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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财政是社会的平衡器

2009-06-09 12:48 作者:朱文轶 2009年第21期
——专访陕西省榆林市委常委、神木县县委书记郭宝成

郭宝成

郭宝成的一天从被人“包围”中开始,他要去乡下考察两个待定工业项目,中间还不乏媒体挤进来想继续打探“免费医疗”的话题。我们的访问约在6月3日晚上20点,晚上22点后郭宝成还有一个公务会谈。他说,在神木这样一个经济权重巨大的县,一把手如果哪天闲下来,就太不正常了。

这位自称“老县官”的地方官员,说话和他的陕北口音保持了同样的风格。他仍然习惯去“四书五经”里寻找现代城市管理的经验和智慧。他对局势的控制能力不容置疑,他是神木医疗程序的“主设计师”,而就在他前不久写的一篇《老子与治县》的执政心得中,他也流露出“‘无为而治’是官员的一种境界”的想法。

神木在榆林市甚至陕西省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某一方面,决定了它的人事安排一直保持着高度连贯性,而很少受到外派官员的干预。“神木向来维持着这种模式,每届搭班的书记和县长,书记下了,县长上。”神木的老县委书记王振武说,一把手都是熟知县情民意的人。郭宝成是神木解放建县以来的第七任父母官。

郭宝成在神木一待就是13年。13年前,国务院撤销煤炭部,煤炭产业由此开始的一轮史无前例的“国退民进”,为神木这个建立在煤炭资源上的城市种下了难以预料的未来。郭宝成的执政生涯始终伴随着一场剧烈而后果未知的变革:他不光要面对如何为这座城市积累财富的问题,另一方面,如何管理和使用迅速膨胀的财富、平衡财富带来的社会风险,更是严峻的挑战。我们的谈话从“免费医疗”开始,追溯了一个县委书记眼中完整的神木故事。

“灾难性医疗支出”

三联生活周刊:“免费医疗”这个政策是怎样来的?

郭宝成:我没想到“免费医疗”引起这样的反应,实际上,它在神木并不是一个很突兀的举动。我们这几年有钱了,一直就在做民生保障这一块的事情,我们有一个自己的步骤。

我们2008年实现了12年免费教育,不止是国家义务教育的概念。就是说,你家的孩子来上学就行了,什么都不用管,同时还给你提供“伙食补助”,保证你在校期间每天有一顿免费的午餐。实现免费教育后,我们去年底就开始着手考虑免费医疗和全县孤寡老人、残疾人免费供养。

本来这两件事情都是计划在今年1月1日就开始实施的,但因为我们新建的县医院的搬迁工作还没有完成,我担心没做好准备的话,“免费医疗”一实施床位肯定吃紧,就先启动了孤寡老人、残疾人免费供养。这个标准也还是很高的,考虑到这里面存在反向的城乡差别,农村的老人毕竟有点土地,而城里的这个人群几乎没有任何生活来源。我们制定的标准是农村一天发放8块钱的保障,城市一天发10块钱,从1月份开始,这项政策就全县都覆盖了。

等到县医院的搬迁就绪,我们第一时间3月1日就发布了“免费医疗”政策,它是神木县包括教育、医疗、公共文化、社会保障、扶贫济困等一系列公共财政支出计划的一部分,这部分总投资是13亿元。

三联生活周刊:一开始出现的“混乱”你们事先想到了没有?一下子医院病房都住不下了。

郭宝成:实施政策的初期,神木县比往年同期增加了30%的病人,这是我们预料之中的事情。关于“免费医疗”的启动,我们很慎重,用了1年零3个月时间来调研。我们有一个事先的预测,病人增加比例,相应财政支出的免费医疗费在3月份到4月份大概会达到2600万元。我还做了一层打算,在神木经济条件相对差的地区,积累了一批历史遗留下来的病人,他们会来看病,那么有可能再超支400万元,达到3000万元。

可实际上,3月份报销的经费是960万元,4月份报销的经费是1270万元,这两个月加起来还不到2300万元,离预期的2600万元都差了一截。这个事情反过来说明我们的居民素质,并不像那些坐在房子里面的评论家们想象得那么糟糕,相反,人们爆发性地去看病,不是道德问题,是长期看不起病的结果。

三联生活周刊:这1年零3个月的调研怎么来做的?发现了我们县城医疗体制中的哪些问题?“康复办”是个怎样的机构?

郭宝成:我到每个乡镇走了一遍,发现在我们神木县境内所有贫困家庭几乎无一不是灾病、残疾、孤寡家庭。好多是干了几年,富了,结果一家出了一个大病,又穷得叮当响,把家里所有的钱都花完了,病看不好,还背了十几万元的债。最后农民们不看了,顺其自然,等死。因为他倾家荡产了,贷也贷不来款,借也借不来钱。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如果一个家庭总的自费医疗支出超过了非生存必需支出的30%,就意味着发生了“灾难性医疗支出”。在神木,发生这种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家庭不少,这是咱们这免费医疗政策最重要的救助对象。多年来,很多地方公共财政中的卫生投入比例逐年缩减,而神木这几年一直在增加这个比例。

为了解决“免费医疗”以及孤寡老人、残疾人特殊人群这几个问题,我们县委常委会议定,专门成立了两个工作委员会:一个叫康复工作委员会,一个叫特殊人群工作委员会,两个委员会下设了自己的办公室。

委员会主任人选,我提议我自己担任,同时我还提议县长和县委副书记担任这两个委员会的副主任。当时考虑到残疾人、孤寡老人这块数量相对较少,事情要好办些,就没有专门成立办公室,由民政局局长兼任。而“免费医疗”是新东西,所以成立了专门的办公室“康复办”。我考虑选调过去一个主任,他过去是我们县卫生局的副局长,是学医的,有医学的专业知识和医院方面的管理知识,同时他又在药监局当了几年的局长,对药这块也比较熟悉,由他具体负责这项制度的推进。

免费覆盖率99.7%

三联生活周刊:神木的人口流动很大,那些流出的人口,也在这个制度包括的范围之内吗?

郭宝成:流动出去的人,他们愿意参与就能享受。有人说我们“全民免费”这个提法不对,实际上,我们的免费覆盖率是99.7%,剩下0.3%,有长期外出的,也有自己本身很有钱、不愿意加入到这里来的。这都是自愿的,99.7%的覆盖率要说是全民免费也不过分。

神木推行免费医疗有一个优势。我去国内很多兄弟县,包括好多排在全国百强县前面的县,它们有压力,人多,外来人口甚至超过了本地户籍人口,外来人口又是当地建设的主力军。比如昆山,户籍人口150万,可外来人口比150万还要多,它这样一个县城,固然是全国第一县,但它要在全县实行“全民免费”,它的成本就要大得多。

你看我们是陕西面积最大的县,7600平方公里,实际上广大土地上没有多少人。神木现在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75%,42万人口,光在县城就生存了18万人。我们利用城乡一体化搞了个第一新村和第二新村,事实上就是两座新城,而且跟老城连起来了,用不了5到10年功夫,我们有32万人都将是城镇居民。人少、人口集中,这些对推广免费医疗都是有利的。

三联生活周刊:我相信大多数人担心的同样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关于“免费”的制度设计问题,如何去防范传统的权力关系和人事关系会干扰这个“公平政策”实施的公平性。比如,有关系的人可以开到好药,没关系的人用不上好药;有关系的人可以小病大养,没关系的老百姓住院需要排队住院?

郭宝成:这是我们当初担心的问题。我们县委这个班子,副县级以上干部40多个,反复讨论了多少次,请专家来论证,反复斟酌,我们充分利用县医院搬迁这个延迟期。在是不是要全民免费这点上,大家完全一致,都认为有必要通过公共财政的杠杆,使得神木的收入差距、贫富差距缩小,不然相应的社会问题会很多。但也就是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大家意见不同的地方是最多的。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不只是出台一个粗放的政策,根据大家不同意见,这个政策下面有众多的实施办法和细则。包括单病种的最高限额;包括哪些病只能在门诊治疗而不能住院,但是还给钱,最高补贴多少;包括制定一个详细的《药品目录》,什么病开什么药,目录上是明确规定的。本来你得的是这个病,你就应该开这个药,你非要把人参开上,那不行,这有人管着——我们在医院的监管,设在医院的合作医疗办的监管,还有康复办的监管。出了错就要处罚医生和医院。

说实话,在这项免费医疗中,政策设计的主要对象是城乡市民、农民,政府干部基本上还是保持原来的保障程度,没有任何增加,相反倒还多了一个门槛。过去干部外出医疗没有3000元的门槛,现在纳入“免费医疗”之后,干部要和市民一样,到外地定点医院享受医疗服务,超过3000元的部分才全额报销。不然,你光给农民设门槛,不给干部设,这不又是制造差别、把人三六九等了吗?考虑到我们县医院的条件现在不比省级医院差,该有的设备都有,高价聘的外地专家也很多,我们鼓励在本地就医。

我看到有些人评论说,这些“土老帽”县官、县领导没啥文化、没啥知识,脑袋一拍就决定这么干。他们不了解我们之前做的工作。之所以3月份和4月份的医药费还没有达到当初我们预算的指标,某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准备是充分的。当然你要说这项制度完善不完善?不完善。这是一个全新的东西,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不可能尽善尽美,所以我们是打算先运行半年,通过运行中制度暴露出的毛病,不断纠正,对一些制定得不对的细则要调整修改。

这个事情我们当初是不想报道的,也没有想让谁来复制我们的东西,根本想都没想。这就是我们神木的事情。我们把自己这个县40多万人的事情办好,我觉得我这个当县官的责任就尽到了。每个县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国家的事情也好办了。

政绩工程与形象工程

三联生活周刊: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神木县财政收入的底子,它如何能支付在别人看来如此庞大的一项公共支出?我手上的材料,神木县2008年地方财政收入是17.19亿元,同比增长59.2%,而你们预计在“民生工程”上的钱就有13亿元。剩下4亿元,连吃饭都不够了,怎么保证发展呢?

郭宝成:你问对了。财政的事情比较复杂,这17.19亿元是明码标价的预算内收入,这个收入是一笔账。地方预算内可支配财力又是一笔账,我们神木去年财力是23亿元,这是我们可以花的钱。当然还有一部分预算外收入,像神木这样的经济大县预算外收入就高,这部分应该还有七八亿元。这些加起来,县上去年可以支配的钱应该有30亿元左右。所以,我们可以拿出13亿元来,也还不至于捉襟见肘。

当然这是一个执政理念。我可以少拿点钱,多搞点政绩工程,我修一个大桥修一个广场,我的GDP也增长。说实话,我不需要这些,我不需要作秀,我今年55岁一大把年纪了,你看我满脸沟壑,“十八大”的时候我就60岁,快到我告老还乡的年龄了。我还需要给谁作秀啊?当然我做的这些事如果算起来,都是政绩工程,但不是形象工程,它是明码标价、货真价实的,没有任何虚假的东西。这些钱花在民生上,看不见摸不着,但这是实实在在老百姓的收益。

“免费医疗”实行这两三个月以来,我体会最深的,是全县、特别是贫困的农民和市民得到了治疗,有一部分濒临死亡线而又没钱看下去病的人,我把他们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得到了重生的机会。这是我感到最欣慰的事情。

三联生活周刊:这13亿元具体怎么花?

郭宝成:这13亿元里,直接用于老百姓的钱,比如说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孤寡老人和残疾人的免费供养、农村和市民的低保、五保户的供养,也就是说群众能直接拿到手的钱,6亿元。里面“免费医疗”一项是个大头,占了1.3亿元。其他剩下的7亿元,基本用于城市生产和改善生活条件的基础设施建设上面,比如说通村公路等等。

神木县有很多特殊性,我们这个通村公路,名义上是通村路,实际上标准远高于通村公路的级别,有时修得非常宽——不宽没办法,要跑60吨的大车啊。国家规定通村公路3.5米宽,我们神木是两个3.5米都不够,有时候要四五个3.5米才行;国家规定是铺3厘米的油面,我们3个3厘米都不行,大车过来碾个五趟路就得散架了,所以我们这里修路的成本比其他地方高得多。再有一些是水库的投资、饮水工程的投资,这也得有3亿元。

假如1万名干部下海

三联生活周刊:我看到,神木县去年的财政总收入是72.27亿元,这里面在中央、地方、省市之间是如何分配的?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煤炭上的税收已经大部分都上缴国家了,我采访神木前任县委书记王振武时,他回忆说,分税前神华集团神东公司的税是留给地方的,当时几乎占了神木县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分税后只是保留给神木3000万元的基数,等于说来自神东公司的税收,以后每年的增量部分都被中央拿去了。后来这是怎么变化了?

郭宝成:我在佳县做了5年的副县长后,1997年奉调到神木,在这里一待就是13年。当年我刚来的时候,这里的财政总收入7000多万元,去年是72亿元,10年时间增长了100倍。

就在2005年,市政府一声令下,把神华集团所属在神木的所有企业收入全由市上收。在我们这里设了两个税务局,一个国税分局一个地税分局,这样,它就把这部分钱都拿走了。这一下子就是60亿元。

所以说我们对榆林市财政转移的力度之大是比较少见的,也就是说在我们财政总收入的72亿元之外,榆林已经从源头上拿走了60亿元,当然这60亿元还包括向省上交的、向中央交的,和向榆林地区贫困县转移支付的。另外,我们还向温总理交了40亿元,应该说我们对国家和地区的贡献算是可以了。

三联生活周刊:我不是很明白,神华集团在神木的税收不是应该由神木县收,然后按国税、地税分,国税上缴中央后,再由中央转移支付吗?为什么是2005年把这收到市里了?

郭宝成:我们这个蛋糕做大了嘛。2005年是县财政收入井喷的一年,钱太多了,人怕出名猪怕壮,猪壮了还不割你一刀。当然2005年它拿的时候还没有60亿元,大概是二三十亿元,去年底才到60亿元。现在的分配制度麻烦得很,说不清楚。市上管县嘛。从税法来说,这样做是不合规矩的,但中国很多事情,往往官比政策还大。

神华也为我们县里打抱不平,说“市上太不像话了,你总得让人家分一杯羹啊,你全拿走了,县里对神华发展没有积极性了”。我们也确实没有积极性,你那么大一个公司发展了,效益好了,结果全收上去了,你还要占我们县里的土地、污染我们的环境,还要占我们的环境容量,还要给我们弄那么多采空塌陷区。现在是上面叫我们支持央企,我们当然就要支持,但是说实话积极性不高。不过换个角度说,神木县起步是神华带起来的,我们也要念其旧情。

三联生活周刊:这样一种财税分配的现实应该说对神木县是很不利的,神木是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如此惊人的财政积累的?

郭宝成:我们可支配收入里的80%都是来自于私营经济。现在全县民营经济的总数量应该有1700多家,当然比起昆山我们少多了,他们有3.5万多家,不过我们企业数量小资本大,十几亿元、几十亿元的企业就有不少。在整个县域经济总量上,民营这块已经快接近65%了。

我刚到神木的时候,神木的收入主要是国有经济。然后就把这些半死不活的国有企业全都改制了,当然这些企业最后也没干成啥事,改制了也不行。到2000年,我当县长发动了一个运动,一定要把我们自己的草根经济给搞起来。

我常跟干部们讲危机感。当年我们县民营经济的总量比邻县府谷县差远了,它的经济总量占榆林市的1/3,现在是我们占1/3。当时我就说,下决心我们用3年时间民营经济超过府谷。

那时我当县长胆子大啊,我把那些焦化厂、电石厂全部私有,不加任何限制全面放手,谁申请给谁做,占地不出钱,零地价,只要你去干,不用这手续那手续。干起来再规范嘛。小孩长起来我们再给他起名字不迟啊,不用非在肚子里就硬要给叫个名。

这也担风险。2003年正好面临“五小”整顿,问题就来了。国家监察部、国家环保总局、国家计划委员会一大群官员们指着我们锦界工业区的17家电石厂就问:“这些电石厂谁批的?”省政府说,我没批过;市政府说,我也没批过;然后问我,你是县长,谁批的这些小企业?实际上当然是县里批给锦界的,我只能说,“我也没批过,这些企业就是如雨后春笋冒出来了,是我们监管不力”。

到整顿完了,其实不止我们这儿,其他地方很多小企业也得办啊,整顿小组的领导们给我们的电石厂下了个定义:“中国目前小型电石厂最为标准的,可以作为样板,其他地方照这个去建,就符合标准。”哈哈。当然当时就是那个环境,后来这个就越来越严格了。

三联生活周刊:神木的民营资本就是在那个时候都起来了?都是跟煤炭有关的企业吗?

郭宝成:我当县长那个时候,神木起码有七八百家企业,快上千了。一次常委会开会,有30个项目,全部通过,一个也不卡。但是,我那时候办企业有三句话,叫“三远离”,远离水源、远离村庄、远离公路,这和国家环保总局后来提出的要求是一致的。远离村庄和水源,尽量对人不造成危害;远离公路,怕被人看见啊,咱们那些官员视察也都是走马观花,谁去还步行,老远看不见还下去找啊。一夜之间,不知不觉工厂就都冒起来了,几大片。

基本上都是跟煤有关系的企业,小电厂、小焦化厂、小电石厂、小铁厂、小金属镁厂,还有一些第三产业和相关配套项目。煤炭的产业链很长。从2000年开始布局,到2005年,我们神木就一下子财富膨胀起来了,所以说这一年是神木的一个井喷。

三联生活周刊:正好赶上煤价的一个井喷。

郭宝成:煤炭从2003年开始涨价,涨幅比较大,最后井喷是在2008年的7、8月份,那个时候一吨煤的价格到了750元,现在降下来了,在400到500元左右。煤炭一涨,从坑口,到我们那些聚氯乙烯厂、各个加工厂,价格都上去了,所以一下子,2005年我们初步完成了原始积累。

煤价是个重要的外部因素。说起神木的发展,有很多突破性的地方,有的也是打了政策的擦边球。比如刚才说的“五小企业”,开始大家还有些争议,后来从上到下都认可。再比如,一下这么多企业,管理人才怎么办?我们就允许神木的干部职工带薪、带职务去挂职办企业,这在很多地方是敢想不敢做的,我们神木先后有两三千人干过这事,现在由这些挂职干部干起来的企业就有240多家,这240多家企业的总投资都十几亿元,养活了6000多人。

这事情刚开始县委班子讨论也还是不同意,2006年正月十六那天,我把我们全县副科以上干部全都叫到会议中心讲话,我说现在请你们下去,挂职办企业,学习微观经济管理的经验,一是为我们将来干部队伍培养懂经济和管理的人才,二是为神木为社会创造财富。

当时我还跟他们说,你们现在可能没几个钱,也许过几年,我们再在这里开会的时候,你们会开着奔驰、宝马来参加会。当时下面嘘声一片,议论纷纷。这话不幸被我言中,到2008年3月,神木开挂职干部表彰大会,仅仅两年时间,那些小子们真就开着奔驰、宝马来开这个会了。这里面有些人就辞了公职,他那边摊子已经很大,没法再两头兼顾了。

三联生活周刊:这里面的风险好像不言而喻?

郭宝成:有什么风险?我觉得没啥风险。我们国家公务员法规定,党员干部不准经商办企业。在陕北,很长时间行政机关有人浮于事的情况。为什么把机关干部放在一个办公室里头?上班没事干,不高兴了发发牢骚,然后扬长而去,下馆子喝酒,回家打麻将。我们把那么多干部下放到企业,机关的行政效率也提高了。

去年春天,榆林市组织思想解放大讨论,县级干部都参加,会上我说了四件事,这是其中之一。我说,如果全市有1万名干部下海的话,经济会如虎添翼,就能把市场经济搞活了。毕竟在我们这样的落后地区,官本位思想还是很重,第一精英、一等一的人才一定在政府里面,智慧、知识和市场的有机结合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公共服务与市场对接

三联生活周刊:它还是有一个社会平衡的问题。其实任何一个资源型城市极易产生这样的贫富分化,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神木在如此快速的财富积累中,悬殊的贫富分化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你又让那么多官员下海,神木又有这么多从普通乡村里崛起的煤炭大亨,还有一个庞大央企在这里,阶层之间的种种落差很复杂。作为一把手来说,如何去兼顾各方利益,如何去保证社会的平衡?

郭宝成:我跟你说个实话,没别的办法:一手支持企业做大做强,所有的私营企业一视同仁;另一方面,千方百计从富人的腰包里把钱拿出来,让富人继续发展,但穷人不穷了。我们这几年在这上面,除了正常的费税收入外,这部分当然是从富人头上拿的。我还通过“双百帮扶”工程,让200个私人企业帮扶200个贫困村,通过教育优先工程和县里的慈善事业,从富人腰包里拿出来也不止三五亿元了吧。这些钱拿出来都是花在穷人身上了。

就说“免费医疗”、“孤寡老人、残疾人免费供养”这些公共财政的支出,不也都是从这里拿来的钱嘛,用在哪里,用在低收入群体上。那些富人还在乎免费看病那几个钱吗?根本不会。我们神木有个富翁,他坐的车也七八百万元,他得了癌症,在北京看病光发红包就发了100万元,吃的药全是从日本空运的。

所以我一再对税务机关讲,我说一个卖西瓜的老太太、卖瓜子的老大爷,你到他们那里收什么税嘛,你工商局在那里收什么管理费嘛,丢人。他们是没钱是生活困难才在那儿摆摊,你税务局长为什么不在那里摆个摊卖瓜子呢,你有钱,犯不着。那你就让他们经营点小生意。抓大放小,把小的放开,搞活了,搞大了,咱们再去收税。刚开始摆个摊子,就又是税又是费,那就弄不下去了。神木在这一块上放得非常宽,这是个执政理念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回到免费医疗这个问题上,你们定点医院里绝大部分都是私营医院,我也注意到神木县的民营医疗系统极为发达,它成为煤炭资本一个重要的投资领域。那我有个疑惑:其他地方医疗改革的主体资源是公立医院,而神木现在的财政是受益于私人资本的积累和扩张,民营医院本身是在神木私营经济高度发达下的一个产物,它是竞争性医疗市场的组成部分,也已经成为神木医疗资源的一个主体。你现在一下把它公益化了,用政府外力介入了,这存不存在一个理念上的矛盾?

郭宝成:欧美国家这些纯正资本主义国家,无一不是高福利国家。我2001年考察了西欧以后,对这块感受很深。我们搞免费医疗,很重要的一点,是把公共服务同市场实现了有效的对接。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民营医疗资源发达。我们县城内,有一所公立医院县医院,其他有大大小小10多所民营医院。神木有钱后,有人投资这块,证明这块还是有利有图。那么,我们把这些民营资源都纳入政府免费医疗的框架内,现在有7所私立医院作为我们免费的定点医院。在一个起跑线上,大家公平竞争,谁的质量好谁可以作为定点,你就有病源保证;你搞不好,过度牟利,违反我们规定,我就把你清出去,把那家请进来。

公益性和市场不矛盾,只要政府控制得好、制度设计完善,它们完全可以结合起来。既把私营医疗资源为我所用,为民服务,也推动了私营医院的发展,不用去恶性竞争了。

三联生活周刊:最后一个问题,我跟神木县的几位前任书记聊过,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担心,是这项政策会带来的区域差别,造成另一种社会利益不均。我们医疗改革推进缓慢的原因之一,也是在于社会是个有机整体,改革者一直在寻找差异最小化中探寻平衡之道。而在榆林这个南北地区差异向来就很大的地方,神木现在一个县异军突起,在医疗改革这块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对神木人当然是好事,但会不会又人为地制造了一个新的差别,加剧了区域间的失衡?你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郭宝成:我前面跟你说过,我们对市里一年的财政转移已经有60亿元了,这里面很大一部分就是被用于榆林南部的扶贫工作,所以我们对地区贫富差距已经尽了很大一部分责任。

我也对世界上公共医疗制度的趋势也有所了解,经济状况好的英国,经济状况不如中国的印度,都是免费医疗国家,印度人口也10多亿。我认为,免费医疗基本不是个财政问题,是把钱花哪儿的问题。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发展的成果应该谁来享受?我想这是一个核心问题。

“免费医疗”这个事情,国家要在十几亿人口中立刻推行这个事情可能比较困难,但应该允许一部分地方,比如说以县为单位选择一些财政状况良好的地方做试点,在这上面有一个突破。

其实我们就是想实实在在干点事。在神木人自己看来,“免费医疗”这些政策都是顺理成章的事。2008年免费教育,2009年就该免费医疗了,也该把孤寡老人、残疾人、农民、市民身上压了几千年的上不了学、看不起病的沉重负担减下来,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把群众的负担卸下来。我想,中央心系天下,不一定会注意到我们这个小县,如果要是知道这件事,知道这里正在发生的变化,也一定会有所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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