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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事者孙伟铭

2009-08-17 13:40 作者:陈晓 2009年第29期
他要求上诉。他的人生经历让他还冀望自己的“个人价值”,能够完成对自己、清贫的家庭和受害者的救赎。

7月23日,孙伟铭在庭审现场

孙伟铭没想到自己会获死刑。7月23日,这个因醉酒无证驾驶而导致4死1重伤的惨烈车祸的年轻人,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被判处死刑,这是在今年全国恶性车祸频发背景下的一场判决。在死刑宣判后第二天,就有四川5名律师上书高院,认为量刑过重,建议“刀下留人”。7月28日,孙伟铭的律师施俊英去看守所见孙伟铭时,恰好5人团的一位律师也在看守所。他说,孙伟铭,我们支持你,给你减刑。孙伟铭站起来给他鞠了一躬。

他要求上诉。他的人生经历让他还冀望自己的“个人价值”,能够完成对自己、清贫的家庭和受害者的救赎。

两场寿宴

从1998年来到成都开始,孙伟铭的人生似乎一直在走上坡路。直到2008年12月14日17点之前,孙伟铭在周围朋友的眼中,还是一个前途无量的商界白领。他是成都市一家中型信息公司的销售总监,好年头可以收入十几万元,在高新区的中档小区买下了一套商品房,并有一辆别克私家车。本刊记者采访了多位孙伟铭的朋友,对他的印象都是“文质彬彬,有修养,会打扮,有品位”。12月14日下午,在成都姑爷的80寿宴上也是如此。孙伟铭穿着黑色高领毛衣,藏蓝色的三颗粒毛呢西服,戴一副金边眼镜。酒席免不了要推杯换盏,有房有车的孙伟铭受到亲属的一阵猛夸,据一位亲属回忆,席间孙伟铭很兴奋,不停与人举杯,几乎逢酒必干。孙伟铭事后在法庭上说,自己情绪好的时候喝一斤白酒也没问题,当天他在酒桌上喝了大约七八两白酒。酒席从中午吃到下午15点,孙伟铭并没有显出醉态。散席后,他还打了一会儿扑克。

16点多,孙伟铭准备开车送父母去火车北站坐回重庆的汽车。他在2008年5月刚买了这辆黑色别克车。成都是个并不算特别富有的休闲城市,工薪阶层的私家车都以奥拓、QQ、长安这类小型低价车为主,一辆别克可以算工薪阶层的豪车。孙伟铭的父亲孙林告诉本刊记者:“我们本来说他喝了酒不要开车,但他坚持要送我们。”“我想,在亲友面前抖擞一下,开车送父母走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孙伟铭事后对交警回忆。

他驾驶着这辆车从成都东边的万年场出发,将父母送到了城市北边的汽车站。这段路程需要从二环路环绕几乎半个成都市。在车上的父母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异样,“只是他妈妈说了一句,今天好像还开得快些”。孙林告诉本刊记者。送走父母后,孙伟铭掉转车头向东,准备由成龙路去成都郊外的龙泉驿拜访一个朋友,这又需要穿过城中的密集车流。但通过警方事后调集的天网监测录像,两次穿城而过的长距离行驶,以及在人多车杂,路况复杂的火车北站,孙伟铭驾驶的黑色别克车都表现得很正常,“行车很平稳,没有违规,看到红灯也知道停”,一位调看过当时影像资料的警察说。

但到17时左右,中午喝下的七八两白酒开始起作用。第一个看到他行车异常的是市民付雨根。他当时行驶在和孙伟铭相同的路线,当车行至成龙路第一个长缓坡时,“从右后方开来一辆黑色别克车,从右边超车后立即向左变道,差点和我的车相撞。之后那车就开S形左右变道超车。我妻子记住那辆车的牌号是川A43K66。”付雨根说。

几分钟后,行驶在这条路上的刘小红从后视镜上看到一辆黑色别克车从后面“扭起扭起”开过来。“当时就觉得那辆车不对头,好像一直超着车。”刘小红说。黑色别克车一头撞上了比亚迪的尾部,然后“往后倒了一下,从右侧超车往三环路方向速度很快地跑了”。

追尾比亚迪是一场惨烈车祸的开端。冬天的星期日下午,成龙路上车流量很大。“喝过酒的人都知道,没有自控能力,手脚不灵活。因此,在醉酒情况下一路超车,左右打方向盘,稍微不注意,就可能车子失控。”四川省交警总队一位警察对本刊记者说。

在城市另一端,代玉秀也刚参加完一场80寿宴。她是成都一家电缆厂的退休工人,喜欢唱歌,跳舞,打小麻将。但这天她破天荒地没有玩牌,宴席结束后不久,她就决定搭朋友的车离开。从吃饭的地点回家,沿成龙路进城方向,车程不到半小时。

代玉秀坐在一辆灰色长安“奔奔”的副驾后方,和她并肩的是金亚民夫妇,车主张景全夫妇坐在前排。上路不久,张景全的电话就响了。他把车停在路边,接了十几分钟的电话后继续前行。快到“卓锦城”路口时,张景全超了前面一辆奥拓车。此时路口红灯变黄,“奔奔”停在了路口最靠近黄色双实线的车道。

时间到了17点20分。

2008年12月14日,成都成龙路卓锦城路口,孙伟铭交通肇事现场

被撞碎的生活

成龙路是一条双向六车道的马路,马路宽阔,路况平稳,路面用黄色漆刷着限速60的字样。卓锦城路口刚好处在横跨三环的骄子立交桥下坡处的尽头。“这意味着,一般车到这个位置,由于下坡,从坡顶下来都会速度快一点。”四川省交警总队一位警察对本刊记者说。

在红灯刚要转绿的时候,孙伟铭的车也驶离了他追尾比亚迪的位置1650米,来到卓锦城路口。按警方事后根据鉴定,“他当时的速度已经到了134~138公里/小时”。酒精的后劲已经发作。“他说感觉开着开着,周围的天都变黑了。”孙伟铭的律师施俊英对本刊记者说。但实际上,当时所有行驶在该路段的证人对天色的描述都是:白天,路面干燥,视线很好。

17时20分,一声巨响。黑色别克车越过道路中间的黄色双实线,一头撞向了停在最近车道的“奔奔”。停在“奔奔”之后的奥拓车车主谢开新看到,“奔奔车被撞起来2米多高,越过两个车道,左侧侧翻在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隔离绿化带上。一名女子从车中被甩了出来”。

蒋维平驾驶的蒙迪欧停在奥拓车之后。他看到“别克车撞击奔奔后,在道路上旋转,旋转时与前面的奥拓车发生碰撞,撞飞的散落物打坏了我的车灯”。别克车依然没有停下来,直到它撞上了排在蒋维平之后的一辆奇瑞车的保险杠。这是它撞击的第四辆车,撞击范围已经到了离卓锦城路口约50米的地方。当孙伟铭从副驾位置下车后,他的头部流血,站都站不稳。此时他血液中的乙醇浓度为135.8mg/100ml,高于醉酒驾驶的底线80mg/100ml。

这次连环撞击对三辆车造成约5万元实物损失,但受伤最严重的是“奔奔”。一位当时赶到现场的成都记者告诉本刊,“别克车撞击奔奔的位置是在驾驶员所在的车头,我看到奔奔车的车头被撞瘪一大块,就像是从右车头到左车身被斜切掉了70度”。

驾驶员张景全和副驾位上的妻子尹国辉被卡在座位上,等到消防员用切割机将他们和车身分离,送到空军医院后,他们已因伤势太重身亡。坐在后排中座的张成秀被强大的冲击力从汽车的前挡风玻璃飞出车外,当场死亡。和她同坐后排的丈夫金亚民也当场死亡。两对夫妇的死亡原因都是因碰撞导致颅脑及胸部复合性损伤。

代玉秀的座位是离撞击相对最远的一个位置,经过一个通宵的抢救,她幸运地活了下来。但不幸的是,强大的撞击力也导致她重型颅脑外伤,全身多处骨折。

2009年7月29日,代玉秀倚靠在家中客厅的沙发上,神色依然痛苦疲惫。她的身体里还有无数断骨和十来颗钢钉。“小腿17处骨折。”她的儿子韩思杰告诉本刊记者,“两根小腿骨,粗的一根用钢板支撑着,打入钢钉连接断骨。细的一根就管不了了,医生说让它们先自己生长”。因此刚出院回家的时候,代玉秀的左小腿不能弯曲。诊断书上写着,左膝关节活动度丧失达50%以上,已明显构成肢体残废。家里人为了让她再站起来,每天要扶她站起来做康复训练。但这对代玉秀是个痛苦的折磨,一旦身体的力量被加诸碎裂的腿骨,“小腿和脚就觉得刺痛难忍”。

代玉秀刚进医院的时候昏迷了好几天。一根位于头部正中的神经已经移位,这意味着头痛发作的时候,她会意识不清:叫儿子“兄弟”,还怀疑从城市另一端赶来为她做饭的姐姐在隔壁杀羊,用羊血来给她做饭,并在饭里下毒。清醒的时候,她会说“觉得最对不起儿子”。儿子是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的研究生,去年刚从深圳回成都,找了一份实习期间月工资只有800元的事业单位,“因为更方便请假,好照顾家里”。

25岁的张志宇和24岁的金宇航的生活也被这场车祸撞碎。他们的父母双双罹难,这两个刚从学校出来不久的孩子,除了面对只有一个人的家,还要负责偿还父母刚买不久的房子的贷款。

第一封信:我的奋斗

2009年4月,距离开庭约一个月的时间,3个受害家庭都收到了一封来自郫县安都镇的信。信是孙伟铭从看守所里写来的。他说自己“以当下卑下的身份来信”,是希望受害家庭能对他“多一些了解,并给予机会”。在信里,他讲述了自己来成都的奋斗经历,并强调自己的“个人价值”,这是他在成都打拼10年的立身之本,现在他希望能凭借它完成对自己、家庭和受害方的救赎:“我觉得无论个人能力,包括社会这么多年培养我,父母培养我,学校培养我,如果让我在这样的环境长久地待下去,是一种浪费。对受害家庭也是这样的。”

1998年,高中毕业的孙伟铭来到成都。对于自己的中学时光,孙伟铭很少跟朋友提起,只是简单总结为“盲目虚度光阴”,唯一和未来相关的是,“他告诉我们,他在中学一直坚持练长跑,是非常有毅力的一个人”,孙伟铭的朋友黄颖对本刊记者说。

父母是远在重庆的普通工人,对他在这个省会城市立足无法提供任何帮助,高中学历让他无法选择更高的起点,年仅20岁的孙伟铭从销售人员起步。他在一家软件公司谋取了一份销售职位,首月底薪仅400元。“基层的销售员基本都是家里没有背景的年轻人来从事,要承受比别的行业更多的拒绝和打击。”刘强(化名)曾经是孙伟铭的同事,他告诉本刊记者,

但孙伟铭“更严苛地逼自己做很多事情”。“公司早上8点30分打卡,他从来不迟到。我们有时候做不完的工作就拖到明天,他为了按时交标书或者文档,可以经常不吃晚饭,熬夜到三四点写完。”对自己工作的苛求在他当了销售总监后,普及到整个部门。“他订了惩罚制度,如果我们的文档里出现一个错别字,就要扣钱。他自己也一样受罚。”易川(化名)告诉本刊记者。他是孙伟铭的另一位朋友,易川看过孙伟铭在商场上的表现,“一个团队出售产品时,他会先让新人去做产品讲解,在整个过程处于劣势的时候,他站出来,把产品重新表述一下,可以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在法庭上和给受害家庭的信里,孙伟铭都提到自己是一个“有抱负的人”。虽然朋友们私下没有听到他描述自己的抱负,“但是从他工作的劲头可以看出来。他一周工作至少70个小时,为了工作可以放弃一切。他30岁还没交女朋友”。易川说。

孙伟铭的职业化和由此历练出的心理素质,成都电视台《红绿灯》栏目的制片人贾红雨也有很深刻的印象。他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见到孙伟铭。孙伟铭的右边脸上还满是碎小细长的伤口,左边头上包着纱布,头部的撞伤导致眼部红肿。“一般人犯这么大事已经被打倒了,拒绝采访是很正常的。或者什么也不说,或者哭得没法说下去。但孙伟铭不一样,他没有崩溃,情绪很稳定。说话很慢,一边想一边说,感觉是个不会随意地说一些话的人。”贾红雨对本刊记者回忆。

“他态度很好,见面就先点头,像在生意场上见客户一样。他希望能给他父亲带几句话:第一,帮我转交一份未完成的合同,如果现在中止,会引起经济纠纷。第二,帮我转交车后备箱的电脑里的一些经济资料。第三,帮我请律师。第一个律师是某某,如果他不行,你找第二个律师。他分别交代了每一个需要他父亲找的人的名字和电话,所有号码都是随口说出的,感觉他是个很聪明的人,这些事情都记在脑子里。”

孙伟铭捎给父亲的最后一句话是:重庆的房子千万不要卖,这是你们留着养老的,我自己的事情自己会解决。

第二封信:我的家庭

从1998年离开重庆,孙伟铭就开始独自面对外面的世界。父母都出身农村,在铁路部门从事基层工作。父亲孙林年近六旬,体弱多病,即将退休。但是为了多挣几百块奖金,他申请去为单位在偏远的工区煮饭,“工作的地点都是在山沟沟里转”。孙林对本刊记者说。母亲因病在多年前已经办理病退,父母收入加起来不到2000元,除了一套住房,没有其他财产。

因此,当孙林2008年12月15日接到成都警方的通知后,他面临着自己58年的人生经验难以解决的一系列难题:如何为儿子求得受害家庭的谅解?如何凑齐受害家庭要求的总额近百万元的赔偿金?还有如何战胜自己内心的恐惧和羞愧?

孙林到成都的时候是事故发生的第二天晚上。“警察没有说到底出了多大的事,我就带了5000块钱,连身份证和药都忘了带。”孙林说。当他走出候车室时,正好有人拿着一张报纸在看,上面赫然就是儿子孙伟铭的照片和交通肇事致4死1伤的严重车祸。他一看就“吓倒了”,他在候车室找了个僻静的地方痛哭了一场,然后就在火车北站的广场上,来来回回地徘徊了一整夜。

孙林一直不敢跨进交警局的大门。“警察给他打了6次电话,他都说要来,但每次约定的时间他都没有出现。”韩思杰对本刊记者说。12月16日上午,当他终于出现在交警三分局的办公室,韩思杰的父亲抑制不住愤怒,给了他一耳光:“你敢骗我,打电话你也不接。”孙林双膝跪地,痛哭着说:“我确确实实没有电话,我用不来电话。”

孙林从来没有成为被关注的焦点,尤其在儿子犯下这么大的事故后,公众的注意让他慌乱羞愧。在成都市交警三分局与受害者家属见面后,为了躲避媒体追问,他拎着塑料袋,急匆匆三步并作两步,几乎是从楼梯上跳着下楼。实在躲不开媒体追问时,他就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孩一样汇报,“我正在四处凑钱”,“我们不敢露面,走在路上,别人都在戳我们的背脊骨啊”。孙林对本刊记者说。

因为凑不齐受害家庭要求的赔偿金,他也一直不敢跟受害者家属接触,这让受害家庭怀疑他解决问题的诚意。律师施俊英告诉本刊记者,孙林一直急切地想卖掉瑞升花园的房子,但由于孙伟铭在看守所,无法去公证处,房子出售遇到了法律上的障碍。孙林收了4次订金,最后都不得不退掉。孙伟铭的所有积蓄都用来买了这辆20多万元的别克车。事发后,办案民警在他身上搜出三张卡,一张有58元,一张有53元,另外一张卡里没有钱。

4条人命,近百万元的赔偿。这不是这个一直谨小慎微地生活、每个月全家收入不到2000元的老人能够处理的问题。

孙伟铭也知道这一点。2009年6月,孙伟铭给受害家庭寄去了第二封信。他的案子已开庭一个月,律师告诉他被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起诉,极有可能被处以“无期”的处罚。这一封信孙伟铭写了正反4页,怕对方混淆顺序,他在每页下角编好了页码。

他在信中描述了他的家庭:“父亲成长在被抱养的家庭,自我懂事起,就听到太多他被冷落歧视的事。我的父母大半辈子堆积太多遗憾和疾苦。他们坚韧、勤俭持家总令我和妹妹感到温馨,日子看着一天一天好起来。我买车他们支持我,我买房他们也支持我,我没时间谈女朋友,他们替我张罗。我没时间洗衣收拾房间,常堆积起来,他们就隔段时间来成都为我整理卫生。打我懂事起,我没见过母亲买过一件饰品装扮自己。我父亲总是捡我过时的衣服穿,衬衣磨破领口袖口,夏天穿的汗衫,穿了好几年,背上七八个破洞,都不舍得丢弃。家中为了省钱,重庆那么热,直到现在客厅和卧室还没装空调。甚至2005年我买房入住时,父母坚持坐火车、公共汽车,自己动手用了好几次才将一张大木床和圆桌从重庆搬来供我使用。”

孙伟铭曾经是这个清贫家庭的希望。2008年,他将新买的别克车从成都开回重庆,这给“从未坐过小车”的父母极大的荣誉感。“他自己也很有成就感。”易川说,“他觉得凭自己的努力和能力,已经摆脱了原来窘迫的生活。”

破灭

大约从2004年开始,随着事业成功,孙伟铭也开始有了一些工作之外的生活,比如出入一些白领的聚会。在聚会上,他告诉新认识的朋友,自己从财经大学毕业。在朋友黄颖的印象中,他确实“书生气很浓,干干净净的一个小伙子。戴着金丝眼镜,讲究仪表,很会规划自己的生活”。“有一次聊天说到女孩子总是花一块钱去买两块不需要的东西,男孩子是花两块钱去买一块需要的东西。孙伟铭说,我是花一块钱买两块需要的东西。”黄颖对本刊记者回忆。

2005年,他在瑞升花园买了一套80多平方米的房子。“家里收拾得很干净,因为销售人员经常要穿正装,所以他有很多衬衣,都叠放得整整齐齐。他鞋子也很多,有时候我们去他家玩,我们看电视,他就自己打理鞋子。每双鞋子擦完了都用干毛巾塞进去,保持鞋子不变形。他说这样比用鞋托更好,干毛巾吸潮,更保护鞋子。”易川告诉本刊记者。

孙伟铭对这时候的自己也充满了信心,他甚至觉得自己的经历和心态可以帮助一些弱者。黄颖在一所小学担任班主任,她记得一次聚会的时候,孙伟铭问她,有没有需要资助的贫困学生,“他说自己一直有这样的想法,现在生活比较稳定了,不仅能从经济上帮助贫困生,还可以用积极的心态影响这些孩子”。

2006年春天,黄颖将自己班上的学生林芳推荐给了他。第一次见面约在“仁和春天”旁的一家麦当劳。“他拎着两口袋东西,都是给我女儿买的生活和学习用品,有洗发水、洗面奶、毛巾和书本用具。”林芳的母亲范小琼对本刊记者回忆。此后一年多,他几乎每个月都给范小琼打电话,约在西南书城门口或者“仁和春天”前面的广场碰头,给他们100块钱,并请他们吃一顿饭,“只有两次他很忙,就隔了一个月,但下次就给了200元”。范小琼说。孙伟铭确实在试图影响这个生于贫寒家庭的孩子,“他对林芳说,要好好学习,现在社会好了,自己努力是有出路的”。他甚至还注意她的生活细节。“有一次吃饭前,他叫林芳去洗手。我们是从农村来的,平时不是很讲究这些,让我这个当妈的感到很不好意思。”范小琼对本刊记者说。

黄颖最后一次和孙伟铭见面,是在2007年冬天的公共汽车上。这一年,孙伟铭和团队已经实现超千万元合同金额。“他依然西装笔挺地坐在公车上。我问他,现在收入已经比较高了,为什么不买车?他说太忙,没时间去考驾照。我还说,现在驾校可是越来越严格了。”

此后,黄颖再看到他,是在电视上。这时的孙伟铭让黄颖“有些震惊”:他穿着橘红色的囚犯背心,站在被告席上,身体比以前发胖,戴一副黑边眼镜,胡子拉碴。这个年轻人用10年时间经营起的成功形象、远大抱负和整个家庭的梦想,突然被他制造的一场车祸击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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