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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代:基金经理的光荣与梦想

2009-08-04 12:55 作者:李伟 2009年第29期
40岁的朱平刚刚经历了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日子。坐在广发基金33层的大会议室里,他穿着考究的西装戴着黑框眼镜,看起来像位大学老师。窗外是浩荡南去的珠江。

广发基金副总经理朱平

“改革开放后,第一个10年,是香港人到广东搞投资;第二个10年,是台湾人到上海投资;第三个10年,是五百强企业到中国投资;第四个10年,则是全球资本到中国投资,卖奢侈品。我们已经站到第四个10年的门口,现在的图景只是预演。全球的资本管理人都要把旗子插到中国来,不到中国募集资金管理资金,你就与未来的成长无缘。这是我总结的,未来10年制高点就在中国,很快中国资本市场的交易量就排第一了。”

天敌与食物

40岁的朱平刚刚经历了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日子。坐在广发基金33层的大会议室里,他穿着考究的西装戴着黑框眼镜,看起来像位大学老师。窗外是浩荡南去的珠江。

朱平1996年进入广发证券,现任广发基金副总经理,主管投资;他曾担任易方达科汇基金经理,广发基金投资总监。2007年广发基金公司获得明星基金公司、基金客户明星、3年期持续回报明星、平衡型明星基金、大基金明星等5大奖项。

在不到两年里,广发基金完成了一次过山车般的波动,管理的资产总额在2007年最高超过1400亿元,然后下降到2008年底的700亿元,现在重新回到了1000亿元。这也是公募基金的普遍状况。

“‘突然’是投资的外在表现,就像昨天的大跌一样,谁会料到跌得那么深,但是想想也合理,总这么涨也不对。”朱平告诉本刊记者,“世界的真相就是‘突然’,只不过,反映在投资市场上要比生活中剧烈得多。”朱平引用了索罗斯的名言,“投资者就像丛林里的动物,你不知道下一步会碰见天敌还是猎物,你要时刻保持警惕”。

“去年是最难受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投资的机会。我们曾认为经济不会变得很差,虽然实际上现在也是这样,但当时市场并不这么看。去年是熬过来的,投资者亏钱,我们的心里肯定不好受。”朱平说。

指数重上3000点,是朱平年初时不曾想到的情况,“年初的时候,我们认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经济要复苏了。但复苏的路径并不知道,程度不也不能肯定”。2008年,银行信贷的大量出笼推动了股市的第一波上涨,这种涨势在春节后继续加速。当指数上涨到2400~2500点时,朱平意识到形势变了,“复苏的速度比大家想象的快很多,市场开始预期,去年的金融危机实际并不严重,全球经济都会反转。4月份之前,没有人敢说出这个判断”。

朱平认为,如果全球V形反转的预期成立,那么反转的核心一定是中国,这又是一次全面性的机会。于是,周期性的股票开始进入基金经理的选股名单,投资就是一场战争,要赶在市场反应之前占领阵地。

两个月前,朱平给一家上市钢铁公司打电话,询问产量是否打满。对方很疑惑地说,产量虽然满负荷,但公司盈亏刚刚打平。朱平开始大量买入钢铁股,“我们预期钢铁一定会提价”。到6月底,钢铁企业开始赚钱,7月份赚了更多的钱,股票也应声而涨。与此同时,基金公司开始介入煤炭股,研究员们把每一家煤炭企业的产品、产能、成本情况的报告送到基金经理的案头。在键盘的敲打声中,汇聚成推动煤炭股暴涨的资本暗流。

“V形反转的前提条件是,去年的危机并不深。去年大宗商品市场泡沫崩溃,形成全球企业去库存运动,全在卖东西,没有人买东西,致使全球经济像自由落体一样下降。完成去库存后,大家发现金融危机也就如此,危机的伤害并不深。尽管反转只是一种预期,但市场先于实体经济做出反应。”朱平说。

在这一波反行情中,李驰选择了金融股。他是一家著名私募基金——同威资本的董事总经理。

“如果不是签证的时间迟了,我现在应该在新西兰滑雪。”李驰对本刊记者说。窗外,正是烈日炎炎,中午的深圳就像一个大火炉。2007年8月,在牛市5000点的时候,李驰将股票清盘,他先是和朋友们去新疆玩了一个月,然后又去了非洲、南极。作为私募基金经理,他比公募的同行们享有更多的自由。接受采访时,李驰穿着黑色麻布上衣,像个江湖大哥。

“去年,有媒体说我是最潇洒的投资人。其实,你们是回头看我潇洒,当时看我多‘愚蠢’。”李驰说,“2007年8月份我卖掉股票,后面5个月一声都不敢吭。市场又涨了两个月,不断创新高,上涨了1000点。看看去年8月份以后我博客上的评论,都认为我是多么‘愚蠢’。实际上,后面5个月股市都在5000点以上晃悠。”

股市涨到5000点已经接近了李驰所能接受的极限了,万科已经赚了10倍,招商银行也赚了5倍。他选择了清仓等待。

2008年,李驰通过信托公司发行了3只信托产品,其中最早的一只“新华同威一号”就募集了2.37亿元。股市下跌到2700点后,李驰重新杀回股市。越跌越买,到指数回到2000点左右完成建仓,“建仓的时候市场还在下跌中,我就说我是阿Q;接着跌,我就说我在做善事。我找出各种理由买,不涨我就等着。我的一句口头禅是:等待是价值投资精髓。好东西,迟早有人像疯子一样来抢。”今年初,他写了篇文章,认为目前是35年来最好的机会。

在A股市场,李驰买入了招商银行和中国平安,他的想法很简单:“在2000点左右的时候,这两只股票都比香港的H股便宜。同股同权,假定香港人不笨,那就是我们蠢。难道他们不知道招商投资永隆银行的故事么?没有听说平安投资富通200亿打水漂的故事么?那么,为什么全球投资人都愿意用更高的价格购买这两家公司?我们假设市场是有效的,那么错误就一定不会延续太久,市场其实永远在不断纠错的运动中,所以我配置了这两只股票。”李驰说,“所以现在国内证券市场形容起来尽管不好听,但确实如此,就是6个字:人傻、钱多、快来。赚钱的秘密是可以公开的,就是买便宜货,但不是便宜没好货的那种便宜货”。

李驰在去年3月4000点时发行的第一只信托基金现在已经获得了44%的收益,去年8月8日发行的第二0信托产品在分红后也获得近50%的收益,都跑赢了指数。

2700点以后,李驰没有沽出过股票,“冷清的时候,买也对,不买也对,卖是错;热闹的时候,卖也对,不卖也对,买是错。现在应该算是热闹的时候了”。

各自出发

李驰与朱平都生于上世纪60年代,同为浙江大学的校友。对于这代人来说,资本市场是一个新奇而充满诱惑的地方。

1988年,李驰从浙江大学力学系研究生毕业,专业是流体力学,与航空航天关系最近。1989年,他南下深圳特区,先后任职于招商局蛇口工业园、中国宝安集团、深业集团和香港怡东国际财务投资有限公司。

刚到深圳的时候,李驰在蛇口上一个为期3个月的培训班。学校的门口有人摆了张桌子,卖深圳安达公司(深圳老五股,现ST国农)的股票,100块钱一张。他发现,好多人买了之后,一两个月涨到了107~108块钱,就卖掉,认为很好赚钱,殊不知后来这张“纸”涨到了3000块,上涨近30倍。“1990年,我上了投资原始股的一课。”李驰说。

他还目睹了另一家中字头的企业来深圳创业的“奇迹”,投入300万元买了“深原野”的股票,同样涨了近30多倍,变成了1亿元。但这家公司最终仍然以关门告终。“从概率上说,绝大多数投机没有好下场。”

90年代的深圳,财富就像沙子,被风吹来又吹走。暴富与破产的神话轮番上演。李驰真正进场炒股票,是在1992年之后,1993年股市正是热闹,“我们当年进场,和2007年进场的人没有区别”。

“1997年有一家中资公司,1块多钱上市,第一天涨到了3块钱,后来又涨到了13块。该公司董事长告诉当时一家银行董事长的夫人,说我们的股票还能涨,她12块多进入,一年的时间最后跌到了1块多。那只股票我也在8元多时买了”,李驰说。

90年代的股市,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幼年期。前5年是短线暴利的巅峰,刺激得像香港电视剧,每天有人一夜暴富,有人破产出局。后5年,则是坐庄最凶猛的时期。投机是资本市场的主旋律。

当李驰在深圳小打小闹地开始自己的资本生涯时,在上海的一家交易所里,朱平也完成了与股票的第一次接触。

朱平生于1969年,199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他最初的理想是当一名物理学家。大学毕业后回到老家马鞍山,在一所师范中专教了3年书。1993年,他考入上海财经大学国际贸易专业读研究生。“时代真的变了。”十几年后朱平说,“我们那一届100名同学,最初只有两个人在证券行业工作,现在有一半的人在做金融工作,在证券公司的就有1/3。”

读研究生时,朱平拿出几百块钱生活费和同学合伙买了只股票——永生股份。“当时,有位同学快过生日了。我说,如果赚了钱,就拿出来大家吃饭或者买礼物。等到第三天,突然涨了10%,又等了两天没动静,我就把它卖了。赚了100多块钱。”朱平回忆说。但当时,他并没有对这个行业产生特殊的兴趣,“最初我不会想到做投资这个行业,我想去外企做营销”。

1996年朱平毕业,中国经济正经历着通货紧缩时期。工作不好找,他就去了一家儿童服装公司做市场经理,月薪1000多元。这份工作只做了11个月,一名在广发证券工作的同学,将朱平介绍过去。做服装销售一年,朱平攒了1000多元,他用大部分积蓄买了一张机票,前往广州面试。面试成功后,坐火车回上海收拾东西。当他再次来到广州,成为新组建的广发证券发行部的一名新员工时,几乎已身无分文。

1997年,香港回归,香港资本市场的新时代开始了。这一年,朱平去了广州,李驰去了香港。李驰在深圳公司驻港公司工作,负责公司的投资工作。也正是在香港,李驰见识了真正的资本市场,得到了更残酷的教训。

“刚去香港的时候,我们是抱着炒一把的态度,尽管已经很小心了,而且还是选择了高速公路股,又是打新股,结果还是损了手。”李驰说。

有意思的是,让李驰“损手”的就是刚刚回归A股即被疯狂炒作的“四川成渝”。1997年,这只股票首先在香港上市,算上发行佣金价格是1.55元。李驰觉得价格很合适,就用了几千万元去买。结果上市第一天就跌破发行价,跌到了1.2元。“我当时觉得不可思议,要在内地股市,绝对股价这么便宜的股票第一天应该是涨到天上去,怎么可能跌破发行价?”李驰说,“刚到香港,我简单地认为,几十块钱的股票就比几块钱的有价值,这是一个多么愚蠢的认识。现在已经深刻明白,市盈率才是高低贵贱的标准,低市盈率区间买,高市盈率区间卖,没有一次错。”
这只股票生不逢时,一年后最低跌到了0.3元。在1998年的一次强劲反弹中,它回到了1.4元多,李驰把它果断出清,很幸运亏钱不多。又过了10年,这只股票还没有回到曾经的高点。

“我知道了,香港的股票还会跌破发行价,便宜不代表不会继续跌。即使跌到了1分钱,10股并一股,也可以继续跌,这就是所谓的垃圾股股价完全可能是无底洞。”李驰说,“如果当时买了垃圾股,用香港的话说是,可能永远回不了家乡了。说到成渝高速H股(香港名)的股价,也是10年才还乡啊。”

经过这次教训后,李驰认识到什么是价格什么是价值。

在从上海到广州的火车上,朱平说他翻来覆去地看一本名为《投资银行学》的小册子。这本册子的作者是陈云贤,当时任广发证券总经理,现任佛山市委副书记。对于接下来的工作,朱平有些茫然。

事实也是如此,他在发行部待了3天后就被派出去做项目,为准备上市的企业准备材料,做发行。“差不多什么都不懂,一名同事现场指导了我半个小时,我就出发了。”朱平说,“开会的时候遇到问题,我就去洗手间打电话回来请教。”

接下来的几年,朱平奔波于四川、北京、湖北、湖南的众多企业之间。“当时上市公司质量比较差,大型国有企业根本就不会上市。只有小型的省属的国有企业谋求上市,这些公司的资质都不太好。当时有一家湖南的岳阳纸业,产能规模在几千吨,设备都是70年代的,但这10年里规模增加了10倍,资产也增长了几十倍。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想找个净利润3000万元的企业都很困难。”朱平说。

机会来了

世纪之交的香港沉浸在科技股的泡沫狂欢中。“当时的中移动、联想等大市值股票,都涨了大约10倍,科技股的市盈率都很高,市场极其疯狂。”李驰说,“我们这次的成绩比上次好,都赚钱了。”

这时候李驰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他开始回头再去研究巴菲特、彼得·林奇等大师,发现他们说的话都是发自肺腑没有任何包装,“真理其实挺简单,关键在于人们往往不相信真理就这么简单”。

2001年左右,李驰和合作伙伴韩涛一起在深圳成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迈出了私募生涯的第一步。此时,除了B股外,他更多的参照系还是香港。“2003年再回到香港的时候,我们感觉不能随便再炒了,风险非常高,要踏实地以做事业的心态投资股票。”李驰说,“因为像盈科数码(现在改名为电讯盈科,已经5股合1股)这只全香港人都在买的股票,都会从20多块跌到8毛多,还有什么不能跌?”

2000年,广发证券筹建易方达基金公司。朱平进入易方达,最初担任基金经理助理,2002年开始担任“科汇”的基金经理。早在1992年,中国就有了第一只基金。但真正的中国基金业的起点是在1997年。这一年的11月,《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颁布,随后第一批基金公司诞生。易方达是第二批获批的基金公司。

2002年以前,国内基金业仍处于发展阶段,公司研究体系、投资体系、风险监控体系都不完善。“我们在筹建之初,就按照证监会的要求向国外机构学习经验,建立了投资股票库,以及相应的投资制度。”朱平说。

证券工作的几年间,阅读一直是朱平的日常生活。“看得比较多的是巴菲特、彼得·林奇的书。有本《美国的十大基金经理人》令我印象深刻,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巴菲特、彼得·林奇、索罗斯、罗杰斯等投资大师的特点和风格。现在市面上流行的书也都读了,包括《股票作手回忆录》、费雪的《怎样投资成长股》等,还有各种关于交易的书如《短线是银》什么的。”朱平说。

但在2003年以前,作为投资领域的正规军——公募基金的业绩一直不理想。尽管巴菲特和彼得·林奇被奉为经典,但他们的价值投资理念很少能够被基金经理坚持。这一方面在于,A股市场还是庄股的天下,1亿元的资金就可以在用于坐庄,2001、2002年甚至属于庄股的灾年。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A股市场的优秀公司很少,中国经济还没有完全走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阴影。

这一局面在2003年发生了逆转。

2003年,股市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五朵金花”的出现(钢铁、汽车、石化、能源电力及金融板块个股)。中国经济进入了景气周期,很多行业出现了短缺,业绩大幅提升,电力、钢铁、石化等周期性行业都出现了价值投资的机会。包括银行的利润都在增长。

按照这样的思路,朱平选择了大石化行业作为突破,“我安排一名研究员专门研究大石化行业。从基本面来说化工要迎来短缺,2002年我们就买过化工扬子石化、齐鲁石化,都不涨,亏着钱。但是我们的研究员认为确实要进入一个大石化周期了,全球石化都应该是短缺的了。我们寻找符合这些条件的企业:第一,产能扩张了;第二,产品价格已经在涨的,或将要涨的;第三,毛利率比较低的”。

朱平在很低的价位继续购买扬子石化,这只股票从5块多钱一直涨到了16块。而2003年由于“非典”原因,股市整体继续下挫,这一年基金科汇的总收益增长了30%。接下来,朱平又仿照巴菲特购买成长性股票,包括茅台、云南白药、双汇、东阿阿胶等,“当时天然就喜欢这些股票,也就增长都比较稳定”。

“2003年,最大的发现是按照巴菲特和彼得·林奇的方法做,就可以赚钱。”朱平说,“当时,就是比照着书做,彼得·林奇说,周期类股票怎么做,我们就在按照这个规则去找,成长性股票也一样同理。其实,这些规则大家都知道,只不过我们相信这件事。”由于市场的有效性差,这些简单的方法可以赚很多钱。

这一年基金重仓股成了大赢家,基金收益开始远远超过绝大部分散户和个人投资者。一批实践价值投资的基金经理开始逐渐成为市场的主力。
但在另外一个战场,李驰嗅到了更加诱人的猎物的气味。他开始介入法人股投资。

交通银行在香港上市后,第一大股东是中国财政部,第二大股东是汇丰银行。李驰在招股说明书上发现,大股东承诺将来增持交通银行价格不会低过1.7倍的净资产。“当时交通银行法人股也在民间转让,交易价格大多是净资产的1.2~1.3倍。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就开始募集资金收购。”李驰说。收购的时候,李驰发现不能用同威公司的钱买,因为银行法人股只卖给准金融机构,“我们就找到信托公司,通过信托公司的发行信托产品融资去买,我来做信托人产品的管理人,这个想法直接叩开了现在最流行的私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大门,可以说我们是阳光私募的始作俑者”。

收购法人股的方法包括通过拍卖、协议转让、投标等方式。在收购交通银行法人股的同时,李驰又同时收购了太平洋保险的法人股,因为很多机构既是交行的股东也是太保的股东,“买交行的时候也有搭配给我们太保的”。

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同威一共收购了5家公司的法人股,包括交通银行、太平洋保险、兴业银行、金风科技和上海银行。其中,除去上海银行和中国通联外,其他4家公司都已经在A股上市,李驰实现了成功退出。赚得少些的,如最后拍买来的兴业银行也有两倍多的利润,太平洋保险的价格则涨了十几倍,目前还在手上。

大时代的快车

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往往在不经意间启动。2003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起飞。

朱平起初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坐上了时代的快车。市场也同样迟钝,直到2005年,股市才触底反弹。

“到2006年底2007年初才意识到,一个属于中国的时代开始了。我们的经历都还简单,对这种历史感没有经验,也没有能力比照外国的历程更早地发现这样的周期。我们不知道人均GDP从1000美元增长到3000美元究竟意味着什么,会给中国社会带来怎样的变化,究竟哪些行业是最大的赢家。”朱平说。

第一个投资机会出现在产业上游。

市面上开始流行罗杰斯的那本《大宗商品投资》,与此同时,高盛抛出了金砖四国的理论。高盛认为,经济起飞需要大量的资源,而在过去二三十年中,以资源为代表的大宗商品没有新增投资,资源面临供不应求,价格会大幅上涨。“那时候,大宗商品刚刚开始从成本定价进入支付能力定价阶段,也刚刚进入价格泡沫阶段。当时有色金属的价格已经上涨了很多,但是二级股票市场却没有反应。”朱平说。

2006年的情人节那天,朱平和同事完成了对驰宏锌锗的调研,他决定再去云南铝业看看。2006年,电解铝的价格已经在上涨了。朱平发现,云南铝业在过去几年产能扩大了10倍,利润没变,也就是毛利率一直在下降,“我就跟云铝的领导说,接下来你们的利润会增长10倍”。

朱平更加确信,电解铝价格上涨的周期要开始了。“我让研究员做了一个统计,选择了价格弹性最大的中孚实业和焦作万方买入,预计这两只股票会涨10倍。很多基金经理都笑,认为不可思议,后来就真的涨了10倍。”

接下来,朱平把所有的资源类股票,金、铝、铜、锡、锌全部买下来,当时这些股票的价格都很便宜。“做投资一定要比企业看得早,比企业还要明白企业。投资家一定要比企业家看方向看得更准,否则怎么会有投资家的位置呢?”朱平说。

另一个重要的机会是消费领域。

2003年的夏天,朱平正在嘉峪关调研。突然想到茅台酒的招股书显示,其募集资金项目已建设了3年,而茅台酒的生产周期是5年,于是朱平用手机与研究员聊了近一个小时。他管理的基金几乎在最低位买入一些茅台。朱平那时并不认为这是一只将在未来3年内上涨8倍的股票,但当五粮液和白药提价的时候,“我们突然明白,这只股票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很多,投资的比重也应增加很多”。

成长性的股票是这个时代的宠儿,如果能够挖掘到中国的可口可乐,那么就离巴菲特不远了。“苏宁电器也是这样的股票,时代的变化给它带来了三个基本面的变化。”朱平说,“第一,房地产业获得大发展;第二,平板电视替代了CRT电视;第三,连锁经营成为可能。没有这三个因素的出现,苏宁电器不可涨这么多。”

李驰更加坚定了价值投资的风格,他按照巴菲特的原则,在好公司上下了大注。2005~2007年的大牛市期间,他只买了4只股票:招商银行、万科、中信证券和海通增发股。其中,只有海通增发赔了钱,“那是在6000点左右的时候介入的,市场已经没有便宜货了,海通增发,36元的增发价相对于70多元的股价已经很便宜了,但还是最低时竟然也跌到了14块多,当然现在它的股价又回到近40元,绩优股的波动在股灾中一样很大,对此我们是有心理准备的。”

站在时代的起点,谁都没有想到身边一下子涌现了那么多的10倍股,这是彼得·林奇孜孜以求的对象。尤其是好公司卖到了好的价钱。

“2003~2007年我们挣了那么多钱,有一些是一点点挣的,比如茅台、苏宁涨了四五年,有一些是一年挣的,比如券商类的股票。我们以前在证券公司,哪敢想过能挣80亿元,当时一年能挣10个亿就了不起了。”朱平说。

证券行业炙手可热,越来越多高学历的年轻人争相加入其中。朱平定下了一条招聘规则,除了名牌大学外,还要是各省高考前100名的学生,“其他有可能作假,高考做不了假”。

坐在时代的快车上,基金经理的生活各不相同。作为私募基金经理,李驰选择了罗杰斯式的生活方式。他每年有1/4的时间周游世界,去各个地方行走、滑雪、潜水。

而朱平的生活则刻板许多,“我们这代人,工作差不多是生活的全部了”。各种会议都安排在周六和周日,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就像欧·亨利那篇著名的《证券经纪人的浪漫故事》中写的:“谁无缘目睹曼哈顿经纪人在生意高峰时刻那股紧张劲儿,谁搞人类学研究就有极大缺陷。证券交易所里风云变幻,飓风、山崩、雪暴、冰川、火山瞬息交替;这些自然力的剧动以微观形式在经纪人办公室中再现。”

基金经理们将每年的排名称为“赛狗”,这个有些滑稽的自嘲实际上是一场残酷的淘汰赛。如果上半年做得比较好,下半年就会相对轻松。“干这一行其实也很难受。行情好的时候,很辛苦,每天要看盘看资料寻找机会;跌的时候,倒不累了,反正也没啥机会,但心情很不好。”朱平说。

他们总是比别人担心的更多,偶然的事件往往会引发一场市场大跌,所以必须给自己留出后路。

钱为什么越来越多?

五六年的时间里,中国股市的市值从3万亿元增长到了30万亿元,增长了10倍。钱,越来越多的钱,在市场中吹起泡沫,聚沙成塔,往复循环。
广发基金的规模增长,如同一根陡峭的斜线。在2003年底只有30亿元,2004年底为50亿元,2006年底就上升到300亿元,2007年底1300亿元,2008年是700亿元,现在回到1000亿元。最狂热的时候,曾经突破了1400亿元。

当人均GDP从1000美元增长到3000美元,整个社会究竟增加了多少资本?

“2003年到2007年是中国一轮新的经济周期,中国人2/3的财富是在这个时候积累起来的。在这几年里我们不仅赚了很多钱,工资涨了很多倍,还买了房子。在2003年的时候,虽然汽车第一次井喷,但还是一个奢侈品。现在的车已经变成了必需品了。”朱平说。

在朱平看来,虽然人均GDP增长了两倍,但实际增加的社会资本却并非两倍。因为第一个1000美元中有八九百美元用于满足吃喝等基本生活需要,不是现金资产,可用于消费的只有200美元。当得到第二个1000美元的时候,则全部是现金资产,一下就增加了5倍;增长到第三个1000美元时,就增加了10倍的现金。“我们每个人的感觉就是现金多了,弹性带来放大倍数。”朱平说,如果以美元计,放大了10倍的资金都是可支配收入,可以流向楼市也可以进入股市。

中国的储蓄存款有30多万亿元,如果像国外一样有1/3用于金融资产,就是10万亿元。现在股市的流通市值才5万亿元,银行内的存款已经足够带动股市的大幅波动。

另一个放大性的因素在于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带动了其他资产价值的重估,尤其是土地和房地产的价格。

“我倾向于认为,2007年与现在股市的上涨并非银行贷款宽松的原因,而是经济基本面的改善,市场资金充沛。在中国,钱多于投资的机会,这个矛盾一直存在。这些钱要么存在银行,要么投资股市和楼市。”朱平说。

财富阶层的不断增加,也让李驰获得了更多的机会。与公募基金的大众性相对应,私募基金更多是为高端客户提供定制服务。2008年开始,李驰连续通过信托公司发行了5只信托产品,最小认购额都为100万元。

通过信托模式运作,是目前私募基金阳光化的主要方法。信托公司充当基金产品的发行人,托管行是基金的保管人,信托公司聘用投资顾问(或基金经理)管理募集来的资金。由于信托公司、银行、投资顾问和基金管理人多方制约,投资者可以规避私募不透明的风险。一般情况下,通过信托模式的基金申购费为1%~1.5%,管理费1%,这些费用由信托公司和基金管理人分享。除此之外,托管行收取托管费,基金经理要抽取20%的利润提成或分红,这种分红是要在基金的净值超过历史高点的时候才能进行。

信托模式使私募基金有了合法的保证。与公募基金不同,私募基金的分成方式更加刺激,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公募基金经理投身其中。

下一个10年

每一次泡沫的产生,都源于一个美丽的结论,不然就不会有如此多的信徒。在朱平看来,2007年牛市泡沫的破裂也使“黄金十年”的理论获得了修正。“实际上‘黄金十年’是有两个约束条件。一是外需,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出口不可能无限增加;第二个大宗商品是有限的,原材料越来越贵,或者根本不会卖给我们。这两个条件会使‘黄金十年’的假设受到很大抑制。”朱平说,“我不是不相信‘黄金十年’,但是实现的路径并非一条直线。”

目前,李驰的同威所管理的资产有30多亿元。他有一个非常宏大的目标,就是5年后管理的资产规模达到500亿元,“完不成就是达到一半也好”。最近,他正在香港筹备发行新的基金产品。

“改革开放后,第一个10年,是香港人到广东搞投资;第二个10年,是台湾人到上海、苏州投资;第三个10年,是世界五百强企业到中国投资;第四个10年,则是全球资本到中国投资。我们现在已经站到第四个10年的门口。现在资本市场大涨大跌的图景只是在预演未来。全球的资本管理人都要把旗子插到中国来,不到中国募集资金管理资金,你就与未来的成长无缘。这是我总结的,未来10年全球资本的制高点就在中国,很快中国资本市场的规模就排世界第一了。”李驰说。

在年初经济还未转暖之时,李驰已经信心满满地上路了。

在4个月前,朱平写了一篇文章《股市新时代》:“无论是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还是金融危机的发生,都表明中国可能正在一个门槛上……中国将在以后的一个周期真正走向全球,在全球话语权也逐渐增加,与此相对应,一些全球性的大公司会出现,当年日本的成长也同样是伴随索尼、丰田的全球化的。因此,这种类型的公司可能会给投资者带来比上次牛市更大的收益。”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中国人的财富增长实际是一个问题,只不过后者用钱将前者量化了。”朱平说,“我们未来有两次大的机会。一是中国的现代化还没有到一半,中国人可以生活得更好。汽车刚刚成为必需品,公共交通还需要大力发展,我们要有更好的铁路,更好的公路。第二,城市化的进程也才开始。我们只建设了3000多万套房子,中国的城市化完成至少需要1亿套商品房。我们唯一要解决的就是要使市场运转起来,收入分配合理,让老百姓可以有钱消费。我们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是全球化的标准是美国的,也代表了西方的标准,日本的现代化没有改变这个标准。中华民族的复兴,一定是给全球带来中国的标准。”

李驰仔细地研究了巴菲特的发家史。他发现在过去的10年中,巴菲特的资产并没有很大的成长。40年前买了巴菲特的股票可以赚1万倍,30年前买就只能赚100倍了,20年前买才赚10倍,10年前买到现在就只能赚百分之十几二十几了。“所以,你要发现一个人有潜力,你必须尽早和他在一起。”李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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