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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杜南和他设想的世界

2009-05-12 13:12 作者:曾焱 2009年第17期
即便标准严格,目前可见的每一个年份下,战争和灾难也都是长长一串,白墙黑字肃然压迫着它面前的观看者。那一瞬间我感到挫败和绝望,脑子里蓦然跳出梁漱溟先生一本谈话录的书名——《这个世界会好吗》

1999年1月16日,红十字工作人员在向哥伦比亚士兵讲解人道主义法

150年过去了,亨利·杜南发起的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已经成为世界人类意识的一部分,它在几代人手中传承下来,并未被战争和灾难阻断。但是,战争和灾难也从来没有因为那些“高尚的人的美好愿望”从人类历史中退出,哪怕是减少一点。杜南伟大的设想,让这个世界改变了多少,又将能够改变多少?从索尔费里诺战役和杜南身上追溯这一设想的历史建构,也许可以给我们一种解读。

在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博物馆,我被一面写满文字的墙吸引。从左而右,每个年份下面都记录着当年世界发生的重大武装冲突和自然灾难,几近环绕了整层圆形展厅。入口处的1859年是起点,亨利·杜南在《索尔费里诺回忆录》里写到的那场战役距今正好150年。截点在20世纪90年代,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解释说,后面的空白只是暂时的,因为所有发生过的战争和灾难经过一个专家委员会进行程度评估以后,才能决定是否永久记录到这面墙上,这种评估需要大约20年时间跟踪比较。

即便标准严格,目前可见的每一个年份下,战争和灾难也都是长长一串,白墙黑字肃然压迫着它面前的观看者。那一瞬间我感到挫败和绝望,脑子里蓦然跳出梁漱溟先生一本谈话录的书名——《这个世界会好吗》

“第一反应是行动,是帮助”

1862年7月,60岁的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在流放中写完他的《悲惨世界》,出版后洛阳纸贵,主人公冉阿让的命运,让人道主义的悲悯和拯救成为读者最动容的谈资。这年11月,34岁的瑞士公民亨利·杜南也在日内瓦印行了《索尔费里诺回忆录》。一本记录个人亲历的小书,4万多字,讲述3年前一场惨酷的战争以及后面两星期里发生的战场救助。杜南是个商人,没有出版商会对他写的这样一本书感兴趣,这一点他早就想到,自己掏钱印了几十本,寄给朋友,还有他能想到的贵族和王室成员——他觉得,这些拥有地位和影响力的人可能对他希望达成的目标提供帮助。这个年轻商人的设想看起来好像不切实际,也不合他当时无足轻重的身份:他呼吁成立一个能被国际协议保护的伤兵救助委员会,在所有战争中维护一定的人道标准,保护生命和尊严。

1862年,就这样先后诞生了两本将被世人永远纪念的人道主义杰作,影响着他们的时代直到100多年后的世界。维克多·雨果和亨利·杜南,身份悬殊,年龄也悬殊,却同样渴求世人能够认同和追随自己的理想世界:仁慈、善良和博爱是人类生活的最高准则。

在日内瓦总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人力资源部主任马库斯·多尔德谈到创始人杜南时充满敬意。多尔德在非洲和亚洲武装冲突一线执行任务17年,经历过卢旺达大屠杀,比其他人更能体会到战场杀戮对人的心理产生的巨大冲击。他在接受我采访时说,杜南本是一个商人,途经意大利为的是生意、是利润,但他的现实世界在目睹了他人苦难后瞬间翻转,人道运动成为他后半生的唯一使命。“也许我可以这样说,能够如此谦恭地去帮助他人的人,一定来自天性。不管怎样,杜南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博爱思想的影响。他能够把自己的想法变成行动并实践为一个运动,19世纪的博爱思潮显然是一块足够滋养他的土壤。”

杜南出生在日内瓦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是银行家,母亲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我向日内瓦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总部的工作人员打听杜南故居如今在哪条街道,回答说不太清楚,平时也很少有人问起。如果想了解他的生平,多数人会选择来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博物馆参观,这里每年接待将近9万人。博物馆紧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对面坡脚下的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只隔了一条马路。和其他博物馆不同,总面积3600多平方米的三层空间全部设在地下,里面展示了1万多件杜南个人以及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历史档案、纪念实物。瑞士还另有一个亨利·杜南博物馆,建在海登。那座小城是杜南最后20年生活的地方,也是他孤独离开人世的地方。

从小随母亲到贫民窟救济穷人,杜南天性中的慷慨被不断放大。成年后,他加入了基督青年会。在杜南还是少年时,1844年由英国商人乔治·威廉创办的这个组织就开始影响欧洲大陆,也受到美国和加拿大的年轻教徒的欢迎。杜南成为瑞士基督青年会的创办者之一,常到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去参加活动,但根据现任“日内瓦亨利·杜南协会”主席罗热·迪朗的研究,这个教会青年组织主要从事文化方面的活动,没有涉及多少人道救助工作。1853年,26岁的杜南在阿尔及利亚开始了他作为商人和银行家的职业生涯。

阿尔及利亚1830年被法国据为殖民地,吸引了很多年轻冒险家去做发财梦。如同多数日内瓦公民的家族历史一样,杜南祖上也是从法国避居瑞士的加尔文教徒。拿破仑时代法国在欧洲重新变得强大,杜南希望恢复自己的法国公民身份。他像法国青年一样跑到阿尔及利亚去创业,依靠家族在日内瓦上层社会一些朋友提供的资金做起了玉米贸易,还开了采石场。1858年杜南向阿尔及利亚殖民当局递交了恢复法国籍以及公司用水权的申请,无人理会他。杜南决定自己去面见拿破仑三世,陈述开发阿尔及利亚的设想。

已经可以看到,在青年杜南身上,人性和神性、生而平等和强权崇拜,就如同他所处的19世纪欧洲一样缠杂难分。他同情身陷苦难之人,在北非6年最爱读的书是《汤姆叔叔的小屋》,激烈反对贩奴贸易和奴隶制,但他也发自内心地仰慕强权拿破仑三世,对欧洲各国王室以及上层社会十分认同。当人道主义者雨果因为抨击拿破仑三世而被迫流亡的时候,人道主义者杜南却对这位法国皇帝抱持敬意,带着致敬信从阿尔及利亚赶往前线。对青年杜南产生重大影响的,更多是文艺复兴时期萌生的那种普遍意义上的人道理念,与18世纪启蒙思想家卢梭所主张的平权思想并不相同。如果把杜南在1859年后所做的事情放到整个19世纪欧洲的思想背景里去观察,他的设想和行动实际上是对早期人道主义观念的现实实现,即肯定并寻求一种为了人的普遍性价值和尊严。

传记文章中提到,在杜南生长的年代和从小生长的阶层,周围人热衷讨论的问题是废除死刑、改善监狱条件、增加受教育的机会,作为虔诚教徒的母亲则带他看到穷人的世界并懂得悲悯。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人性冲击神性。到18世纪启蒙运动,以卢梭《社会契约论》为代表的启蒙学者为欧洲描绘了理想王国,恩格斯后来在《反杜林论》中称其为“华美诺言”。18世纪末到19世纪早期,这种人道主义在欧洲发展成为一种抽象的人道主义思潮——人本主义,各种思潮都围绕着人本主义蔓延,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希望人人平等、个个幸福,德国古典哲学和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把主观精神价值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所有这些,都影响到杜南精神世界的形成。

1859年6月24日,杜南路过了索尔费里诺,一个即将改变他命运、也因为他而影响世界150年的意大利北部小镇。一心要在阿尔及利亚为法兰西帝国建功立业的日内瓦公民杜南,偶然目睹了19世纪伤亡最惨烈的战役之一——历史记载,法、奥双方投入兵力30万人,在长达15英里的战线上血肉相搏15个小时,死伤4万多人。3年后,杜南在他的《索尔费里诺回忆录》里描述了自己看见的可怕场景:伤兵被丢弃在战场上,炮车和骑兵马队从他们身体上无情压过,数千人因为缺少包扎、药品和食物哀嚎死去。杜南此时已经忘记了自己来此地的目的,他跑去面见法军指挥官,说服他释放战俘中的奥地利外科军医,让他们为伤兵动手术救命。在附近村庄一位神父的帮助下,他动员组织了当地几百名妇女和路过的人把4000多名伤兵安置到教堂和村民家里。杜南在索尔费里诺滞留两个星期,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包括写信请求日内瓦的朋友们寄送衣服、食物和急救药品。

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日内瓦总部的办公室里,全球行动部主任皮埃尔·克雷恩布尔和我谈起150年前杜南做的这一切,他说:“杜南身上最让人铭记的地方,是当他在索尔费里诺面对可怕的受难场景时,第一反应是行动,是帮助。他的不平凡,是他不满足个人做这样一次善事而由此努力推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创立,并促成了第一个日内瓦公约签订。”杜南回到日内瓦后,很多有身份的人邀请他到家里甚至宫廷里做客,讲述索尔费里诺的救助经历。如果到此为止,对商人杜南来说就是一个完满的结局——荣誉、身份、友情、信任,他成了日内瓦上流社会最受欢迎的人,财富也将随之而来。但杜南觉得他还应该做得更多。3年后他在《索尔费里诺回忆录》的后半部分写下了自己对人类战争的思考:“在一个有着诸多进步与文明的年代里,我们也不会幸免于战争,因此,加快步伐,用人类的文明去防止或至少减轻战争的恐怖,难道不是当务之急吗?”

“……我们必须衷心地向各个国家、各个阶层的人们发出呼吁,无论是伟人们还是最穷困的劳动者,因为所有的人都能在各自的领域里,用不同的方式力所能及地做些事情来帮助开展这项慈善工作。”拿破仑三世没有收到3年前那封宏论开发阿尔及利亚的致敬信,但他收到了《索尔费里诺回忆录》,看到了这些话,并且像英国护士南丁格尔一样积极回应了杜南的提议。几年后,这位皇帝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遭遇色当惨败、流亡伦敦,他仍然是杜南人道事业的资助者,支持他保护战俘权利,直到1871年去世。其时杜南本人也早已陷入困境,由富而穷——因为忙于人道事业无心打理生意,他的公司在1867年宣布破产。身负100万瑞士法郎债务,杜南在流言蜚语中被迫辞去国际委员会秘书一职并被解除委员职务,避居巴黎,依靠临时工作和家人每年寄去的1200瑞士法郎维持生活。

而在1862年,回忆录出版后在欧洲产生了如此大的反响,虽然无法和雨果的人道主义文学巨著《悲惨世界》相比,也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传看谈论。1863年,慈善团体“日内瓦公共福利协会”创立了一个“五人委员会”,开始研究如何实现杜南的设想。这个由古斯塔夫·穆瓦尼耶(Gustave Moynier)、纪尧姆-亨利·杜福尔(Guiliaume-Henri Dufour)、路易斯·阿皮亚(Louis Appia)、泰奥多尔·莫努瓦(Theodore Maunoir)和杜南本人组成的委员会创立了“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也就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前身。

“把施德行善扩展为人道使命”

走进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博物馆展厅,第一眼就能看到中间支开的6块巨大透明布幔,上面分别记录了不同文明所阐述的对人的尊重。第一块布幔上写着犹太先知摩西的“爱人如己”。第二块来自中国儒家的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第三块是古印度阿育王在他国内四处竖立石柱、谴责战争暴力的故事。第四块来自《马太福音》,耶稣说:“我饿了,你给我吃,渴了,你给我喝,我坐牢,你们来探视我。”最后一块布幔上介绍了18世纪针对战争人道化的卡特尔条约。

“每一种文化、每一个国家都存在人道主义意识的萌生,所以每当自然灾害或者战争发生,总会有人冒着危险去帮助邻居和素不相识的人。亨利·杜南是这种普世思想的传递者,他的伟大在于他看到了一种重要性,即把个人和团队的施德行善扩展成为人道使命,并将它转化为持续行动的能力。”皮埃尔对我说,他认为,这就是杜南对全球人道主义运动最大的贡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共有42个国家的红会在开展工作。现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全球约80个国家设有代表处和任务团,针对具体所在国的局势和需求开展系列活动。目前我们整个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以及国家红会组成。”

1862年在回忆录中,杜南对个人的施德行善已经写下反思:“面对这样重大的紧急情况,那些处于一盘散沙状态中的热心人能做些什么呢?一个星期后,布列西亚人施德行善的热情就开始冷却下来。除了一些最令人敬佩的人,其他的人渐渐地变得厌倦了。”他意识到,持续行动的能力必须由一个不可侵犯的公约批准,一旦这些国际准则被同意并认可,就可能构成欧洲各个国家伤员救护协会的依据。1864年10月26日,在杜南 “五人委员会”的邀请下,16个国家和4所慈善机构派代表出席了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大会,在这次大会上,白底红十字被采纳为伤兵救护协会的特殊标志,红十字由此产生。1864年瑞士政府在日内瓦召开外交会议,12国政府代表通过了第一条国际人道法条约——《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的日内瓦条约》。根据“日内瓦公约”规定,红十字标志和理念获得国际承认,在冲突期间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1876年,奥斯曼帝国决定使用红新月标志来代替红十字标志,认为这更符合他们的文化,几个国家也相继效仿,到1929年,红新月标志获得正式承认。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接踵而来的是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死亡人数超过4年战争中死亡人数的总和。为了照顾流离失所的难民、对抗饥荒和传染病、重建医疗卫生服务,1919年五国红会决定建立一个联盟——“红十字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IFRC)来协调彼此工作。现任IFRC副秘书长的伊布拉海姆·奥斯曼(Ibrahim Osman)接受我采访时,强调了国际联合会在和平时期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志愿者的持续行动能力:“国际联合会成立90年来,我们的各国红会成员已经从当年的5个发展到186个,从10万志愿者到1亿志愿者。现在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在和平时期利用庞大的志愿者网络来支持国际红会运动。”奥斯曼说,按照他们专家的评估,世界有一半人口属于“脆弱人群”,总数大约为30亿人左右,“脆弱人群的数量如此之大,我们必须随时做好准备,减少危机对生活的破坏性影响,这也是应对人道危机的一部分。在这场新的人道主义运动中,国际联合会的重点就是防灾、备灾,拯救生命”。根据国际联合会卫生部长多米尼克·普拉普兰(Dominique Praplan)向我提供的数据:全球有10亿人没有洁净水可供饮用,26亿人缺少符合标准的卫生设施,每年有400万人因为水的问题死亡,“我们目前正在22个国家开展洁净水工作”。

走进国际联合会行动支持部部长彼得·里斯(Peter Rees)的办公室,这位专家正在查看地图,头也不抬地告诉我:“我正在研究赞比亚的水灾情况。你看,安哥拉也在发水灾,监测仪器告诉我,未来几天这个地区就会出现问题。”他的工作重点是预警和监测,“从1975年到现在,虽然灾难导致的全球死亡人数减少了,但是灾难数量增加了,受伤人数也增加了。过去5年全球水灾和流行病的曲线图变得很突出。有了气候变暖这个前提,预警工作显得更加重要。”里斯说,国际联合会还设有一个紧急款项基金,如果某个国家红会需要资金援助,他们可以调动资金在20分钟内送达。

“我们每天都在拯救生命”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行动部主任皮埃尔·克雷恩布尔说,当他还在上学的时候,曾经观察研究ICRC,有时候也觉得它并不总能跟上世界的改变。但是现在他对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它有足够强韧的力量来对应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并像杜南那样,把设想延续下去。”

1871年拿破仑三世死后,杜南陷入更加孤立无援的境地,债务、贫穷、疾病,让这个帮助受难者的人变成了身陷苦难之人。1875年在伦敦发起组织了一次“最终完全废除贩卖黑人和奴隶贸易”国际大会后,他开始四处漂泊,在阿尔萨斯、德国和意大利徒步游荡,依靠别人的施舍和朋友的款待维持生活。1887年,已经60岁的杜南终于回到瑞士,住进康斯坦茨湖边的海登济贫院。在以后长达10年的时间里,没有人知道这个贫病的老人曾经拥有过多么伟大的力量影响了世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创始人名单中甚至不再有亨利·杜南的名字,历史就这么轻易地被覆盖了。直到1890年,海登的一位乡村教师发现了杜南,才让外界知道了他的下落。1895年8月7日,德国记者格奥尔格·鲍姆贝格尔到海登济贫院简陋的12号房间探望杜南,这样描写了他:“简洁的棕色睡裤下露出洁白的袜跟,透露他高贵的出身和教养。这种印象随着我们的交谈越来越强烈。……他充沛的精力告诉我,这曾是一个完成世界使命的人。”

诞生于战争,在战争中被世界认识,使命却是让世人远离战争的伤害,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困境就像国际联合会秘书长贝克莱·格雷塔所描述的那样:“虽然人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冲动,想要帮助身处危难之人,但巨大的分歧仍将人们割裂开来。这是人类心理的一种矛盾——一方面在挽救生命,而另一方面却无法停止冲突和暴力。” 其实杜南在《索尔费里诺回忆录》里早就看到了这种困境,他曾试图说服人们不要因为沮丧而放弃行动,“最后正因为在欧洲,人们的心境和许多其他的征兆都表明了未来战争的前景,要想避免战争似乎是不可能的。综上所述,我们为什么不利用相对安定平静的时期,在人道主义和基督的立场上去调查研究或想办法解决这样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如此重要的问题呢?”

国际委员会人力资源部主任马库斯·多尔德这样告诉我:“我不认为人道主义者试图改变世界,它的根本愿望是减轻冲突中那些受难者的苦痛。这种想法来自人性,从过去到现在,人道主义的宗旨始终如此。我想这已经足以向我们传递一个信息:像最初杜南做过的那样去坚持、去努力,为不能发出自己声音的人代言,帮助那些无力帮助自己的人。在过去的150年里,这种愿望已经帮助过成千上万的人,我想这就是现在和未来还要继续坚持的最好理由。”

杜南说过,人道救助行动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转向公众。今天在世界各个角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拥有1.1万名工作人员,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联合会有将近1亿名志愿者,他们在冲突和灾难中应对着每一个重要的人道挑战:气候变化,移民和人口流动,流行病,救灾,城市暴力,粮食危机,普遍的贫穷。“共同的世界,你我的行动。”这是2009年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为纪念索尔费里诺战役150周年发起的一项全球活动,提醒每个人负起减少人类苦难的责任。很多年轻人就像多尔德一样,加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多尔德在大学的专业是化学,毕业后在银行做过职员,1991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他看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招聘广告就去报名了。“那时候我对红十字会的理解几乎等于零,只是小时候父亲给我看过一张邮票,告诉我上面的红十字代表着什么。以后每当有人提到红十字会,我就想,这是一个拯救生命的伟大的组织。”17年来,多尔德先后被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派驻伊拉克、索马里、卢旺达、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和耶路撒冷等国家和地区,经历了各种血腥的武装冲突局面,但他说,这么多年的经历让他觉得只有一个词可以表达自己对红十字运动的感受,那不再是“伟大”,而是“谦虚”——“帮助他人首先要懂得、了解和尊重。”

皮埃尔和他的同事多尔德一样,并不以改变世界为己任,他说:“战争还在不断发生,红十字运动仍在秉持杜南一样的决心去帮助那些受难者。我们做的也许不足以改变这个世界,但我们每天都在拯救生命。”

在鲍姆贝格尔当年的报道中,那个被世人遗弃淡忘、生活贫穷的老人没有任何愤世嫉俗的忧愤:他在写一本讲述日内瓦公约和红十字会历史的书,已经完成了一半。书稿旁边还有一叠关于伦敦的贫困化的稿子,那是他多年研究的领域。“他本人对这个世界没有要求,仅仅希求尽其未尽之业,这是他幸福感的源泉,这种意志照亮他的晚年,使这位年高德劭的老人充满伟大的力量,一如他影响力鼎盛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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