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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人在广州

2009-08-12 08:58 作者:魏一平 2009年第28期
广州,小北路与环市路路口,四条街巷、三座高架桥、一条铁路交织在一起。从环形过街天桥上走下,穿过一个涵洞,一抬头,“这是在哪里?”即便本地人,也不免疑惑是否走进了非洲。

非洲商人活动频繁的广州宝汉直街

广州,小北路与环市路路口,四条街巷、三座高架桥、一条铁路交织在一起。从环形过街天桥上走下,穿过一个涵洞,一抬头,“这是在哪里?”即便本地人,也不免疑惑是否走进了非洲。

无处不在的非洲人,“African Trader”(非洲商人),是他们最喜欢的称谓。

作为这一区域的研究者,中山大学的李志刚副教授也有自己的困惑:“不像纽约的布鲁克林,那是贫民区,这里充满了商业活力;也不像唐人街,那是完整的华人社区,而这里的店铺大都还是中国人开的。”

对非洲人聚居区的观察,发生在7月15日的聚集派出所一事,只不过是一个引子。

街角社会

宝汉直街巷口,登峰宾馆门前,一小时前,本刊记者打电话想在此约见丹尼尔(Daniel),他拒绝了:“现在还早,那里不好玩,我们喜欢夜晚。”果然,晚上20点,夜幕降临,人流骤增。

周围几条宽约3米的小巷子盘错着,小贩们干脆把商铺里的衣架摆到外面,10元一件的廉价T恤一眼望不到头,其间夹杂着密密麻麻的水果摊、烧烤摊、蔬菜摊,提着布包、抱着孩子、牵着女友的非洲人穿梭往来,不太标准的中文或英文此起彼伏,写满三四种语言的霓虹灯招牌令人眼花缭乱。涵洞下,擦鞋的、卖袜子的,不管老幼,几乎人人都会说“come”;天桥上,拍快照的、发广告的,看到有非洲人路过就走上前喊“please”,甚至连坐在地上的乞丐,面前摆设的纸板上都有人注明了“ask help”。

登峰宾馆就位于这几条小巷尽头的交会处,是这个“街角社会”的中心。底下两层为商铺,上面4层是客房,旁边毗邻的越洋商贸城,上面几层已改为新登峰宾馆。“近300间客房,几乎天天爆满,95%都是非洲人。”宾馆保安坐在门口,不停地环顾四周,目光警惕,“每个房间都堆满了货物,好些人长年住在这里”。

在他周围,宾馆门前的停车场上,三三两两的非洲小伙子正大声开着玩笑,路边和花坛的台阶上也已坐满,一手拿瓶啤酒,一手摆弄着手机,没有位子的人干脆靠墙站着。本刊记者在此采访的4个夜晚,这块面积不超过200平方米的空地上,每天至少游荡着上百人。“前段时间警察过来,禁止商店在门前摆放冰柜卖酒,现在少多了。”保安说自己的职责就是“看住他们别酒后闹事”。

20点刚过,丹尼尔来了。将近1.9米的个头,凹脸形,他的中国朋友都叫他“姚明”。“我不打篮球,但我喜欢这个名字,他在中国是个大明星。”击掌、握手、顺势打出一个响指,这是丹尼尔跟周围的同胞们互相问候的方式。

丹尼尔是本刊记者在这里消磨了两天后第一个正式采访对象,这要源于宾馆门口一家门窗店老板的引荐。此前,每一个听完本刊记者说明来意的非洲人,都礼貌地摇摇头,“我不想说出我的故事”。自从派出所事件后,他们谨慎了很多。门窗店老板陈立富来自江西,已经在此一年多,常常出没于此的非洲小伙子都会跟他打个招呼,有一些还成为他女儿小陈的朋友,丹尼尔就是其中之一。那天晚上,小陈拉过丹尼尔,指着本刊记者介绍道:“我表哥。”听完来意后,这个来自尼日利亚的小伙子变得爽快起来:“没问题,什么都可以说。”

丹尼尔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在2006年,那时他25岁,已经在国内做了3年汽车配件生意。但那次4个月的旅行,并没让丹尼尔下决心留下来。“白天去广园西市场买东西,傍晚回来的时候,我发现从我身旁路过的中国人都捏起了鼻子。”这个举动多少让丹尼尔感到“有些不舒服”。但2008年初,丹尼尔还是回来了,“毕竟这里的东西最便宜,质量又好”。他滔滔不绝地讲起生意经,“质量永远是第一位的,要不然永远没有回头客”。他说他17岁高中毕业后就整天泡在家乡集市上,对自己的评价是“没有语言天赋,但有生意头脑”。

聊天渐渐深入后,丹尼尔解答了本刊记者前两天的疑惑:“在这里的很多年轻人都遇到了签证麻烦,自然不愿意跟陌生人讲话。”他也不例外,自从去年奥运会期间护照过期后,他最头疼的事就是遇见警察。“看到警察过来,我们当然要走开,有时候还得快跑。”上个月,他的一个签证过期的朋友就在租住屋内被警察逮了个正着,只能回国,这让丹尼尔更加小心翼翼。“除了做生意,我一般哪儿也不去,晚上就到这里来喝喝酒,跟朋友聊聊天。”他拒绝了拍照请求,哪怕是背影也不行。

“我不喜欢喝酒。”丹尼尔指着脚下的酒瓶说,“关键是晚上可以来这里放松一下。”巷子里的小酒馆也坐满了非洲小伙和姑娘,在震耳的非洲音乐声中,懒散地待上三四个小时,是他们“一天中最高兴的时刻,再不用去想签证这种头疼的问题”。延期申请被拒之后,丹尼尔也想过找黑中介,但“6个月的延期要花1.2万元,没多少人能够支付得起”。

连续几个晚上,本刊记者都会发现有一位戴棒球帽的非洲中年人来到这里。他是仅有的一位自己开车过来的非洲人,司机是中国人,始终与本刊记者保持距离。附近开店的老板们猜测他是这个街角的“老大”,因为经常看到他“请周围的小马仔们喝酒,看起来每个人都表现得很敬畏”。当本刊记者尝试接触他时,坐在车后座上的两个非洲年轻人随即摇下车窗,警惕地看着外面,很自然,他选择了拒绝任何交谈。

“叫他大哥(big brother)准没错。”丹尼尔也拒绝透露更多。倒是第二天晚上,另一位经小陈介绍的小伙子比尔(Bill),向本刊记者聊起这位看起来像大哥的人。他叫迈尔斯(Myers),来自利比里亚,在中国的很多城市都有生意,儿子在广州留学。“他在这里有两辆车子,太了不起了。”比尔强调,“他经常帮助我们,他是我们的头儿。”比尔选择了“president”(总统)和“chairman”(主席)这两个词来表述,但通常他们都会直接喊他“papa”(拉丁语系中对爸爸的称呼)。

比尔也来自利比里亚,他介绍自己的祖国,“那是一个打了15年内战的国家”。1989年内战爆发后,先后有近1/4的人跑到邻国避难,比尔的学业就在加纳完成。由于自小酷爱足球,2001年大学毕业后便到印度尼西亚的一家足球俱乐部当起职业球员,“半年就能挣两万美元,多么美妙的事啊!”但也不是没有风险,两年后的一次受伤中断了他的职业生涯。比尔撩起长长的短裤给本刊记者看,右大腿的一块肌肉高高隆起。2003年,也就是内战刚结束的那一年,他回到国内上了一座教练培训学校,当起了职业足球教练。之所以选择一年前来广州做生意,是因为“总比当教练挣钱多”。比尔指指脚上崭新的耐克球鞋,很认真地说:“是真的,750元一双呢,我在发货的时候特意留下的。”他的长相酷似美国篮球运动员科比,一身白色运动装显得有些扎眼,白色耳环、白色项链、白色手链、白色戒指,“都只有几十块钱,但我很喜欢,我想与众不同”。

看得出,起码从外表看,在这个角落里,比尔还算得上是个有钱人。“他们很多人没有工作,没有生意,靠干零活或者帮人介绍客户为生,一个月可能只有两三百块收入。”比尔指指那些游荡在街边的小伙子们,看到远处迈尔斯在招手,他马上跑了过去。

社团与首领

“我可不喜欢去那里,要不是找人,从来不去,每次经过我都会绕着走。”听到本刊记者提及登峰宾馆门前的街角,帝瓦拉(Diawara)一个劲儿地摇头,“我知道那是个什么地方,什么都有,酗酒、毒品、妓女……”坐在天秀大厦23层办公室里的宽大座椅中,帝瓦拉的一举一动都透露着长者风度,虽然不断有生意伙伴打来电话,有时甚至两部手机一起接听,但每次接听前他都会先向本刊记者致以歉意。作为第一位进驻这里的非洲商人,帝瓦拉竭力要把自己与那些在登峰宾馆门前游荡的非洲人区分开来,他说:“我知道迈尔斯这个名字,他是利比里亚人在广州的首领,但并没打过交道。”

与登峰宾馆隔街相望的天秀大厦,由三栋34层的大厦组成,A座和C座为住宅楼,B座为写字楼,4层以下为商铺。以此为中心,方圆1公里范围之内,分布着十几座大厦,连同宝汉直街附近的下塘村,构成了非洲人聚居广州的“巧克力城”。

平日里,天秀大厦异常繁忙。B座的3部电梯,吱吱呀呀的声音似乎有些不堪重负,提着大包小包的非洲客商经常排队等候。管理处的由主任告诉本刊记者,2007年顶峰期,600多户写字间中,70%的人来自非洲和中东国家。即便现在受经济危机影响,写字间的出租率下降了一半,但天秀大厦在非洲商人中的名气依然最大,用帝瓦拉的话说,“几乎就是香港重庆大厦在广州的代名词”。

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重庆大厦位于香港尖沙咀地区,由5座17层高的大厦组成,早先算是高档楼盘,后来逐渐聚集了非洲、东南亚等60多个国家的商人和住户,甚至成为全球背包客抵达香港后的首选。

实际上,除了贸易公司总经理的职务外,帝瓦拉的另一身份也是首领,他所代表的国家是马里。根据中山大学李志刚副教授多年来的调研,绝大多数在广州做生意的非洲人以国家为单位,都有自己的社团和首领,他们称谓不一,有的叫“president”,有的叫“leader”,有的直呼其名,甚至有的社团成员还会有自己的身份证明。“他们大多年龄较长,教育程度高,生意也比较成功,交往起来很容易。”的确如此,仅以时间观念而论,记者采访的两位所谓首领,也是众多采访对象中为数不多能做到守时的人。

帝瓦拉的叙述起点是1999年,在印尼开公司的他第一次经香港来到深圳,此行目的是考察市场。“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在印尼的生意越来越难做,而且我发现,即便在印尼和泰国,很多商品也是中国生产的,那还不如直接到中国进货,肯定更便宜。”此后,他又在中国各地旅行一个月,足迹遍布湖北、福建、浙江等地,还专程去北京拜访了马里驻中国大使,最终选择了广州,“因为这里更容易买到更丰富的产品,而且离香港也很近”。

2000年,帝瓦拉第一个在天秀大厦租下写字间,当时整栋大厦都没什么租户。“我的很多朋友都在香港做生意,他们也很想来广州,但又有些担心,对内地的一切都不了解。”结果,帝瓦拉在广州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他而来的同胞也越来越多。2003年,帝瓦拉全票当选马里社团首领。“就像中国人在外国做生意一样,人多了当然需要有个组织,需要有个人来领头。”似乎是为了打消本刊记者的疑虑,帝瓦拉特意解释道,“这样的社团与政治无关,只是大家在异国他乡分享信息、互相帮助的非正式组织而已。”

什么样的人才能做首领?帝瓦拉反复重复着一个词——“信任”。“忘掉‘第一个’,忘掉年龄,忘掉生意,只要你能取得大家的信任。”但他也不否认,“年轻人很难胜任,跟资历也有些关系,我从25岁开始经商,到现在已经快30年了。”在本刊记者的追问中,帝瓦拉有些不好意思地透露了另一个信息:“我祖父的祖父是马里的一个酋长,帝瓦拉在当地算得上是一个大姓。”家族势力与血统仍起着重要作用,本刊记者采访的另外一位加纳商人首领阿塔(Atta),其父与当地一酋长是表兄弟。

帝瓦拉告诉本刊记者,北京奥运会之前,在广州的马里人多达500个左右,即便后来受签证收紧和经济危机的影响有所减少,现在也有250多人。与纯粹的商会领导人略有不同,“其实当这个首领,付出的要比得到的大得多”,帝瓦拉并非抱怨,“你必须要努力帮助所有人解决所有问题”。他说,前两天,就有一个马里小伙子在天秀大厦商铺里因为买手机与中国老板起了摩擦,双方冲突中造成一个中国人受伤,在与警察周旋了4小时并赔偿1.3万元之后,帝瓦拉才得以解决问题。阿塔则告诉本刊记者,在过去的一周里,他只有一半时间花在自己的生意上,到医院看望一位生病的加纳人,帮一个加纳小伙子解决签证问题,帮一位刚到中国的加纳人租房子,还参与调节了两个加纳小伙之间的纠纷。“当然,有时候我也无能为力,只好到北京求助我们的大使。”

让阿塔引以为自豪的经历是,他参加了2006年底在北京召开的中非论坛峰会,帝瓦拉的办公室里也挂着与马里总统合影的照片。社团成员每个月缴纳50元算公共基金,用于接济那些生病或初来乍到的同胞,每到新年或国庆日的聚会时,帝瓦拉还要向大家汇报财务收支情况。“3年或5年一次的选举,如果不想失去信任,你就要尽心尽力。”帝瓦拉说。前两年,尼日利亚政府指定的一位首领,就因不得人心而落选,“竞争者都是在你不称职的时候出现的”。

来自刚果(金)的梅卡在广州金山象商贸城开了一家理发店

生意与生活

跟大多数同伴一样,丹尼尔每天的作息是从上午11点钟开始的,自己做点吃的,下午如果没有生意,就跟朋友们一起玩。“玩什么?其实不用什么,就是聚在一起聊聊天。”一直到凌晨一两点,才回到那套花1500块钱租来的单间里。通常情况下,丹尼尔也会自己倒卖一些服装或手机,“最新的诺基亚手机,在中国才1900块钱,在非洲就能卖2900块”。发货之后等待出关的两三个星期中,他相对轻闲,但如果遇到有国内客商前来,他也会充当中间人的角色,带他们去完成买货、运输、报关等一系列事务。“有时候可以拿到10%的提成,糟糕的时候只能拿到2%。”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自己的公司和写字间,阿塔告诉本刊记者,在广州的50多个加纳人中,只有12~15个拥有固定的写字间,大部分人只是流动的中间人。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流动人口只是往返于非洲与广州之间的客商,他们一般每年来三四次,每次停留一般不会超过两个月。有的甚至在广州拥有一间小商铺,但也只是作为据点而已。李志刚将前者称之为“坐贾”,后者为“行商”,根据他的研究,在广州的非洲人中,“行商”要远多于“坐贾”。当然,那些活动在最底层的苦力劳动者并不包含在内。“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阿塔说,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他那么幸运,他的12个兄弟姐妹全部读了大学。

来自马里的阿马拉(Amara),就是一个穷小子打拼成功的模板。生活在农村的阿马拉,父母要供养他们兄弟5个,自然只能靠天吃饭,“没有雨就没有粮食,有时候一年到头都不下一场雨”。17岁那年,别人都到了上高中的年纪,阿马拉才刚读完小学,没钱继续读书,他只能退学,在家乡的街头靠擦鞋为生。“擦一双鞋的钱,约合人民币1元,最好的时候一天能擦10双,刚刚能吃饱。”阿马拉说起这些有些羞涩。3年后,他开始闯荡首都巴马科(Bamako),从批发市场买来衣服,披在身上沿街叫卖,“一天能挣到20元”。后来,他跟随叔叔学做外贸生意,在东南亚与非洲往返了几年后,于2002年来到广州。

阿马拉算得上最早闯荡广州的马里人之一,跟大多数非洲商人一样,先从服装做起,后来拓展到家具、电子产品、建材等大宗商品,直到今天,“什么都卖,一切生活用品在非洲的市场都很畅销,因为那里几乎没有工厂”。他在登峰宾馆旁边的怡东大厦租下一间写字间,注册了自己的公司。另外4个兄弟跟他差不多,也都是早早退学,不过,现在他们都已是生意场的老手,两个在国内,一个在刚果,一个在安哥拉。这两天,大哥正好来广州进货,他属于“行商”之列,每年来两次,除了自己经营,也为阿马拉的商品在国内扩大销路。

办公室墙上的毛主席像,在一圈非洲挂像中格外显眼。“我从小就知道毛主席,我很佩服他的勇敢。”阿马拉有4个孩子,老大和老二都留在国内,跟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一个学法语,一个学英语,“这样将来就可以去世界各地做生意”。他告诉本刊记者,他要努力挣钱供他们读大学。为了节省路费,阿马拉有3年多都没有回过家,“每当想念孩子们的时候,只能给他们打电话,家里没有电脑,没法通过视频看到他们,那时候经常失眠”。

一年前刚刚在广州出生的小儿子,是阿马拉在这里最大的宽慰。“生意再难,但只要看到儿子,还是会给我力量。”可是,现在小孩的签证一直没有办下来,成为他最大的心病。采访是在周五傍晚进行的,阿马拉耐心回答完本刊记者的问题后,他说要赶紧回家了,因为第二天他的妻子就必须要带小儿子离开广州去泰国。他揉揉刚才已经湿润的眼睛,露出一贯羞涩的笑容:“我想,过不了多久,他们还会回来的。”

能跟家人生活在一起,正是梅卡(Mika)最大的幸福。这位来自刚果(金)的少妇,在金山象商贸城开了一家理发店,她负责理发,丈夫乔治斯(Georges)则负责卖碟和刻盘,5岁的女儿Nono与3岁的儿子Jojo都在广州。不足15平方米的小店里,两张椅子,一个洗头盆,进门的小桌子上摆满了非洲音乐和电影光碟,显得有些拥挤,一台14英寸的小电视机不得不挂在墙上。理一个发50元,因为发型复杂,一天至多能做完四五个就不错了。梅卡干劲十足,每天中午11点多,她都要准时从租住的荔港南湾小区出发,花两块钱挤公交车来上班,一直忙活到凌晨才回去。

梅卡早年随丈夫到南非做生意,她并没有专门学过理发,“都是自己摸索出来的”。3年前来到广州,发现生活在这里的非洲人很多,但却很少有专门为他们服务的理发店,她便决定自己创业。现在,每到晚上,理发店周围总会人来人往,大多是来自刚果(金)的同胞,男人们过来买碟,女人们过来做发型,“多亏了这些非洲音乐,才能吸引到这么多人”。只是,像她这样在这里开店的非洲人并不多见,他们大多就像候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飞走了”。

“在这里,我们没有生活,只有生意。”跟许多采访对象一样,梅卡也这么认为。为了女儿上学方便,她特意把房子租到了远离小北路一带的荔港南湾,家里陈设极其简单,客厅除了两个沙发和一台电视之外,唯一的装饰品就是墙上那个小小的耶稣相框,因为他们全家人都是基督徒。每月2500元的房租、女儿1000元的学费,加上保姆费、交通费,林林总总也有6500多元的支出。为了节省,梅卡很少逛街,每天午饭和晚饭都是一份不超过10元的盒饭,有时候忙起来就只能等半夜回家时煮包方便面充饥,每周只有周日休息一天,赶紧在家美美地睡上一觉。

可能是前段时间造访的记者太多,丈夫乔治斯多少有些抱怨地说:“越来越多的人来打扰我们做生意,又不付钱。”梅卡在旁边不好意思地笑笑,小声解释道,“他太累了”。梅卡有时候也会跟丈夫闹别扭,通常都是因为钱的问题,“花出去的总比攒下来的多得多”。梅卡说她的理想就是等挣够20万元就回国开店,“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她自言自语道。

对话与隔阂

夜色渐深,宝汉直街上依旧没有打烊的迹象。“35。”一个服装店老板懒洋洋地答道,头都没抬,旁边一个非洲小伙看中了一条小男孩穿的裤子,已经摆弄了很久。“No,20。”他伸出两根指头。几个回合后,最终以25元成交。“我要10条,待会来拿。”老板似乎听懂了“after”的含义,没好气地拽过非洲小伙手中的裤子,甩下一个英文单词“go”,那小伙只好摇着头走开,“after,after,鬼才信!”身后传来老板的抱怨。

看起来用简单的数字完成一笔交易并不难,但巨大的文化隔阂横在中间,各自的规则岂能轻易融合。门窗店的陈老板告诉本刊记者,如果一个非洲客人跟你说“tomorrow或者after”,那就基本没戏了,“没付钱之前,说什么都不可信”。

如果不是通过相互之间的介绍,几乎所有采访都将无法完成。信任的艰难,或许是他们远在异乡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加之相对懒散的生活习惯,爽约成了家常便饭。每天,登峰宾馆旁边的街上都会停满拉活的商务车和面包车,司机褚师傅感慨,如果不是连续合作三五次,非洲客人是不会把他的电话存到手机里的,即便是老客户,如果有一次打电话叫车而不能及时赶到的话,就再也不会叫了。“我们都还没有适应彼此的规则”,唯一感到欣慰的是,“他们一旦谈好了价钱,就不会再变”。

李志刚两年前开始做调研的时候,常常被反问的两个问题是“你的研究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和“这次谈话后,我们还能做朋友吗?”每当他想拿出本子开始记录时,交谈就会陷入困境。本刊记者的经历也很类似,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配合拍照。“我从不自己照相,除非是跟一大帮朋友在一起。”19岁的非洲留学生西加用普通话说。

梅卡坦言自己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中国朋友,即便是多年的邻居,也只是见面打个招呼而已,虽然她每次都热情地称呼前来打扫卫生的保洁员为阿姨或妈妈。Nono的中文要比英文说得还好,她最喜欢看的动画片是《喜羊羊与灰太狼》,不过,最要好的5个朋友里只有一个是中国人。她悄悄告诉本刊记者,在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她上台表演了节目,这算是最让她高兴的一件事儿了。

民众间的隔阂或许只能交给时间解决,但政府已经开始了行动,他们有些等不及了。“随着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员聚集,尤其是大量‘三非’人员(非法签证、非法居留、非法就业),给政府管理和社会治安带来了很大压力。”越秀区登峰街道办党工委书记周才粉告诉本刊记者,登峰街道办辖区5平方公里,在越秀区22个街道办中占到1/6,登记在册的外国人超过2000人,未登记的流动人口更多,其中70%来自非洲各国。

据周才粉书记介绍,登峰村,在上世纪90年代初城市扩张高潮中,曾是广州第一个亿元村,已有外国商人聚居。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来自非洲及中东等地的商人开始云集,他们一般白天在广园西、三元里等地做生意,晚上回到登峰街一带住宿。由于地处越秀、荔湾、天河三区交界处,很长时间以来这里都是一个“三不管”的地带。2007年,广州行政区划调整后,省政法委将登峰街道列为重点整治对象,当地政府开始采取措施,成立了专门的外国人管理服务站,在普法、租房、医疗、教育等领域开展主动服务,甚至还聘请了十几个非洲义工帮忙。

犯罪率下降、流动人口登记率上升,这是街道办能够感受到的直观成果。但作为非洲商人中的代表,帝瓦拉和阿塔都表示“对话还不够”。

朋友就是满足相互的需要”,阿塔以此来定义友谊,他不理解“为什么媒体只关注那些在非洲做生意的中国人,而对在广州做生意的非洲人却只有负面报道?”帝瓦拉说,每年他都会参加地方政府召集的会议,但很遗憾,“那么多首领聚在一起,他们只告诉我们不能做什么,却很少聆听我们需要什么”。

4天的采访中,唯有周六晚在足球场的氛围最为轻松。每到周末晚上,聚居在此的非洲人都会相约到附近的城市职业学院球场踢球,650元的包场费由每人30元凑齐,有人专门负责收钱并记录,有时候还会跟不同国家的队伍来场小比赛。进球后的欢呼和庆祝,驱散了几天来的紧张和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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