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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城山/虹口/映秀

2009-04-28 11:30 作者:魏一平 2009年第16期
准确地说,进入映秀,是从看到友谊隧道里那块写着“汶川界”的路牌开始的。黑暗中,大救援时的慌乱和紧张已经远去。去年,本刊记者于5月14日徒步11小时到达震中映秀时,这里是整个地震救援的最前线。

都江堰市虹口乡高原村村民贾学文靠种植猕猴桃为生。地震后忙于抢救猕猴桃,10月份有了收获。今年3月,他参加统规统建,新房已经奠基

准确地说,进入映秀,是从看到友谊隧道里那块写着“汶川界”的路牌开始的。黑暗中,大救援时的慌乱和紧张已经远去。去年,本刊记者于5月14日徒步11小时到达震中映秀时,这里是整个地震救援的最前线。

以此为起点,我们一路向东北方向,沿龙门山地震带,重访去年本刊记者曾到过的重灾区。先是都江堰市青城山、虹口乡、向峨乡,之后是什邡、绵竹、安县,直至另一个前线“战场”——北川。

大部分被地震撕裂的道路已经修通,昔日轰轰烈烈的救援场景过去后,一切又重归平静与琐屑。但在这平静中,却透着一股生生不息的力量。

在震中映秀,废墟已被推平。小饭馆里忙碌的孕妇、街道上追逐嬉戏的孩子、板房里精心照料家花的老人,都在静悄悄地重铸生活。梁本贵的“大足铁器店”重新开张,虽然生意冷清了不少,但他没有选择放弃。

在都江堰,“九大碗”厨师张喜强结束了义工生活,带着十几个师兄弟和抢救出来的厨具重新组成了“移动餐饮”,奔忙在各个村落,为婚娶、新居落成、小儿诞生、老人寿辰置办宴席。

在什邡,来自红白镇的王尧芳和赵昌明夫妇,正在忐忑和欣喜中等待新生儿的降生。地震夺去了12岁儿子的生命,他们的目标很简单,“只要我们家还是4口人”。

在北川,初一学生庞雅芝被地震截去了双腿,但她仍旧想参加学校运动会的乒乓球比赛。她的执拗在于回到伙伴们中间,“我要去上学,同学都去了,我为什么不能去?”

大地震改变了一个家庭的成员结构,也改变了他们的谋生之道——房子、土地、生意,甚至改变了一个地方的可用资源与发展路径。他们必须在原有秩序的基础上突围,寻找新的有生力量。

泰安村的周太军靠着30万元贷款重新修起了农家乐,恢复旅游是这个青城后山村庄的唯一希望。高原村以种猕猴桃为生的贾学文拿不出修房子的钱,便参加了乡里的统规统建,虹口土地紧缺,完成从农业乡镇到旅游乡镇的转身是重建的出路。雪门寺村的生产队长蒋优贵甚至重新启用了人民公社式的组织方式,依靠集体互助,他们的新房已经完工。(魏一平)


青城山

青城山泰安古镇的村民们大多选择了统规自建的方式修房子,农家乐的重建比普通农房重建更具挑战性

成都草店子车站,也是成都的旅游集散中心,拉客的小贩追逐着每一个前来买票的人:“去北川吗?去汶川吗?带你去最好的地震旅游点。”从这里乘车到都江堰,走成灌(成都至灌口)高速只需50分钟。这条双向八车道的高速路正是去年最为繁忙的救灾通道,现在却车辆稀少,一度暂停的收费站也已恢复工作。

进入都江堰,忙碌打破了平静。这个昔日安静的旅游小城,几乎变成了一片大工地。拉建材的大型货车塞满街道,飞扬的尘土遮盖了绿树,随处可见“抓进度、保质量、加快拆危重建工作”这样的横幅。偶见几座尚未拆除的危楼,白墙青瓦,依稀可见曾经的典雅,而今却人去楼空,只留得几间底层商铺还在营业,赶在拆除之前能挣一天算一天。

泰安古镇位于青城后山,也就是现在的青城山镇泰安村。跟去年本刊记者到这里时一样,46岁的周太军还住在味江河边自己搭建的棚屋里。借着以前用来供游人休息的长廊,用木板和塑料布围起的棚子里住了6户人家。为了方便重建,他们没有搬去17公里之外的板房区。“冬天冷吗?”周太军笑着亮出自己发达的肱二头肌,“身体结实,不怕”。他还是那么乐观,尽管地震夺去了他所有的财产。

周太军自1991年就在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管理局从事停车管理工作,也就是在泰安古镇停车场收费,工作性质要求记性要好。说起这一年的生活,他对很多日子都有着一般百姓难见的准确记忆。

叙述的起点是从去年7月13日开始的。这一天,在这里救灾的“铁军”部队撤离,对村民来说,这也意味着救援工作的结束和重建工作的开始。周太军说那一天虽然锣鼓喧天,但自己已经哭得不成样子,每家拿出一块腊肉硬塞给战士,搞得双方都成了泪人。

第二天,周太军上班了。之前,“铁军”就住在他所上班的车管所里,由于景区尚未正式开放,11个人的单位只抽调了4个人上班。清理垃圾、看管公共设施、为偶尔到来的游客免费看车,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10月份,位于青城前山太平村的板房建好了。村里开始统计搬离的人家,70%的人都过去了。已结婚的大女儿劝周太军也搬过去,但他不肯,除了故土难离的情结以外,更重要的是他作为村民代表的身份,“工作岗位在此,要以身作则”。地震后,周太军从山里背出了六七名游客,拿自家抢出来的大米、蔬菜分给他们吃,还参加了村里的巡逻队,一直坚守在停车场看车子。后来村里把他评为“抗震救灾先进个人”,周太军很珍惜这个藏在柜子里的红色小证书,那“代表了他的人品”。

对于周太军来说,真正的重建家园也是从10月份开始的。他到没有垮塌的山坡上开了四分地,种上蒜苗、小白菜,村里谁家都可以去吃。利用空闲时间,他从倒塌的房子里剔出了3000块砖和一批旧木料,虽然只占原材料的1/7,但总可以为将来盖新房省下一笔钱。

到了年底,盖房的事提上日程。泰安村自1986年开始发展旅游,到1992年掀起第一轮建房热。1997年,退耕还林以后,耕地进一步减少,旅游真正成为百姓的主业。2004年,青城后山风貌整治工作展开,泰安古镇的知名度大大提高,全村11个小组,除3组还在山里种植猕猴桃以外,家家户户搞起了农家乐。最高峰的游客量达到了每年80万人,人均年收入也从以前的4000多元增加到了7000多元。

村长杨建康心里有数,地震震垮了村里一半的房屋,不同于那些以农业为生的山里村庄,这可都是商住一体的大房子,“老百姓积攒了十几年的收入也就震没了”。泰安村位于青城后山唯一一块面积较大的平地上,集中了后山旅游的全部景区,重建不能只满足于盖一座能住人的房子,还要考虑到将来的生计——对于几乎已无地可耕的村民来说,恢复旅游产业是唯一选择。

可供选择的方案有三四种,最理想的方式是统归统建,通过招商引资,开发居民小区和旅游项目。但这条路并不好走,一方面,青城后山的旅游主题单一,多以附近的市民来休闲、养老为主,几家大开发商来考察后,对这里的旅游开发并不看好;二来,多年来的旅游产业在村里已经形成了明显的贫富分化,现在要吃“大锅饭”,很多村民也不答应。退而求其次,统规自建,让开发商来建房子,还是以前农家乐的形式,建好之后与村民平分产权。个别大户选择了这条路,那是因为仅靠自己的力量很难盖起上千平方米大的房子,但对大多数村民来说,他们怎么会舍得将自家本就不宽裕的房子拿出一半给外人?!最后的选择是,统规自建——统一规划、自筹建设。

资金来源也很快有了应对之策。虽然国家给了1.6万元至2.2万元不等的补贴,但也只是杯水车薪,即便再加上都江堰最高限额6万元的贷款,对于动辄几十万元成本的农家乐来说,缺口仍然很大。针对这种情况,都江堰市专门组建了一家农村产权担保公司,村民们可以按1120元/平方米的清水房(即未装修房屋)造价,根据原有建筑面积贷到60%至80%的款。

周家原先经营的农家乐名叫“军华餐馆”,取周太军和妻子戴文华名字的尾字组成。地震前一个月,他刚进行了大装修,铺了瓷砖,修了卫生间,盘算着以前每晚六七十元的房间可以在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提高到200元。为此,他把十几年积攒下来的20万元全部投入,还从朋友那里借了3万块。正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地震来了。

现在,身无分文的他只能按照建筑面积400平方米计算,向担保公司申请40万元的贷款。今年3月28日,申请批下来了,但只有30万元的额度。更令周太军头疼的是,要想拿到贷款,必须一次性交清10%的担保费。3万元,对于地震前的周家来说不成问题,但现在却成了一笔天文数字。周太军花了10天的时间,跑遍了22家亲戚朋友,最少的借600元,最多的借3000元,终于凑足了3万元。4月1日,他早起搭了辆货车到青城前山,然后坐公交车来到都江堰,“两手一个劲儿抖着”交给了担保公司。

“以前老百姓很少向银行贷款,现在突然一下子贷这么多,银行应付不来。担保公司毕竟是企业行为,交担保费也能理解,但一下子交这么多,确实很困难。”村长杨建康说大伙并非不明事理的人。至今,村里还有6户人家因交不起担保费而没贷到款。

此外,贷款要收取六厘八的利息,要求5年之内必须还清。周太军还得继续借钱,他给我算了一笔账,房子完全装修好后总价要达到60万元,他的设想是全部出租,按照每年3万元的租金,10年就能挣回一半,另一半就靠打工、做生意来还。“山上还有两间老屋可以凑合,10年不住新房,等将来给儿子住吧。”但妻子戴文华却不这样认为,这个昔日的老板娘要比丈夫更精明和泼辣:“租出去就断了生路,还不如自己继续干,慢慢还。”

杨建康贷了50万元,每年光利息就有近5万元。“土地没了,旅游恢复还要一段时间,3年都没得收入。”不仅仅是自家的烦恼,作为村长,更让他感到害怕的是,如果5年之后村民们还不了贷款该怎么办。现在已经开始建房的32户就贷了1200多万元款,估计要完成全部建设,贷款额至少要达到4000万元。即便对这个发展迅速的村庄来说,也从来没有背负过如此沉重的债务。

杨建康忙得要命,不管在哪里,都会有村民来找他说贷款建房子的事儿。除了应付这些之外,这个37岁的村长还要面临新的挑战——作为都江堰市村级治理示范点,泰安村于今年3月改革村两委,增设了一个新机构:集体经济合作联社。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被地震逼出来的一种村庄治理结构的突围。

其实,以前的泰安村并不富裕。老百姓的日子过得不错,但村集体每年只能靠出租几间门面房获得2万多元的收入。村里的收入和支出都要镇上批准,村长的权力也不过就是批张吃工作餐的条子。现在,村里成立了最高权力机构——议事会,由每个村民小组组长、村民代表和两委班子成员共28人组成,每月开一次会商量大事小事。更重要的是,村庄可以盘活闲置土地,集体收入可以自己留用和支配。通过招商引资,泰安村刚刚把5亩闲置用地变为100万元的资本,用做村里修路。这是迄今为止泰安村所支配过的最大一笔钱,也让杨建康看到了些许希望。

虹 口

4月23日,都江堰市虹口乡街边的小饭馆里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气


如果说泰安村靠着青城山的知名度已经完成了从农业村庄到旅游村庄的转变,那同属都江堰的虹口乡则要晚半步。它还处在这个并不容易的转身过程中,但虹口乡的干部们却有着非同一般的雄心。

去年地震后,本刊记者到达虹口乡的时候,连接虹口与都江堰之间的紫宽路(紫平埔至宽子沟)尚未修通,从而制约了救灾进度。直到5月19日,救援部队的大型机械才开进虹口,这也成为地震中成都灾区最后打通的一条路。这条盘旋在群山中间的双车道公路,是虹口与外界连通的唯一通道,另一条绕道向峨乡的烂泥巴路几乎不能跑车。现在,紫宽路沿途仍能见到许多被山上滚落的巨石砸毁的痕迹,因为要赶在地震一周年到来之前完全修通,封闭施工,我们只能步行一个小时后再搭摩托车上山。

这天正是虹口乡赶场(即赶集)的日子。42岁的高原村村民贾学文用摩托车带着妻子来赶场,本来想买点生活用品,到底还是没舍得。最后,肤色黝黑的妻子只买了一套价值82元的化妆品。“女人本来就爱美,她买什么我不心疼。”贾学文瘦瘦高高的个子,说起话来两眼眯成一道缝。

他执意要带我们去看看他的家。坐在摩托车上沿白沙河颠簸了半个多小时,终于来到了高原村,贾学文指着小山坡上的两座小棚子,“到家了,进来喝点水”。其实,哪里能进得去?!一间木棚子里堆满了从地震中抢出来的家具,另一间用水泥块砌成的小棚屋,大半部分让给了家里仅剩的3头老母猪,只留下一个两平方米大的小间,摆着一张沙发床,就是他们两口子的卧室。

贾学文告诉我,地震后他一直住在山下的塑料棚里,一个月前,为了照料山上的猕猴桃,才从废墟里挑出来些水泥方砖搭了这间屋子。屋后的5亩猕猴桃幸运地在地震中存活下来,成为他家全部的希望。

这也是绝大多数虹口乡百姓们的生计。去年在这里遇到副乡长高永强的时候,他就在为抢救猕猴桃忙碌着。虽然距离都江堰只有18公里,坐拥龙溪—虹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但由于交通不便,起步晚,虹口乡的旅游业在地震前并不十分发达。以猕猴桃为主的农业收入要占到全乡经济的一半以上。至今,虽然乡间道路两旁常常可以见到旅游指示牌,但每个村开农家乐的人家也不过两三户,大部分人还是靠种地为生。

猕猴桃是种比较“娇气”的作物。再过几天,贾学文就要开始掐苗、修枝,两口子忙不过来,还得花钱请人,女劳力每天40元,男劳力每天要80元。接下来,5月份要开始人工授粉,6月份要用纸袋子把果子包起来,待到10月才能收果。行情好的时候,每亩地能卖个七八千元,但地震后,很多大老板不来收果子,去年能卖到三四千元就不错了,刚刚能收回成本。

来自土地的收入固然算得上是农民们的长久之计,但生活的城墙并不坚固,不期而至的变故往往会轻而易举就毁了这一切。靠着两口子的辛勤耕作,贾学文的日子本来还算凑合,但前两年女儿查出心脏病,手术住院就花了13万元,靠着这两年打工和卖猕猴桃刚刚还完欠债。儿子去年高考成绩又不理想,只够了专科录取线,他不甘心又回到学校复读,虽然一年1万多元的花费让贾学文很吃力,但他还是咬牙支持了儿子的选择,只因为“娃娃读书才是真正的希望”。

但现在来看,这种看似稳固的生产方式也快要告别虹口乡了。再次见到高永强是在都江堰市的一个小茶馆里,他正在跟几个开发商研究规划设计。“虹口的路不通,拉建材的大货车只能晚上跑,还经常一堵就是四五个小时,我们办公只能打游击。”高永强仍然在为重建进度缓慢而发愁,“去年冬天下雪结冰就阻断了重建,今年4月份之前全乡的开工面积只有30%多一点,至今还有很多地方不通水电。”

去年5月,在救援现场,高永强最头疼的是如何找到7个过渡性安置点的空地。而今,这个眼前的问题虽已解决,但土地紧张始终是最根本的困境。高永强告诉我,单纯论面积,虹口恐怕算得上是全国最大的乡镇之一,364平方公里。但是由于大部分区域都是自然保护区的原始森林,虹口沿白沙河河谷地带的洼地修建,全乡的建筑面积到2007年才只有3600亩,而地震之后的评估结果,其中又有1000亩不适宜建设。

土地紧缺,对于以农为生的虹口来说,必须要寻找重建的突破口。好在虹口的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帮了忙。作为全国距离省会城市最近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虹口至成都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加之乡内旅游资源丰富,几年来在漂流、攀岩等极限运动方面已经积累了一点名气,地震摧毁了脆弱的农业生产,更加强化了乡领导们要打造旅游乡镇的雄心。上海援建的蒲虹(蒲阳至虹口)公路投资1.8亿元,是重灾区对口支援的最大项目,也是虹口转身的起点。

现在,虹口提出的目标是打造“中国山地运动度假旅游区”。以前,虹口有“水中麻将”之称,每到夏天,从成都开来的车子一直排到镇口,大伙就下来在白沙河边打麻将。现在,虹口显然已经不满足于只充当一个成都人来吃吃鱼、住住木屋的后花园,它要把目光投向全国乃至全世界。

为了实现这一雄伟目标,虹口拒绝了联建的形式,虽然去年8月这里曾经开张了成都灾区第一家联建超市。“小开发商涌进来会破坏虹口的整体规划,好资源我们当然不想让出去,为此延缓一些重建进度,我现在挨几天骂也值。”看得出,高永强是个实干型的基层干部。

基于此,与青城山泰安村的统规自建不同,虹口选择了统规统建。全乡1500多户需要重建的家庭,选择统规统建的就有1164户。另一层现实是,对于绝大多数长年种地的虹口乡百姓来说,根本拿不出自建所需的资金。

为了把有限的土地变成重建所需的资本,虹口乡采取了“以房换地”的方式,实行集体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按照2007年的统计数据,虹口人均建设用地为0.58亩左右,现在,老百姓每人只需拿出半亩地,就能住进由开发商建造的新房子里,标准是每人35平方米。开发商则利用征来的土地建设自己的旅游项目。考虑到给农民分一杯羹,开发商所修建的乡村酒店要比农家乐更高档,期望能够通过拉开消费档次带动旅游全面发展。

如此一来,先前山里村庄散居的格局将被打破。虹口乡选择了11个永久性安置点,以集镇为例,地震前只有三四百人,现在的规划是1500人。按照高永强的计算,这样能节约出上千亩的土地可供开发。在有限的国家资助面前,社会性资本成为虹口重建的希望所在。

现在,虹口乡的领导们多半忙于跟来自各地的开发商谈判,眼下看形势还不错。去年5月12日地震来临的那天上午,乡领导正陪成都的一个老板考察,有了共生死的经历,这个老板下定决心要把后半辈子留在虹口。去年9月26日,冒着大雨,这个老板投资的虹口乡集镇安置点奠基,高永强终于吃了一颗定心丸。到现在,高原村的投资项目已经谈妥,两个开发商共投入五六亿元。虹口乡的胃口越来越大了,乡党委书记马远见甚至奉劝那些开发商不要拿着养活老婆孩子的钱来投资,两三千万元的项目都算得上是底线。

老百姓的顾虑也很快被说服。“今天的房子值10万元,5年后值100万元,你愿不愿意?”马远见信心满满,立志要把虹口打造成灾后重建的典范,他坚信“人的信心要比资源更重要”。然而,要抛弃祖祖辈辈留下来的生产方式,虹口所面临的挑战也不小。高永强坦言自己的担心有二:一是虹口的环境承载力,二是将来的景区管理。

地震前的旅游高峰期,虹口每天接待的游客高达三四万人,但眼下看,将来的项目容量肯定要超过这个数。虹口会不会人满为患,还是个未知数。比硬件建设更漫长的是软件的成长,对于从来没有用过抽水马桶的村民来说,要完成从农民到景区居民的转变,可不是一年两年的过程。贾学文还没做好这种思想准备,说起农家乐,他总感觉很遥远,“还是种地来的实在”。

映 秀

本刊记者在映秀又见到了去年拍摄到的张玉芳老太太。很幸运,她在地震中没有受伤

与青城山、虹口所拥有的旅游资源不同,映秀只不过是213国道上的一个过路小镇。往常镇上遍布的小饭馆、小商铺,是这里的主要经济资源。大地震让这一切都需推倒重来。

“到映秀去!”是去年我们杂志抗震专刊的一个标题,而在采写报道的那10多天里,这句话意味着11个小时的山路徒步和随时会滚落下来的巨石。现在,我们乘车重访映秀,沿着去年本刊记者徒步的路线,地震留下来的印记依然清晰可辨。

在1000多米长的友谊隧道里,司机提醒我们注意右手边墙上的一个小指示牌。这是从都江堰到映秀途中所经过的最长隧道,去年本刊记者途经此地时,曾感慨那漫长的黑暗所带来的焦虑以及见到蓝天白云时的欣喜,即便今天乘车穿越,这种感觉也分外明显。隧道里没有灯,借着微弱的车灯,我们终于看到了尘土飞扬中那个写着“汶川界”的指示牌,接近震中的感觉才变得具象起来。

对于那漫长的逃离与救援来说,这才只走了一半的路程。此前,我们从都江堰出发,过玉堂镇、马鞍山隧道、青云沟桥、白水溪桥;这之后,我们还要经过千斤沟桥、寿江大桥、白云顶隧道、漩口镇、阿坝铝厂,才算得上真正进入映秀。

无数次出现在电视上的那座中间断开的大桥,就是进入映秀镇前的最后一座桥梁——白花大桥。这座被地震撕裂成几块的大桥,是当初通往映秀最后的拦路虎。现在,桥梁已被全部推倒,改线后的新桥正在建设中。往前走几步,路边的指示牌上写着“牛眠沟震源点”。附近的村民告诉我,沿着这条山沟往里走10多公里,就是这次大地震名副其实的震中。不过,经过地壳变动的挤压,先前深三四米的山沟已经被填平,并且被生生拉宽了许多,两侧巨大的山体面目全非,来自地下的强大力量让人不禁毛骨悚然。

继续前行几百米,一块五六米见方的巨石立在路边,像刀子一样插在地上。同行的摄影记者对此印象深刻,他去年5月15日徒步进入映秀的时候,就被这块从山上震落的巨石所震撼。而今,唯一不同的是,石头上刻了字:“5.12 震中映秀。”旁边立着两块指示牌,画出了未来映秀地震游的规划。在此摆摊的渔子溪村村民老杨告诉我,一直谈论的地震游现在看还没有影子,他只好在此卖点纪念品为生。说话间,几辆中巴车呼啸而至,涌出来的人群开始三三两两地争相拍照,熙熙攘攘中,老杨两口子表情木然。

略感意外的是,来到映秀镇上,已经完全不是去年地震后的样子了。绝大部分的废墟已经被推平,只有漩口中学几栋倒塌的教学楼还立在一片板房中间。与北川县城选择异地重建不同,震中映秀并未离开,这种大恸大悲之后的平静,更让人深感压抑。一些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百姓对我表达了心中的伤痛,住在板房里,看到眼前冰冷的推土机将那些曾经掩埋自己亲人的废墟轰隆隆地碾平,他们心如刀绞。

最起码从表面上看,映秀的重建工作要比其他地方慢得多。或许是作为震中背负了太多的关注,直到现在,几易其稿的重建规划尚未有定论,镇上修建的阿坝州地震展览馆也大门紧闭。住在板房里的人们仍在等待,直到现在,还没有人来统计原先镇上居民的房屋面积,重建方式更无从谈起。

但生活并未就此止步,来自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复生力量开始让这里显现生机。

我们找到梁本贵的时候,这个34岁的汉子激动得眼含热泪。去年在救援现场,我们的记者只记录了他的名字和店铺名称——“大足铁器店”,没想到现在一说起这个“大足铁器店”,板房里的人还能知道。原来,梁本贵的铁器店又重新开张了,名字没变。

梁本贵老家是重庆大足县,店名由此而来。1995年,他在辗转了大半个中国的打工生涯后,来到映秀,第二年,他的铁器店开张。靠着旁边的几个水电站施工和后来镇上的楼房建设,铁器店的生意越做越红火。地震之前,“大足铁器店”已经成为镇上最大的一家铁器店,他的存货少说也有三四十万元,每天的营业额有两三千元。

地震发生后,政府征用梁本贵的铁器用于救援,几乎被用光。“谁家没有亲人,用什么随便拿。”梁本贵说,活下来的人还在乎这几十万元干嘛。去年10月份,为了补偿他的损失,政府额外给了他一间板房,靠着从亲戚那里借来的2万多元,他从成都进了第一批货。他说这是一年来最让他感慨的一刻,那意味着他的生活又真正开始了。

短短一个小时,就有4拨客人前来买货。梁本贵穿梭在一片铁器中间忙前忙后,脸上挂着笑。他给我看手机里保存的以前铁器店的照片,“大得很,那么大的房间全是货,现在小多了,好的时候一天也卖不到1000块”。地震后,道路瘫痪,一切需要重建,映秀的过路生意冷清了不少。以前在镇上开铺子的人80%来自外地,现在走了一大半,但梁本贵和他的“大足”都没有选择放弃。虽然因为没有本地户口,无法享受到各种灾后重建补贴,但他倒也想得开:“家人还在,映秀的建设也还在,慢慢起步,就当打工了。”

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地震的时候,已经怀孕的妻子毫发无伤。年前,小儿子出生了,“我还有什么理由离开映秀?”

正在跟梁本贵聊天的时候,四周板房商铺里的人们开始围拢过来。他们翻看着《三联生活周刊》去年的杂志,争论着照片上的人物究竟是谁。一阵吵嚷渐渐平静后,人们开始默默抹起了眼泪。有关地震的记忆或许会成为他们心中埋藏最深的片断。

后来,我们又找到了照片上的一位老太太。她叫张玉芳,来自附近的老街村,去年在从映秀逃往都江堰的路上,摄影记者遇到了她。这个85岁的老太太有着四川人特有的幽默和乐观,捧着杂志一阵端详后,她跟我们开起了玩笑:“怎么把我拍得这么难看!”

张玉芳的儿子游志国坐在一片废墟上寻找自己女儿的照片,曾是这期杂志上最让人揪心的镜头之一。现在他已经振作起来,靠着贷款和借来的钱修起了新房,今年1月份,还用女儿伤亡补偿的6万元买了辆羚羊轿车,“田地都垮了,出去打工挣钱慢,买辆车跑出租,尽快还债”。

重建家园,终究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国家力量来到一个个差异巨大的乡镇、村庄,都将面临新的考验和选择。一年的时间,或许最让人感到欣慰的就是灾区生活复苏的力量。映秀人在板房区里又恢复了昔日的繁忙与嘈杂,饭馆、旅店、茶楼、台球,一个个红牌牌竖立在一片蓝色小房顶上,显得分外温暖。

泰安村的周太军靠着朋友送来的20斤肉和50斤大米,度过了一个不平静的春节。虽然不及往常杀两头猪、摆四桌酒席的排场,但团圆饭照吃,给晚辈的红包照送。他悄悄告诉我们,作为泰安村5组的小组长,他有个想法——在即将到来的5月12日那天,号召大家凑点钱,一起吃个清水饭。“祭奠那些逝去的村民和游客,重振信心,展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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