生产线,预计2005年总产值将超1亿元”。

只是镇政府强调的“第二条生产线”,在镉污染事件之后由浏阳市政府出具的一份调查结论中,被确认为一条“未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手续”,“擅自建设提炼铟的生产线”。2005年3月,浏阳市环保局对化工厂做出责令停产的处罚。但还不到1年,2006年就再次启动了这条提炼铟的生产线,直到2007年3月被环保局勒令强制拆除。两次处罚似乎并没有对投资者形成实质性的威慑,2008年4月,化工厂再次未经报批,就在原有的生产线上增加了一道工序,从生产废渣中提纯镉渣并压缩成镉饼。根据调查结论,湘和化工厂持续的非法生产和混乱管理,最终造成了多途径的镉污染,成为周边区域性镉污染的直接原因。

征地和积怨

镇头镇政府倾注于招商引资的努力,并没有获得持续性的GDP回报,反而带来了一场持续性的尴尬危机。早在镉污染的危险呈现出来前,湘和化工厂和部分村民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令镇政府头痛的问题。

最直接的导火索就是那条进出厂的水泥路。这条突兀的水泥路,从田地中穿过,但直到路面硬化完成,化工厂和村民们针对具体占用面积和土地租金仍旧无法达成共识。欧阳运河带着羊塘组的村民们测量过,他们认为道路和附属设施占地有3亩,而不是化工厂认定的2.4亩。至于土地租金,也不应该是每亩每年1350元那么低。

与1992年冶炼厂征地的时候相比,2003年湘和化工厂落户双桥村的时候,村民对于土地价值的认知,已经有了质的飞跃。当化工厂需要扩大面积,完善进出厂道路的时候,麻烦也来了。虽然镇企业办专门召集村民开会,做宣传,租金也从以前的一次性补偿变成了按年支付,从2004年到2052年,田地每亩年租金1350元。但部分村民并不接受这个价码,因为他们从某种非正式渠道获得消息,据说企业给镇政府的土地年租金高达每亩1万元。这让部分村民坚信,自己应当获得更为合理的补偿,也让他们把矛盾焦点集中于镇企业办,而不是化工厂本身。

2004年5月9日,欧阳运河带着村民们按了手印的材料,第一次到浏阳市国土资源局上访。除了面积和租金问题外,他们还坚持认为化工厂用地并没有合法的手续,因为化工厂的道路,在并没有获得村民签字认可的情况下,已经完工。化工厂总共征占了6个村小组的地,欧阳运河也把这些村组的数据集合起来,自己整理出了一份非官方的征地面积清单。在这份清单上,从1991年到2003年,整个双桥村被征用的山地总共有95亩,田地近5亩。

除了上访,部分村民也采取过一些过激行为,他们用障碍物围堵进出厂的水泥路,镇政府出面解决的时候,和村民发生了冲突,有一位65岁的老人被推倒摔伤。堵路的最终结果,是欧阳运河终于代表羊塘组,在并没有任何改变的用地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对于村民和工厂之间的单纯利益纠纷,镇头镇政府也做出评判:“组长欧阳运河以各种无理要求和违法手段组织少数群众,特别是老人和妇女,阻挠各项工程正常施工。”

化工厂正式开工后,欧阳运河和妻子欧阳利明都得到了进厂工作的机会。工作车间的80多名工人相当于临时人员,按班算钱,一个班相当于一天。从2004年到2008年,一个班的价格从18元增长到了50元。虽然就业机会成为缓和双方矛盾的一种方式,但并不能从根本上化解纠纷,尤其当化工厂的危害逐渐显现之后,生存之争很快替代了利益之争,村民们的矛头也从镇企业办直接转向了化工厂本身。

从2006年开始,欧阳运河又带着若干村民签字按手印的材料开始投诉,这一次的要求不是征地补偿,而是关停化工厂。他们列举出了化工厂带来的种种异常变化,也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只是和征地补偿一样,针对环境污染的上访依旧没能得到满意答复。村民们自己的行为,也有些自相矛盾,他们中的一些人,既联名上访,也照样上班。这或许也是被逼出来的生存哲学。

不对等的对抗持续了3年之后,村民们的怀疑终于在体检报告中得到了证实。村里的几个年轻人觉得身体不舒服,意外地检查出体内镉超标。他们跟工厂交涉还是没有结果,厂长黄和平的说辞一如既往,“有问题你们找政府,政府要觉得有问题,让我怎么改,我就怎么改”。但镇政府在这么多年里,显然并不怎么支持村民们的行为。村民们提出要化工厂带领他们去做检查,化工厂拒绝了。2009年3月,愤怒和无奈的村民在化工厂的大门上锁了22把锁,禁止工厂开工,双方彻底决裂。

污染和恐慌

湘和化工厂的两个大烟囱,是进入双桥村之后,最醒目和突兀的建筑,映衬在一片苍翠中,格外扎眼。2003年镇企业办在召开征地动员会的时候,再三向村民保证,这是一个生产饲料添加剂的无污染企业。村民们当然不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化工厂生产硫酸锌也好,提炼铟也好,如果不是危害显现出来,他们依旧不会意识到有什么差别。

事实上,镉、锌和铟在化工的产业链上,存在相互伴生的关系。比如镉与锌伴生,在利用次氧化锌与硫酸进行反应生产锌的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置换出镉;而从冶炼硫酸锌留下的含镉废渣中,还能够提炼出粗铟。与硫酸锌相比,铟的价格要高昂得多。纯金属镉也是一种昂贵的金属,本身毒性并不大,但当它一旦在冶炼或工业生产中与其他物质产生化学反应,变成有机的镉化物,就会有很大的毒性。在湘和化工厂生产硫酸锌和非法提炼铟的生产线上,产生的就是这种毒性强大的有机镉化物,而当含有这些有毒物质的废渣、废水、粉尘等各种物质,在未经正确排污处理就直接排放,不仅会污染水流,还会进入土壤,根植于土壤之中,通过土地上的农作物继续传递,持续造成大范围的镉污染。

村民们的怀疑从水开始。镉污染对于土壤和农作物的危害,需要复杂的实验室检测才能得出数据。但水的变化,却是村民们可以直接感受到的。罗建春家的水井距离化工厂最近,2007年,他家新买的大铝锅,在煮过一次东西后,里面赫然变成了漆黑色,拿钢丝球擦都擦不掉。这也让他吓得再不敢喝自家井里的水,此后一直从外面买水喝。村里的消息传得快,越来越多人对自己的井水也产生了怀疑,不敢饮用。

村民们为此多次向镇政府反映情况,但同样没有结果。直到2009年3月底,在村民和工厂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之后,环保局还专门发布了一个调查结论,证明化工厂并不存在任何问题。这份结论强调“2007年10月,该厂委托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对其废水、废气污染源进行了一次全面监测,结果显示废水、废气中各类污染物均做到了达标排放”,而且“从我局多次监管情况看,该厂废气处理设施运转正常”;“生活污水量很少,对外环境影响不大”。“厂内配备有符合环保要求的固体废物堆放场”,“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工艺废水及锅炉除尘水全部循环利用,正常情况下可做到生产废水零排放”。

这份结论并不能让村民信服。事实上它显然与两个月之后专家调查组再次发布的结论大相径庭。从2009年4月开始,2800多名村民陆续获得了专项体检的机会,结果有500多人都是尿镉超标,其中一些人还是超标若干倍。检查结果带来了群情激奋,而端午节前一天,6月26日村民罗柏林的死亡再度成为导火索,村民们聚集到罗柏林家中,看着他严重变色的皮肤,验证自己身上的症状,交流着彼此的怀疑,也因此产生了更大的恐慌。村民的不信任开始被迅速放大,事情也终于升级到了需要市政府重点解决的层面。而重新组织的专家组也拿出了新的结论:“化工厂周边500米范围内的土壤已经受到明显的镉污染,厂区周边500米到1200米的范围属于轻度污染区,1200米以外的土壤镉含量基本符合《土地环境质量标准》”。但专家结论也指出,井水和地表水的镉含量并没有超标。

双桥村新兴组组长阳志军对本刊记者回忆,今年6月27日,双桥村位于化工厂周边的6个村组组长被召集起来开会,浏阳市的副市长亲自主持,让村组长们回去告诉村民,已经划定了500米和1200米两个污染范围,村里的东西什么都不要吃了,政府统一发放水、米、面、油等物资。从这时候开始,浏阳市政府正式进入了镉污染事件的应急状态,单就应急而言,当地政府方面的效率,公允地说是很高的,这些物资当晚就用大卡车从浏阳市区拉到了村子里,从市直机关抽调的300多人的工作队也下到了村里,负责物资发放和维护稳定。

浏阳市政府设计的应急方案是先发放临时生活补助,然后再集中收购污染区内的牲畜和农作物。化工厂500米范围内的,每人每天12元,500米到1200米范围内的,每人每天8元。对于12元的标准,当地政府觉得很自豪,“汶川地震的标准是10元,我们还往上加了2元”。临时生活补助第一周以消费券的方式发放,目的是为了督促村民不再使用家中的食物,改吃发放物资。但情况并不理想,运送物资的卡车在部分村落遭到了哄抢。所以一周的试验之后,市政府只好改成发放现金补助,暂定时间为一个月,截止日为8月4日。

湘和化工厂被正式关停,3名责任人被逮捕,浏阳市环保局的正负局长也被撤职。这是村民和化工厂这么多年纠葛中的第一次胜利,政府方面也终于证明了自己的行动力与诚意,但村民们却并没有因此觉得满意。继罗柏林之后,4个村民的陆续死亡,是另一种恐惧的开始。更麻烦的是,土地被污染了,农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没有了。疑虑、恐惧、束手无策,各种复杂情绪交织着,把善于隐忍的村民们的忍耐力推到了最后临界点。终于,在市政府临时生活补助到期的前几天,镇头镇发生了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村民们拉起横幅打出标语,试图为自己讨到一个说法。而这显然让政府方面措手不及,也感到委屈。

难以根除的隐患

8月5日,本刊记者到达镇头的时候,群体性事件的余波正在慢慢平息,但微妙的气氛还在。湘和化工厂紧闭的大门口,时不时就围满了人,谈论着早上排成列到达的警车和警犬。停驻警车的毛巾厂铁门前也挤满了人。这些都是别处来的旁观者,双桥的村民们没有这样的闲心,除了照常的一日三餐,他们现在最关心的,就是身体中的镉超标到底该如何治疗,以及被污染的土地,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恢复耕种。他们并不害怕等待,害怕的是等待没有期限。

镉污染是一种小众的知识,镉超标的治疗也没有明确的医学方法。镉不是人体的必需元素,但可以通过食物、水和空气在人体积蓄下来。镉在人体内的代谢非常缓慢,当镉浓度到达一定程度时,就会发生镉中毒。作为新闻发言人的浏阳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周孟德再三提醒本刊记者,镇头目前存在的情况只是“镉超标”,不是“镉中毒”。他喜欢用酒量来做类比,“有的人喝两口就醉了,有的人喝两斤都没事”。至于镉超标和死亡事件的关联,周孟德说,目前只有一例公布了尸检结果,就是44岁的罗柏林确认存在“轻度镉中毒”,他是化工厂里的锅炉工,体内的尿镉指标接近正常值的4倍。

为了防止镉污染通过食物链继续传播,浏阳市政府目前的工作重心是组织收购污染区内的牲畜和农作物,这是一项浩大工程。那些非污染区内的农作物,虽然专家结论说土壤基本合格,但它们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连累。镇头今年的蔬菜和瓜果种植大户因此损失惨重。退伍老兵尹辉平今年在涧口承包了20多亩地,第一次尝试种西瓜,前期投入的成本大约有13万元。西瓜地离双桥大约2公里,尹辉平也有战友在化工厂工作,他还好心地提醒过对方,化工厂肯定有污染,别干了。但他并没有想到,化工厂的污染严重到可以侵害周边的土地。他种的是麒麟瓜,按常理,第一批瓜在端午节前会挂果,可是有7亩多瓜没有挂果。咨询了一些农业专家,也没弄明白原因。等到第二批瓜出来的时候,又赶上了化工厂出事,“批发商一个都不来了”。虽然按照划定的污染范围,尹辉平的西瓜地并不在内,但把瓜运出去,只要说是镇头的,根本卖不出去,连带他自己也不敢再吃了。瓜在地里堆着,又因为暴雨积水坏掉了3吨,直接损失3万多元。麒麟瓜的成熟周期是35天,从种到收,可以循环到10月,但现在,这些瓜再也换不来钱,尹辉平还得倒贴3个短工的工钱。他知道,也有人趁着天黑偷偷地把瓜果蔬菜运出去卖,“打死都不说是从镇头来的”。

现在,污染区内的田地和菜地闲在那里,杂草和村民们的慌乱恐惧一起,在一些地里疯长。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知道,他们正在经历的这一切,几十公里外的株洲马家河镇新马村村民们早就经历过了,而且还在继续。新马村的镉污染发生于2006年初,同样是村民们在某一天突然发现井水明显变色,村民们陆续的体检结果也显示镉超标。他们认定污染源只可能是附近的龙腾实业有限公司,在和工厂多次交涉无果的情况下,发生了打砸工厂的事件。

2006年9月,湖南省政府对于新马村的镉污染问题做了正式通报。新马村的这份调查结论认为,“部分村民身体不适反应系镉污染所致,而镉污染主要是由于该区域土壤中含镉值高、区域内工业污染源的排入、农业生产中施用高镉化肥等多种原因历史形成”。这和镇头的结论显然不同。虽然两份结论都对饮用水和地下水做出了未受镉污染的论断,但他们对于农作物的判断又明显不同。镇头镇的结论指出,瓜果类蔬菜明显超标,不宜种植,但叶类蔬菜没有问题,“建议农户今冬种植产量高、效益好且对镉不感冒的油菜、叶类蔬菜等农作物”。而3年前新马村的结论相反,认为“叶类蔬菜中重金属含量超标,应限制种植”。

未知的结局

事实上,比起浏阳,株洲整体的镉污染更为严重,2009年2月14日株洲市人民政府转发了国土资源局的一份通知,文件中赫然指出,作为老工业基地的株洲,已经付出了沉重的环境污染代价,是全国多目标区域地球调查发现的“最严重的镉污染区”,“被严重污染的土地面积达到34.41平方公里,集中分布在以清水塘工业区为核心的市区西南部,该范围内的农用地早已不适宜继续耕种”。“镉污染土地的开发利用”,已成了株洲市的“头等大事”。

新马村污染事件之后,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启动了《新马村土壤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与示范的项目》,按照约定,这个项目将在今年9月份结题,但项目负责人黄道友在镇头事件之后,又被迅速请到现场,不愿意透露任何信息。新马村的村民们已经在无奈中等待了3年,2008年的时候,政府第一次发了油菜籽,引导村民试验性种植,可最后的检测结果证明,这些油菜籽炼出来的菜油依旧不合格。现在,新马村的田地,或者荒着,杂草长到半人高,或者依旧在种植传统的农作物,稻谷、瓜果和蔬菜。虽然专家们的警告言犹在耳,但政府发放补助并不足以维持生计,传统的农业生存也无法因此被彻底改变,那些无法外出谋生的人依旧只能依靠土地谋生,“不种地,吃什么?”

在新马村的一片山地上,村民刘桂安的家人在家门口忙着收花生,如果不说自己来自新马村,这些花生还是能悄悄在市场上卖出去一部分。他们自己说起来也有些不好意思。刘桂安是新马村唯一一个用法律武器向龙腾实业讨公道的人。2006年,他年仅4岁的小女儿刘冰洁持续高烧不退,医院的诊断结果是慢性镉中毒,全家人砸锅卖铁给女儿看病,两年花了八九万元钱,还是没能挽回女儿的生命。2008年3月24日,刘冰洁因“重度贫血、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悲伤而愤怒的刘桂安决定告龙腾实业,这家公司离开新马村之后,换了个地方重新开张。这场官司也是颇多波折,在得到了来自北京的法律援助之后,终于成功立案。可2009年4月第一次开庭的时候,法院居然以刘桂安的妻子易小毛没有共同参与诉讼为由,要求撤案。刘桂安的律师觉得简直啼笑皆非,但还是让易小毛补充了一个诉讼请求,这样才获得了6月第二次开庭的机会。

龙腾实业公司拿出株洲环保局的一份文件来为自己开脱,这份文件的全称是《关于关闭株洲高新技术开发区龙腾实业有限公司的建议》,针对公司的污染状况,环保局如此措辞:“结果显示,废水中铬、镍等重金属污染物严重超标。”这份并未公布的结论多少让人诧异,针对一场镉污染,株洲环保局的结论中却没有明显地指出废水中含镉。

民事案件一审的审限是6个月,但刘桂安有些心急,时时去法院打听。他告诉律师,自己只想给女儿讨回一个公道,所以在诉讼请求中,律师帮他计算的赔偿数额全部加起来只有20万元。易小毛只要回忆起女儿的点滴,依旧会忍不住落泪。钱换不回女儿的生命,但至少可以让他们的内心得到最起码的慰藉。他们不属于新马村镉污染超标的重点名单,和浏阳双桥村的村民体检结果张榜公布不同,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连自己的具体检查结果都没有拿到。在150人重点名单中的那些村民,比如刘运达,可以享受的福利是每个月从乡镇卫生院拿一次药,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这些药的陪伴下躺在床上。药品只有4种,“葡萄糖酸钙片、维生素AD胶丸、六味地黄丸和肌苷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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