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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的广州:商埠新传奇

2009-07-21 16:23 作者:朱文轶 2009年第27期
1949年的广州处于时间和空间两种惯性的推力中。一种惯性来自于这个商业城市本身,而另一种惯性,由北至南,它来自于新政权带来的国家使命。前者依赖那些在广州商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私人组织;后者依赖能控制经济变革的政治组织,而它们的增长不可避免地要求侵入以前属于私人的领域……

1949年10月极为短暂的几天里,旧广州与一个全新的国家对峙着。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而广州直到两周后才被解放。

“老根据地”、“新解放区”和“后解放区”的表述仍然出现在1949年底1950年初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文件中。它们也清晰地界定了在地域广阔的国土上,不同地区所处的不同历史时刻。到1950年初,大部分老解放区早已彻底完成了土改,建立了可运行的政府,开始着手解决更为现实的经济问题;新解放区在建立政治控制和基层组织网络上迈出坚定的步伐;而在广州这样的后解放区,任务则刚刚开始。

1949年的广州处于时间和空间两种惯性的推力中。一种惯性来自于这个商业城市本身。张实杰的43军128师382团是解放广州的先锋团,他的士兵们在攻下广州的当天晚上,住在珠江的沙面小岛。年轻人禁不住好奇结伙跑出沙面岛外,打量这个夜色中的古老城市时发现,零星的枪声还没有完全从市区消散时,长堤上宋子文的“农民银行”对面一家广式茶楼就已经把“烤乳猪”挂了出来。

张实杰在进城后的第二天,骑着他的战马从沙面岛往北,到火车站,又向东转到天河,把旧广州城转了一圈。“我想比较一下广州和天津这两个城市。”现年87岁的张实杰对本刊回忆说。这位战功卓著的开国少将几乎没有错过任何一场重要的解放战役,从东北一路打到海南,在他的印象里,所有大城市中,广州的生活图景最为鲜明,即使是在新政权刚刚接管的交接期。“很难想象,战争结束的第二天,长堤就站满了小贩,试图向士兵和军官兜售从香港那边倒手过来的手表。”他说,“你能感受到这里的气氛,商业串联了这个城市的各个阶层和各种生活。”

在漫长的历史中,贸易和商业很少在这个城市真正中断过。和上海不同,广州的商业传统里,分散、个体化的特征更显著,它的生命力更顽强。“广州历史上商业的突飞猛进也常常交织着一连串毁灭性的打击。”地方史研究者蒲向民对本刊说,“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侵占、后来的黄巢造反都曾给这座城市带来过灭顶之灾。”如果广州仅仅是一个行政中心或者是个军事重镇,任何一次类似大的灾难之后,它都很难被重建,但事实上,广州城数次崛起于废墟中。商人们恢复生意的个体动力,以及这种繁荣贸易中可以获得的税收都足以使商人和地方官有共同的勇气去复兴广州城。

20世纪初,军阀政权也曾一度想把广州建成工业和商业的双中心。他们制订方案,疏浚港口、发展铁路、建立电厂,但尽管广州不乏资本和人力,却一直和“工业城市”渐行渐远。在1949年新政权接管这里之前,经常性的政治动乱令中外商人对工业发展项目的长期投资感到沮丧和无望,大部分有钱的华南商人宁愿投资于可以获得更快回报、更有利可图的商业投机。“城市自我发展时积累了更大的惯性。”蒲向民告诉本刊,“对外贸易刺激了农业、手工业产品的发展,运输茶叶以及后来运输其他货物到广州的新商贸线路的开通带动了广东内地的繁荣,然而,这些商贸活动中获得的财富并没有像上海和香港那样投入到近代工业的工厂中,而是流入富人的精致生活,和投入到更为多样的商业网络中。”

而另一种惯性,由北至南,它来自于新政权带来的国家使命。到广州被攻克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相当完善的城市接管程序和思路,作为商业城市的广州必须要纳入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揽子全盘计划中,它要延续新政权从过去一系列城市接管里积累的经验,在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它必须以那些顺利完成任务的“老根据地”和“新解放区”为榜样。广州是第四野战军建立的中南区的一部分,中央的很多指令从北京到武汉,再由武汉传达到广州。

负责接管广州的高级干部都是在解放北方大城市中身经百战的官员。叶剑英在到广东赴任前曾任北京市首任市长,他带来了有经验的公安干部——谭政文;朱光——广东地方干部中最重要的代表者,曾在新解放的长春担任一段时间金融经济方面的职务;广州另一名主要官员陈志方几个月前在上海军管会任职;南方游击队领导人古大存的儿子古关贤被委以重任,也是由于他有着多年在哈尔滨的工作履历。

两种惯性同样强大,前者要求分散,后者要求集中;前者依赖那些在广州商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私人组织,它们基于同乡、同宗等广泛的私人联系;后者依赖能控制经济变革的政治组织,而它们的增长不可避免地要求侵入以前属于私人的领域。

时任广东省省委副秘书长,后来担任广州市委书记的欧初,最为直接地感到了这种分裂感。解放前欧初是当地最重要的一支武装力量——粤中纵队的总司令,他出生于广东中山县,一个典型的广东“侨乡”。因为“粤中纵队”活跃的地区基本上都是诸如中山、开平、新会、台山、鹤乡这些历史悠久的侨乡,“粤中纵队大约有1.6万人,可以说就是‘华侨子弟兵’”。欧初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在远离解放军主力部队的游击斗争年代,华侨是革命的支持者,华侨资金是游击队生存重要的经费来源之一,华侨的私人资产也是革命者的保护对象。但在1950年开始的声势浩大的“土改”中,按照北方经验,这些阶级定位模糊不清的华侨地主,却是土改专政和剥夺财产的对象。事实上,更高的商品化程度和商业带来的资源充分流动让城乡界限在广州并非像在北方一样经纬分明,许多广州富农和地主都将剩余资本参与到城市的商业活动里来,这使得农村地主的利益深入城市;而从城市商业贸易里起家的工商业者也在农村拥有土地。“华侨”是这个“双重身份”阶层的典型代表。这是广州商业高度发展后的产物,从资本自由流动的角度看,它对城市商业的好处不言而喻,但这却成为当时新广州主政者的现实难题。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就一直在这类重大命题的困扰和碰撞中重新寻找并发现广州城新的生命力所在。50年代,当新政权成功地将分散在广州如毛细血管般的商业管道里的利润集中起来时,人们又不得不面对这座城市旧有商业传统断裂和民间活力丧失的危险。60年代,地方政府中已经有人开始进行矫枉过正的修复,努力复兴这里古老的商业传统。这个寻找答案的过程一直持续了将近30年,直到1978年才渐渐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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