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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隆山体垮塌事件调查

2009-06-29 15:34 作者:贾冬婷 赵燕波 2009年第22期
由远及近深入灾难发生地,铁矿乡、红宝村、铁匠沟……这些与铁矿有关的名字一路记载着当地的财富之源,也书写着人们对大山的一步步攫取史。6月5日突如其来的山体垮塌,将山下的铁矿和70多条生命掩埋,自然又一次以自己的方式,给予非自然力的过度侵犯以残酷一击。

6月7日,救援人员在武隆垮塌现场清理废墟

由远及近深入灾难发生地,铁矿乡、红宝村、铁匠沟……这些与铁矿有关的名字一路记载着当地的财富之源,也书写着人们对大山的一步步攫取史。6月5日突如其来的山体垮塌,将山下的铁矿和70多条生命掩埋,自然又一次以自己的方式,给予非自然力的过度侵犯以残酷一击。

裂缝,落石……山崩

如遭巨斧砍下,铁匠沟绽开一道触目惊心的黄褐色伤口,无数碎石悬挂在岩壁切面上,从山脊直冲到山脚,将两侧的山体连为一山。

站在“6·5”重庆武隆山体垮塌现场,本刊记者手脚并用在碎石间攀爬,眼前超过一人高的巨石比比皆是。据统计,最大的一块石头达5000立方米。这场灾难共造成约350万立方米的堆积体,长约600米,宽约300米,平均高度40米。

沿垮塌中心向邻近山上寻找,惊魂未定的人们纷纷在拆房子,以防不稳定山体再次侵袭。就在垮塌形成的堰塞湖边,曾是矿工段文华三兄弟的家。已搬到山上帐篷里的段文华告诉本刊记者,他们家是“离山崩最近的没倒的房子”。他一再提及,是他救了工友们的命,当天中午13点下班后,作为一班班长的他召集工友们到他家打牌,门大开,突然一阵山崩地裂,一阵白色的气浪冲进来,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十几秒后,眼前已面目全非——家门前的那条河沟不见了,两座“船形山”也被瞬间削平。

那是14点50分,和段文华同为上午班的罗大俸正在位于斜对面山上的家里打电话。昨天下午他和红宝村的一个大队集体去山下修水渠,全大队人都清楚地听到山塌的声音,这声音已经响了三天。那会儿他正在电话里反复跟班头说:“我怀疑要垮大山……”话音未落,眼睁睁看着不远处的山体变形了,他不自觉地对着手机说:“来了,来了,来了——”他对本刊记者形容,“像流水一样”,“刚才还在大太阳下,一下子就看不见东西了”。垮塌了近1分钟,山下已被横扫:河上的混凝土大桥被碾碎,原铁矿乡政府的旧址也不见了,附近的零星住户也不见踪影。

意识到垮岩下的矿井出事了,家住罗大俸不远处的二班炮工向开银马上给矿上管炸药的打电话——通话中;给矿长杨远江打电话——通话中。他告诉本刊记者,提起的心刚放下一点,又给哥们儿张健的父亲张著权打电话,他知道张著权正在井下,电话却不通——“糟了!”那天下午当班的27名矿工至今仍被埋在井底,地面上12户村民房屋和50多人也被瞬间吞没。

灾难现场勘察表明,鸡尾山海拔1400米左右的山顶岩体崩滑最初只有140万立方米,但垮塌体的滑动面出现了32度到35度的倾角。启动以后,就高速滑动,距离从1400米左右高程滑到1035米左右高程,绝对高程最高处300多米。解体后,高速滑动冲量很大,从山的一端到另外一端,“就像气垫船一样”。

山崩并非毫无征兆。近一个月来,多名矿工和村民发现鸡尾山有垮塌现象,特别是6月初,人们发现“山顶的裂缝越来越明显,已经将近5米了”。6月2日、3日,乡政府对岩崩威胁到的路段限行。6月4日,发出禁行通告:“最近,我乡红宝村鸡尾山危岩出现险情,严重威胁着过往车辆和行人安全。为彻底消除该安全隐患,乡政府决定对九矿公路进行强制交通管制,实行部分路段封闭,禁止通行。”5日上午,铁矿乡在危险地段设警戒线,并于10点30分将近日崩岩的情况上报县政府。

显然,乡里的封路规定并未包括铁矿。5月以来,炮工们打完洞将钢钎立在洞壁处休息,走的时候钢钎就已经被卡住难以取出了,这是以前从未发生的现象,也预示着矿山正快速向下沉降。4日19点,要上工的向开银推着车子去仓库领炸药,赫然发现一块足有1000立方米的巨石从山顶掉落,他和当晚的8个炮工吓坏了,跑去问主管安监的副矿长,得到的答复却是“没有权力说你们不用下井了”,他们只好推车走下去。

5日下午下井的27人却再没上来。落石的大面积和超体积使救援困难重重。截至本刊记者发稿的6月14日,已是矿工们被困井下的第10天,救援仍在继续,希望却愈加渺茫。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艾扬介绍,营救被埋井下矿工方案之一为垂直打孔,目前几台钻机已经下钻,但因对井下原来的走向和井口的位置很难判断,专家们认为贯穿到矿井的成功率不到10%。方案之二是在垮塌体靠山的一侧,采取强行掘进挖洞的办法,尽快打通与井下连接的通道,但需时一个月左右。

看着米-26直升机的红色身影在头顶盘旋,一次次运送着重型救援设备,红宝村的人们又重新燃起希望。他们甚至将垮塌形成的长方体巨石赋予了丰富的想象,有人说这些石头形状像棺材,不吉利;也有人说,看着像救护车,井下的人能活着出来。

活跃的段文华总是乡村舆论的中心。他训斥那些在坍塌处哭泣的家属:“哭什么哭,还没失去希望呢。”他像专家一样对围拢来的人们分析,井口进去以后是一个约300米的平行巷,下面还有几百米深,开有3个绞车,矿工们当时应该都在最深处干活。“矿井采空的空间相当大,空气很多;每盏矿灯可以亮24小时,可以几个人开一盏灯;里面有水,虽然是酸的,但却是支撑人活下去的重要因素;没有食物,但是可以吃泥巴,拌着水吃。”他乐观预计,如果求生意志顽强,可以活12天,“还有两天可盼。”他也是在给自己希望,他记得6月5日下午哥哥段文学最后的背影,穿着旧军装的哥哥推着原木往井下走,兄弟俩没说什么话。

段文华甚至对本刊记者开玩笑:“那时候吓傻了。要是反应快的话,打开手机摄像,我所在的位置能拍到山崩的第一手资料呢。”他展示手机里保存的鸡尾山灾难前的照片——烟雾缭绕下的一片峰峦叠翠。

“危岩”警告

向开银指着废墟下方的某处,“那里是铁矿乡政府旧址”。山下还有一座未被掩埋的建筑物,是以前铁矿乡政府卫生院的厕所。村民们犹记得乡政府设在铁匠沟时的热闹景象,“那时候,这里有学校,有医院,有厂矿,东山乡、水江的人都会过来做生意,甚至附近贵州的人都会走3个小时来这里赶集”。

现在再说起这一切,不禁庆幸铁矿乡政府2001年从铁匠沟搬迁到了山上的红旗村。以山前的河沟为界,到2005年,河东侧的住户陆续搬迁。
“当年的搬迁就是因为这里被划为‘危岩’。”本刊记者赶至长坝镇找到了当年主持乡政府搬迁的前副乡长杨远华,山崩后他三次回乡看现场,被村民们围住诉苦,那些人、那片山谷让他不忍卒睹。

杨远华一开始任乡企业管理办公室主任,1996年到2001年任副乡长,主管的都是安监工作。他说,那段时间,鸡尾山的异动都在他的监控之内。第一道裂缝出现在1993年。1998年,出现在矿井的外部上方山坡上的一道裂缝引起了他的格外注意:长约2米,宽约30厘米,并有扩大趋势。“有一天下大雨,我去检查,发现船形山多处裂缝,并有岩石滚落下来。”2000年,铁矿乡向县矿办和安全生产管理办公室递交了书面报告。
杨远华2000年曾陪着重庆107地质队和南江地质队的专家去现场勘察,他仍清楚地记得勘察结果:“危岩正处于发育期,极易发生塌崩灾害。可能的垮塌方式有两种:一是岩崩,二是滑坡。建议搬迁。”

铁矿府信访组[2007]7号文清楚地记载了鸡尾山被认定为危岩区的事实:“鸡尾山是(武隆)县政府1994年测定的武隆县四大危岩灾害区之一,属于重点危岩监护区。1998年危岩裂缝最大裂口宽2米,最小裂口宽0.5米;1999年,最大裂口2.2米;至2001年5月,最大裂口宽仅1米,最小裂口汇合,但新增两条裂缝,一条500米,最大裂口宽0.72米,另一条长200米,最大裂口0.99米,并有多处纵向裂缝,说明岩缝在下沉在裂变。”

加速铁矿乡政府搬迁的,是2001年5月1日武隆县城造成79人死亡的滑坡垮楼灾难。血的教训下,武隆县政府很快批准了铁矿乡的报告,搬迁处于危岩下方的乡政府和附近群众。政府很快搬走,但到了居民层面,遇到了很大阻力。“当时需要搬迁的居民家庭超过30户,武隆县政府拨款用于农户搬迁的金额却只有2万元,折合每户搬迁补偿不到1000元,因此很多居民拒绝搬迁,当时搬走的很少。”直到2005年7月18日鸡尾山又一次发生山体滑坡,坍塌1.1万立方米,变形体500万立方米,让县政府下决心对这些留守户强制搬迁。

杨远华早就注意到,鸡尾山裂缝的扩大与开矿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上世纪90年代末至2001年关停的铁矿场,作为国有企业的三联采矿场和乡铁矿场开采还比较规范,但是晚上,经常有村民偷偷下到矿井里偷采矿石,甚至炸掉由天然矿石形成的安全柱,白天转卖给三联公司。类似的偷采屡禁不止。“更重要的是,这些矿场也在危岩范围内。”杨远华说,2001年的搬迁规定写得很清楚,铁矿乡铁匠沟采矿场、其他个体采矿场,以及涪陵三联吊装运输公司共和铁矿,全部被撤出,并注销它们在此地的采矿资格。

至今,象征“危岩”的白色旗帜仍在鸡尾山上飘扬。然而,危岩下的新矿场在乡政府搬迁不久就悄悄开张,用的还是原三联采矿场和乡铁矿场的资源,却转入幸福村村民舒先永手中。已搬迁的村民们一度质疑搬迁是为了让矿场充分采矿,“既然危岩禁采了,舒先永是如何获得新的开采许可证的?”

一座矿和一个乡的变迁

早在上世纪30年代,这个山沟就已经不宁静了。听老人们讲,解放前鸡尾山的矿场曾属于国民党大亨孔祥熙,矿山附近还设有碉堡。

“50年代末,为重庆钢铁公司寻找能源基地,四川省冶金地质勘探公司601队来这里考察,给出的地质报告称这条沟里铁矿资源丰富,再向东走,质量产量都远不及这里。”对铁矿历史最有发言权的是老矿长杨运明,因坍塌把两村间的路阻断了,去到他在幸福村的家要徒步翻山两小时。即便如此,他这些天也已经几次翻山来看被掩埋的矿了。

杨运明对本刊记者说,就是在那份地质报告里,这片山沟被称作“铁匠沟”,从此沿用下来。这里面隐含的一个事实是,这里的铁质如此之好,以至于铁匠可以直接锤打煅烧出农具。随着对铁矿资源的进一步挖掘,曾经的共和公社也改名为铁矿乡,1957年,铁矿乡唯一一条通向外界的九矿公路也因未来的运矿需要而修通。铁矿几乎跟这里的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铁矿1965年开始生产矿石,一直到1988年,虽然所属权变了几次,但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性质没变,矿石年产量缓慢上升,最高也只有3万吨。转变出现在1988年,当时刚任矿长的杨运明接到铁矿所在的涪陵钢铁厂通知,矿石以后不统购了,要求铁矿场自己销售。铁矿场并不发愁,1989年场里114名职工就获利润2万多元,是涪陵钢铁厂下属企业里唯一盈利的一个。1992年经营不善的钢铁厂宣布关闭,将旗下的汽车队、船队、吊装队联合组成“三联吊装运输公司”,当即有驾驶员提出质疑:“运输公司运什么呢,运矿?矿场不让运怎么办?”于是公司领导把铁矿场也拉进来。

沿着铁匠沟由上及下,三联铁矿场依次开采了5号至2号井。此次山崩也正沿着这条矿井的分布线路一路向下。杨运明第一眼看到崩塌现场就摇头:“如果2号井口还作为安全出口,这些矿工或许已经出来了。”他当矿长时,主要的矿产出自2号井。当时,4号井与新4号井,都是作为安全出口存在的。一旦2号井口封堵,矿工还可以通过另外两个井口逃生。他强调,1983年《四川省矿山安全条例》和90年代的《矿山安全法》都明确规定,一个矿山,必须有两个及以上的“安全出口”。

多名矿工向本刊记者证实,如今的铁矿只有一个安全出口——1号井口,它同时也是生产出口。在井下工作十几年的老矿工龙明孝对本刊记者说,铁矿2001年转为私人企业后,一开始是在1号井开采,2号井作为安全出口。但后来又回采2号井,井口封堵,两井之间的巷道也坍塌了。

那个年代国有矿场的重中之重就是安全。蒋文福是杨运明时代主管安全的副矿长,他那时每周都要上一次山顶,查看有没有裂缝。蒋文福对本刊记者说,最早的裂缝是在80年代后期。他在裂缝处卡上木棒,检测裂缝有无变化。如果木棒掉下去了,就说明裂缝在扩大。在他的建议下,公司封闭了正在开采中的4号井和5号井,裂缝在此后的两年便再没有扩大。

采矿的转折点发生在2001年。当时三联铁矿场因“危岩”被叫停后,将剩余的井口和设备转让给了舒先永,他是原来铁矿乡采矿场的矿长。从一开始的隐秘到后来的张扬,铁矿日渐增多的收益让铁矿乡看到了致富机会。村民们纷纷托关系进矿场,矿场职工都是本地幸福村和红宝村的人,“因为舒先永是幸福村人,而铁矿在红宝村的地盘上”。

变化的征兆来得更早些。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原属于国有资产的矿山开始允许私人开采,铁匠沟里的矿井就“像蜂窝一样”了。1999年至2001年接替杨运明任矿长的陈国荣回忆,特别是从1995年开始,铁矿石价格一路飙升,刺激了当地人开铁矿的欲望。“最多的时候,不出3公里之内,有3家矿场在鸡尾山开工。”

杨运明至今仍痛心三联矿场的拱手让人,2001年匆匆关停时,“还有70多万元固定资产,80多万元的井口,1.2万元就卖给了舒先永”。其后舒先永把原铁矿乡铁矿也收归己有,更名为“共和铁矿”。中间的一个插曲是,2004年6月30日三联铁矿的许可证到期,三联吊装运输公司新任经理与舒先永打官司,要求收回日渐获利的矿场,虽然没收回,三联的许可证也不能用了,但舒先永还是拿到了新的许可证。杨运明记得舒先永并不避讳个中曲折,他曾说:“办这个证就花了100多万元呢。”

“1号井若按照原来的方法开采,年产量1万多吨,可以开采10年。但舒先永每年开采三四万吨,资源已经快枯竭了。”杨运明说。事实上,矿里已经宣布,这个已经开采了60多年的铁矿最多开采到今年底。但没想到,矿被灾难先一步封存了。

新一轮攫取下的灾难

舒守权正在老屋里认真地一张张写着“福纸”,这天是农历五月十八日,他要送小儿子舒先友上路的日子。61岁的舒守权是舒先永和舒先友的父亲,以幸福村大队队长退休后因昔日的威望成了远近闻名的“道师”,谁家死了人去做道场。如今他也只能以这种方式去祭奠小儿子。

“小儿子死了,大儿子被拘留了……”舒守权对本刊记者说,事发时舒先永去看水电站了,躲过一劫。这几天村里限期拆除活人墓,女婿杨运江正在家里帮忙拆。小儿子舒先友却没那么幸运,他中午开车去了矿上,刚睡个午觉,就被山崩掩埋,现场只剩一辆压扁的汽车。

大儿子舒先永曾是舒守权的骄傲。1992年,25岁的舒先永就去乡铁矿场做了会计,因为为人机灵,一步步做到矿长。后来抓住机会,又合并了三联矿场。一个人忙不过来,就把考取了矿长资格证的杨运江和弟弟舒先友吸纳进来,三人合伙经营。在旁人看来,舒先永是乡里远近闻名的大老板,也是大家的致富带头人,除了矿场,还有几个小水电站。“都是亲戚,这些年说情要进场的人踏破了门槛。”

尽管出了事,淳朴的村民们仍替舒先永说好话。“他人挺仗义。关键是,从不拖欠工资。”段学华的老婆是舒先永的中学同学,他在2001年矿场成立时就进去了。他给本刊记者算了一笔账,他家有两亩地,收成好的年份也只能收入2000块左右,这只是他下井一个月的收入。更大的吸引力是,每天工作不超过6小时,走几步路就回到家里了,打工和农忙两不误。

“铁矿乡的一代人都拴在矿上了。”红宝村村民张健对本刊记者说,前几年铁矿乡明显比别的乡要富。乡里有铁矿、煤矿、水电站,当时的年轻人都留下来做工,后来成了家,要在附近照顾家。而现在却渐渐不如邻村了,因为那里的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而铁矿乡的中年人却不愿出去。年轻的张健如今在邻近的白马镇打工,因父亲被埋井下匆匆赶回来。

其实2001年舒先永接收共和铁矿时,原有的矿井已经快采空了。除了向更深的地下继续掘进,舒先永又将目光投向早已封洞的5号到2号井。

前矿长杨运明说,铁矿不像煤矿那样有透水和瓦斯爆炸的危险,但采用地下开采的铁矿要严防坍塌。矿场按照“房柱法”作业,作为安全保障,开采时需要在矿洞内将一些天然铁矿巨石凿成支柱,呈梅花桩形在洞内犬牙加错,防止矿山坍塌。“三联当时开采时,通常每隔6到8米就会留下长5米、宽5米、高约2.8米的安全柱。通常而言,天然矿石构成的一根安全柱有40吨到100吨重,承受力非常强。”

多名矿工对本刊记者说,这几年共和矿一直在回采。所谓回采,就是将原来的矿井二次开挖,目标是里面保留的安全柱。“一般是将安全柱体积削掉2/3,从5米宽削到1米宽,再用两三棵松树捆绑起来竖立支撑。”龙明孝说。

松树能替代天然矿柱吗?尽管这个道理人人都懂,但每吨矿石出场后可卖200多元,一根安全柱近百吨,至少可获利万元。利益引诱下,矿主仍不顾反对继续开采。

最近新的矿井基本上枯竭了,对老矿井的回采就更加凶猛。龙明孝说,矿井下部分缺乏安全柱的连片面积甚至达到足球场大小。尽管回采是由上及下、由内及外进行的,采完了赶紧用树枝撑上,一步步地退却,似乎不存在即时的坍塌危险,但却为更大的危机埋下了后患。

崩塌的源头之下原有两座山,因为形似小船,当地人喜欢叫它们“两只船”。“那天山从船的上方开始下滑。”矿工向开银像专家一样分析,“船头在5号井的位置。当山滑到这里,如果不是下面一系列的采空区让滑行速度突然加快,山体应该滑到船下面的断层处减速甚至停下来。”他说,如果不回采,灾难应该不会降临到位于这个大断层下方的1号井,27名矿工也不会被埋。

龙明孝在10日晚上还见到了舒先永,当时,他被乡政府叫去分析救援钻孔的位置,一进屋发现舒先永和杨运江也在,他们看上去心事重重。龙明孝的父母和老房子都被吞没在那场灾难中,但他说,他并不恨舒先永他们,“责任是责任。和他们个人还是朋友”。第一个孔是原来设计矿井的涪陵钢铁厂的设计师选的,龙明孝认为山体已经在崩塌中发生了很大变形,还应该是他们这些老矿工实践经验丰富。他建议要斜着而不是垂直向下打孔,“因为灰岩是斜着分布的,可以加快速度”。

灾难之后,鸡尾山危岩下的人们终于可以更大范围地摆脱威胁了。山崩后的第10天,铁矿乡百胜村发现一处达325万立方米的巨大危岩,裂缝最宽处达2米,危岩下32户农户104人即将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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