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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家湾瓷片坑之谜

2009-08-17 10:39 作者:李晶晶 2009年第30期
“毛家湾1号院原来是林彪的住所,后来住的领导职位都比较高。所以那一片一直处在保密状态,挖坑时候旁边都有战士持枪站岗,只准在这一个范围内,所以这事闹得就挺神秘,原来的资料留得也很少。这个东西出来以后,由于位置特殊,也只是报道了一下,说发现了一些东西,究竟是什么没人知道。”北京艺术博物馆馆长张树伟告诉本刊记者。

8月3日,毛家湾出土瓷器珍品展在北京举办

北京毛家湾胡同1号历来是块重地,闲人免进。2005年7月,一个偶然事件将它推至幕前。毛家湾1号的主人中央文献研究室在铺设供暖管道时发现了瓷片,按照今天人们的文物意识,大家都有些兴奋。在后来的10多天中,瓷片越挖越多,最终总数统计达100多万片,足足装了11卡车。
这件事情作为新闻见报以后,老百姓也想一睹芳容。时隔4年后,今年8月3日,在万寿寺北京艺术博物馆,举办了“毛家湾出土瓷器珍品展”。这么多残片集中在一处出现,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挖掘:它们在这里

“那是2005年7月21日17时,我已经下班了,突然接到同事电话,说在毛家湾铺设供暖管道时发现了瓷片。7月22日一早,我带人赶到现场,发现距离地表大约三四十厘米的地方,有面积近5平方米的一层瓷片。我当时以为,可能用一天时间就可以把这些瓷片清理完毕。可是连续干了两天,还没见到坑的底部和四个边界,这才意识到,这可能会是个重要发现。”马毅是西城区文委执法队的队长,他告诉本刊记者,他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文物单位工作人员,7月24日,马毅向北京市文物局做了汇报。

于是开始了为期10天的抢救性挖掘。“7月25日,我们接到通知后,马上赶到工地。眼前是大范围的瓷片堆积,层层叠叠,颇为壮观。我们在北京城市遗址考古中,对文化层中出土瓷片是习以为常,瓷器窖藏也发现过数次,但在毛家湾发现这么多瓷片,还是头一次。”李永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研究员、毛家湾考古发掘的主要成员之一,他向本刊记者回忆:“现场的管道沟是‘之’字形,由北面横向折着朝南边拐,坑正好在之字拐弯的地方,我们赶到的时候,西城区文委已经挖了两天了,中央文献研究室也挖了一段时间,有两卡车的瓷片不知下落。在初步查看后,开始怀疑是地层包含过去的遗物。但两天后,根据土坑的范围、深度、厚度,我们能够确定这是人工挖掘的坑,它有明显的壁,但是还不能判断它的性质。当时有人猜测是明代进行了分类垃圾的处理,这很玄乎,现在北京都没做到,何况是过去。”

相对于其他考古发掘,这次毛家湾的工作似乎要枯燥许多,因为整个坑里除了瓷片还是瓷片。直到8月3日,挖掘工作才算基本结束。“这个瓷片坑也不纯粹是瓷片,它的土和灰很少,跟瓷片一起埋的还有猪的下颌骨、石头雕的盆、骨牌、煤屑都有,比例大致是万分之一。后来我们整理的时候才知道,这不是唯一的瓷片坑,在上世纪80年代,北京站邮局附近芝麻胡同也发现过一个瓷片坑。”李永强告诉本刊记者。

“毛家湾1号院原来是林彪的住所,后来住的领导职位都比较高。所以那一片一直处在保密状态,挖坑时候旁边都有战士持枪站岗,只准在这一个范围内,所以这事闹得就挺神秘,原来的资料留得也很少。这个东西出来以后,由于位置特殊,也只是报道了一下,说发现了一些东西,究竟是什么没人知道。”北京艺术博物馆馆长张树伟告诉本刊记者。

就这样,挖掘后的室内整理工作,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考古基地内悄然有序地进行着,从2005年8月开始至2007年8月结束,历时两年。“我们整理的时候把它们逐级分类,叫‘多级分类,系统复原’。多级分类是按照时代、窑口(邢窑、龙泉窑、景德镇、磁州窑、定窑等等)来分,窑口下面按釉色品种分,釉色品种下面是按器型来划分。这批瓷片时间跨度长,最早的为隋唐时期,最晚的为明代,下限比较有把握的是到明代正德末年,时间跨度900多年。隋代的瓷片比例非常小,不会超过三四片;以明代的数量最多,占整理瓷片的97.5%;唐代至元代的仅占2.49%。其中以景德镇窑产数量最多,有82万余片,占全部整理瓷片的94.09%,其中以青花瓷器数量为大宗,有68万余件。占景德镇窑瓷器的83.84%,以碗、盘、杯等饮食器为主。虽然没有确切地统计过,但保守估计官窑器在150片之内,比例很小。耿宝昌先生发现了一个青花罐子的盖,他认为和故宫里面的盖子是一样的,还有一些传世的官窑瓷片。”李永强说。

随着2007年整理工作结束,相关的《毛家湾明代瓷器坑考古发掘报告》的完成,不同的观点、声音也就多起来。“很多人来谈这个事情。社会上有名望的人士,陶瓷界的专家各有各的说法。有漕运码头说,地震说,或是分类垃圾说等等。”张树伟回忆道,“文物局在2006年工作安排的时候就说,这么大量的出土,跨度这么长,这么多窑口(9个),在国内非常罕见,在北京是首次,要把这批东西好好研究,再制订方案。2007年出考古报告的时候,只是在专业人员中有影响,没料想现在通过博物馆向社会展览,人们依然在好奇,它们从哪儿来?为什么会在这里?”

瓷器坑:众说纷纭

毛家湾瓷器坑从它被发现到现在已有4年的时间,有意思的是,它的每次“公众亮相”,必会引来各种声音和观点,可谓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三联生活周刊:这么大规模的瓷片来源于什么地方?

李永强:我觉得应该把毛家湾瓷片的来源和形成分成两个问题来看,会更清楚一些。来源从坑的形成、坑周围的情况、出土的瓷片可以提供很多信息。一是使用器,这就排除了很多猜测,比如库存瓷器,因为毛家湾临近西什库,既然是库存的,应该是没使用的。再一个是官窑器和民窑器都有,位置刚好在皇城西面,跟皇城直线距离400多米,挨着皇城的西城河,在护城河边上。还有一个是,这个瓷器坑是个特殊的垃圾场,它打破了其他3个灰坑,就在这个瓷器坑不到50平方米的范围,包括这个坑本身,有4个灰坑,可以把这个认为是垃圾填埋场。

从瓷质比较疏松的瓷片看,应该是有过好几次的腾挪转移,坑里的瓷片在填埋之前是分区放在好多地方,可能因为某次事件,在这个大伙儿倒垃圾的地方把瓷片一次填进去。里面有些非瓷器的东西,虽然比例非常小,但能说明一些问题,这是当时的生活垃圾,比如厨房垃圾会腐烂,这些烂不掉的就留下来了。给人的感觉就是纯粹的瓷片堆积,实际上是和生活垃圾有关。

马未都:首先我承认自己不是考古专家,也没有看过现场挖掘,只是在2007年北京市文物局召开对毛家湾瓷片坑挖掘新闻发布会时看过那批瓷片。当时给我的印象是,瓷片数量令人非常震惊,堆积如山。对考古工作者的工作我表示尊重,但对于目前学术界的结论,我有不同的看法。

我认为此事一定和商品有关,和明代漕运有关。毛家湾从地名上来看就是河道,北京在元朝建都以后,水系是直达城内的。比如元大都当时老百姓吃的粮食,是直接运到积水潭这个地方。随着城市扩展,码头一次次向外城迁徙。到了清朝后期,重要的商品码头都到了今天的通州,这跟我们的公交系统的变迁非常相像。明代的中后期,嘉靖、万历时期正是中国城市经济繁荣、城市扩展时期。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萌芽状态,那么北京城市的扩建顺理成章,瓷片年代下限定为正德晚期、嘉靖早期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三联生活周刊怎么辨别这些瓷片是使用器?

李永强:从三个方面可以辨别使用痕迹:一是残留物,带颜料的,这些可以做化验,还有当时妇女化妆用的胭脂水粉,以及碗、盆、碟子、盒四类。二是瓷器破了有锔补的办法,在很多器物里有锔钉孔,有的还留着锔钉。三是釉比较厚,釉面硬度也不是太大的器物,器物的底磨损很明显,假如这个釉本来是绿色,磨损面就是白色,基本接近胎的颜色。这三类是容易观察到的,但具体占多大比例没有统计,大量是容易观察到的,表面有划痕、磨痕。还有一些元代钧窑的瓷器,一些北方窑口生产的瓷器胎质不好,烧的时候火候太高,胎质不太坚硬,在埋之前有过几次的转移,它的棱角就不像明代景德镇瓷器的棱角这么尖锐,比较圆钝。瓷器留下使用痕迹不是短期的过程。

马未都:这上百万瓷片是垃圾无疑,但是不认为是生活垃圾,跨度100多年的生活分类垃圾堆积在一起是没有可能的,毕竟打碎碗盘在生活中是概率很小的事。这一定是商业垃圾,关键是这商业垃圾如何形成的。首先是时间跨度比较大,按考古报告说由唐朝起,经过辽宋金至元朝。实际情况瓷片主要是元明两朝,绝大部分还是明朝。其实我认为唐辽宋金的瓷片数量之少可以忽略不计,对此坑的构成没有实际意义。那么元代部分仅在2% 左右,剩余部分基本都是明早中期,城市扩建,将码头改地点,毛家湾一带已不再是瓷器的终点站,堆砌的碎瓷片可能会被掩埋掉,而在垃圾的翻运过程中会产生釉面摩擦,这也会让人感觉是使用过的痕迹。那么这个现象恰恰说明了漕运的持续性。

三联生活周刊:这些瓷片的年代为什么会集中在明代?

李永强:《明史》里记载着一个事件,虽然不能拿来直接解释瓷片的来源,但可以给我们启发。说的是正德十二年(1517),有几个御史在吉庆坊、明御坊看到老百姓在那儿哭哭闹闹的,就过去询问,老百姓就讲他们家被占了,要做皇家酒肆,大家没安置好,露宿街头。这个史料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吉庆坊、明御坊就是毛家湾所在地,时代上也比较接近,和正德末年相符。再一个是正德皇帝要腾这片地方建皇陵酒肆,肯定会有动工,在这之前肯定要平整土地,这三条对于理解坑的形成是有帮助的。具体一点就是毛家湾在吉庆坊,当时是比较密集的居民点,它的东面是明代的皇城,首先能从数量上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瓷片,官窑的、民窑的都有,还是使用器。另外是因为某次事件,先有坑再把瓷片填埋进去的,相当于一种城市改造的工程。这些本来是在皇城外头、居民胡同散乱的瓷片因为城市改造被填到这里了。正德十二年的事件有一定启发,但不能解释这个坑的形成。因为坑里出了一块瓷片是庚辰年造的,庚辰年是正德十五年(1520),但历史记载的这次事件是发生在正德十二年,时间上有差别。

马未都:我的观点基于我对这些瓷器、对北京城市变迁的了解。古代的商品运输是个很头疼的问题,运输成本往往大于制作成本,和今天完全不同。尤其像瓷器这种易碎品,运输中的破损率极大,所以在《陶冶图》中专门有一节是记录包装的,可见古人把包装看成陶瓷生产中重要的一个环节。显然景德镇的陶瓷向全国的输出都是要先通过水路,这个水路运输经过漫长的时间最终抵达各个城市。北京这样的首都,运输量一定很大,这个垃圾坑的残片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商品要在这儿分发,有一定的破损率是正常的。请注意,古代的破损率往往要高于今天。北京的地名中,有不少的仓库遗存到今天。比如,西什库、海运仓、南新仓今天这些地名依然存在,南新仓至今还在。理论上讲,一定还有一些仓库没有留下名字和遗迹。毛家湾是古河道不存争议,查一下明代北京地图就很清楚。明紫禁城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建成和北京发达的水运有直接关系,留下的证据故宫东边是南池子、北池子,故宫西是南河沿、北河沿,这些当时都是包围着故宫的水系。通俗地讲这就相当于当时的“公路系统”。

瓷片年代的这个下限是非常整齐的,北京城尽管曾经是元大都,但是真正的发展是在明永乐以后,明后期城市发展加速。这坑瓷片恰恰是北京城市发展史的一个证据,对北京城市发展史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好的资料,这个意义超过研究瓷片本身。

三联生活周刊:它们为什么最终会集中在毛家湾地区被掩埋?

李永强:这个坑虽然是一次性形成的,但属于二次搬运。这些瓷片在填进坑里之前,是分散放置的,等到要处理的时候再集中起来,所以它没有成为记录,从上到下,没有明确的年代特征。据史书记载,前毛家湾位于明皇城西北角的西侧,其北面是迭经废置的太平仓。西面紧挨人口密集的鸣玉坊。毛家湾瓷器坑形成于明正德、嘉靖之际,它不具备窖藏性质,坑内大量的明代中期的瓷片,直接来源于当时周边人群生活中的破损瓷器。数量惊人的瓷片在填埋之前,被分散丢弃堆放在若干处,因为城市扩建等原因,被清扫集中,就近填埋在当时的垃圾场,也就是现在的前毛家湾胡同1号院。

这些瓷片的来源也很符合周围的消费人群和生活状况,有皇城,就有宫里面出来的官窑瓷片,周围有居民点,就有大量民窑瓷器。就器样说,档次也是拉得挺大的,民窑中有好的,也有次的,能符合周围居民的身份。有很多炉,是读书人用的,主要用于焚香,为了提神醒脑,也可以当成陈设,营造一种雅致的氛围。能够反映周围人群的受教育程度还是相当不错的。样式还有不少和绘画有关的颜料碟子,还出来一些饮酒的、斗蟋蟀的、鸟食罐等等,由这些器物反应出生活的状况,当时消费人群的身份、阶层、喜好,应该是与京城居民的身份相符。

马未都:毛家湾库,我们姑且推测此处曾经是库,破损的瓷器一定会堆积在某一处,在最终时刻一并掩埋。

这并不是凭空猜测,80年代我在多家外贸仓库就看见过堆积如山的瓷器残片,这些残片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陆续破损堆积在此的。我们可以由此推测毛家湾的瓷片形成过程与此相同,这也就正好解释了瓷片为什么像使用过的。堆积的瓷片垃圾在整个过程中被搅动是非常正常的,当然不排除里面含有少量使用过的瓷器。使用瓷器的来源,水运途中,景德镇一船瓷器运到北京的时间需要半年以上。押解人员吃住在船上,使用瓷器破损后,也不会扔进河道,会在靠岸时一并处理。另外,仓库的工作人员,比如看库的、装卸工等都会使用瓷器,都有可能失手打破,顺手将其扔入瓷片堆。

无论古人的道德意识有多高,仅将其瓷器残片分类是一个说不通的事,尤其分类后又集中在一处就更说不通了,除非有利益驱使。毛家湾瓷片看不出有丝毫的利益迹象,又无行政命令的可能。那么100多年的时间内将残损瓷器集中于此,除此之外,我目前没有其他思路。我们希望用证据说话,证据不足时用逻辑证明,我们不能用一个逻辑不通的道理来解释一件事情。
(实习记者温馨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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