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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意租界,现在风情区

2009-08-03 11:08 作者:钟和晏 2009年第28期
原意租界是天津八国租界里最小的一个,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意大利的国家地产开发项目。现在,它被称为“意式风情区”,对原意租界整修改造工程正在把它改变成一个“异托邦”的商业集合点,破坏与重建的循环、旧建筑与新建筑的融合、过去与现在奇怪地纠缠在一起。

“意风区”里,建于1925年的原意大利兵营被完整地保存下来

原意租界是天津八国租界里最小的一个,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意大利的国家地产开发项目。现在,它被称为“意式风情区”,对原意租界整修改造工程正在把它改变成一个“异托邦”的商业集合点,破坏与重建的循环、旧建筑与新建筑的融合、过去与现在奇怪地纠缠在一起。

易家旧居

进入“意式风情区”之前,先经过了一座奇怪的、近乎让人瞠目结舌的大桥。共分三跨的主桥是珍珠白色的,四座花岗岩桥头堡上有飞狮的浮雕和西洋古典花饰,顶部是4个体格健美、近乎裸体的年轻男女,各自骑跨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4座神兽上。雕塑本来是青铜材质,被涂抹成一片金碧辉煌,桥墩上有两条压纹青铜盘龙,又是浮华的金色与暗郁的青铜色不伦不类地并置在一起。除了大桥两侧欧洲男孩形象的青铜雕塑灯外,桥栏柱基上还有4个金灿灿的雕像,远远看去是健硕的西洋女子体态,走到近处,原来是手持排箫、琵琶的汉代乐女。

后来看介绍,这座横跨海河的北安桥最早建于1973年,前几年按照巴黎亚历山大三世桥的风格重新装饰,被天津的媒体称誉为“欧风汉韵北安桥”——“改建和装饰过的北安桥已成为古典与时尚的完美结合体,以其特有的风格成为海河上的一大亮点。”

关于这种时空混乱的奇怪感觉,一位名叫约翰·赫西(John Hersey)的美国人多年前就已经描述过。赫西1914年出生在天津,他的父母是美国传教士。“我生长在一个多么奇怪的城市呀!用3个或4个铜板,我就能坐着黄包车从我在英格兰的家到意大利、德国、日本或者比利时。我步行到法国上小提琴课,我还经常过河去俄国,因为俄国人有一个美丽的树木繁茂的公园,公园里面还有一个湖。”

港口城市天津有1000万人口和超过600年的城市史,在1860~1945年,总共有9个国家曾在此划占租界,面积是当时天津旧城的8倍,每个国家都按照本国的城市规划与建筑风格对它的区域进行重建,形成一种由仿造建筑构成的城市风貌。就像半个多世纪之后的拉斯韦加斯,让金字塔挨着圣马可广场、埃菲尔铁塔与曼哈顿相邻,在毫不相干的地方模仿出某个著名城市的局部或片段。尽管天津曾经源于在领土侵犯基础上形成的一个个微型城市景观,而拉斯韦加斯是出于商业或者娱乐的目的。

走进“意风区”之后,很快又有吃惊的感觉,但这一次是被民族路92号一座旧建筑超乎寻常的美所打动。砖混结构的意式风格房子只有两层,却显得很高,仿花岗岩砌块、混合式圆柱支撑以及带有瓶饰栏杆柱的走廊构成外立面。走廊最初是开敞的,已经被后来的住户用上下两层落地玻璃窗封得严严实实了。

现在,石柱和窗户的窗框好像已经紧紧地生长在一起,石头的灰色紧挨着木窗框的深褐色,看起来却很协调。窗户上部的玻璃用菱格的细框分隔,下面的长方形窗用细长框分隔,加上石质壁柱上的雕饰、瓶饰栏杆柱和檐部的雕花舒展的线条,所有这些装饰细节浑然地构成一种陈旧又富丽堂皇的美。并不是这座老房子当初有怎样的建筑成就,原来也只是普通的房子,因为矗立近百年,一些细节、质感才浮现出来,这是随着时间推移而变美的建筑。

不止一个人告诉我,陈凯歌导演的电影《梅兰芳》曾经用了这里的外景,虽然是发生在上海法租界的故事情节。重新查看一遍电影,“九一八事变”之后梅兰芳全家迁居上海,他被带进日军华东总部那扇雕花铁门,就是这里的民族路92号。镜头从北端的角楼横摇过来,梅兰芳从一侧的高台阶被带入室内。

“在《梅兰芳》以前我有过一个电视剧《夜深沉》,其中一部分就是在‘意风区’拍的。”《梅兰芳》的总美术师柳青这些天正在云南大理,他在电话里高声地告诉我,“马可·波罗广场上的旧雕塑很有名,在天津的老照片里都会出现。所以,那会儿我老在那里找景,总觉得那个地方能抠出些东西来,因为气氛在那儿放着呢。”

“我在那儿溜达着,有一天意外看到那个楼,我就直接进去了。一进去让我吓一跳,那个地方太好了!”这座老楼第一次在根据张恨水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夜深沉》里被使用,充当上世纪20年代上海的场景,到了《梅兰芳》,“我觉得它那个劲儿挺适合,比起其他建筑更靠近日本人在里面的气质。我喜欢有老残迹感觉的东西,那东西扎实”。柳青说。

虽然门檐上挂着“范曾艺术”4个鲜红的字,但现在的民族路90号和92号是近乎空置的状态,一个门卫百无聊赖地坐在宽大的门厅里,旁边一间屋子里堆满了油画。沿布满灰尘的深褐色木质楼梯走上二楼,在幽长的走廊里,好像走回民国年代。砖混结构的房间露出红砖的外墙,地面是隐约带红蓝梅花纹图案的地砖,色彩已经剥落,整排木窗户上都有小小的椭圆形黄铜把手,连着一根活动的黄铜插销。

房子外面挂着一块“易兆云旧居”的黄铜牌子,上面简单写着:“易兆云(1870~1933),曾经从商,后因家庭关系从军,曾任浙江省督军府军需处处长。”在那个年代,在周围50公顷左右的小区域里,易家的邻居们还包括北洋军阀皖系将领何丰林、民国大总统曹锟、西北军将领孙良诚、伪天津市市长潘毓桂、交通总长叶恭绰、陆军总长鲍贵卿等等,不过,关于房子原主人的来龙去脉大多数已被时间湮没,少有人知。

民族路上的易兆云旧居

孟氏家庙

“一开始只知道当年这家姓易,主人名字、来历什么的都不知道,这么大的房子里面到底谁住,只能存疑悬着。”天津河北区政协文史委的一位研究人员对我说,“很多小洋楼都存在这个问题,如果不是后人提供翔实的线索,你无从下手。”

根据1927年的统计,天津的华人上层有将近70%居住在英、法、意、日四国租界,租界开发高级住宅区与华人上层向租界迁居互为因果,大多数“寓公”因为政治原因选择到租界“隐居”。有个名叫伍特海德(H. G. W. Woodhead)的外国记者曾在1934年写道:“对所有外国人来说,德国租界是最好的居住地,英国租界及其扩展区有最重要的外国银行、办事处、商店和大量中国人口,而意大利租界开始成为最受中国隐退军政官员欢迎的富丽堂皇的居住地。”

“易兆云旧居”的确认是河北区政协文史委收到了上海市离休老干部易仲屏的一封长信,他在信中写道,他生于1928年,居住在原意租界马可·波罗广场旁边、回力球场对面的楼里,1943年离开天津。他家本是福建厦门人,祖父辈易兆云、易兆雯、易兆霆等兄弟4人和他们的子孙曾相继住在那里。除了信件外,这位80多岁的老人还画了一张原意租界里一些名人旧居的平面图。

在天津有一个“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成员的职业、背景各不相同,主要用各自的专业知识帮助调查、考证和保护历史建筑。

‘意风区’开始是我一个人调查了好几年,在它拆迁前我采访了十几位老人,都是原意租界老房子本主的后代。”团队志愿者之一杜鱼告诉我,“其中一位老先生告诉我,那家姓易,很有钱,又像军界又像商人,当时就是这么找线索的。老先生知道易幼卿的名字(易兆云字幼卿),后来,我们在上世纪30年代的老电话本里找到‘易幼卿宅’的条目。易家是整个家族住在这里,也可能易幼卿官最大,电话本上登记了他的名字。”

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独立做了不少调查,在整个“意风区”,近几年他们新发现的名人旧居有30多处,加上原来已经确认的20多处,总共50多处历史建筑因此明确了它的身份。

协助修复“意风区”部分风貌建筑的是意大利锡雷那(Sirena)公司,一家有意大利政府背景、专注于历史城区建筑修复的顾问公司。今天,天津仍然留存800多座当年的租界建筑,开始采取修复和保护原有建筑结构的方式并请意大利专家来协助,这在天津的城市改造历史上应该是第一次。

对于已经在拿波里市(Naples)修复过数百处历史建筑的锡雷那来说,这里的工作并不特别复杂,大部分是要拆除任意添加之物、清洁表面以及整修复原屋顶、窗框、外部装置等等。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意大利流行一种用石头和水泥浆混合而成的人工石,这里也一样,大部分建筑都把人工石用在底座、壁柱和台阶等构建上。锡雷那公司研究完建筑几何图形之后,采取样本带回意大利进行分层检查分析,在多层不合理的粉饰下找到做工复杂的人造石。

“我们避免在对建筑物体进行色彩整理时加入个人的偏好。”锡雷那公司的一位建筑师说,“在天津也不例外,经常可以看到粗俗的举动,没有任何必要,就给历史建筑涂抹上崭新的色彩,结果是改变了建筑物的本性,也蒙蔽了公众。”

大概三个星期前,又一位锡雷那的建筑师安得利(Andrea Brecci)来到天津,他的主要工作是用大半年时间主持修复博爱道的孟氏家庙。在整个“意风区”,孟氏家庙的建筑形态是一个特殊例子,前楼是意式风格,沿街立面用西洋方壁柱、檐口齿饰和铁花图案阳台栏杆做装饰,进去之后却是主体三层、面阔五间的带天井式四合院格局。它的主楼层高却比一般四合院高很多,用木廊连接在一起。站在前楼的天台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后面的坡屋顶和青砖黑瓦。

建于1912年的孟氏家庙被考证为山东绸缎商孟养轩(1891~1953)的家族祠堂,他曾经在天津经营谦祥益,除了祭祀祖先,可能这里也兼做商店仓库和家人居住的地方。孟养轩是近代民族资本家孟雒川的族侄,孟家开设的绸缎店名称都带“祥”字,包括瑞蚨祥、谦祥益、益和祥、瑞林祥等“八大祥”。这座中西合璧的奇特建筑甚至引起了意大利环境、领土与海洋部的投资兴趣,修复完成之后将被用于办公场所。

对意大利人来说,孟氏家庙也将是一个特别的修复案例,除了常规的建筑修复外,地热、太阳能等一些可再生能源将被用在这座老房子里。将来,屋顶设置太阳能热水器和蓄电池,用来补充办公用的热水和电能,整座建筑的“节能空调系统”来自地源探测器和地源热泵相结合的一整套设备,地下120米深处的地能成为冬季热泵供暖的热源和夏天空调的冷源。前楼还将安装一个能源管理系统,通过显示屏了解和控制各种能源和电量的使用状况。

现在的孟氏家庙是一片灰尘飞扬、机器轰鸣的施工现场,层层叠叠的脚手架和绿色网布占据了整个内庭院空间,从老房子地面上拆下来的彩绘地砖正堆在院子的地上,虽然已经颜色斑驳,清洗完之后还会被重新铺上去。“这些地砖是当年的天津工厂生产的,质量还真不错。”安得利说。到了二楼,他又指给我看嵌在内廊木柱两侧的铁块挂钩,可以想见,这应该是孟家挂绸布晾杆的地方。

广场上的铜人

“走在天津意大利小区的建筑群,就好像听人说意大利语,但夹杂一点地方口音的感觉。”意大利费拉拉大学教授利卡多·纳格拉(Riccardo Dalla Negra)告诉我。在他看来,小区的建筑物都建造在规格统一的平台上,大部分是双层结构带花园的小楼,第二层可有也可没有凉廊。虽然房子形体各异,但选材与建造方法大同小异,采用的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样式。下层以砌琢石做墙面,上层是用线条装饰的窗户,窗户四周是用砖排列成横条形的简单框架,几乎不抹灰泥,墙壁全部采用实心砖建成,里面用灰浆粉饰。

直到今天,这个“意风区”仍然像是一个高级别墅区的样态,街区横平竖直,楼房呈线形排列,组织分布很规范,尽管几十年间受到多次合法或者非法的改动,但整体布局与住宅的建筑结构仍然清晰可辨。也许是现在天气炎热的缘故,走在小区那些平整的、近乎光秃秃的街道上多少给人焦灼的感觉。

“2004年初我去意租界的时候,刚刚开始拆迁,建筑本身是破,但周围氛围好,街道上都是绿树,夏天尤其阴凉。现在这些树都没了,为了拓宽道路把树都砍了。”杜鱼说。

意租界是八国租界里最小的一个,也是意大利在域外设置的唯一租界。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为了谋求利益而策划的经济投资项目,或者说意大利的国家地产开发项目,而且获得了商业成功。“最初在中国设立租界出于政治因素,但它存在的理由主要是商业的考虑。”第一位意租界领事文森佐·菲莱蒂(Vincenzo Fileti)留下这样的文字。

菲莱蒂既不是建筑师也不是城市规划师,但是,也是这位后来被认为具有非凡组织才能,兼任工程师、卫生专家和领事的年轻上尉用政府40万里拉的拨款,从1912到1922的10年间,把一片被腐烂的沼泽地环绕的村庄和坟茔变成一个现代住宅区。他组织建造了小区的所有街道、领事馆、菜市场、医院和公议局办公楼等,还有一所俱乐部和一座圆形构图、中间有罗马式带尖凉亭的“意国花园”。

1922年,住在意租界的中国人有4025名,意大利人62名,其他国籍的人42名。1935年共有6261人,其中有5725名中国人和536名外国人,外国人中有392名是意大利人。根据英国人雷穆森(O.D.Rasmussen)1925年撰写的《天津租界史》记录,菲莱蒂经营下的意租界最初的市政收入大概每月只有200银元,到1923年,年收入已经是白银16.5万两,支出仅为7.5万两,净余近9万两。

富裕的中国军阀官僚是“地产开发商”菲莱蒂的主要客户,在那些已经确认的意租界洋楼旧主中,似乎梁启超是唯一的文化名人。不过,他在1912年12月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提到“吾若稍自贬损,月入万金不难”,而当时一般职员的月收入只有8元左右。

在天津,旧租界“历史风貌建筑”一直保留比较完整的是“五大道”、解放北路和原意租界这三个地方,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当时的王市长以及河北区的马区长已经对原意租界有了“腾笼换鸟”的想法。

从一开始就参与区域改造的天津福莱特装饰设计工程公司总经理李云飞对我说:“这个区域要变化必须有一笔资金,单靠河北区根本不可能,王市长就带着马区长去欧洲招商。那时候开放程度不像现在,大家觉得外国人都很有经济实力,意大利人会拿钱把这些房子买下来,他们会特别热爱这些房子。但是前后出国十几次都没有结果,这件事就没办法再进行下去了。”

“一开始,我们统计了131座风貌建筑,成立风情区管委会在做招商工作,希望引进意大利投资。不过,总体来说就是算不下账来,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天津市海河建设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李锡庆在他的办公室里对我说,“2003、2004年房地产价格增长,我们恰巧赶上一个适合的时间,这个事情才能做下来。以前缺乏资金,放到今天也是不太可能。”

海河公司是国有的独资企业,也是天津市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集团公司下的全资子公司。2003年6月,戴相龙担任天津市长的时候,国家开发银行给了天津市(其实就是城投集团)一笔500亿元的贷款,当时是全国单一项目的最大一笔贷款,用于地铁、海河综合开发、快速路工程、环境改造提升等等,期望带动土地升值形成政府收益。

根据李锡庆的介绍,这笔贷款目前天津市已经投入了大概380个亿,海河公司总共投入120亿。“意风区风貌建筑保护”是2003年3月开始的海河综合开发十大工程之一,总占地面积28.45公顷,到现在整体工程立项14亿,拆迁合同6.8亿,整修了大概13万平方米,总共66幢建筑。

原意租界引入的是意大利小镇的建设思想,以马可·波罗广场和但丁广场为中心,棋盘状的街道、围合的街区和街巷节点构成了外部空间的网络体系。当年,意大利人在马可·波罗广场中心安放了一根方形柱基的石柱,四周刻有浮雕和向上喷水的兽头,柱顶是一个代表胜利的展翅女神铜像。

有那么几十年,已经没有什么人记得马可·波罗广场中间立柱的模样了。举着一把剑的女神曾经被当地人习惯称为“铜人”,剑所指着的那座房子被认为是“凶宅”,新中国成立后铜人就不见了。据说“文革”的时候,那根没有了铜像的石柱还留在广场上,上面刷着标语,再后来石柱也不见了。

在“意风区管委会”获得了第一笔2000万元银行贷款后,有一部分钱首先被用来恢复这一广场标志物。李云飞和他的公司用老照片资料提供的细节,让混合柱式、整块石材堆砌的石柱和做旧的铜雕像重新又矗立在广场上,只是女神手中的利剑被换成了橄榄枝。他说:“如果是外国人的形象再拿把剑,我无论如何没法跟天津人交代。天津人很敏感,倒退10年我们中国人还没有今天这份自信,但现在就不一样了。”

“异托邦”商业街

原意租界最早有300多座历史建筑,现在剩下100多座,拆除了约2/3。“一开始,中方对什么是‘意大利风格’概念模糊,每个历史建筑修复项目都是由他们单独评估的,拆除了一些他们认为不重要、不值得修复的小建筑。”锡雷那公司总裁布鲁诺·迪赛保罗(Bruno Discepolo)说,“我觉得他们应该改变原来的观念,建筑是历史的一部分,有些建筑即使体量很小、质量不太好而且缺少装饰,它们仍然具有保护和修复的价值。”

旧建筑被拆除后,有些会按照原来的式样被重建,进行合理地“伪造”。也有的情况下,已经完成修复的小洋楼又被它们的拥有者重新刷上涂料,在“焕然一新”的外表下失去原有的质感、色彩和装饰细节。

因为正在撰写一本关于天津原意租界历史的书,英国布里斯托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利楚(Maurizio Marinelli)来过天津好几次。他在回复我的邮件里说:“现在,那里的氛围更像一个开放的商业街,给人的印象是以先前的殖民建筑为商机,来争取国外投资者和国内消费者。”他把整修后的“意式风情区”称为一个“异托邦”,一个微型迪斯尼乐园类型的商业集合点。在这位意大利人眼中,破坏与重建的循环、旧建筑与新建筑的融合、过去与如今正奇怪地纠缠在一起,变得难以区分。

“1993年天津大学建筑学院聂兰生先生曾经对这个区域做过规划,主要是保护街区的肌理和功能,但是这个规划最后没能实现。大概2003年它又被重新规划,这一次就没有以街区保护为主要目标了,更多地考虑功能置换、适应旅游的要求。”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徐苏斌教授告诉我。

“如何恢复和振兴历史性街区而不改变它的身份,如何在这个过程中避免驱逐较弱的社会阶层并且被其他社会阶层和高收入人群所代替,多年来,我们在欧洲也面临这样的具体问题。也许,只有在场所文脉、经济需求和公民权益之间保持可观的平衡才能做到。” 锡雷那公司总裁布鲁诺·迪赛保罗对我说。

我在天津的那几天,不止一个人在谈话中提到了“鬼城”这个词,这是天津人用来描述近乎一无所有、到了晚上漆黑一片的“意风区”,在迁走原住民、整修建筑和等待商业新租户的好几年时间里近乎空城的状态。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时间,天津的政治文化中心一直在海河南岸,河东、河北都是相对经济落后的城区。

“意租界过去天津人都不太注意,河西的租界格局上要比它大得多、更有都市感,反而小白楼、劝业场这一带比较洋气,大家逛的都是这些地方。”建筑评论学者史建是天津人,家住在“五大道”附近,在他的记忆里,那时候去海河北岸是因为有个从过去的回力球场改造的天津第一人民文化宫,“一宫”是看电影的重要地方。原意租界一角靠近海河那边还有过一个带主席台的人民广场,“文革”时期的许多全市大会都在那儿开,后来就被拆了。

“我们现在对城市再生和创意文化理解得非常简单,城市再生就是把老房子都改成餐馆、旅游中心,创意文化就改成艺术区、设计公司等等,没有针对原意租界的丰富性去做细致的规划。”史建告诉我,“在我看来,意风区犯的错误和北京前门大街改造相似,一次性大规模改造改变了原有的道路格局、拆掉大量的房屋,城市的丰富性和生长性一下就消失了。”

“在制造业、办公大厦之外,天津确实需要这样一个消费区域,有餐馆、咖啡馆、画廊和一些零售商店的组合,一个能够坐在露天里用餐、喝咖啡的地方。”说话的时候,仲量联行(Jones Lang LaSalle)天津公司的董事总经理何迈可(Michael T. Hart)正站在天津和平区津汇广场35层他的办公室向窗外眺望。去年,这家美国地产投资及物业管理公司曾经为海河公司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商业顾问。

“大概一年前,我们和许多商户接触过,其中不少是有名的品牌。大部分品牌都对那里感兴趣,但是他们需要首先有人流量,没有人愿意先冒险。”何迈可告诉我,“我在天津住了两年半,我最初的感觉也是好像河对岸的‘意风区’离得很远,其实天津城也不大。”

很难不把“意风区”和上海新天地联系起来做一比较,在何迈可的分析中,两者的相似处都是被单一经营管理者所拥有,都是采用只租不售的商业模式。相比之下,“意风区”面积更大,它的建筑有更多历史趣味。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历史建筑原本大多是住宅,不太容易被灵活地改造成餐馆或者其他商业形态。当然,海河公司作为国有企业,对于投资回报期应该比民营企业有更大的耐心。

“我也关心投入什么时候能够收回,但我们坚持只租不售。当然,收益最大的是赶快把那些建筑卖掉,但这不是我们对风貌建筑保护的初衷。”海河公司总经理李锡庆同样在比较“意风区”与“新天地”各自的优劣,“新天地是一个核心,它创造了一个品牌和城市名片,带动周围办公和居住地产的升值,开放几年之后周边项目从每平方米2万多升值到6万多元。我们的难度在于只做了‘意风区’投入最多、产出最少的这一块,不具备条件把周边的土地都拿下来。即使在这个街区,还有一些建筑在不同的产权人手里,我们无法按照统一规划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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