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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1949:比战争更宏大的较量

2009-05-19 13:53 作者:朱文轶 2009年第18期
丁公量向本刊回忆,丹阳集训,除了学习毛泽东、刘少奇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入城纪律守则》、《接管城市工作学习提纲》和《城市政策》,总前委和军队干部讨论最多的就是上海的打法。

曾任20军58师172团政委的丁公量和妻子苏菲

无论对接管干部,还是对军队,接管上海都是一场小心翼翼的试验。

“瓷器店”

丁公量向本刊回忆,丹阳集训,除了学习毛泽东、刘少奇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入城纪律守则》、《接管城市工作学习提纲》和《城市政策》,总前委和军队干部讨论最多的就是上海的打法。

“最通常的打法是先围后攻,切断军队的供应,但这一来,上海500万老百姓会吃不消,所以我们一直在研究打法上能不能创新。围不行,强攻也不行,重武器肯定是不能用的。沪南是上海最薄弱的地方,从那儿攻入最容易,但也容易把城市打烂了。讨论来讨论去,陈老总才有了‘瓷器店里打老鼠’这一著名说法。”丁公量说,“最后大家就想,既然进城打怎么都会打破‘瓷器’,有没有可能把汤恩伯军队调到城外打?”

“汤恩伯数次向我父亲‘征借’石子,用于修筑、加固碉堡。”赵国通向本刊回忆说。赵的父亲是解放前任上海工务局局长、解放前夕担任上海代理市长的赵祖康。

丁公量说:“上海因为城市本身的防御条件并不好,因此历来的工事构筑都极为坚固。从‘8·13’、‘1·28’开始,德国人、日本人就是这里修筑了密集的碉堡和地堡。蒋介石要求汤恩伯充分利用并加固它们。”

但后来丁公量的部队攻入上海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一些地堡里伸出白旗来,但是我们举着枪过去,等了半天也不见人从地堡中走出来。”丁公量回忆说,“我们走到地堡后面才发现,这些地堡的门全部被从外面反锁的。一个班的国民党士兵守在里面,其实就是让他们送死的。”

那些没有价值的防御其实已经说明,蒋介石已经从军事上放弃了上海。但从另一个角度,对上海的争夺刚刚开始。丁公量说,“这些工事的修筑其实完全是为国民党撤退和将上海的黄金储备运往台湾争取时间”。

5月中旬淞沪战役打响,战事进行完全按照总前委事先决定的方案。“吴淞口是国民党部队的退路和物资的出口,蒋介石一定不会让我们占领那里。如果我们从宝山、高桥两侧夹击吴淞口,汤恩伯一定会调动兵力出来迎击,这样一来,主战场就会被引到了郊外,而不需要在市内开火了。”丁公量回忆,国民党城防司令部兴师动众打造的防御工事根本就是形同虚设。

与此同时,上海的银行家及商人正在同共产党的密使谈判。中日战争期间,上海的银行界,特别是周绍民的皇城银行私下里为陈毅将军和新四军提供过金钱和医疗设施。银行界人士都希望城市不要被战争损坏。同时,他们也给汤恩伯送去了金条、美元,让他保证不在上海负隅顽抗。
汤恩伯从上海撤退前,运走了第二批黄金。第一批黄金早在2月20日就运走了,这里面包括一部分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期间搜去的114万两黄金、2443万美元、1100万元港币、96万两白银和369万元银元。2月份蒋介石从他隐居的老家传来指令,命令中华民国银行总裁俞鸿钩把50万盎司的黄金运往台北。

不过倒是有不小的额外收获在等待着共产党,这要归功于一个不大有名的投诚者——吴绍荪。他是“CC”派成员,中央调查统计局的一名官员,建国后担任人民政府交通部顾问。丁公量说,“中日战争期间,吴绍荪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又是国民党的高级间谍。了解上海黑社会的情况也是他的任务,他为此加入了‘青帮’。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任命他为上海市副市长,我们打进上海时,是吴绍苏把当地商业巨头、黑社会头目和国民党情报密探的档案全部交给了我们,使陈毅能及时逮捕所有的敌对分子”。

人民币

人们翘首以盼的整卡车整卡车人民币5月27日姗姗来迟,尽管如此,也刚好赶上上海正式解放前夜,时间之精准让人惊讶。“路上遇上了大雨,加上道路本身就被炮弹炸得凹凸不平,卡车行驶缓慢。我一再叮嘱司机注意安全,因为一路不能停,又没有后备车,一旦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要知道,所有人都在等我们。”当时参与运送这些人民币的原北海银行发行局财会科采购员张振国对我们回忆,“我当时负责8辆卡车的人民币,从丹阳出发前,北海银行发行局局长杨秉超要求我务必在27日上午到达华东局军管会财贸组办公的上海金门饭店。”

“军队推进到哪里,钞票必须要跟到哪里。”张振国说,这是平津战役之后中央和军委下达的死命令。几个月前,北平解放给城市接管留下最重要的教训和经验之一是货币统一在超大型城市的重要性被有所忽视了。解放北平时,货币混乱曾造成了不小的麻烦。“在货币问题上,我们刚开始把注意力过于集中在兑换排挤‘蒋币’了,而忘了我们自己的解放区货币四处流动时也能带来混乱。”时任西北农民银行发行局秘书的杨仲文对我们回忆,“冀币(包括鲁西币)、边币(晋察冀)、北海币、西农币尽管也在下令逐渐回收之列,但并没有如文件要求的那样严格执行,进城部队把它们带进大城市了,给经济活动开展设置了障碍。”“另外,我们对银元的冲击力量开始也估计不足,平津解放时,对银元的收兑和排挤不是很得力,这就把问题留给上海了。”

“我们之前得到的情报是上海印钞厂已经被国民党搬到台湾去了,为了保证到上海之后印钞厂能迅速开工,我们还被要求在运送人民币的同时随车携带大量印钞原材料,钞纸和油墨。到上海后才知道这个情报是有问题的,地下党已经控制了上海几个主要的战略工厂,印钞厂完全具备开工能力。尽管如此,决策并没有错,如果没有这批事先准备好的人民币,即便全上海的印钞机24小时转动,也远远满足不了市场上的货币需求量。”张振国回忆,“5月27日早晨6点多钟,车队提前到了金门饭店,我找到陈穆行长,他要我带车队到外滩23号中国银行大楼找卢纯根行长办理交接入库手续,完成这一套程序后,上海金库的负责人宋江山和我一起把人民币储放到位于滇池路的金库里。”

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在平津发生的货币混乱再次重演,中央规定,渡江战役前,所有解放区货币必须在长江以北兑换完毕,边币中除了“华中币”作为过渡时期的人民币辅币可以进入上海,其他货币一律不允许过江。

时任中财委主任的陈云初步计算过上海市面流通的金圆券数量,要回收全部这些旧货币,大约需要4亿元人民币。在首版人民币发行的初期,中央还没有估计到人民币的通胀速度,人民币的面额并不大。第一批发行首先在华北、山东和西北三大解放区流通的人民币有10元、20元和50元三种券别,随后又发行了在全国流通的1元、5元和100元三种券别的人民币。

事实证明,包括陈云也大大低估了情势的艰难。进入上海后,接管者们发现,在兑换金圆券之外,他们实际需要的货币量是预算的10倍都不止。上海所遇到的具体问题,包括经济恢复、公教人员的薪金、旧人员的收容、灾民的救济,再加上有增无减的军费需求,都急剧放大了需要投放市场的货币量。1949年5月底,陈毅、曾山向中央和中央财经部发去了“请求拨30亿元人民币”应急的电报。

另一件事也在人们的预计之外。人民币在上海的推广远非中财委想象的那么顺利,新货币遇到了强大的对手:银元。人民币流向市场后出现了令人尴尬的信用危机。据当时的《上海大公报》报道,上海市民拿着刚刚领到的工资,第一件事就是去淮海路、曹家渡、十六埔的黑市去换兑银元,以至于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早上发出去,晚上又差不多全部回到了人民银行。

“新政权极为重视人民币的上海一战。”张振国说,“但一开始效果让人失望。我们第一批投放下去的人民币并不多,也根本流通不动,只是浮在市面上。”

人民币遇阻,首先感受到困境的是进入上海的大批部队。“最直接的影响,是战士们没有盐吃。这很要命,没盐吃体力跟不上啊,我们一个团十几个连的基本生活没保障了。”丁公量回忆,“渡江以后,我们按照要求把解放区货币统一上缴换了人民币,但进城后,发现拿着钞票用不了。南京路上百货公司开始用银元标价,其他大小商店闻风而动,相继仿效,拒用人民币。后来,我们向总前委打报告,上面给每个连发一个银元用来应急。”

银元

银元在上海的备受青睐由来已久。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是世界上白银储量最多的地方:大约达4亿盎司——上海差不多就是一个中国的总银库。“因为大家都认为上海租界是一个安全之区,周边的地主、内地钱庄、富翁、印子钱老板和军阀都把他们的银子尽量运到租界里面来存放。”杨仲文说。

上海已经不止一次处于银元投机风潮的包围中,如今,银元投机的环境再次浮现。《上海大公报》当时的一则消息描述了九江路外滩中央银行令人窒息的挤兑情景:“四川路迦陵大楼到福州路一段,由早4时到9时就人如潮涌,不准行人通过,连很多银行机关职员都无法进去办公。记者于早晨进入某大楼,出来时人群更挤,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冲出重围,回来检视,大衣袖口纽扣上扎牢女子头发一大撮。中央银行挤兑的人把附近大厦的门口都堵塞了,住在大厦里的人们冲了好久没有突围,便在一楼开了一面大窗,用一块条板搭在挤兑的人头上,才能走出大厦。”

“投机者利用了人们的心理,银元成为人们恐惧感的催化剂。大批手里拿着现金的惊慌失措的市民,只好求助于黑市,他们抛售新货币,换来银元,进而把它们藏起来——放进保险柜、箱子、白铁罐,很多人都在自家的后院里挖个洞,把银元埋在里面。”张振国回忆。

1949年5月29日以前,惨遭挤兑的是“金圆券”,5月29日以后,人民币遇到了相似的命运。人民币和银元的强弱之势几乎一目了然。解放后的10天时间里,上海银元的价格就上涨了两倍以上,银价暴涨带动了整个物价上涨。在上海解放后的13天内,批发物价指数跟着猛涨两倍。

上海又一次成了投机的天堂,街头的小贩越来越多。“6月5日那天上街的小贩是2万人,到6月8日已经发展到8万人。”丁公量解放后在上海任第九兵团保卫部部长,他回忆:“当时上海的一些主要马路,特别是西藏路、南京路和外滩一带,到处都可看到许多人在人行道上或十字路口兜售银元。”

上海证券交易所是汉口路上的一幢显赫建筑,号称是当时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上海解放后,旧上海证交所再次成为上海金融投机活动的中心和指挥部。“投机分子同分布在全市各个角落的分支据点,与全国乃至远东各大城市都有紧密联系,”张振国回忆,“由于证券大楼拥有几百部市内电话和大量对讲电话等通讯工具,每天还有数千名前来探听行情的人出入其间传递信息,因而证券交易所的一些金融投机商对全市银元价格的操控,就如通当初对有价证券交易的买空卖空一样得心应手。证券大楼的‘水很深’,很多看似普通的证券号背后都牵涉到官僚和帮会势力。”“陈云那段时间经常到银行来,与银行的顾问、专家,还有一些银行里的老上海讨论这场针对银元投机的仗怎么打。”

陈云和陈毅不是第一个在上海向黑市商和投机商开火的人。3年前,蒋经国带着他的妻子悄然来到上海,并调兵遣将,将其嫡系勘建第4大队、第6大队共7000人带到上海,同时组织“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在上海执行经济检查,结果一败涂地。这段非常时期,上海的法庭不断地判处死刑,而且立即执行。从9月初起,蒋经国枪毙了奸商王春哲等,并在上海大捉“米蛀虫”、“棉蛀虫”、“毛毛虫”等,先后被关进去的有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杜月笙的管家万墨林、荣宗敬先生的儿子荣鸿元等,沈莱舟的女婿黄国良也被当作“毛毛虫”捉了进去。但蒋经国的挫折从一桩奇怪的事情开始了:一个晚上蒋夫人接到一个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说她的继子截获了扬子江开发公司的大批货物,这些货显然是黑市货,这家权力极大的公司是孔氏家族的财产。蒋夫人听到蒋经国要逮捕她的外甥、总经理孔令侃而大为恼火,蒋介石决定把这事交给她处理。最终孔令侃并没有被捕,而是离开上海到美国去旅游了几个月,后来公司总部就挪到了佛罗里达。

现在,同一个战场,新政权和诞生不久的人民币能打赢这场仗吗?张振国说,“我们刚开始分析是我们定的牌价低,市场中吸引力不强,因此第一个想法是用经济手段把银元压下去”。

这个计划的名称叫“以银元制银元”。那些差点就要被收进博物馆的“袁大头”模子被重新翻出来,上海造币厂用了一天时间就突击生产了10万枚银元,以试图投入市场一举平抑银价。“我们集中了这10万枚银元在同一时间用低价投到黑市,6月6日那天,仅在上海市一个区的市场上,就抛售了1万枚银元。”张振国回忆,结果这些银元在上海滩“石沉大海”,这些从新政权牙缝里挤出的一点库存银全部被投机者吃进了。

从上海历史上白银的保有量来看,这个巨大市场的吸纳能力深不可测。曾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金融工作、几次参与上海接收日、伪金融机构的冀朝鼎后来在回忆中写道:“我们接管上海时,被搬空的中央银行金库里只有黄金0.6万两、白银3万两、银元154.7万枚、美钞8.678元(注:原书如此)和极少量的英镑、港币。而我们保守估计,光在上海市民手里的银元至少也有200万枚。想用以市场对市场的经济手段干预来解决人民币立足问题是力不从心的。”

另一个客观原因也否决了经济干预能在短期内见效的可能性。杨仲文分析,中财委当时已经意识到,银元强势某种程度上,也是平津解放解放军渡江后,金圆券迅速崩溃的必然产物。“过江以前,解放战争一般是先解放乡村包围大中城市,这样在金融贸易上就先在乡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我币占领市场,恢复城乡交流是比较容易的,如沈阳。过江以后,情形不同了,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城乡早已是银元的市场。在这种背景下,要想推广人民币只有采用非常手段。”

1949年6月10日,上海解放以来涉及范围最大、手段强硬的统一行动拉开序幕。“这场打击银元投机运动在上海的覆盖面是相当大的,西藏路、南京路、虹口、十六埔、曹家渡几乎每个存在金融黑市的点全部在打击之列。上海工会还发动工人和学生游行形成外围的宣传攻势。”张振国说。风暴的中心便是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大楼。

张振国以及丁公量的妻子、时任20军党委机要秘书的苏菲都是包围证券大楼行动的亲历者。苏菲对我们回忆,“上海市警备司令宋时轮率警卫部队一个营,分乘10辆大卡车在10日一早包围了证券大楼”。

“我们3个人一组,其中一名战士、一名银行干部和一名公安局干警,每个小组负责查6个房间。我们很多参与行动的人,其实在6月9日就已经进入大楼了。我当时借了表弟的一件长衫,按指示,就是盯人。”张振国回忆说,“第二天一早,我们8点就到了大楼,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带200余名便衣控制了各活动场所和所有进出通道。10点开市时间一到,我们就把军管会的袖章戴起来,命令所有人员立即停止活动。”

张振国说:“在6楼445房间,一个永成证券号的经纪人周汉卿,正在和他的手下不断跟香港、澳门市场呼号联络,他们对各种投机筹码都有暗号,美元叫‘糖’,黄金叫‘人参’。另一个叫张兴锒的投机商人,在4楼设了一个办公室叫‘寿昌金号’,是操纵银元投机买卖的一处指挥所。在这个办公室里,有电话机25部,墙上挂着一张红字表格,上面写着4个项目8个大字:黄金、美钞、袁头、孙头,每个项目下面,都用白粉水笔注明买进卖出的价格。”“这次行动集中到大厅训话的共有2100人,当场逮了238人,抄没黄金3000多两、银元3万多枚、人民币1000多万元。几乎就是当天下午,银元市场就从每枚2000元跌到了1200元。新政权硬是为人民币攻出了一个市场。”

紧缩银根

人民币占据市场获得发言权,解决了新政权最紧迫的财政危机,但由此带来通胀的负面效果也显而易见。处理不当,共产党在上海就会陷入和国民党政府相似的泥潭中:通过打击投机,来树立新币威信,解决财政困境,结果新币的泛滥扩充了社会上的游资规模,让更严重的投机卷土重来。

至少从1949年6月银元之战结束后看,情况并不妙。财政赤字仍然在扩大,而包括收购大量物资(主要是棉花)在内的开支也丝毫没有缩减的势头,在没有税收来源的情况下,继续增发货币是唯一出路。据杨仲文统计,从1948年底到1949年8月底,关内货币发行额已经从185亿元增加到4851亿元,增加了25倍,在这一时期物价已上涨了15倍。他说,“中财委当时算了笔账:估计8至12月的财政赤字为6700亿元,收购棉花等物资约需4000亿元,合计共需1万亿元。除8月份已发行的2000亿元外,还须发行8000亿元,即在4个月内发行数额尚须增加两倍。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停止物价上涨是不可能的”。

还有一个让新政权棘手的地方是,在中财委在上海召开第一个全国财经会议之前,人民币的发行是由各大区的中央局掌握的,每区客观上都有多发钞票的冲动。但各大区发出去的票子自己会走路,常常是由新区发行出去又走回老解放区,冲击老区的物价。上海解放后,中央调度能力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充分地体现出来。

共产党现在要做的是反手回收,紧缩银根,从金融市场上吸干游资和可以调动的头寸。这就需要统一全国人民币发行,所有收入汇入中央金库,由中央各部统收统支。

抽紧银根的办法有两个主干渠道:一是征收税款,二是发行公债。“我们还要求资本家给工人按时发工资,以避免他们停产将资金转移到投机上去。国务院紧急通过了《现金管理办法》,规定国家机关、团体、企业只准留3天的现金开支,其他的钱都必须存入人民银行,公家之间不许用现金付款,只准用转账支付,而且不允许存入私人银行和钱庄,不允许资金越过银行实行体外循环。到1949年底,我们已经吸收了8000亿元存款,基本上把社会游资吸干了。”冀朝鼎在回忆中说,“钞票从银行出去,当月就能回银行,货币回笼速度大大加快,每年的周转能达到十二三次,从而大大地减少了货币发行数和市场货币流通量。”

紧缩银根的过程,伴随着又一轮投机高潮的展开。投机商大量囤积居奇。自10月15日起,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上海的棉纱价格上涨了3.8倍,棉布上涨了3.5倍,由此带动了其他物价和其他区域物价跟着上涨。但是,“客观说,此轮物价上涨的威胁性已经大大降低,中央经过半年左右的布局,对货币和物资已处于高度控盘状态,因为流动性已经在暗中被大大抽紧,投机者的反扑实际上脆弱不堪”。杨仲文说,“这段时间,中央同时在华北和上海等地频繁调配物资,上海准备棉布110万匹,棉纱2.8万件”。

剩下的就是什么时候“收网”了。后来被称为“米棉之战”的行动事实上已经完全不再具有对抗意味,而充满了对投机者的惩戒色彩。

在市场物价达到最高峰的11月25日,这些国家储备物资开始在全国集中抛售。杨仲文回忆:“刚开市时,上海投机商看到有棉纱售出,即拿出全部资金争相购入,社会游资已经并不丰裕了,有的人不惜借高利贷。当时,上海的借贷甚至出现了以日计息的现象,上海人称为‘日拆’,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投机商根据他们过去的经验,计算纱布价格一天之内涨好几次,吃进纱布后,当天转手,不但可以应付日拆,还可以获高利。但他们发现,上海等地的国营花纱布公司,源源不断地抛售纱布,而且一边抛售,一边降低牌价。为了避免血本无归,投机者只有随行就市,抛售手中的纱布,但他们抛得越多,市场行情跌得越快,上海的纱布价格一天之内下降了一半。政府乘机以极低的价格买进了大量的棉纱。”
中财委委员、新中国首任粮食部部长章乃器之子章立凡回忆,章乃器后来对陈云对时局控制的游刃有余极为钦佩。“父亲最初曾经一再建议早点下手,对市场施压,但陈云一直按兵不动。事实证明,陈云依据通货膨胀数量和物资数量的对比选择了最精确的出击点。以五福布为例,11月13日的行市是每匹12.6万元,比较10月31日的5.5万元,已经涨起一倍多。那就是说,倘使这场反攻提早半个月,两匹布吸收货币回笼的能力也抵不了半个月以后的一匹。”

一个月后中财委如法炮制了对粮食投机商的惩罚。当囤积者积攒了几个月的米源打算在正月初五粮食市场“红盘”大捞一笔的时候,中央已经在上海周围完成了杭嘉湖、苏锡常一线,江苏、浙江、安徽急速运粮,东北、华中、四川组织抢运三道防线的布置。这几道防线合在一起,政府手里掌握的周转粮大约有十几亿斤,足够上海周转一年半。

里弄政权

在处理倒卖银元的投机倒把分子时,新政权遇到了全新的问题。

在这些投机者中,有一大批是那些交易量在10元以下的小贩子,对这些人基本上是抓后即放,但他们往往是上海缺少生活保障的底层市民。打击银元投机,基本上断绝了这批人在解放初期的生活来源。军管会干部想了一个临时的解决办法,将他们组织起来协助抓大贩子,并为其提供食物。问题是,这个群体之庞大,必须要有一个制度性的办法来管理和安置。

“上海游民数量的庞大是要比其他城市艰巨得多的课题。”解放初任上海民政局秘书、后在上海市委政治法律委员会下属里弄工作委员会任办公室主任的屠基远回忆说,“我们接管了30个区、1193个保、28552个甲、1033206户、5406644人口的户籍册。上海市是一个情况极为复杂的大城市,有产业职工100万人,有大中小学生,散居在里弄中。一个区的人口少则几万,多则40万。”

19世纪20世纪中国地方政府对基层的控制,向来依靠的是地方官员和绅士之间力量的巧妙平衡。保甲制度就是这种平衡下的产物。“光是区一级的机构是管理不了的,保甲制度取消后,必须考虑,区以下用什么组织来代替保甲?政治如何通达基层?国家如何调控社会?”

与国民政府管理上海时面对的困难相似,上海这座城市的高度流动性,一直是对管理者的挑战。在1958年以前,上海实行的城市户籍制度的基本原则是“自由流动,重在管理”,因此,人口流转十分频繁。据屠基远统计,从1950年至1955年,有263万余人迁入上海,迁出人口231万余,净迁入人口约32万。加之50年代早期涌入上海的大量灾民、难民,上海城市的人口流动处在高峰时期,这对人民政府在基层社会划定各种政治空间的范围和人们的阶级成分带来了相当的难度。

到1920年,上海黑社会已经聚集了10万个流氓,随着社会无产者和破产者的增加,这个数字一直在扩大。“在一些工人集中的居住区,每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往往注入了许多外来因素——诸如地方帮派势力,不断改变小区原有的阶级结构和社会生态。普陀区南英华里原是日商内外棉纱厂的工房,是工人聚居之地,抗日战争时期从闸北逃来一批人情况就日见复杂,苏北帮、山东帮、安徽帮、河南帮常常发生械斗。‘镇反’时共逮捕51人,枪毙主要骨干5人,尚需处理的还有46人。”上海史研究者张济顺对本刊介绍说。

另一些本已杂乱的下层居住区,随着50年代早期人口流动的加剧,各种社会势力的此消彼长愈益增强。一份关于嵩山区恒茂里的情况调查称,这是“上海著名的三大桥之一——八仙桥附近的一条里弄,位于商业区的中心,是被大世界、青年会、大众剧院、小菜场、几家大商店及旅馆、银行包围起来的一个正方形??该弄共住839户,3711人。以店员为最多??人口的流动性很大,每天报(户口)进报(户口)出的约有20人左右??(弄内)社会情况复杂,黄金荣、杜月笙门下的徒弟不少,已处理的各类罪犯56名外,尚有贩毒犯2名、流氓17名、小偷2名、私娼与地下舞女8名、黑律师1名。弄内的新生活旅馆专为嫖客服务,赌风、窃风都很盛”。

依照共产党对城市基层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安排,政治运动分别在单位和里弄两大空间进行。最初的部署是单位为主,里弄为辅;单位先行,里弄后续。屠基远说,这种考虑和做法源自新政权管理城市社会的基本思路和构想,即把基层控制和管理分为两大系统:单位人和非单位人。“我们最初认为,近140万名职工和文教工作者是‘城市工作的主要对象’。”“基层政治动员的最大难点便存在于后者:非单位人群中,这个群体因为多年流动变化而极难界定。据上海市委民政部门统计,到1954年8月,全市街道里弄中有163万多名摊贩,15万名左右失业人员,1万多名未登记的工场、作坊、小店以及未经过民主改革的人员都未进行系统的清理,有不少里弄变成了各地逃亡反革命分子和其他不法分子的藏身之所。”

尽管如此,新政权仍然需要将这笔巨大的社会资源转化为可以调控的政治力量。屠基远回忆中提起,在潘汉年跟他的一次交流中,打开了一条新的思路。“潘市长对我说,‘抗日战争时期,你不是在上海工作吗?那时候,不是有很多人同我们一起搞抗日活动吗?有些人因为环境关系,没有跟我们一起到根据地,或者没有参加党,有的人可能做了太太,到里弄里去了。我所知道的就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受过革命的教育,不少人为我们出过力,今天是拥护我们,也愿意做点工作的。你们可以找找妇联,介绍一些老积极分子’。”屠基远回忆,“后来,我们找到了不少老积极分子,当时不过三四十岁,一般都有文化,熟悉里弄情况。那时什么报酬也没有,他们为里弄做了许多工作,成为基层工作中一批骨干。”

1949年下半年,一些居民区与里弄的无业者和一部分居民开始被组织起来,上海陆续出现了自治性的“房客联谊会”、“自来水管理委员会”、“卫生委员会”。

居民委员会在上海是一个创举。新政权找到了一条实际的途径通过其政治功能的发挥,将50年代前半期的上海里弄大规模动员起来。张济顺说,自1950年起,遍布上海的11155条里弄就逐步建立了居民委员会。到1954年1月,全市共有居民委员会1847个,居民小组约有3.6万个,居民委员会委员95284人,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覆盖到社会基层的组织网络。“在居民委员会的有效运作下,非单位人群投身政治运动之热烈可说是史无前例。”

税收

国民党将在上海建立一套适应近代化城市的管理制度的期望寄托于警政系统改造上,试图仿效世界上最好的执法机构;共产党则将农村工作中群众运动的智慧在城市复制,二者路径和思路迥然不同。而新旧政权在上海不同时期针对社会的改造出现不同结果,最根本的差异,在于共产党完全恢复了上海这座远东第一城市的造血功能,国民党当时却陷入了噩梦般的鸦片生意中。

上海解放后,共产党新政权就开始寻找新的税源。在它的统一预算里(包括各级政府的收入),关税、盐税以及农业税的比例在1949?1953年显著下降。与此相对应的是“国有企业的利润”以及“工商业税”稳步增长,成为政府收入最重要的两个部分。新税收渠道的开辟增加了政府收入,同时也使得政府得以投资新的建设项目。

上海,承担着这两部分新增税收任务的最大部分。尽管从1949年10月起,上海市就开始向中央上缴巨额资金,但是中共中央对上海的期望仍是有增无减。1950年2月,中财委在京举行全国财经会议后,给上海的任务是,在3月份内要征收公债和税收各5000亿元。

因为税收任务在上海的举足轻重,权力需要被高度赋予到一个具有执行能力并且有足够专业知识的人身上,12岁就在会计行当实习生的顾准是难得的人选。当时上海财政与税收是分开的,除财政局外,还有直接税局(商业税)、货物税局。三个局各有副局长,而局长都是顾准。

时任财政局办公室秘书的陈丹晨对本刊回忆说:“我刚参加工作时就站在柜台里给人家开税票。宴席、娱乐、车辆都是要收税的,这是地方税,由财政局收。直接税是商业方面的。街上到处有这三个局的征税布告,布告上局长都有签名,名字还有套红的。所以顾准的名字大街上到处都有。后来把三个局合并了,统称为税务局。”1949年,34岁的顾准作为中共高级干部,掌管了远东最大城市的财政税务大权,与陈毅、潘汉年、方毅等同为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并成为最年轻的副市长候选人。

居民委员会这样的基层权力组织成熟后,新政权开始逐渐采用居民委员会取代行会。屠基远回忆说,上海根据每个区分成“征税片”。在每一片中,每15个邻近的公司形成一个“纳税小组”,5到7个小组形成一个“纳税大组”,2到4个大组形成一个“纳税段”。这样,所有的公司都包含在新体制中了。相比于基于行会的税收系统,这个系统中邻近的公司(竞争者)相互间可能更为了解对方的业务,隐匿资产和收入情况因此变得更为困难。在这个4级系统中,较低的3级都是由商人自己运作,这就意味着政府不必承担其运作成本。“然而,与行会组织不同,作为一个整体,这个系统是以政府为中心的。每一个纳税片都由市税务局的某个派出部门领导,负责商业登记、纳税评估、纳税审计、税收征集,以及协调和监管下级段、大组、小组。小组、大组以及段都成了国家税收部门的工具,离开居民委员会的建设,这是不可思议的。”屠说。

解放初,通行于各城市的税收方法是民主评议法,即规定某一时期的税收总额,分摊到各行业各户,再由各户自报后进行公议确定税额。但顾准认为,这一做法不适应“5000亿”的非常征税时期。如果在上海搞“民主评议”,只有两种后果,一是征收实额低于税法规定的税率,这会使资产阶级占尽便宜;二是征收实税高于税法规定的税率,这就会变成“摊派”。另一方面,由于“民主评议”以工商联为主,这样,这种民主评议既使资产阶级在应交税额上得到照顾,又使它们的阶级组织──工商联和各业同业公会操持税收大权,必定会造成大量的合法逃税……“顾准的办法是一套更接近现代税收制度的‘税收专管’。”陈丹晨回忆,“他认为应该利用上海民族资本企业账册俱全这一条件,让企业‘自报实交,轻税重罚’,并通过税务局从社会招聘的会计师组成特约查账员‘查账征税’,以配合居民委员会的基层架构,完成税收任务。”

上海财税的顾准时代,3月份,实收税款竟达5800亿元,超额16%。而1950年底,统计报表显示,上海的税收总额已占全国税收22%。根据《顾准全传》作者高建国对当年亲历上海接管的中共老干部的采访,当时来自上海的收入占了全国财政收入1/4强到1/3。
(感谢上海政协石福康先生以及《新民晚报》“战上海”征文栏目为本文采访提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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