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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锦添谈《红楼梦》

2009-08-03 14:32 作者:马戎戎 2009年第27期
叶锦添有一个仓库式的工作室,一楼摆放着大型的雕塑作品,这些雕塑都出自他手。他并不甘于仅仅把自己的创作范围局限在电影美术,2007年他曾在今日美术馆举办个人艺术展“寂静·幻象”,展现他在美学上的探索。他也有自己执导电影的打算。

叶锦添为电视剧《红楼梦》设计的造型。前排左起:香菱、惜春、薛宝琴;后排左起:史湘云、迎春

叶锦添有一个仓库式的工作室,一楼摆放着大型的雕塑作品,这些雕塑都出自他手。他并不甘于仅仅把自己的创作范围局限在电影美术,2007年他曾在今日美术馆举办个人艺术展“寂静·幻象”,展现他在美学上的探索。他也有自己执导电影的打算。

他的工作桌上摆放着许多与《红楼梦》有关的书籍和录影带,其中包括越剧版的《红楼梦》,以及梅兰芳当年演出的舞台照片。他指着梅兰芳当年在《一缕麻》中的造型说:“你看,他的领子那么高,是当时流行的时装款式。”

在杭州采访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时候,很意外,这些越剧界人士并没有对李少红执导的《红楼梦》的造型提出否定或嘲讽。他们说,这个东西一出来,一下就把观众心目中原有的《红楼梦》的形象给破掉了,不破不立。

在电视剧还没有能完全呈现给观众之前,叶锦添的造型设计成为观众最先见到、关注到的热点。对于这一批造型,网络上的群众意见,质疑多于赞同。

采访过程中,叶锦添并没有回避任何问题,他的态度很坦诚——

《红楼梦》是半写实主义

对于电视剧的美术创作,我很好奇,也很大胆。第一次和李少红合作《大明宫词》,我发现观众其实那时候就已经希望电视剧里能出现新的东西,但是又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大明宫词》之后,我发现观众是认可新东西的,他们认识到电视剧也可以做得非常精致。所以到了《橘子红了》,别人喜欢到我不能相信。

《橘子红了》的美术风格很华丽,其实正常生活里,衣服是没必要像那样华丽的。我把它变得那么华丽,是因为我想把电视的荧光屏变成一个舞台,呈现衣服、人物,呈现气氛。

我其实是想做一个革新,就是电视剧创作的表现方法上的革新。我觉得中国电视剧的表演方法都还是从话剧舞台来,演员永远要大特写,像站在台前给观众看。而中国人的美学观念是,人一站在舞台上,想到的永远是人怎么能把动作做到有装饰性和美感——是没完没了的漂亮。观众对很多古装片不满意,就因为他们不像古人,讲话粗俗,动作笨拙,总之是不美。拍摄《红楼梦》,我们找了昆剧的老师,让这些小孩子按照我们的要求训练了很久。

我想《红楼梦》不是一部完整的作品,它也绝对不是一部写实的作品,它是一个梦境。曹雪芹的小说是一部很强烈的乌托邦,我想他写的时候内心非常失落,所以写的时候其实带了一种自嘲。他写十二金钗,寄托了他对美、对童真的向往。其实到他老的时候,他内心还是个小孩子,作品里寄托了他的孤独和向往。

做这部电视剧的设计前,我们跟红学家讨论过,问过他们的意见。红学家说做得很漂亮、很独特就可以了,其余是不是写实,不用计较。他们说《红楼梦》的味道就在于独特性。做设计的时候,我参考了清朝的现实装饰。但是《红楼梦》是个很复杂的作品,是现实和虚幻交织在一起的,梦境本身也是和日常生活有关,我于是就会想清朝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我发现那个时候最流行的娱乐方式是戏曲,那时候的戏曲带了很多文人的味道。

中国戏曲里的漂亮和热闹都带着哀伤,当我们遇到《红楼梦》,这种感觉特别强烈,一个美梦的破碎。

《红楼梦》的语境是完全的中国语境,我也一直想找到能代表这种语境的东西,这种虚拟和真实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的表现方式。它写到葬花、喝酒、作诗,就那么美,写到现实生活,就那么严肃。《红楼梦》本身把朝代模糊掉了,因此不能用八股文的方式去对待它,提到一个唐朝的肚兜,就立刻去做一个唐朝的肚兜出来,那种东西很容易。如果有人需要我全部还原,我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这次我不这样做。

那么如果我们不走入写实世界,而是直接走入曹雪芹的世界,他虚的地方虚,他实的地方实,又会怎样?

我看了很多中国戏曲的资料,1912年上海的京剧舞台,他们对京剧舞台进行了革新,用到了许多西方舞台的东西,用了布景和假山石。我觉得这种东西很迷人。我看梅兰芳演出的照片,他对服装、布景的更新,我觉得我找到了很多可借鉴的东西。所以这次我觉得我也可以走这种风格,这种风格很经济,不用每个都来真的,艺术性又很强。

这种风格是什么呢?就是实景和布景的结合。比如说,前面有一个走廊,后面是大观园的布景,远处是天边,天边还有打光。房屋比例也不是完全正常的比例,一半是搭的,一半是真的,是写实的底子,但也非常舞台。我们拍每个镜头,前面都可以再摆个东西,或者有人走过。我们永远都在几个层次里拍戏,我认为这是半写实主义。

目前出来的效果我是不是完全满意?我不是完全满意。我不能满意的地方是很多东西因为现实条件的关系还是比较粗糙了,而且我所要的许多东西工作人员理解不了,但是大家都已经很努力了。

观众有时候会先入为主,但是我觉得能真正表达对它尊重的方式就是去做改革。我觉得每个戏能让人记住的,就是它独立的东西,有没有代表时代,推动时代。我们不一定能推动时代,但是应该可以让人觉得很独特。

宝黛钗与贴片子

李少红对空间的感觉是写实主义的,她很讲求空间的重量感,所以她拍内景很擅长。她在现场给人的感觉像个军人,但我觉得《红楼梦》是不能太写实的,还是要些懒散在里面,最有趣的是小孩子脑子里在想什么。

贾宝玉的形象,其实从来的电视剧里都很戏曲化,头上戴冠,脖子上戴玉,林黛玉的造型,绣像小说里她的形象更类似于魏晋南北朝。但在这次的设计里,我想把贾宝玉变成一个导体,通过他的眼睛去看宝钗、黛玉,他反而不是一个主体。所以他这次的造型,反而走了写实的路线,他的玉也不再是像戏曲里那样的挂法,而是很生活化的。

林黛玉和薛宝钗是对象。对象性的人物,服饰造型上就会有很多细节。在我眼中,薛宝钗是有点清教徒式的人物,我觉得她是比较高贵的,有细节和可爱一面的清教徒。

对于贴片子,争议很大。但是使用片子头的造型,是采取虚拟手法的关系,中国有一种独特的美学,自古以来都注重装饰性,很多的女性高度的审美,来自于装扮,在装扮的意义上,虚拟实景的诗意美学得以实现,一切相关的美学元素,都可以直接受益于剧作的表现上,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使用的演员,大都是新人,贴片子的目的是为了大家对于古典的凝聚力,包括工作人员的凝聚力,演员自己的凝聚力。使观众能体验新的视觉效果,造型对于演员的凝聚力是很重要的,我做完衣服给演员,他们就自己去揣摩演出的方法,比如袖子很长,他们立刻就开始玩袖子,增加演出的可能性,演员在上妆的过程就感觉到某种变化,而意识到自己的形象风格。

如果仔细观察,除了片子头的造型,在衣服上也有很多特别的调整,我援用了戏曲的装饰手段,但是我其实是把戏曲的装饰时装化了。

中国人喜欢的东西一向不是实的,最可贵的是感情和想象力的传达。但现代人偏偏很实际,他们会拿着本书来对照电视剧,这句对白对了,这里衣服穿对了。我接这个项目就要面对这个,也没什么好意外的,但是我们的态度一定要鲜明和清楚,让大家知道,这个东西是有意义的。

我不是“戏霸”

你问我为什么每部作品里我的设计都那么明显,问我为什么大制作里都是我的美术总监?

我觉得好的东西有两种,一种叫完整,一种叫难得。当你开始一个新的工作的时候,你都会期待那个作品是你最好的,因此就会全力以赴,把做好的想法提出并思考落实的可能,与导演一边沟通一边整理,完成了一个大家都觉得理想的方案。每个作品都会遇到种种困难,有时候当一切都顺利的话,就会有完整的作品,但是有一些偏差,也是常有的事,但至少因为我们用了心去经营,至少那个经验是难得的,可能也算是完整的。做出来的经验,可以成为日后的参考,也是一个不错的结果。

我可以说,这些年来,都是别人找我。我觉得我的工作量并不大,我工作其实很少,《赤壁》我做了3年,3年我做一个工作不多吧?而且每年那么多电影,其他电影又是谁做的呢?他们没显出来不关我的事。

张叔平是很天才的设计者,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两年他为什么没有作品出来,他一定有他的考虑。我的设计观念和他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的设计观念和大多数香港的美术师也是不一样的,对我来讲,设计是语境,不是趣味。

在创作上,我的野心的确很大,我创作的时候喜欢提出一个非常大的构想,这变成一个我的创作的源头。

《卧虎藏龙》的时候,我希望能重现中国士大夫的审美世界。我所做的东西并没有形式上的显著变化,但是心理层次将他们都分开了。为了这种效果,我做了许多看不见的手脚。

《夜宴》的时候,我希望我做的每一个东西都是特色,每一个东西都是东西方撞击出来的,包括每一个小道具,它们的共同点是充满欲望,要每个人走出来都给人一种“砰”的感觉。这个东西设计出来其实对导演来说是一个挑战,因为它对形式感要求很强,要求在形式感中传达意义。

做《赤壁》、《三国演义》本身的感觉很戏曲,因此我觉得电影反而不能让它显得很戏曲。吴宇森希望电影的质感是能很写实,又很浪漫,所以我也做了很多调整,把很多细节拉得很开阔。林志玲不是特别会演戏,所以我给她设计了茶艺的道具,让她有很多动作。

这些年我一直在工作,我其实也蛮想休息,但是有些东西停下来再接起来就很难。掌握每一个机会很重要,而且很多事情的确不怎么靠谱,所以我们经常不得不同时谈几个事情。所以我要一直掌握每个机会,但是我自己有一个努力的方向,知道自己做每一个项目时要达到在哪一个层次的提高。

我希望我的存在能加强周围人的实力。中国发展得很快,很多设计类人才都刚刚出来,我希望这个东西是一股潮流,但是这需要时间。巴黎时装好,是因为整个工业做得好,中国还没到这个阶段。我觉得最好是大家看到我们自己的变化,每个人在这个变化中的努力。我其实一直在追求一个东西,我也做了很多理论的积累,不只是影像的部分,我想在将来,这些都会是别人工作的积累。

网上对《红楼梦》造型的恶搞,我看到了。我觉得,对一些人来说,可能生活的意义就在于娱乐。但是如果人的生活价值就在于娱乐和消费一切的话,那将来的走向是什么呢?从前香港人是没有价值观的,眼中只有个人利益,没有民族和国家的关注,这是香港对我困扰最大的地方,所以我才离开了香港。但是我现在知道我做的事情价值在哪里,所以我对这些并不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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