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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伊犁:新疆与世界

2009-07-14 13:10 作者:王恺 2009年第26期
我们走的是一条简单的路线,向新疆西端的伊犁河谷进发,途经奎屯,一个兵团生活占据主导的城市;博乐蒙古族自治州,这里的草原上的牧民保持了流动的放牧方式;最后翻越天山峡谷中的果子沟,到达伊犁,了解西北五省最大的口岸霍尔果斯的情况。

在新疆,当地孩子们玩耍时的游戏不少与内地孩子们的游戏相同

7月4日,在离开乌鲁木齐之前,因为预感到未来的几天将是艰苦的路程,我像普通的旅游者一样,特意去了著名的维吾尔族餐厅“五月花”,喝着深紫色的石榴汁,听着现场演奏的木卡姆,飘飘然——许多人用“西域风情”来形容新疆,所谓的西域描绘的正是新疆多民族融合的状态:各个民族不同的语言系统,游牧和农耕带来的不同生活方式,还有那凌驾于生活方式之上的缤纷的想象力,凡此种种碰撞,形成了众多人心目中神秘和伟大的感觉。

我们走的是一条简单的路线,向新疆西端的伊犁河谷进发,途经奎屯,一个兵团生活占据主导的城市;博乐蒙古族自治州,这里的草原上的牧民保持了流动的放牧方式;最后翻越天山峡谷中的果子沟,到达伊犁,了解西北五省最大的口岸霍尔果斯的情况。

这些全和新疆农产品的全球化有关。

全球化体现在新疆农产品上尤为突出。棉花不用说了,新疆的长绒棉一直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棉花品种;而番茄酱和毛皮制品则异军突起,上世纪80年代前从没有生产过番茄酱的新疆,现在番茄酱产量位居世界第二。就连不起眼的熏衣草,在60年代开始引种后,现在也大量出口法国,是中国最大的熏衣草产地。

7月5日晚22点,在新疆空旷的米尔其克草原上,天还没黑,刚在乌鲁木齐认识的朋友就打电话来,告诉我们那里发生的事情,听到消息,瞬间无话可说。远处是夕阳下的雪山,近处是农民刚收割完的稻田,一群羊在稻田中自如地走着,静到能听到远处白杨树叶摇动的声音,新疆的美丽在这初夏的傍晚展露无遗。

我们的回族司机于是开始担心这个季节他会失业——本来的旅游旺季的发财计划会瞬间破灭,而我们碰到更严重的问题,道路开始戒严,我们的采访计划,碰到这样严重的现实问题,显得轻描淡写起来。

不过还是继续了下去,我们继续游走在戈壁和绿洲里,中间点缀着草原,基本生活形态也因此多样化起来。猎奇心理很快让位给了尊敬——一路所遇见各民族的新疆人,不管是刚上了新疆户口的四川移民,还是没出过博乐县城的哈萨克少年,包括看守着熏衣草田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女工、霍尔果斯的小商贩,他们基本上只有一个简单的生活准则:那就是,只有劳动,才能换来自己每天的衣食,而新疆广阔的土地,能使他们的劳动价值轻易地翻倍。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这个处处可见的给旅游者看的广告词,在这些劳动者心目中,显然有完全不同的含义。

焦灼逐渐让位给了平实,他们用他们简单的、命定般的劳作改变了我们的心情。

不管周围世界如何改变,对于大多数劳动者而言,值得关心的,是自己地里棉花和番茄的产量,是自己家羊群的繁衍,用霍尔果斯的小商贩王秋妹的话说,从最早在零下30摄氏度的天气里摆摊,到现在在自家的铺子里卖工艺品,“我一直爱着新疆——因为我们这里生活简单,付出了就有收获”。

兵团模式与全球化番茄酱

丝绸之路的时代已经是太久远的过去时了,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正在新疆展开。

乌鲁木齐向西不远,就是奎屯。奎屯基本是兵团的地界,兵团的土地不像当地农民那样分成小块,而是蔓延开来,从我们开车的公路边延伸到最近的地界,有600米长,因此,最狭窄的一垄地也有近一亩,一整块土地面积至少有五六十亩。为了取得土地承包权,陈茂林一家下决心从四川老家移居到这里,户口刚转正,这块比家乡大50倍的地就名正言顺地属于了他们。

在陈茂林的妻子邹怀香看来,这块地格外值得亲近。“在这里干一年,等于在我们老家干上40年,土地就要大这么多倍嘛。”老家在四川达县,全家人只有一亩地。

两口子正弯腰除杂草,番茄地因为出口需要,很少打农药,一天下来,有时只能去掉两垄地的草,腰疼得直不起来。但因为是自己家的地,所以状态好,看得出,他们都是喜欢土地的人,一般农民不会和陌生人有那么多话说。

她有着典型的内地人相貌。从小在新疆长大的人,即使是汉族,久了都会变样,大概是饮食习惯和气候使然。而邹怀香一看就是新移居者,个子矮小,牙齿雪白。刚来新疆3年,第一年是为在兵团工作了30多年的远房亲戚打工,在番茄地里除草和成熟季节摘番茄,一天50元,可是她已经非常满足了,“只要你动动,一天就能找到这么多钱”。而在老家,这是无法实现的,离开县城20多公里的乡村没活干,“一天到晚只能打麻将”。

第二年,她把丈夫拉来,承包了别人家种不完的地。“那些兵团工作的老乡都劝我们留下来,觉得我们干农活厉害。”她摘番茄的时候基本是跪在地上前行,一拉就是一大把,30公斤的袋子,一天能摘40多袋。用做番茄酱的番茄个头不大,鸡蛋大小,但是很沉,大片大片的延展开来,成熟季节,公路两旁“像是铺了巨大的红地毯”。

同来的四川老乡有30多个,大多觉得不如城市里打工轻松,选择了离开,而他们一家三口决定留下来,并且把户口也调过来。

兵团的宽松政策对他们的吸引力极大,在这里工作,能以低廉的价格承包到大片土地,儿子上学也不用交任何费用。

新疆的一切都让她有一种新鲜与感动,“冬天很冷,从9月份开始就不用干活了,我就在家里绣花,做针线活,外面下大雪的声音都能听到。在这里不会经常串门,我们只花了6000元就买了别人家的老院子,4间房子不算,还有4吨煤”。这个价钱在新疆安了家,她觉得很安逸,舍不得全部烧煤,去买玉米芯搭配着烧,100元就一车。大雪下来时候,丈夫也不常出门,两人就闲下来看儿子的课本解闷。

户口没转来时,老乡们逗她的儿子陈新,说你上不了高中了,要回老家了,结果户口今年办好了,儿子就在新疆考了大学,是全校的前十名,“报的还是新疆大学,他觉得这里很开阔”。儿子没在田里帮忙,他去了县城的餐馆打工,母亲劝他在家休息,他说反正以后上大学也要打工的。

孟征作为股东之一的奎屯番茄酱厂目前正在建设,离开陈茂林家承包的土地不远,产量2万吨左右,在新疆的民营番茄酱厂中算大的。2008年开始,新疆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番茄酱厂投资热。“90年代新疆开始大办‘酱厂’,由此开始了广泛的番茄酱种植。”无论是投资者,还是农民,都习惯把番茄酱企业简称为“酱厂”,这才知道,沿公路常见的那些大型不锈钢罐是酱厂的蒸发器,近年新疆的大宗出产被概括为“一红一黑一白”,白黑分别指棉花和能源,而红则是后起的番茄酱。

事实上,资本加大宗土地,使新疆的番茄酱成为后起之秀,这行业属于从后端推向前端的行业,由出口需求一环环倒推到了广泛种植。孟征告诉我们,1989年,新疆最早的酱厂投产,可是很快失败了,“没形成产业链条”。

1994年开始,第二批酱厂上马,兵团开始作为股东与酱厂合作,在农场员工中大力推广种番茄。“与兵团合作的优点太多了,土地广阔倒在其次,兵团可以统一种子购买,选择最优的种子,兵团的生产技术科可以控制农药使用,这种建制式的管理方式,其结果和国外的大农场模式一样。”

兵团看重番茄种植的另一原因是,“番茄田可以和棉花地轮种,让土地得到很好的休息”。

带有命令式的兵团种植计划,使番茄田很快在新疆南北广泛出现,这里光照时间长,雨水少,茄红素含量高,和传统产地意大利一样,产量却迅速超过了土耳其和意大利,成为新的番茄酱生产大国,仅位于美国之后。

这就是陈茂林这样的家庭把自己家的60亩地全部种番茄的原因,而在老家,一块地至少要精打细算,种上几种经济作物。

投资者看见了新疆农产品行业的机会,孟征有自己的无菌袋企业,所以经常和番茄酱厂的老板打交道,称全疆的97家酱厂老板他几乎都认识,“去年做风投的公司没方向,不少投资家找到我,让我帮他们介绍新疆的酱厂,想挤进这一行业”。

他们的企业也是风投结果之一,崭新的无菌罐正在竖起来,再过20天,就是番茄彻底变红的日子,马上就要开工了。“从7月25日到10月25日,一个厂就开3个月,剩下的日子就靠几个门房和一条狗看门,所以我常告诉那些投资家,这行业特别省心。”

其实省心的最大根源,还在于新疆的番茄田一开始进入的就是全球化的农业生产链条,美国亨氏的番茄种在这里大力推广,“到了成熟季节,一洒药,叶子全部掉下来,那些番茄长得一样大,一样红,机采车开进去,今后人工采摘将慢慢废除”。而进口设备,也使番茄酱成品的细菌含量低,“能够很快进入欧洲市场”。

从奎屯一路西行,深绿色的番茄田和浅绿色的棉花田始终占据了农田的大半,新疆的绿洲农业仅靠天山雪水就足以完成灌溉。兵团早已经全部实现了地下漫灌,和以色列的技术一样,这保证了绿洲的长久存在。

可是,全球化的危险也同样存在,在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下,新疆农产品加工业竞争力越来越弱,壁垒越来越高,孟征解释他们为什么要使用全进口设备,“就是保证霉菌含量低,可以顺利出口”。

据他所知,去年大批番茄酱产品积压在天津港几个月,就为霉菌指标不过关,“因为利润太可观了,一吨就是1000多元,收回成本的机会摆明在那里,所以加入的企业越来越多。但是在压力严重的时代,真能做到不死的,还是要靠各自的真本事”。

一个数字,也许最能说明问题,世界番茄酱年消耗总量不过100万吨,而异军突起的新疆总产量已经有90万吨,美国这样的番茄酱生产量第一位的大国还没有使用它的贸易保护政策,可是孟征他们几个投资伙伴看来,这是早晚的事。他们的办法是,尽量让中国人开始食用番茄酱,可这显然需要时间——因此不由得陈茂林这样的家庭担忧,不过他们两口子的淳朴而壮健的表情,显示他们能经得住风浪。

逐水草而居:塞里木湖畔的游牧者

绿洲的边界往往就是戈壁,新疆的大片戈壁成为阻断绿洲的天然界限。正值初夏,红柳正是迷人的淡粉色,而梭梭也是丛丛茂盛,两种戈壁植物的根系都很发达,能延伸到几十米的深处,挖出来,是最好的燃料,乌鲁木齐的烤肉摊上求之不得。据说这两种植物燃烧时没有烟,烤出来的东西极香,不过现在已经不允许挖掘了,人类的口腹之欲让位给了环境保护。

在有流水的地方,戈壁就慢慢进化成了草原,这些地区没有农耕,人们不直接依赖植物生活,而是和植物建立了特殊关系。游牧生活的秘密就是对动物的管理:羊、牛、骆驼和马,当我看见远方羊毛毡的帐篷的时候,就知道,已经进入游牧地带了。

草原上的叶斯波里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是一个典型的哈萨克族人,鼻梁高耸而双眼凹进,穿着带破洞的裤子,没系带的球鞋,在草原上和他家的牧羊犬疯玩。那只白色的并不高大的狗,晚上却要承担把野狼驱走的任务。

从公路上开到他家的夏季牧场纯属偶然,因为看到路牌上米尔其克草原突厥墓葬的标记,所以费力地往草原深处进发,不一会就迷了路,草原上的荒凉小道时隐时现,回族司机马师傅早年在哈萨克地区插过队,告诉我们不要怕,“有人家的地方,就不用害怕,这里所有的民族都善良好客”。

在把我们迎进他家屋子几分钟后,叶斯波里迅速换上了崭新而时髦的一套衣服,他是个20岁的英俊青年,这天是7月5日,高考通知书开始发放的第一天,他一直在想自己会被第几志愿选中,那意味着他会去新疆还是广州上学。

他是温泉县民族中学这次参加高考的学生中的第七名,第一志愿选择了学医,“毕业了好找工作”,意味着他显然不想延续自己家里的牧业——尽管家里有200多头羊,5匹骆驼,还有7匹马,即使按照最低的当地标准算,叶斯波里告诉我,他们家也算有钱人。

传统的哈萨克族并不愿意上学,1942年,当时民国政府的工程师李烛尘到新疆考察,所行线路与我这次旅行几乎一致,他在笔记中记载沿途所见的孩子,说俄罗斯族的孩子最爱学习,维吾尔族次之,而哈萨克族又次之,那些哈萨克的孩子不耐久坐,喜欢露天生活,在冰天雪地中衣衫单薄而能安卧,身体之强健可知。

叶斯波里显然不是那样的哈萨克孩子,在家里没有摩托车的年代,“骑马或者骑骆驼去上学,哥哥带着我,从家里到学校,要一整天,所以很早就住校了”。民族学校的同学也有骑马来的,“大家一点不觉得我奇怪”。

叶斯波里的父亲,是个爱喝酒的哈萨克壮汉,手上有大块伤痕,是前天喝醉了从马背上掉下来的结果,可是这不能妨碍他接着喝酒,我们来了一会儿,他就骑着褐色高马绝尘而去,找远在几十里外的邻居喝酒去了,叮嘱我们要留下,晚上回来要招待我们。母亲不懂汉语,但是见到我们,还是高兴得要命。草原上可能几天见不到一个客人,我们被热情地迎进了屋子,两间屋子大小不同,小的墙上和铺上铺满了羊毛毯子,全是母亲日常的劳作结果。没几分钟,奶茶和刚烤好的硕大的馕都放在了毯子上,她微笑着看我们喝茶吃东西,自己不动口,原来是要等客人吃完,女主人再开始吃。

另一间屋子的墙上挂满了马具、羊毛剪刀和生活用品,那才是他们一家日常的起居室,我们这间是待客用的。叶斯波里家的夏天居所并没有用流动的羊毛帐篷,是因为盖一间固定的夏窝子投入并不多,到了秋天转场的时候,家里留下几条狗看着就可以了。

留下的狗吃什么?“我们也喂邻居家狗,邻居家也喂我们家的。”果然,不远处就有3条狗在看守着一座主人已经离开的夏窝子,远远地冲我们叫,但并不冲过来,显然那屋子才是它们的保护范围。都是凶猛的草原上的狗,能够和狼群作战的,到了大雪将封山时,主人会来这里,把它们带去冬天的居留地。叶斯波里很喜欢他家的狗,“狗不嫌家贫”,他用不太顺的汉语对我们说。

叶斯波里说他不会骑马,但那肯定是谦虚,哈萨克的孩子在马背上都能睡觉,何况他小时候就骑马上学。他的意思不过是和他喝醉酒也能骑马的父亲比。在上学之外,他和两个哥哥基本上是家里的壮劳力。尤其是夏冬季节交替的时候要转场,“我们家的冬窝子在山那边,骑马要走3天才到,在羊群的前后骑马赶羊,最害怕走失”。一头大羊随便就上了千元,到了那几天,全疆公路上的汽车都要给漫山遍野的羊群让路,“那是哈萨克家庭最要紧的财产”。

这些羊比起在内地看见的羊群截然不同,羊毛要长出许多,至少有30厘米,而且蓬松卷曲,健壮而大——原来,新疆地区的羊群早就采取了人工授精的办法以改良品种,从叶斯波里幼年开始,每头种羊就能繁殖四五百头了,而许多母羊也能生出双胞胎,这种办法在牧区已经普及。我们误以为哈萨克人现在还过着传统的游牧生活,其实只是外观近似。

一般人总喜欢用两分法来看游牧民族,定居的我们是现代的,科学的,也是进步的;他们正相反。叶斯波里的家庭提供给我完全相反的观察:他们一点不困守传统,而且畜牧方法很科学,选择游牧生活,只因为这是新疆草原的季节性所决定。他们也丝毫没有和现实社会脱节,叶斯波里家的羊毛是直接销售到哈萨克斯坦的,羊皮则专门供应给浙江的皮革制品企业,羊肉也不愁贩卖。叶斯波里的哥哥闲散时候就去外地打工,感受一下城市的不同生活——新疆牧民一直在中亚的大走廊上自然游走,他们天然比内地农民见过更多的世面。

叶斯波里家不远处,就是一口泉眼,但是他告诉我,那不是他们的水源,只是羊群喝水的地方,“还不够好,要往上走上几百米,才是我家的泉源”。那是雪山流下来的潜流从地下渗出的一个泉眼,水清澈无比。

与叶斯波里家比,赛里木湖畔的那些牧民家就更幸福了。车出叶斯波里家半天,突然,司机马师傅叫道:“三台海子到了。”四面雪山的一汪蓝色水面就在眼前,天山北麓的雪水融化,尽情涌进了方圆近60公里的三台海子,这是牧民们给它起的名字,而赛里木湖则是外来者的称呼,湖中有湖怪更是招徕旅游者的传说。这里是高山冷水湖,湖中没有鱼类,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从俄罗斯引进了深水鲑鱼,据说这种鱼近乎全盲,但可以在冷水中生存,也许若干年后,可以为新的湖怪传说增加色彩。

羊群在湖畔的大片草地上撒欢,吃完草就直接跑到湖边喝水,一切供应充足,简直是羊群的天堂。难怪那么多牧民把夏窝子安排在这里,至少看见上千头羊在湖边戏耍。

这是3个家庭的财产,羊背上画着不同的颜色以做区分。一家是柯尔克孜族的丈夫,维吾尔族老婆,两家是哈萨克族。在湖里刚洗完头的哈萨克少女夏慕克告诉我,政府给各家明确了放牧的地界,游牧生活正在缩短距离,夏窝子和冬窝子的距离没从前那么远了,“好处是各家各户不再为草场争执了,坏处是,搬家生活没从前好玩了”。其实即使距离近,家家户户也都购买了汽车,肯定也不像她们幼年记忆中的靠骆驼搬家那么有趣——家家户户还养着的骆驼的实际功能越来越少。

她们持久地生活在草原上,“在博乐州也都买了房子,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要在那里住”。夏慕克和叶斯波里的选择不一样,她想去阿拉木图读大学,虽然学费要贵很多,“可是,我们牧民天生就喜欢走远些”。

时政晴雨表:霍尔果斯的“互市”

在草原和绿洲里游走,乌鲁木齐显得是一个那么遥远的所在,可是,一旦接近城市,“7·5”事件的严重后果就开始显现,按照日程该进的伊犁无论如何也无法进入,城市戒严,尤其是像我们这种从乌鲁木齐开来的车,只能在城外待着。

这个北疆城市处于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交界处,所以从7月6日开始就进入了整体戒严。本以为不进城情况可能会好,可这判断显然失误,我们去霍尔果斯口岸途中,不断被一辆辆兵团的运输车所超越,车上满是武警部队。口岸贸易也在5日之后迅速委靡不振。

霍尔果斯完全是一个小城市,越靠近国门,越有高楼林立,不少在阿拉山口口岸和霍尔果斯口岸都做过生意的人告诉我,相比阿拉山口口岸,霍尔果斯显得民间、生气勃勃,“最简单的道理,我们这里跑汽车,那里跑火车,火车运输主要是能源、机械,那都不是一般的公司能做的”。加上阿拉山口口岸常年刮10级以上大风,非常不适合人居,所以温暖的伊犁河谷的霍尔果斯口岸迅速崛起,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口岸。

正好是“7·5”事件后的第一天,看得清楚国门那边的哈萨克斯坦的车辆排起了长队,只放进来两辆哈萨克斯坦的车,还是民间的班车,下来几个哈萨克老太太,冲进一个辉煌的类似大会堂的建筑物开始买菜,一会儿提着西红柿心满意足地出来了。这座建筑物,包括建筑物周围的3000亩土地都属于浙江卡森集团投资的国际物流中心,这是霍尔果斯目前的最大项目。

3000亩地沿国境线排开,一半还是荒地,一小半已经开辟做了物流仓储中心,物流中心管理服务公司的副总经理邹辉告诉我,他们也是摸索了一段时间才发现,与其自己去做贸易,不如去做一些服务项目,那样受政策波及没那么大,“口岸贸易就是个政策贸易,政策一变,生意大受影响”。

他们的上线投资者卡森公司是在浙江海宁做皮革生意起家的,因为伊犁是皮革的主要产地,所以,“就在边境开了个工厂,专门做皮沙发卖给哈萨克斯坦,最早的浙江企业都这样,看哪里有边贸的机会,索性就在那里开厂。这样,中小中间商立刻消失,边贸迅速走向大集团化”。

与当地政府部门熟悉后,老板决定买下口岸最靠近国境线的大片地段,改做商业地产,“那是2006年,当时老板已经发现,大批哈萨克斯坦的商人成熟起来,不直接在口岸贸易,他们飞去乌鲁木齐找大公司采购,可以货比三家,或者干脆去浙江厂家订货。于是,他一下子买了3000亩地,你别看现在这里这么繁华,当时这里就是戈壁,所以,拿地的代价非常低”。

事实证明,浙江老板的眼光是正确的,因为2006年后霍尔果斯的边贸开始转向,浙江的大批廉价工业制成品开始滞销,反倒是伊犁地区的蔬菜、瓜果等大宗农产品开始加大向哈萨克斯坦销售,起因是蔬菜等有了绿色通道,“一天时间保证通关”。

而哈国也有大量的能源等原材料进入霍尔果斯口岸,这时候,还有什么比得上建立一个庞大的物流中心更有利可图的呢?这个私人建成的国际物流中心里设有海关和卫生检疫部门的办公室,两国货物只需仓储转运,就可以办完一切手续。每辆30吨的卡车,一天收费700元,而两国的贸易之盛,足以保证每天有七八十辆大卡车往来。

“不过2008年到现在,口岸生意又下来了,2008年因为奥运会的安保工作加强,我们这里弄得全民皆兵,就和这两天的情况一样。”

小商品市场里的小商贩们确实闲了下来,前两天,还是每天有两国开来的30多辆大旅游车载人来这里,6日开始一辆都没有了,他们冲着每一个走进市场的人大喊,来我这里看看吧,我这里有一切稀奇古怪的东西。

口岸贸易的典型特征就是受政策影响大,1983年,口岸再次全面开放,可是2001年,随着国家对边贸政策的调整,口岸贸易额比起10年前只有1/10,之后又重新反弹,口岸上的生意人最习惯兴衰起伏,邹辉说,“我们那个会议中心本来是想给两国的商人开商贸洽谈会的,现在就是个菜市场”。

因为要聚集人气,所以把堂皇的会议中心暂时改作了副食品批发中心,走进去,恍如一个县城的菜市场,新鲜,热闹,混乱。哈国的农副产品供应很少,所以离开口岸30多公里的雅尔肯特的主妇们愿意长途跋涉到这里买便宜菜,也有从300多公里外的阿拉木图来的,“即使包括车费成本,她们还是能买到更廉价更新鲜的菜。而且,从前她们不讨价还价,现在也都学会了”。哈国居民来这里一日内免签证。

越往市场里面走,越能看到口岸生机勃勃的一面,王秋妹正在指挥着一个哈国的小商贩把她背来的大包红茶卸在自己家商铺门口。她是个壮实的、面色红润的中年人,一看就是个对自己生活状况很满足的人,尽管她说自己是“口岸的边缘人”,在她看来,口岸的主流人群应该是那些盖市场的,跑货运的,或者批发大宗工业品的,“你随便就能找到几个亿万富翁,我们这种摆摊的是最边缘的”。

她一举一动都很利落,那个哈国妇女只是她最微小的带货人,“红茶一包也就一块钱,你说我能给她多少钱?”

她另外雇了三个带货人,“每次带几万美元的货,两个哈国人,一个中国的维吾尔族人,他们的本事是眼光好,能够买来质量好的货,而且,能够带进来一些别人带不来的东西,比如前些时候限制奶制品进出口,可他们还是能给我带奶酪过来卖”。

从1996年开始,王秋妹就放弃了兵团的土地,“交给邻居种,他帮我上养老保险”。她自己来到还是戈壁的霍尔果斯摆摊,那时没有室内市场,冬天零下30多摄氏度的温度里,守在自己的摊位上,“还是特高兴,每天数钱的时候就很有信心”。当时主要货品是俄罗斯进来的大衣、望远镜和一些工业制品,“50块一件呢大衣,从新疆里边来的人要买,我转手就赚100元”。

俄罗斯货物越来越少后,她迅速转了方向,由内销转外销,和广东潮州来的小商人一起贩卖瓷器给外国商人,“开始还好,后来突然就卖不动了”。不过收获也有,小商人成了她丈夫,两人开始转行做礼品生意,把俄罗斯的套娃、鱼子酱和饼干卖给中国旅游者,而将中国的丝绸、皮毛卖给哈国人。2001年,她第一次出国,去哈萨克斯坦旅游,“给儿子买了睡衣,给自己买了红金首饰,最大的震撼是那边的人过得悠闲,一到热天就去度假,不像我们就是赚钱赚钱”。

王秋妹去了经常从她这里进货的达莉亚家,“这么多年见过那么多人,我就对她印象好,气质特别好,不像个做生意的”。达莉亚家的浴室就有30多平方米,也让王秋妹感叹,原来应该这样过日子。可是,就是达莉亚,拖欠了她的一笔十几万元的货款再也没归还,“我们做边贸的人人都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我去讨了几次,可她总说没钱,后来就算了”。

这也是她的豁达处,站在自己40万元买下来的商铺里,尽管门可罗雀,王秋妹却说她感觉很幸福,“在霍尔果斯不会饿死人,你只要付出,就能有收获,这种生活多么简单啊”。她说这就是她所热爱的新疆——“大概是丝绸之路上的商人的基因都留在我们身上了。”

香草与野马,西域的奢侈品

那片巨大的熏衣草田就在霍尔果斯通往伊犁的公路边上,已经是晚上21点了,可是新疆悠长的夏日白昼还在显示威力,被热气蒸腾着,紫色的熏衣草花发出浓香。看守着这片田的兵团职工何金红说,这算什么香,要是你6月20日来,那才能感觉到真正刚开花的熏衣草的香。

这10亩田是何金红家承包的土地,上面新盖了亭子。“2005年,胡锦涛主席路过,被香味吸引下了车,就走到现在的亭子那里,他觉得这是好产业,要发展,我们兵团开始大种熏衣草,出口量也大增。”那天何金红也在地里劳动,保安告诉她,别乱动,你接着除你的草,没想到是胡锦涛来到她家地里,这片熏衣草也就因此出了名。现在她从上午到晚上都要在这里看守,“来摘花,拍照的人太多了”。

她是江苏人,却只回去过一次那个所谓的老家,“还是新疆开阔,空气新鲜,水果永远吃不完”。因为生长在新疆的缘故,她头发发黄,眼睛也大,“我们兵团人都说是吃羊肉吃多了的缘故”。现在这10亩田,每年能带来5000元左右的收入,不算高,“可是省事,因为这是十年生的草本植物,只要稍加维护就可以了”。她对自己看花过日子的生活很喜欢。

伊犁所有的熏衣草全部被伊帕尔汗香料发展有限公司收购,这是农四师65团的企业,市场部经理陈彩华从小就在65团的土地上长大。她介绍说:“我们65团和别的兵团不一样,土地不多,但自然条件特别好,所以一直种植特殊用途的植物,由国家收购。”

这片土地沙质好,阳光充足,又有阿拉套雪山上流下来的雪水直接灌溉,1964年轻工业部从普罗旺斯引种了31个品种的熏衣草,先在陕西试种不成功,于是移栽到了65团,“这里最大的好处是纬度和法国普罗旺斯类似,到1970年基本引种成功,生产出几公斤精油来”。因为中亚国家的传统熏染,新疆一直不乏炮制香料植物的传统,“我们小时候都看过人家把玫瑰花瓣放在大玻璃上,晒一天后,再用酒精把那些精油提取下来,最早我们兵团也用过那种精油提取法,不过现在还是使用水蒸汽蒸馏法。和法国的提取办法一样”。

这种来自异域的植物就在这里生了根,1990年起已经大量出口法国,“这里的品种是真熏衣草而不是杂熏衣草,精油特别稳定,加上精油又是所有的高档化妆品中的必需品,所以当时我们生产的所有八九十吨精油全部出口,法国人的收购价每公斤大约在28万元人民币左右”。伊犁就此成为中国的熏衣草之乡,“没想到《流星花园》那几个电视剧播出后,熏衣草一下子成为爱情的象征,结果我们就大大压缩出口,开始销售自己的熏衣草产品”。

几乎所有的新疆花草特产都想和传说中的香妃挂上钩,伊帕尔汗也不例外,其公司名字就是“香姑娘”的意思,他们坚持说香妃的异香是经常使用熏衣草的结果——其实真实的起源,比起这个伪造的传说来更有意思。

10毫升小瓶的精油价格虽然不像法国进口的那么高昂,可是价格也不菲,难怪英国国家图书馆的中文部主任吴芳思曾经写过,丝绸之路所通过的西域,虽然出产着大量的奢侈品,不过,这些香草、名马、丝绸和珍贵的瓷器,并不是给当地人所享用的,其直接的消费对象就是两端的国家的那些权贵和富豪,甚至只是国王本人。

伊犁马就是这样。

7月10日,伊犁的首届天马旅游节在大批警察的保护下照常举行,主题就是宣传伊犁马就是汉王朝的“天马后代”,这在伊犁的总畜牧师杨新成看来,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哈萨克斯坦和我国的伊犁尽管都宣传自己拥有纯粹而真正的“汗血宝马”,但这已经是多少代系的问题,再怎么考证也考证不出来的。

不过,伊犁确实出名马,这里是当年的乌孙国、大宛国的故地,“汉武帝当年觉得这里是西极,这里的马相对其他贡品更为珍贵,否则不会派使者持黄金千斤和等身大的金马来换取汗血宝马”。还因此发动了几次战争。

中原地带的有机物质包括水在内,都没有那么充足的钙,使伊犁地区的马不能在中原成功繁殖,而当时匈奴骑兵的优势也让汉朝皇帝心生不宁,优良的马种志在必得。杨新成解释,所谓汗血宝马,是因为这里有大量的牛皮蝇,幼虫寄生在马背上方能成长,马背上因此有很多破口,马鞍放上,流下来的血液看上去像汗水一样,所以以讹传讹了,这和国际马学专家德消谦的观点倒是一样,后者认为汗血宝马身上的寄生虫“导致了马流出红色的汗”。

伊犁的草原肥沃,是没有废草滩的草原,所以一直有很好的畜牧基础,1987年,当时农业部就和伊犁确定了这里的马种发展方向,从生产用马转型为骑乘马,“当时就决定这里成为中国的体育、娱乐的用马基地”。

1990年,中国第一个培育的马品种“伊犁马”被农业部命名,而此前所有中国马都是原生品种,伊犁马是育种,跑遍世界各个名马产地的杨新成当时的宗旨是,只要马种好,不管花多少钱都买来。进口的有几千万元人民币一匹的英纯血马,60万欧元一匹的德温血马,还用新疆的良种羊和苏联交换了它们的吉尔吉斯马种,培育出来的伊犁马个头高挑,腰细,胸肌发达,属于既有耐力又有速度的名马。“在国营马场纷纷解体的时候,我们这里还能坚持下来,农业部非常支持我们,每年拨保种费给我们。”

在天马节上看到的马果然与众不同,个子基本上在150厘米以上,黝黑或者枣红,腰很细,马踝部还垂下一圈毛,像袜子,像俊逸的阿拉伯马,“世界上所有名马都有阿拉伯马的影子”。据说伊犁马冲刺的最好速度是1000米1分09秒,杨新成的目标是让它们能在1分钟内跑完。

内地马场上经常看见老板说自己某匹马来自新疆,价值几千元,在杨新成看来,这是个笑话。两岁儿马在新疆的价格都已经是两万元,而一般三代纯血马的价格能到几十万元不等,中国最好的马肯定在伊犁,可是,“和世界名马比,我们还差着呢,我看见过一匹英纯血马拍卖,价格是1360万美元”。

相比起前些年的普通伊犁马种,新培育成的伊犁马已经提高了一个档次,“可是种群还没形成,毕竟只有30年左右的时间,形成种群是个代系问题”。为了维护高昂的育种费用,杨新成他们不光是卖马,还开发了孕马马尿和孕马马血清,马尿中提取的结合酞激素是西方最广泛使用的处方药之一,对治疗骨科疾病等很有效。伊犁马于是轻易地解决了产业化的问题。

不过也有一个让爱马者听起来不那么友好的消息,“不太好的马种被淘汰下来,用以出口马肉和马皮,法国和日本有说,富人才吃马肉,所以在那边销售特别好”。

杨新成从上世纪80年代就称自己为“中国西部牛仔”,由他来主持伊犁马的繁育,在他看来是命中注定之事。

吴芳思说,在丝绸之路的历史上,最让她感兴趣的是不同人群的兴衰,和奇怪于“如此多的民族、服饰和宗教、语言混杂在中亚绿洲城市的市场上,竟一直持续了几千年”。看到新疆大地上活生生人群的时候,这种“奇怪”就会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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