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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声:著作权保护的死角

2009-07-27 14:04 作者:王晓峰 2009年第26期
今年9月,全国(天津)相声新作品大赛将在天津举行。之前,组委会向全国征集作品,最后有50段相声入围,然后从入围的作品中选出16部作品,进行拍卖,最后,王鸣禄的《城管与地摊儿》和《时间隧道》(与刘景州合作)分别以20万元的高价拍出。拍卖相声作品在中国曲艺史上还是第一次。

1月20日,北京刘兰芳艺术生活50年文艺联欢会上,姜昆和戴志诚表演的相声《我有点儿晕》

今年9月,全国(天津)相声新作品大赛将在天津举行。之前,组委会向全国征集作品,最后有50段相声入围,然后从入围的作品中选出16部作品,进行拍卖,最后,王鸣禄的《城管与地摊儿》和《时间隧道》(与刘景州合作)分别以20万元的高价拍出。拍卖相声作品在中国曲艺史上还是第一次。

为什么要将相声作品进行拍卖?中国曲协副主席姜昆说:“音乐人和小说家在署名和获得稿酬方面都比较规范,相比之下,相声作家的境遇就差多了,这就使得原本就不兴盛的队伍一再分流,有的改行写起小品,有的写起了电视剧。要改变这一现状,就要不断尝试新路子,让相声这门百年老艺术能够跟上文化体制改革的步伐,更好地和市场接轨。”

也许,通过此次拍卖能让更多人重视相声创作,让分流的队伍回到相声创作中来,拍卖不是目的和结果,但是相声创作不是仅仅靠拍卖就能繁荣的,诸多问题的综合因素才导致这门传统艺术变得越来越不景气。

为什么相声作者分流?原因很简单,写电视剧比写相声容易,一集电视剧可以拿到3万~5万元的稿费,同样写一个相声段子,可能分文没有,而且今天观众恨不得要求三句话一个包袱,相声越来越难写了。如果这些包袱用在电视剧里面,可以写上好几集,这笔账谁都会算。

过去,写歌的人没有唱歌的人挣钱,随着著作权制度的完善,词曲作者的权益慢慢受到重视,词曲作者的收益获得了很大改善,至少,在音乐行业内已经形成了一种规范。但是,相声乃至整个曲艺界,至今仍是一个著作权保护的死角。

近些年一直从事相声和曲艺创作的崔琦先生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这就是历史形成的,一开始作者跟演员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并不是你就是纯演员我就是纯作者,我只能写不能演,你只能演不能写,因为传统相声并不是写完了去背。老先生当初创作时没文化,咱们三五个人说个段子,大伙琢磨这是个点子,这么构成了一块活,明天这么开头,这个底就做相声了。议论完了最后有两个人先说,张三李四先说,王五赵六也说,不断丰富完善,最后就形成这个段子了,师父再教给徒弟,你说谁给谁稿费?没有。后来社会在发展,艺术有了进步,有的艺人有文化就开始写了,写的时候还是大伙一块唠叨,有人记下来了,大伙也没想给他钱,你认识字,能者多劳,天经地义。咱们仨一块说叫他记吧,就这么慢慢形成的,事实也是这么来的,以至于后来谁独立写了个段子,再给师兄师弟或者长辈说这个段子,他还觉得我这活儿能够让谁谁演了还不错呢,他觉得我写的成了,谁演那是抬举我,那还怎么要钱。后来大家都有文化了,也才有了纯的相声作者,现在相声作者大部分也都能说,纯写不能说的恐怕也没有,只不过以哪个为主。年复一年从历史上这么走过来的,一直没有稿费,有稿费是有了杂志、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些媒体有规定,按字按篇给作者报酬,这才有了稿费。至于演员用这个段子应该对作者怎么表示,没有明文规定。有的演员真不错,高兴晚上吃顿饭,有的逢年过节到家里看看去、提两瓶酒,到现在还有这种现象。那您也不能说你给我把酒拿回去,给我钱,人家充满友情来的,你只认钱也不行。”

另一个相声作者赵福玉认为:相声创作对他来说更像是投资,因为很少能收到稿费,但是这些作品被很多名家说出来后,知名度慢慢会上来,这样就会有更多机会去创作别的作品,很多收入都是通过别的渠道获得的,如果最初不是创作相声,可能没有人知道他。对此,他说:“我不是很在乎写相声是否能得到稿费,但我比很多人过得好。”另一个相声作者孙晨,1992年起从事相声创作,从一个业余作者变成专业作者,并且进入中国铁路文工团,他直接从创作的作品获得的回报并不多,但是因为创作改变了自己的生活状况。因此,对于这类作者来说,生活、命运的改变,比从某一个作品中获得收入更重要,这也是很多从事相声创作的人放弃创作权益的原因之一。这种“不计一城一地得失”的心态是相声创作领域一直无法改善作者地位的原因。用赵福玉的话讲就是“曲线救国”。

相声演员免费使用他人作品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对作者来说,一个相声写出来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让观众听到,这时候哪还好意思开口要钱呢。崔琦说:“都是不错的朋友,咱哥儿俩也不错,你擅长说,我擅长写,写了跟人要钱?这么多年就这么过来的,当帮忙了。”

赵福玉说:“作者写出个段子希望能和名家合作,觉得是一种光荣,但是演员不能这么想,演员这么想就不对了。”赵福玉回忆说,“以前写的相声,大都是给电视台或企业晚会写的,都有费用。直接给相声演员写,如果对方隶属某个演出单位,单位会出一笔费用,单纯个人约稿,给钱的很少。”

崔琦从事曲艺创作有50年了,在所有创作的作品中,只有相声作品获得过稿费,比如他给牛群、冯巩写的《有话坐下说》,冯巩私下给了他2000块钱。李金斗说完《武松打虎》,刚刚走红,就给了崔琦1000块钱。后来崔琦给李金斗写了一个段子没被采用,他也给了崔琦3000块钱。“这个演员很懂礼数,他知道写活儿的难,作者的艰辛。”

但是崔琦给高英培、范振玉写的《破镜重圆》和给侯宝林写的《技术比赛》就从来没有收到过他们支付的费用,倒是作品发表后,电台、报纸给了他稿费。崔琦创作的相声作品并不多,如果说能从中获取费用,多是从媒体获得的。不过他说:“最多的稿费也没有突破过5000元,原来一个稿费几百块钱也有,一两千块钱也有,就是这个状况。有的就200块钱,在曲艺杂志或报纸发表了,甚至100来块钱。大概长此以来习惯成自然了,也没觉得怎么样,但实际这里存在着作者和演员相差太多的问题。现在我们可以谈这个,前几年作者也羞于谈这个。作者写一个段子是创造性的劳动,他从自己脑子里挖出这么一个东西,付出的代价多大。演员呢,写好了照着这个东西去背,背熟了,演去吧,他只要背熟了,演多少遍都不成问题。演员这种劳动,跟作者的劳动是不成比例的,可恰恰演员收入跟作者所得也是不成比例,差得太远。举个例子,《虎口遐想》这个段子,梁左创作,梁左跟姜昆改编的,姜昆、唐杰忠演这个段子,两个人出场费最低也得两三万块钱,也就是说,他演一场就能得两三万元,演10场就能得二三十万元,演100场就能得二三百万元,如果你给作者20万元多么?不多。拍卖会上,姜昆正好也说《虎口遐想》给作者费用太低,这个段子不给他200万也得给100万元。姜昆作为演员他也有切身体会,他认识到了作品的重要性,由此可见拍成20万元也并不多。大家为什么觉得这么多?就因为一直以来稿费太低,很多情况下没有稿费,也不知道上哪儿要去,谁用了都不知道。中央电视台‘曲苑杂坛’栏目两个战士我也不认识,说我的相声,当时写上了作者崔琦,至今也没给我钱。我也不好意思给汪文华打个电话,妹妹你得给我钱啊,不好意思打这个电话。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从法律上对作者的权利有一个保护,你不能来拿面子说这事儿啊。”

崔琦、赵福玉这些作者已经是从事相声创作多年的业内人士,知名度在行业内还算可以了,但对于更多的业余作者,能受到这样的待遇就更难想象了。史东方是一位来自天津的业余相声作者,多年来他一直从事相声写作,作品在媒体上发表不少。有一次,他在网上看到一批明星的电话被泄露,他便给所有相声演员发短信,希望能让他们看看自己的作品,结果只有姜昆和侯耀华给他回短信。一个月后,中国曲协办一个相声培训班,姜昆便通知他参加。在这个被称为“相声界的MBA培训班”里,史东方进步很快。回忆他的创作经历,这个业余作者说:“我也给天津曲艺团的人写过相声,他们说:不错。然后就没下文了,有时候他们连看都不看。后来姜昆打电话给我,要我给他写相声上‘春晚’,这让我受宠若惊。对于一个业余作者来说这已经很幸运了。”过去,史东方给不少演员写过相声,真正给他稿费的只有三个人——姜昆,李金斗和大兵。“有些演员根本不理你,他们自己写不出来,别人写的他还看不上。如果说今天相声不景气,是因为观众水平上去了,作品水平没有上去,而且作品太少,相声必须有新作品,而有些演员一个段子说了30年。”

目前相声界活跃的演员有大约200多人,但是从事相声创作的作者只有几十人,姜昆说:“发现新人是我的梦想。”但是新人新作出来的不多。

对史东方来说,他和很多作者的心态一样,他说:“别人用我的作品比给我钱还重要,观众了解了是我最大的欣慰。”对此,他也感到无奈。“姜昆说很多相声演员用人家作品不给钱已经成了习惯,要改变这个几十年形成的习惯需要一个过程。拍卖开了一个先河,通过这个可以让演员知道尊重作者。过去是作者捧演员,现在是演员捧作者,其实都无所谓,要相互尊重才行。”

崔琦说:“我那个《吃的研究》拍了2.3万元,他那个我觉得不多,我这个我也觉得不少,至少是我创作生涯中单笔稿费最高的。当然按我们刚才的分析也不高,这个得慢慢来,不能通过一次拍卖会就规范化了,但它毕竟是在走向规范。”

姜昆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如果说你写一个字,值50块钱,这个不叫规矩,所有人都认可了,说这个就值50块钱,没有50块钱买不了,这就是规矩。首先要得到社会的认可,人家得承认你的价值才行。从来版权都没有一条说应该值多少钱,都是双方协商的,我姜昆买你的相声,我认为是多少钱,我就给多少钱,我认为是50万就给50万块,给10块钱也是规矩,但这个规矩是一个公认的,它应该得到社会的认可,法律的认同。可是我们的相声是全国哪儿都播,飞机上有,火车上有,手机里有,网络里有,给过我们一分钱吗?没有。把我们改编成动画、动漫也有。相声也有集体版权管理,但是没有实行,因为实行起来有困难,比如我们向中央电视台要改编费,就是不给,没有办法。这个拍卖就是走出了第一步,至少我们让沉浸在旧的规矩中的人知道,人家都说了这个值100块钱,我也得要付100块钱,我们的事情就是做了一个:要认可,认可它值这个钱。”

内部传统习惯和外部影响力量的微弱,让相声创作队伍慢慢失去了积极性。姜昆在拍卖会上激动得两次落泪,他说:“头天晚上我没睡好觉,因为我想得太多了。”这种拍卖到底能不能改变现状?崔琦的话还是很有道理的:“当然,不能通过一次拍卖会就把流行了几十年上百年的习俗给扭过来,有没有人去遵守法律规定,怎么遵守,有没有人监督法规落实,很多法其他领域也是有法不依、执法不力或者不完全执法,就是大概执法,这种情况也很多。我觉得光有法不成,更重要的是人们的意识,作者的维权意识,别不好意思。演员用人家的作品得给人钱,别含糊。虽然是作品,但也是商品,商品就有商品的属性,这个观念不变,实际还是解决不了,有这么一次拍卖会还是不成。你是每半年开次拍卖会呢,还是一年开次拍卖会呢,那就没谱了,中国曲协相声委员会、天津曲协实际上也没谱,也是摸石头过河,开这一次看看效果,以后也没谱。拍卖会是拍卖会,法律是法律,不是一回事,不能拿拍卖会当法律,不能说我这一次拍卖是2.3万元,我就这价,2.1万元就不成。”
(实习生魏玲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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