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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州药材市场调查

2009-05-26 12:26 作者:葛维樱 2009年第19期

药行的600多种常用药材买卖很快,货物很少有积压一年以上的

新一轮流感疫情给河南禹州的药市带来了波动。作为中国最大的中药材市场之一,禹州与江西亳州、河北安国等地一样,每3天药材价格排行榜就会有所变动。“这次的病显然没劲儿,所有关联的药材,涨上去还不到10天,就掉下来了。本来我们以为板蓝根又会复制过去的神奇,大批进货,现在都滞住了,没什么大量需求。”回想2003年SARS时期中药材市场的疯狂,老板们都有些复杂的表情,“那时,买家拿钱排着队,所有的药摆到街道上卖,像菜市场一样。我刚喊价80元,就有人喊100元了”。

板蓝根传奇

“板蓝根就像温度计,一有疫病的风吹草动,板蓝根就会第一个做出反应。”从2003年“非典”过后,板蓝根这种常年销售的低价大路货,忽然成了药市里最敏感的风向标。“那几个月里,所有药市都盯着板蓝根。”板蓝根本身价位低,产地又广,即使“非典”时期带着恐惧感的预防被热炒到顶点,不过是从每公斤两三元左右上升到每公斤二三十元,10倍的上升量其实不算大。“非典”以前,中药材市场走量最大的不是板蓝根。中药材商都很清楚,库存率最低、常进常销的,都是甘草、大黄、当归这样基础的配药。“板蓝根属于凉性的,药方少而单一,如果不是‘非典’,这个药实在是最不起眼的那种。”

但要数和疫情联系最紧密的,板蓝根首当其冲。这种两年生草本植物,因为单产低、广种薄收的特点,一直不受药农喜欢。这些年随着行情波动,已经从最早的原产地东部的安徽、河南到中部陕西、山西,再到甘肃和东三省,往人烟少的地方散播了。“但是大疫情出现的时候,板蓝根就会一下子变成最热门的。”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期,全国板蓝根产销稳定增长,虽然出现过短时的紧缺,但没有大起伏。1978年以后,全国板蓝根购销量均大幅度上升,曾出现过两次大起大落。1982年市场供不应求,收购价上涨,致使1983年生产过剩,收购因受资金、仓库的限制,农民销售十分困难。此后到2003年“非典”,板蓝根突然崛起对药农产生了极大的刺激。

“2004年我再去各产地看的时候,农民就开始大面积扩种了。”王帅乐在禹州医药公司做了30年业务员,现在自己单做药材买卖,“我还劝认识多年的产地收货商,不要这么大种特种,板蓝根又不是万金油,就算是,人对它的认识一清晰,很快就会脱离依赖感。”2005年初板蓝根的价格又回到了近3元钱一公斤。“那时药农都要疯了,收货的老朋友对我说,‘非典’时,种下的种子奇贵,再加上两年辛苦,等于大面积打了水漂。”王帅乐说,2005年春天,正好是粮食等农副产品大幅涨价的时机,中、东部地区的药农又几乎全部弃种板蓝根。

“做药材生意,有时候真是靠天吃饭。谁也没想到2005年秋冬,禽流感又开始了。”板蓝根的这一次回冲,价位终于固定在了6.5~7元/公斤。“从2007年起,一直大面积种植板蓝根的甘肃南部、西部,东北的黑龙江大庆等地,终于看到了板蓝根的回报。因为这几年的疫情都连贯起来了,板蓝根终于从低价大路货,成了药价在6元左右、药商们关注的对象。”王帅乐这一次的判断是从5月1日香港地区确诊第一例来自墨西哥的甲型H1N1流感患者开始。“从5月1日开始,板蓝根就被放在第一位的位置。城里每个人都问,板蓝根怎么样了?我也进了几百斤先放着。因为大家都去进货,四五天时间,进价四五元的板蓝根就走到了18元左右。但是5月11日内地首例确诊以后,板蓝根却明显不再往上爬。从电视上看,流感没有要大面积蔓延扩散的趋势,我心里说,得了,能不赔就不错了。果然,板蓝根在18元挺了3天,就一下子回到了6元左右。”18元的板蓝根在那3天也没让药市里的人赚到钱,“仅仅是喊价,没有人来进货啊,有价无市”。这几天天气不错,在药市里总能看见有人把大堆的板蓝根拿出来晒晒熏熏,“看来短时间是卖不掉了,弄干净点免得生虫子”。

药市如股市

板蓝根打头,一样曾经出现在被专家推荐的中药防“非典”处方中的贯众从每公斤一两元涨到60元,藿香、芦根、菊花也大涨。而最后导致药商大赚和破产的,则是从每公斤二三十元涨到400元的金银花。无论方子一张一张出,也不管板蓝根如何活跃敏锐,“非典”时,真正摆布药市大局的是金银花,河南方言中的“二花”。和很多药市的老板们说起二花,他们情绪激动甚至有些泪眼汪汪。“‘非典’我赔了20万元有余。”于贵成长吸了一口气,过了一会才说,“好在那时元气足了,赔光家底的还大有人在,我不算什么。”于贵成的记忆是,“我的邻居的老板娘,车子从广西发过来,还没到呢,二花就从400元跌到了100元。我老婆去敲她的门,发现她在门上吊着了。”

“非典”时最夸张的传言是,“北京的二花论根卖了,一根一块钱”。市场里每天挤满了人,“全国人都跑禹州、安国、亳州,二花有没有,400块钱收,答案是没有”。于贵成自己本来按常价进了500公斤金银花,全部赚钱。“我30元钱一公斤买来,50元卖给洛阳来的客户,他在洛阳第一天转手的价格100元,第二天200元,第三天300元,此后就乱了。就看见喊价的,没看见货。我们费了多大的心思,绕远路从广西进的140元的货,到了的时候,二花的价格回到了100元。”于贵成说,“‘非典’还没结束,就在这个市场里,多少从广西、山东等等地方来的大货车,一车车的二花,问,老板呢?老板全跑了,货不要了,司机们为了把油钱挣出来,大声地吆喝‘一块钱啦,300元的金银花,卖一块啦’。”

“二花就是高价股,你不玩你就挣不了大钱,你玩就得做好上吊的准备。”于贵成说自己现在已经变精了,“这次板蓝根又往上漂,我就挺住了。”和他一样,大部分药市老板变得谨慎起来,“我判断国家能控制,‘非典’几个月把流动人口控制了就行了。有侥幸心理、觉得猪流感还得爆发的人,就亏了”。出货及时就赚,卖得晚倾家荡产,还有人买了舍不得卖,眼看着高了低了。“能在药市混上几年,都和股民差不多。”于贵成拿出手机点点,“给你看我订的药市手机报,3块钱一个月,全国行情都知道”。上面的信息是:“红花,新疆产地,涨幅超过预期,达13%。由于红花有过两三次高价,今年减种明显,多数人持货惜售。”

“过去搞药的可没有这个。哪里需要多少药,禹州是个集散市场,80%的药从外地来的,也销往全国。有的药材因为生长分大小年,价格有变,但是涨跌也慢。过去药市是有上下半年之分,因为用药趋势和资金流向不一样,80年代还有上半年看辉县、下半年看樟树的说法。现在完全打乱了,过年、季节、市场需要都不再有决定性了。”于贵成从1983年禹州刚开始允许个体药材经营就入了行。“1988年也有炒药的了,那和股市的势头差不多,忽然有一个山茱萸就莫名其妙涨了上去。那时候我们没见过这个阵式,从几十块涨到了100多块,这个药也没啥金贵的,货源也没断,更没有疫情这种大量需求,谁也说不清为啥会涨。后来我们熟悉了,庄家出现了。”

有资金的人把药价炒起来,最近三四年庄家炒药的品种越来越多。“大庄家吃进哪个药,哪个药的价格就上去了。有时候你看着特奇怪的药,和消耗量完全相反,比如三七,去年就经历过大涨,活血的药凭什么涨?这都不重要了,关键是你说不会涨,可它就是涨了。庄家多的是,有的还靠银行贷款,去年全国炒三七就是个事实。”一位姓桑的药商说,自己也算是个小庄家,“有钱的靠近钢铁、水泥就炒钢铁、水泥,靠近股票就炒股票,我觉得药材还比股票强些,起码还能看着,找地方放着”。桑先生去年和几个朋友筹资几千万元,“我们也做了市场调查,当归也炒过,别看仅仅一个禹州市场,我们也得不停吃货,拢起货来,价格就能上去。不过要是卖家们手里太多货,我们就拢不住。去年有个浙江人收了1000吨柴胡,这个行内都知道,没拢住,全赔了”。

药老头

“尊古炮制”被印在每个包装袋上,“旧社会可没听说过庄家,靠亏人赚钱不算本事。只有大资本家。对于禹州药市,药行老板就是大资本家了,他们都是‘大货’买家,只批来整货。药棚再把药行的货拆散,卖给药铺。药材的粗选和加工都在药棚完成,所以有个说法,药不过禹州不灵,其实说的是,来自各地的药材要在禹州炮制加工后,再销往全国”。朱青山今年被评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药领域唯一的传承人。他的头发几乎全黑,步履轻快,皮肤是太阳色,“45岁一过,我就每天早上5个鸡蛋”。两周前,他的80岁大寿刚刚被当作地方节日一样庆贺过,“省里市里来了200多位宾客”。

老药材师朱青山在禹州的名气之大,人尽皆知。他12岁就进爷爷、父亲都帮工的老字号药棚当伙计。“那时说四大药都,亳州还排不上名次,安国、辉县、樟树,4个都是集散地,河南的炮制手艺是最地道的。”一个槟榔核他能用切刀切成百来片,“机器不过切三四十片。过去当伙计,老板不让使油灯,晚上我都是摸着黑切的”。禹州人对于药材,都有些常年积累的技巧。朱青山说最厉害的还不是这些,他踢一脚麻袋,就知道药里的水分,听一下杏核就知道杏仁的大小甜苦。“人对于药材,都是靠感觉出来的,中药材都是动植物,有生命的东西千变万化,不是什么现代机器全都能对待的。”

药从土里离开,或者死去,对于药商来说就是“个子”。“个子是还没有加工的,买回来第一步是过水。”现在药市里多见用水枪打到药材上,朱青山说,过去叫“润透”,“水一洗一倒掉,药性能掉一半。师傅讲的是‘药透水尽’,用来过水的器具,药放好,水倒进去,不是泡,拿出来的时候水一滴都没有了。以前不讲标准,讲古法,古法说,按照四季气温天气不同,药多长时间就翻动一次。比如当归冬天就要在水里淘一下,夏天则是一喷。”禹州的水也与别处不同,冲在杯子里,有雾一样的水珠升起来,慢慢的,不散,烧开喝起来是稠重的感觉,这样的水土还出钧瓷。

“个子”变成“片子”就是药棚的工作,切成适合服用的小片小块。现在不分药行药棚了,“大货”商和零拆商都叫药行。禹州药市场“中华药城”,占地300亩,分为南北各10条街,北部后5条街全部是所谓专卖“大货”的商家,一切字号牌匾都省略了,只是铁闸门外面有一个小黑板,写着“大货”,然后列出名单,以三五吨起算的,行话叫“内字号”。从大货处进来了“个子”,零拆商就得自己炮制。禹州大部分商人是零拆商,但精于炮制手艺的人却越来越少。“看货的眼光这都是几十年攒下来的。中药材好在难于作假,大家都买的是个子,土里长啥样就是啥样。不同产地的也好分辨,比如地黄,最好的还是青海北山产的,甘肃、四川就差些,最好的带着齿,吃到嘴里带苦,像吃了一嘴砂,却又嚼不烂嚼不完,不垫牙。”朱青山说他只买到过一次最好的,“倒也不贵,但后来最好的就被挑走让同仁堂包了”。

最后消费者买到的还不是片子,而是经过精细挑选、晾晒、炒制等做成的“饮片”。饮片的形状外观更均匀干净,已经可以卖往中医院和中药店。没有经过挑选的叫做“统货”,一旦进入加工过程,不同程序上就可以区分价格,按质量分出级别。朱青山自己的店里只卖自己加工的饮片。他有禹州第一个私营的通过GMP认证的中药材加工厂,然而饮片的销路并不好。“我这个加工成本高,按照古法本来就费时费工,况且原料的地道是做不了假的。禹白芷放在这满屋子香,比四川好得多。”他坚持不降价,使得店里的伙计总得举着3米长的鸡毛掸子,把角落里的灰尘扫掉。“古法卖药,本来就不挣大钱。”他说。

禹州十三帮

不到1岁的小男孩在一块席子上啃一块杜仲皮,老爷子就乐呵呵地看,“活血清热的东西,正好给他长牙用”。王玉寨83岁,他坐在一个破藤椅里,在自家的“同义成”铺门口坐镇。“禹州火的时候,江西人不过是亳州帮,河北人是祁帮。哪像现在,江西亳州和河北安国的药市简直要大过我们去了。”他自己用毛笔行书写的“同义成药材行”挂在内堂正中,已经落了不少灰。“市场里的房子都太难看了,方方的水泥洞,想弄好看点都不中。”王玉寨祖上数到曾祖父都是药行老板,解放初他成分不好,没有去国营的医药公司,“我一开始把铺子搬到郑州,后来又洛阳,可是1956年全部合营了,我也就不干了”。

中药市场上常销的药材有600种左右,除了几家专卖人参鹿茸的“细货行”,大部分都是摆满了敞开口的麻袋。老板们对自家货色都很有信心,却又不愿意评论别人的东西。“我们这里从来都是要竞争的,随便你去哪家看,看货真价实你就买。”王玉寨对板蓝根这样的药并无太多感情,“我最喜欢的是甘草,你尝尝这上等内蒙古甘草,现在甘肃、新疆的都不如这。”接过一嚼,果然清甜。“甘草才是药中之王,我们做药行的,要学会认的第一个药就是甘草。从我做这生意到现在,甘草的价格几乎没有大变动,很多药比起上世纪80年代还要降了不少,因为没有野生的或者药性变了。过去十三帮里,就有甘草帮。”

从禹州清乾隆年间兴盛开始,信息不发达的年月里,药材价格变动就不大。“过去价格要浮动得三五年,因为从云南或贵州马拉人驮,来到禹州就一年半载了。为了保护价格,大药市都是来自各省的商人组成不同的帮会控制着,禹州号称十三帮,云南叫三七帮,其实比这个还要多。会馆林立,势力最大的就是山西帮和怀帮,房子盖得最漂亮,说一句话对市场也最有用,比县太爷还有用,因为一个山西帮等于代表一个省说话了。”帮会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全国调货,还有平衡价格,“货到了先帮会开会,虽然是自由竞争,但买卖双方没有人大赚大亏,大家长期合作,讲究的是互相捧场”。

“中医中药哪有抗病毒这一说啊?这都是西药的说法。”王玉寨说,现在倒可以弄个“抗病毒帮”,把板蓝根、连翘、苍茱、金银花等等都归进去,“可是信息传得太快,市场难以被人掌握了,除非是‘非典’时期的专家一个一个方子的出,否则只有钱才能控制市场”。原来有人来进药,王玉寨的习惯是问问这药怎么个用,发到哪里去,“中医院的人来了就说,最近闹痢疾的多啊。中药厂的人来了就说,什么丸丹散最好卖,方子我也不用问,多少年的老方子不就是那样吗?现在我不敢问了,中药西用现在普遍了,我的黄连就是四川来的最好的鸡爪莲,每个爪上还带须子,可是新闻里的双黄连除了口服液还有针剂,又有新闻说这个不达标不合格什么的,我也不明白这和黄连的关系”。

“很多老中医的朋友过去长年是我的客户,现在他们说,咋药不灵了,方子一样的,可是却几剂药都没用。”朱青山说,“其实中药掺假很难,因为陈货新货一看一尝便知,川贝和浙贝也差几十倍价格和功效。老天爷造的东西,禹州还见不到假,亳州是有的,在大货里。中药的炮制很讲究的,可是现在为了不生虫子,还有用硫磺熏药的。”药商们却说,“外面卖粉条还用硫磺熏呢”。亳州敬华佗,禹州的药商们店里大多敬着孙思邈的像,禹州西关还有一座据称是他的冢,传说众多。“过去药行伙计请假回来都要给药王叩头,就等于对着自己的良心说话了。”像朱青山、王玉寨这样的老人,最爱讲孙思邈如何治好了某权贵或某疑难病症,最后故事的结局大多是,“他什么都不要,就要了一套旧衣服”,“他只要了一只叫花蕊的瑞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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