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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杜佛:雪山里的老制表师

2009-04-14 12:17 作者:陈赛 2009年第14期
每一门手艺大概都有这样一种人,他们视自己的手艺为一种涉及灵魂的东西。在钟表制造业,这个人就是菲利普·杜佛。他站在瑞士钟表的众神殿里,不是作为一个品牌,而是作为一个人,一个真正的制表大师。他一年只做十几只表,却是世界上最好的纯手工机械表。

每一门手艺大概都有这样一种人,他们视自己的手艺为一种涉及灵魂的东西。在钟表制造业,这个人就是菲利普·杜佛。他站在瑞士钟表的众神殿里,不是作为一个品牌,而是作为一个人,一个真正的制表大师。他一年只做十几只表,却是世界上最好的纯手工机械表。

从伯尔尼到Le Solliat要坐将近3小时的火车,所以我们一早就出发了。早晨7点的火车站特别冷清,火车站所有的钟表都已经往后拨了一小时。从这天凌晨起,欧洲全部改用夏令时,为了节省天光,所有人都丢失了一小时。据说一开始瑞士人很反对夏令时,因为对时间动手脚,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最终的妥协,是因为他们的火车时刻必须与德国、法国相一致。

一趟火车刚好停站,车厢里只有寥寥几个人。灯光是很暖和的橘黄色,一个中年人在灯下埋头读报,一个年轻男人在敲笔记本电脑,连鞋子都脱了,一对情侣在喃喃私语,一个少女靠在咖啡杯旁睡着了。我突然有一种错觉,好像我不是在看着一列清晨出发的火车,而是窥见了某个人家傍晚的客厅。

一个多小时后,火车在Le Day中转,空气中寒意渐浓,沿路的铁轨开始出现积雪,越往前,积雪越厚。我知道,我们已经接近汝拉山谷了。半小时后,我们终于进入了一片白茫茫的雪原。也许是因为雪的缘故,一路上有一种让人陶醉的空旷感,这种感觉在瑞士非常罕见。天空是淡青色的,远处大块的云层压得很低,与雪地融为一体,雪松之间偶尔闪过几幢零星的农舍,几乎被半埋在雪中,显得格外的小,像雪世界玻璃球里的景象。

200多年前,这些农舍就是瑞士钟表业最初的源头。瑞士最早的制表大师都是汝拉山谷里的农夫,他们有两个共同的特点:第一,手很灵巧;第二,很无聊。漫长的冬季,大雪封山,无事可做,就做一些精密的钟表打发时间。他们最擅长的是做复杂的机芯,不仅小巧,而且精准,做好以后就卖给当时一些大的品牌。这个山谷里生产的音乐盒也负有盛名。

火车在一条大湖前面停住,这条湖已经完全被冰冻住,空气异常清冽。小村庄没有出租车,我们正打算步行前往,恰好遇见菲利普的助手来接我们,是一个清瘦的年轻人,名叫马克。

车子绕过一个巨大的停车场,竟全是法国的车牌。马克告诉我们,这个村庄里有6200多人都是钟表工人,其中4000多人是法国人。因为这里的工资比法国高,所以很多法国钟表工匠每天开车穿越法瑞边境,来这边工作。附近有很多大品牌的制表工厂,爱彼、宝铂、宝玑,独立机芯厂Frederic Piguet,专业生产防震器的KIF,还有一些很著名的独立制表师,比如Romain Ganthier。

一路上,他把这些工厂一一指给我们看。车经过一幢漂亮的蓝色建筑,宝玑的蓝色指针正优雅地指向10点10分,但马克告诉我们,这里其实不是宝玑的工厂,而是一家机芯工厂,宝玑的工厂很早就搬到巴黎了,但他们不愿让人们知道宝玑原来已经不在瑞士,于是就保留了这样的一个外观。

最后,车子在一个石头结构的房子前面停下,前门有些破败,一块小小的黄铜牌子上写着“菲利普·杜佛,制表师”。

听到声响,菲利普·杜佛从工作台前起身与我们打招呼。他穿着一件白色工作服,白头发,白胡子,很和蔼,看上去像一个圣诞老人。前额戴了一个小型放大镜,那是制表师最重要的工具。我们握手,那是一双老工匠的手,显然经过了岁月的磨砺,很粗糙。

他说,这里本来是一所学校,他的女儿们小时候就在这里上学,改建以后因为房租便宜,他就租下了当做工作室。房间大概不到100平方米,因为摆满了各种制表的机械和仪器,显得很狭窄,但一切干净有序,并不给人拥挤的感觉。他的工作台正对着两扇宽大的玻璃窗,屋外是一大片空旷的雪地,天光漫射进来,屋里的一切摆设都显得很生动。

“我们的工作需要充足的光线,因为必须把视线集中在很小的东西上,很伤眼睛。不时地看看外面,激活一下视野,感觉很好。你能感觉到季节的变化。冬天的时候,有人会在这里滑雪,再过一个月,冰雪就会全部融化,草木重新长出来,到时候会有牛在这里吃草。”他耸耸肩膀说,“有牛的时候,我就没法工作了,它们不肯安静。”

菲利普试图为我解释工作台上的工具,那些排成一列、大小不一的镊子、起子、锉刀、撬刀都是干什么的。工作台正中位置躺着一块怀表,用防尘罩盖着。他解释说,这块表是老买家送过来维修的,“机械表和车一样,需要维修,需要加油,但只要五六年做一次维修,它可以维持到永远”。

那是一块非常漂亮的怀表,是他20多年前做的,具有大小自鸣三问功能,全世界只有五只,这一只属于一个文莱人。

菲利普拨动怀表上方的一个拨柄,怀表开始打簧报时,当当是报时,叮咚叮咚是报刻,叮叮则是报分。他解释说:“把这个表打开,你也许只看到一些簧条、音锤、齿轮,但这些簧条、表壳甚至表壳材质的选择,都会影响它的音质。问表的表壳就像小提琴的木身。”

三问表与陀飞轮、万年历一起,被视为机械表的三大技术高峰,造价十分昂贵。但那时候,菲利普还是一个无名小卒。三个女儿还小,他的积蓄只够做完机芯,没有余钱完成外壳的部分。他试图卖掉那个机芯,但没人愿意买一个新人的表。卖给大厂商似乎是唯一的出路。于是,他拿着这块机芯找到了爱彼,他们给了他5块表的订单,这一做就是5年,“每一块表要花上2000个小时的工作”。

周围静极了。虽然这几天我们已渐渐习惯瑞士的安静,但这里的静,仿佛又有不同,是一种万籁俱寂的味道,让人想起“千山鸟飞绝”之类的诗句。在这样的静谧里,我感觉自己渐渐靠近了瑞士的灵魂,安静,缓慢,好像时代的变迁与这里没有任何关系。只有一个老制表师和他的徒弟,世界就这样实实在在地传承下去。

“只有两个人,不觉得孤独吗?”

“30多年了,一直都是一个人工作。孤独不是问题。”他巡视屋内,说,“以前这里有5个人,但他们待了一段日子,都走了。现在的年轻人没有胆子。”

菲利普就出生在这个村庄。他年轻时出去看过世界,在法国、德国、美国工作过一段时间,但一生绝大部分时光还是在这里度过。“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你们看到那个大湖了吗?夏天可以游泳,冬天可以滑冰。春天到了,沿着河岸可以捡到野蘑菇,秋天我会去河对岸的树林里打猎。我有三个兄弟,一个妹妹,大哥去洛桑学印刷,父母要支付他的火车票和住宿费,但他们只能支付一个孩子走出这个山村。我读书不好。父母说,你必须学一门手艺。”

“我的选择不多,农夫、木工或者去技术学校。那时候我对摩托车很感兴趣,就想学机械。我去考试,老师说,你的头脑OK,手也OK,就是数学不大好。那好吧,我就学了制表。所以,并不是我选择了自己的职业。”

但是,做一个独立制表师,却是他自己的强烈意志。“为别人做表是很难的,我是指心理上。你用一年的时间,你把自己的一部分放进一块表里。一切都是你做的,但别人签下了他的名字。你甚至不能提,这是你的表。”

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那些大企业对他的表的不尊重。他们随随便便就把他的一块表扔进口袋里,跟钥匙和手机放在一起。他的另一块表被拿去做展览时,竟和几块表一起搁在一个塑料袋里,一路上生生给撞坏了。“我宁可扫大街养活自己。”他说。

1978年,他正式成为一名独立制表师。一开始接的活主要是修复古董表,他的客户大都是拍卖行或博物馆。如果是20世纪初的表,他能修得跟新的一样,非常完美。如果是16、17世纪的表,他能让它们再走动起来,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但要恢复准确性却是不可能了。

“那些都是非常昂贵的古董表,十之七八来自汝拉山谷,都是历代制表大师的作品。有些是签了名的,有些没有,但我逐渐摸索出每个大师不同的风格。它们的功能非常复杂,精巧程度远远超出我的想象,有些部分我到现在都没弄明白,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有一些传统工艺,失去了就是永远失去了,尤其是70年代,在日本石英表的冲击下,瑞士的钟表业几乎死掉了一大半,有些东西再也无法恢复过来。我这些年所做的,其实都是在试图学习和恢复那些汝拉山谷已经失传的工艺、技术和知识。如果你听到别人谈技术创新什么的,一定要警惕,陀飞轮、问表都是200多年前发明的,我们今天所做的,只是利用现代科技,把那些复杂功能做成更小的尺寸,从怀表变成手表,如此而已。”

从15岁到60岁,菲利普一共做了165块表。1982年,他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具有大小自鸣三问功能的腕表。两年后,爱彼才开始做同样功能的腕表。

1996年,他推出一款Duality腕表,是世界上第一只配备了双擒纵调速机构的腕表。它的原理是将两套完全独立运行的摆轮和擒纵器,通过一个安装在四轮上的精密微小的装置进行整合协调,从而增加手表的准确性。在Duality之前,擒纵系统的革新已经停滞了很多年,瑞士一本权威钟表杂志将这一发明与200多年前宝玑发明陀飞轮的成就相提并论。

2000年,他推出了Simplicity,这是他返璞归真的一款表。没有陀飞轮,没有万年历,甚至没有日期,它只有一个功能——报时。他说,这就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手表,追求的是纯粹和可靠性。

他手上就戴着一块Simplicity,序号000,是2000年的原型,白金的表壳,底盖是蓝宝石水晶,可以看到精美的手动机械机芯,夹板上装饰有传统的日内瓦波纹。我手中握着那块表,只觉得温润如玉,简洁干净到了极致,其他表都成了庸脂俗粉。

这块表他已经戴了9年,但看上去就像全新的一样,看不到一丝磨损的痕迹。最初,我们只是惊叹他的技艺高超,直到后来在沙夫豪森采访IWC的制表大师柯特·克劳斯,他手上戴着一款达·芬奇万年历腕表,才一年多,但表壳已有明显磨损。那时我才明白,工业化生产出来的表,和自己一点一滴手工打磨出来的表,哪怕都是自己的设计,自己的心血,感情上也是不一样的。

“手表的价值,除去这些白金的表壳,是在极微小细节上花费的时间。很多细节并不提高手表的准确性,比如手工打磨倒角,让它圆润柔和,或者把边棱磨得锋利如刀。但对我来说,做表必须这样,机芯、表盘、表壳甚至每一个螺丝和凹槽都必须是我用一双手亲自打磨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完美,哪怕它隐藏在肉眼根本看不见的哪个角落。机器是做不出来这种感觉的。”

“我管Simplicity叫‘自私的表’。一个人买这样的表,是为自己买的,他不会走到街上去炫耀。每天晚上,你给它上发条,看着它,聆听它,是一种很美妙的感觉,好像有一种生命在里面,是只为你而存在的。所以,买这个表的人,他们理解它。”

“我做的每一块手表,我都知道它们在哪里。所有买过我的手表的人我都认识。每到圣诞节,他们会给我寄圣诞卡。我到日本的时候,人们会过来看我,和我一起待上10分钟,聊聊他们的表,让我觉得很温暖。”

菲利普与日本有一种奇怪的渊源。他的表有2/3是被日本人买走的。日本人尊称他为“瑞士的士郎正宗(Masamune)”。士郎正宗是日本13世纪的铸剑大师,据说他用400万层的钢铸造宝剑,他的剑表达了一个人对于完美的绝对意志,因而具有某种神性。

菲利普并不了解士郎正宗,只知道他是个造剑的,想必剑造得很好。不过,他认为,日本人是懂表的。“日本是一个高科技国家,但内心又依恋着传统,这一点和瑞士很像,也许这也是我的表吸引他们的原因。”

“我的表与奢华无关,它是艺术,就像画画一样。”采访已近尾声,菲利普拿出一个烟斗抽起来,房间顿时弥漫着淡淡的烟草味道,他说,“30年前,百达翡丽也是这样做表的,但现在,成本太高了,他们必须降低成本。”

事实上,Simplicity是他终于得到商业回报的一款表。以前,他的表太稀少,太珍贵,绝大部分人只能望洋兴叹,但Simplicity的价格在4.8万到6万瑞士法郎之间,在高端机械表中只能算中等价位。

“事实上,这是第一次我可以戴自己做的表。以前,我买不起我自己的手表。我做一个手表要9个月,我不能为我自己工作9个月。”在Simplicity之前,他戴了很长时间的斯沃琪:“我从1978年开始独立制表,直到2003才第一次达到收支平衡。我今年60岁了,我不知道到了65岁,退休了以后该做什么。所以我现在就得开始存一笔钱,你知道,养老用。”

我注意到他的工作台上摆着一张照片,是一个年轻女子抱着一个婴儿。他说,那是他的女儿和外孙女。他有三个女儿,大女儿也是制表师,原先跟着他学制表,但父女一起工作也许不是件好事,两人的个性都很强。最后他女儿也离开了。

“也许你的外孙女将来能继承你的衣钵。”我安慰他说。

“一个人不能期望太多东西,会失望。”他笑着说,但脸上渐渐显出寂寞的神情来,“说实话,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能继承我的衣钵”。

火车站有一个半废弃的候车室,我们在那里看到一个老旧的古董挂钟,还在走着,但比准确时间快了两分钟。我们正惊讶于瑞士居然还有不准的钟,为我们送行的马克突然面露伤感,他解释说,以前,每个火车站和邮局都有这种挂钟,它们走时极准,每月的误差只有3至5秒,比手表要准确得多,所以附近的居民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到这里来跟这个钟对一次时,才不至于耽误了火车。候车室旁边的一个小屋子,原先就是给火车管理员住的,他每天专门负责维修这个钟。现在,瑞士的火车站已经全部换上了走时精准的石英钟。这种挂钟逐渐被废弃了。那个小房子里住着的人,也与火车和钟表都毫无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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