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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淳:瞿恩唤起我们的向往

2009-06-16 12:34 作者:李菁 2009年第22期
导演在广州见到的孙淳蓄起了小胡子,清瘦许多,这是他为哥哥孙周正在拍摄的电影换的造型。可是谈到《人间正道是沧桑》时,他眼睛里闪烁的光芒又回到了瞿恩身上。

导演在广州见到的孙淳蓄起了小胡子,清瘦许多,这是他为哥哥孙周正在拍摄的电影换的造型。可是谈到《人间正道是沧桑》时,他眼睛里闪烁的光芒又回到了瞿恩身上。

瞿恩的戏并没有贯穿始终,但他的灵魂却仿佛仍然飘散在整个戏里。

“我理解瞿恩的纯粹。”孙淳说。在他看来,瞿恩代表的是信仰的坚定者,从布道走向殉道,唤起了人们对久已遗失的一种纯粹精神的向往。

“静”的瞿恩

去年3月的一天,孙淳接到导演张黎的电话。孙淳说他第一次看完剧本,就彻头彻尾被“瞿恩”所征服:“这个人周身散发着一种令人着迷的气质,我一下子就爱上了他!”当看到瞿恩牺牲的描写时,性情的孙淳甚至哭得一塌糊涂。

不过,孙淳也很坦率地承认,虽然在情感上毫无保留地接纳了瞿恩,但从一个演员的角度,他当初更想演杨立仁或董建昌,“因为剧本给这两个人物设置的沟沟坎坎、起起伏伏太多了,结构上非常完满”。

“你可以演杨立仁、董建昌,可是,谁来演瞿恩?”孙淳说张黎把他问住了。他告诉孙淳,思来想去,他们找不到再合适的演员来诠释这一角色。在导演组眼里,最接近他们理想中的瞿恩,是上一代老演员冯——阳刚又儒雅。“冯在我眼里可是大演员,我看了他很多作品,从《羊城暗哨》、《南征北战》到《桃花扇》,他把握角色的能力特别强,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是难以撼动的。张黎这一类比,我都蒙了:这角色有那么好吗?”于是,他开始重新审视瞿恩。

孙淳与张黎此前在《走向共和》里合作过,那部戏里,成功塑造了袁世凯这一历史人物的孙淳完成了对自己颇有意义的蜕变。“《走向共和》里,我恶补了清史一直到民国史。张黎对我说:淳子,咱从民国再向北伐、迈向共和国,把这段历史走一遍。没想到几年后这个心愿还真完成了。”

除了导演与演员的关系之外,张黎也是孙淳生活中非常好的朋友。“他对我的性情非常了解,我不复杂,很干净,也简单,跟人打交道时也从不拐弯抹角,喜怒哀乐全写在脸上。”孙淳觉得自己的这一点符合剧中对瞿恩“透明的人”的定位。

真正到开拍时,孙淳又陷入塑造这个人物的困惑里。“这个人物太好了,但真是‘抓’不住。”整部戏里,孙红雷扮演的杨立青是主线,戏里勾画了他从顽劣青年到坚定革命者的全过程,而瞿恩,一开场就是以近乎完美的精神偶像的姿态出现的,“没有起承转合,没有勾画他因为什么,才成为今天这样的一个人,该怎么演?”对于瞿恩,孙淳打了一个比方:“他出现在不同场景里,像一粒零落的珍珠,把不同的场景连接起来,就是一串精美的珍珠项链。对于瞿恩,剧本提供的是一种氛围和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如何通过我这个载体传递出去?”

孙淳曾经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是想找编剧江奇涛谈一谈“瞿恩”:“我想问他为什么要写这个人物?瞿恩突然在某场戏冒出来,是为什么,想突出他哪一方面的性格?这就省劲了。”因为某些原因,孙淳的想法没实现,只能通过看书,慢慢琢磨。“我在瞿恩身上下的工夫,比袁世凯大得多。为了揣摩这个人物,我写了这么厚的一撂笔记。”孙淳用手比画着。

一个为信仰而存在的智者与勇者,必然看淡名利与生死。孙淳在一开始就确定了一个“静”的瞿恩。“他总是静静的,非常淡。这也非常符合剧本第一次给我的感觉。”

“拍戏的时候,我会非常静地看立青,动都不动。孙红雷说:我参加你们的党吧!其实内心是咯噔一声,但表面上依旧沉静如水。”包括林娥向他表白内心情感的时候,孙淳依旧是一副淡定的神情。孙淳的妻子傅丽莉说:“从拍戏一开始,他就总在家里唠叨这个人得静、静。有时他静得让张黎都慌了。”

因为改动的一些原因,孙淳毫不讳言在整个创作期间情绪起伏多变,这让妻子傅丽莉一度非常担心。这种担心一直延续到看到成片的前10集,“我一直捏着一把汗,觉得这个人物能立起来吗?”直到“中山舰事件”被抓的那一场戏,被扣押的瞿恩表现出一种淡定自若、以柔克刚的风格,让傅丽莉彻底忘了那是孙淳。电视剧播出后,傅丽莉又追着看,作为一个同行,她的评价是:“他控制得非常好,浑然天成。”

戏开拍不久,就拍牺牲的瞿恩和妹妹瞿霞超越时空在狱中相遇那场戏。光打在白白的衬衫上,透过镜片,后面是依旧平和淡定的眼神,那一瞬间,安静的瞿恩仿佛具有一种穿透世间万物的力量。孙淳说,拍戏的时候,柯蓝就对他说:“哥,我看见你背后有一层光环!”电视剧播出后,看到这一幕,柯蓝又打电话给孙淳两口子,用她特有的表达方式说:“我哭得跟王八蛋似的!”

布道者

1924年,当杨立青来到革命浪潮汹涌澎湃的广州时,他同时面对两个人生指导者:董建昌和瞿恩,他们不仅代表着两个党派,更是两种人生态度。“编剧给立青找了两个教父:一是国民党的教父董建昌,他是功利而现实的;另一位是共产党的教父瞿恩,他是理想而浪漫的。每个观众在衡量这两个人物的时候,其实也就是立青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选择。”孙淳说。

在杨立青选择主义的道路上,瞿恩无疑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为理想而坚守的那份纯粹深深感染着立青,在立青眼里,瞿恩“代表着真理和方向”,他告诉瞿恩,自己要加入共产党的初衷,“就是想成为瞿教官你那样的人”。或许也可以这样说:立青是先选择了瞿恩,再选择瞿恩所代表的共产主义。瞿恩这样的人物塑造也并不夸张,当年,不少青年学生以及知识分子都是在周恩来等革命者的人格魅力影响下,选择的共产主义。我们在很多历史资料中,都能找到瞿恩与立青这种关系的真实对应。

“你能理解瞿恩吗?”面对这个问题,孙淳毫不犹豫地点头承认。“瞿恩是一个特别纯粹的人,他为了信仰而活着,像一个布道者。当一个人为了他所信仰的东西决意付出一切时,肉体本身就是一个皮囊。”在孙淳的理解中,从某种意义上的瞿恩,“像上帝那么纯净”。

剧里有这样一场戏:已被错误路线排挤的瞿恩不能随红军长征,警卫员忍不住发几句牢骚。瞿恩说了:“在大的历史变革面前,个人已经不重要了。”而当立青得知后也为他鸣不平时,瞿恩又说:“立青,你要相信我们的党,我们的党就像大海,有自我调节和净化的能力。”

“在创作这一人物的过程中,我经常被这段话所激励,我想,这是什么人啊?设想我们处在那样的历史当下,有几个人能有那样的境界?所以瞿恩是一个理想化的人物,他身上集中体现了早期革命者为了信仰而坚守的那份纯粹。”扮演瞿恩的过程,也是孙淳内省的过程,他经常反躬自问:“我有这么纯粹吗?遇到同样情形,我的胸怀有这么宽广吗?”他时而否定自己,时而又觉得在精神上与遥远的瞿恩有了共鸣之处。

我作为一个职业演员,对演戏的投入、热爱和执著也是一种纯粹,虽然历尽艰辛但仍痴心不改。确立了这一点,我突然明白张黎为什么找我来演。因为我能闻到瞿恩的味道。”孙淳经常提醒自己,“这个角色不能‘演’,我只能用我的心去靠近他。当我从心里接受他时,我才会不自觉地散发出那种特质。”

理解那些革命者并不难,远到书里的那些历史人物,近到自己的父亲——孙淳的父亲14岁便参加革命,解放后曾派驻国外,“他还亲历了布拉格事件,当时他是使馆代办,每人发了一把枪”。那种精神气质都能感觉得到,难的是如何将它们表现出来,“理想化的人物都不亲切,我一定要让他亲切。让这个理想化的人物伸出很多小手,来触摸观众的心”。

在表演上孙淳花了很多心思,让瞿恩更人性化。“我想起小时候看的红色经典,一张国字脸,站在高坡上,仰望天空,攥紧双拳,慷慨激昂。未必信仰坚定者必须有坚强的体魄,他的内在也许柔弱,但他的内心极其强大与坚韧。我一定要找到反差。”

在孙淳看来,瞿恩这一形象之所以有打动人的力量,是因为编剧在塑造他时,不单赋予其人性光辉,也毫不避讳其作为一个“人”所具有的弱点,这也使这个人物更加丰满可信。

“中山舰事件”后,瞿恩等共产党员被抓,在立青的枪下,瞿恩有大段的心理流露。原来的台词是这样的:“立青,如果我知道有今天晚上,如果蒋介石这次阴谋得逞的话,我应该对你姐姐再好一些。”“你看,死到临头时,他突然追溯自己往日的情感,有些深深的遗憾:我可能今天晚上就要死了,我还没有接受一个女孩子。多人性啊!”但这段台词最终没有出现在观众面前。而下面这一句,在孙淳坚持下保留了下来:“立青,我谢谢你还听我的话,我也需要倾诉的对象。”在孙淳看来,在死亡即将降临前,他用倾诉来抚平自己麻乱的心理,更符合人性。
电视剧播出后,孙淳注意到网上一些年轻人对他塑造的瞿恩的评价,一个网友评论说:我以往对电视剧里的共产党人很反感,瞿恩给我开启了一扇窗户,让我知道早期的共产党员是这么纯粹,为了心中的理想真的可以抛弃许多。这让孙淳倍感欣慰。“有个级别相当高的老干部,我不便于透露他的名字,特别爱看这部剧,家里人为了不让他情绪过于激动,每天只让他看3集。看完之后,他长久地在院子里散步几小时,以平息自己的心情。”孙淳说,瞿恩这个人物的最大意义,或许在于让我们这一代人意识到,今天我们这个政权最初的起点,就是那样一批纯粹的人。

“打开了一扇窗”

在拍戏之前,为了更贴近那个年代的人物和氛围,剧组把早期国共两党的一些人物的画像都挂满了化妆间、导演的工作室,一大面墙全都是。
“电影是什么,是物质现实的复原。看看我们墙上贴的那时候的人物,像董必武等等,哪一个不是瘦到撮腮,哪有像我这样胖的,不能忍受!虽然大家对这个没有过多挑剔,但我懊丧死了。”在采访中,孙淳也很坦率地吐露了内心深处的一个遗憾。

此前,孙淳刚刚拍了一个现代戏《祈望》,在里面饰演一个庸常的居家男人。为了削弱自己身上那种酷酷的劲儿,他拼命增肥以使自己更平民化。《祈望》杀青的第二天,他就进到了《人间正道是沧桑》剧组。

“我也是全身心扑在(《祈望》)那个角色上,拼命让自己胖起来;我也知道瞿恩需要一副清瘦的样子,但我不是风箱啊,可以随便伸缩。”孙淳又开始了《走向共和》曾经历的减肥过程,但总有一个过程,等到他慢慢减下来之后,瞿恩的戏也结束了,这成了孙淳最大的心病。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孙淳并不属于大红大紫的演员,尽管他很早就在陈凯歌的《大阅兵》里扮演男一号。“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拍,但是没有找到一个载体释放自己的能量。在这一点上我感谢张黎,他是可以释放演员梦想的人。”

最初孙淳对历史剧是排斥的,排斥背后是对曾经弥漫于历史教育中的某些虚假的东西的反感。为此,他丧失了很多机会,包括后来大红的《雍正王朝》里唐国强的角色。“我觉得现代人演什么历史戏呢?在学校里京剧那些水袖我学都不学,三分及格就够了,我对历史也不感兴趣,也许以前那种虚假的题材看得太多,伤着了。”

在《走向共和》正式开拍前,张黎还是想用一个脑满肠肥的人来演我们头脑中已经定格的袁世凯。“演员也找好了,开机前的一刹那,他突然后悔了。他要做的是推翻一个脸谱化的袁世凯,这时候他找到了我,讨论这种可能性。”孙淳当时的第一感觉是开玩笑,“我对袁世凯的印象就是窃国大盗,我们家丽莉收藏古钱币,‘袁大头’的形象太深入人心了,让我演这么一位人物,我觉得是笑谈”。孙淳还对制片人说:“你们胆子太大了,你们用我演袁世凯,也不怕砸!”

对孙淳而言,《走向共和》的意义,不仅在于改变了他对历史剧的看法,而且也改变了他对历史的看法。“他们对我说:‘你是全组最后一个加入的,现在开始看书吧!’一扇窗户突然在我面前打开了——历史真是太迷人了!”孙淳用略带夸张的口吻形容自己的感受,“演历史剧的迷人之处并不在于扮演哪一位历史人物,而在于为了演这位历史人物而翻阅大量的历史书籍。”

“阅读史料的过程,是在寻找现实和历史交接的坐标,在这个过程中,你和你的角色在对话,晚上睡觉前也会在琢磨,后人评价他的某句话,反映了他性格的哪个侧面。你会觉得,这个人活灵活现就出现在你面前了。”历史画卷打开后,每个人不再是教科书上那些生硬而干巴巴的名字,而都变成了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个体和生命。这种感觉让孙淳每每提起来,都是一副无比陶醉的神情。

历史

瞿恩在剧里出现的前半部,经历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从黄埔时期的国共两党密切合作到“中山舰事件”后走向分裂、在上海领导工人武装运动、南昌起义一直到苏区反围剿失败转而长征,瞿恩的角色几乎串联起中共早期的发展历程。

当立青第一次与瞿恩见面时,他也间接了解到了瞿家的故事:瞿恩带着裹小脚的母亲与妹妹一起去法国留学,在那里深受革命思潮影响,最终走上革命道路。这个情节设置与历史上中共早期著名的革命者蔡和森非常相似。

蔡和森出生于湖南湘乡县一个破落的小官吏家庭。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蔡和森,便以才学出众而著称。1918年,他与毛泽东一起创办了新民学会,当时便有人评价说:“林彬(蔡和森)是思想家,润之是实践家。”

“现在网上总在考证瞿恩的原型是谁,我觉得这没有意义,‘瞿恩’是那个年代优秀共产党员的化身,集大成者。”孙淳说。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那场戏中,穿西装戴眼镜在硝烟中指挥战斗的瞿恩显得悲壮而无力,“从这一幕中看到了早期的革命热情澎湃,却也是幼稚至极。我们的执政党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一步步发展壮大的”。

尽管这部戏已经结束了一年多,但现在的孙淳仍然张口就能背下瞿恩“原版”的遗书:“我最亲爱的儿子,你从未谋面的生身父亲在给你写信,此时窗外月白风清、万籁俱寂,只有哨兵传来的脚步声,我知道这将是我在这世界上给你留下的最后的文字,虽然沉重,但并不多余……我想告诉你,我亲爱的儿子,你的父亲是怎样一个人,又为什么变成今天这样一个人。”虽然在正式播出时,瞿恩的遗书只用字幕形式保留了最后一句。但这一部分还是让人想起瞿秋白。1935年,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捕后身份暴露,在漫长的劝降过程无果后,蒋介石发来密电,要求“就地枪决”。

1935年6月18日上午,穿着一件中式黑色对襟衫、一条白色齐膝短裤、黑袜黑鞋的瞿秋白,神态自若地走向位于福建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的刑场,长汀中山公园凉亭,已摆好了四碟小菜,一瓮薄酒。瞿秋白整一整衣衫,自斟自饮,谈笑自若:“我有两个要求:第一,不能屈膝跪着死,我要坐着;第二,不能打我的头。”说完,走向刑场,身后紧随着特务连的100多名士兵。从公园到刑场,约两里的路程,瞿秋白手持点燃的烟卷,缓步而行,边走边唱。他唱《红军歌》,唱《国际歌》。手持香烟,顾盼自如。西门外罗汉林下,有一片草坪。瞿秋白停下脚步,环视四周。他点头微笑:“此地甚好。”接着,在草地上盘腿而坐,含笑饮弹,年仅36岁。

作为职业革命家,瞿秋白身上却有中共早期领导人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20年代,在上海大学任社会系主任的瞿秋白,与学生杨之华互生情愫。此前,杨之华与富家子弟沈剑龙已婚并育有一女独伊,但感情濒于破裂。瞿秋白暑假时找到了陷入矛盾的杨之华,并与沈剑龙有一次长谈。不料,瞿秋白竟与沈剑龙一见如故。谈判结果是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同时刊登三条启事:一是沈剑龙与杨之华离婚启事,二是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启事,三是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好友启事,从而成为一段佳话。瞿秋白也视独伊为自己的亲生女儿。

当年,给瞿秋白执行枪刑的正是毕业于黄埔的国民党36师师长宋希濂。解放后,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还找到宋希濂,含泪记下了父亲临刑前的一举一动。

戏里的瞿恩之死,引得很多观众掬一把热泪。戏里瞿恩静静地看着儿子的照片,轻轻笑了一下。“我当时拿着照片就拍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可是我后来看片子看到这儿,哭得稀里哗啦的。”“我这么爱的一个人死了,这个人死了,怎么现实生活中这么多恶人还活着,我想现实生活中如果这样的人多一些,生活会多美好。”孙淳说,那一刻,他也分不清自己是在为历史上的这样一个人物哀悼,还是替现实生活中的有理想色彩的人哀悼。

情感

“瞿恩究竟爱谁,立华还是林娥?”电视剧播出后,孙淳接到了很多记者的采访电话,孙淳的回答是:“其实瞿恩最终选择了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这个结果中看到了瞿恩的成长。”

从整部戏强调的结果,瞿恩与立华彼此真心相爱,他们的感情纯真而浓烈,以至于立华在戴上瞿恩送他的耳坠之后,“就再也摘不下来”;在得知费明是瞿恩的遗孤时,她没有任何犹豫便决意收养他。用杨立青的话来形容,他们之间感情之深厚,“世上没有第二对”,但是两个人之间隔着国共两党这道巨大的鸿沟。

在剧里,瞿恩几次在不同场合强调:“我和立华只是精神上的交往。”按照孙淳的理解,瞿恩与立华是在懵懵懂懂时相识的,“涉世未深的立华遇到了两个男人——瞿恩与董建昌。瞿恩是不把事情理清楚之前,不会在身体上与立华发生任何关系,而董建昌则毫不犹豫地占为己有”。

在孙淳的理解中,立华与瞿恩的一场对谈寓意颇深。因为戒严回不去家的瞿恩借住在立华家里,两人隔着一段距离对话。立华告诉瞿恩说,男女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样美好,“充其量不过是一场手忙脚乱而已”,实际上在暗示瞿恩她的情感经历,而瞿恩只是草草应付一句便打发而去。现在想起来,孙淳对自己的表演有些遗憾:“如果我能这样处理一下,比方说,我听到她的话时,已经闭上的眼睛突然猛地张开:这个女人已经不属于我了……那就能传达很多内心情绪了,很多类似的小细节轻轻放过了,有些可惜。”

尽管孙淳没有回答瞿恩究竟爱谁的问题,但他还是用自己的表演间接表达了理解。

面对主动追求自己的林娥,瞿恩并未拒绝,只是宽厚地拥抱了她。孙淳在演这场戏时,轻轻地闭上了眼睛,他想传递的是:“林娥的拥抱让瞿恩久已关闭的那扇心门猛然打开,那一瞬间,瞿恩在想:如果是立华有多好啊!也是瞿恩在内心深处,与立华做最后的告别。如果有人理解这一层,可能会触动一下。”

孙淳的理解中,戏中的立华与瞿霞身上都有中国妇女传统道德的影子,尽管在那个年代两人都是中国女性走向自身解放的代表。“立华觉得自己已经不干净了,而瞿恩还是那么干净,所以她和瞿恩是不可能再发展那种感情的;瞿霞对立青也是如此,她不愿意让立青看到遍体鳞伤、破碎的自己。”孙淳说,这和现代人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但在柔石等人的作品里,这样的女性比比皆是。

“我们今天再拍这个戏、观众重新看这个戏,它的现实意义在哪儿?”孙淳反问,也是在自问,“读史可以明志,我希望年轻人能知道,执政党走到今天,经过了哪些血雨腥风,而我们的共和国走到今天这一步,它的过程是怎样的。”

“物质化的今天,信仰真的那么重要吗?生活在现实社会里,完善的人格,一定要让观众想一想,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的建设,物质来衡量,精神家园荒芜了。人应该怎么面对物质和精神,应该反思这些东西。是,我们太穷了,我们穷怕了。当金钱来的时候,你就幸福了吗?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精神家园的建设比什么都重要。我们要时常想想精神家园建得怎么样了。”

“瞿恩这个人物的现实意义在哪儿?人活着要有信仰。很多人迷茫,是因为失去了自己内心的一个标杆。”如今我们面临的选择更加多元化,不需要为了自己的选择付出更多代价,信仰二字似乎变得遥远而模糊。但在孙淳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美德和情操,还应该是我们今天所不能缺失的精神营养。天下熙熙,皆为利来。“我们每天行色匆匆往这些目标迈进,迈进的过程中,还阅读吗?还思考吗?”

耐人寻味的是,在戏里瞿恩的命运没董建昌好,在现实生活中,很多观众还是选择了董建昌。傅丽莉很留心看观众对这部戏的反应。“网上很多小孩子说,放在这个年代都选择董建昌,又罩着家人又讲义气,还混得开。”

“看到网友的这些议论,我痛心极了!真正一个纯粹的人,树立在你面前,别人发生怀疑,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些什么?对我有用的就拿过来,所以欣赏董建昌,这样的人比比皆是,无论在政、在商还是做人。迷失了道德底线,所以人们才有利己主义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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