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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路1949,新旧时代交界处的社会景观

2009-05-19 13:54 作者:王恺 赵燕波 2009年第18期
南京路无论对于1949年5月25日以前的旧上海,还是对于1949年5月25日以后的新上海,都是一个标志。

解放军清理国民党军队遗留下来的物资

南京路无论对于1949年5月25日以前的旧上海,还是对于1949年5月25日以后的新上海,都是一个标志。

法国历史学家白吉尔研究1949年解放后的上海报刊时发现,当时共产党干部和农村士兵对这个大城市有普遍的不信任感,但上海同时又是中国革命的摇篮。这城市的双重特性,使多数共产党的领导者决定采取温和的措施来恢复上海的活力。南京路于是成为一个标尺。

序幕:1949年5月25日的南京路

“共军自衡山路一带,合队向东徐徐经进,纪律甚佳,秩序井然。”这是尚未被整编的《申报》特派记者于1949年5月25日凌晨4时所发的报道。这支向东的队伍沿途未遭遇战斗,清晨时,从徐家汇到南京路大小的屋檐下和衣而卧的人民解放军给上海市民们上了第一课。

特别是对于不看报的唐薇红而言,那天,刚走到南京西路上的平安电影院,就看见路边灰扑扑躺着的军队,“瞬间有被刺了一下的感觉,觉得这军队与以往的军队大不相同”。

“那时候我们哪里看报,看报是先生的事情,太太只管管家里的生活,剩下时间就是打麻将,跳舞,找好的裁缝缝衣服。”那时她刚结婚,还不到20岁,已经安心过起上海主妇的日常日子。

不过,这麻将桌也并不安生,1948年底,周围的亲戚朋友都陆续离开了上海,“我们没走,就是觉得出国也没好日子过”。从小她就看着南京路、淮海路上白俄流亡贵族,“他们在自己国家也都是王公贵戚,可是流亡到了上海,女的在小酒吧当招待,要不就是当舞女,男的沿街卖肥皂”。那肥皂买回去,晒晒太阳就化成了一点点,她用手比划着大小。

现在已经82岁、但是穿着异常鲜艳的唐薇红心目中,上海历来是个安逸所在,加上家庭的矛盾,使她更不愿离开上海。“我们家是个大家族,我是庶出,从小就受气。”她对共产党有真心的期待,“感觉到人人平等,肯定比以前的社会要好”。

所以,尽管周围有不少人张罗着买票离开,麻将搭子常常拆散重组,可她铁了心不走,只是三天两头坐家里的包车去十六铺码头送人。码头的乱象并没有干扰她每次去都更换不同的旗袍。

几个月来,从南京路到十六铺码头的那段外滩成为最拥挤的地方,“甚至一向安静的华懋饭店(现和平饭店)门口都挤满了人”。1948年底,美国驻沪总领事劝美国侨民小心对待时局,唐家也有不少美国朋友开始离开。到了1949年5月份,上海的5000多名美国人大约只剩下1200个。“白俄也离开了,他们成群坐着国际难民组织专门提供的轮船,据说是先到菲律宾再想办法。犹太人去的地方更是五花八门,有去澳大利亚的,也有回欧洲的,最多的是去美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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