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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巍:平凡生活

2009-04-13 14:02 作者:王晓峰 2009年第12期
一个给中国小资白领们提供精神食粮的歌手,自己却过着最普通老百姓式的生活。命运似乎跟许巍开了一个大玩笑。

一个给中国小资白领们提供精神食粮的歌手,自己却过着最普通老百姓式的生活。命运似乎跟许巍开了一个大玩笑。

如果把内地歌手按知名度和魅力做一个排名,许巍应该排在前5名,从1997年出版第一张专辑开始,他培养了不少摇滚歌迷。10多年来,他的歌迷从摇滚青年到小资白领,魅力不仅在于他是在倾诉一种痛苦,更因为他的音乐旋律动听。他的演唱方式一直没走出西安普通话的限制,这也成了他的一个特色。

《在别处》、《那一年》两张唱片中,许巍释放了他的一种痛苦,但是很少有人真正了解到他痛苦的原因,他对生活和情感都比较敏感。同样,《时光·漫步》、《每一刻都是崭新的》中传达出阳光和平静的一面,人们以为他放弃了摇滚精神。许巍好像只能夹杂在其中,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边缘化的人物,可是命运总喜欢开玩笑,当许巍把自己边缘化之后,他成了明星。

2003年,在某一个颁奖晚会上,评委毫不吝啬地给了他4个奖,《时光·漫步》把他从当年北京西郊老山一个6平方米的小屋里带到了公众视线中。而此时的许巍,已经经历了一段人生的低谷,面对突如其来的名誉,他并没有在媒体和公众视线中曝光过度,而是从此开始了半隐居的生活。

抑郁症

许巍的故事至少要从1994年说起。那年秋天,他带着自己两首歌曲的小样,来到红星音乐生产社,当时这个港商投资的唱片公司因推出郑钧而受到关注,他们还和歌手田震签了约。红星音乐生产社的老板叫陈健添,一直是香港音乐圈内比较重要的人物,他最初捧红了王菲和Beyond。许巍带来了两首歌:《两天》和《青鸟》。当时听过这两首歌的人都觉得眼前一亮,但在陈健添那里,许巍却感到了一种态度的暧昧,老板没有给他一个明确答复,而是让他回西安等消息。

不过许巍此行仍有一些收获,一堆同行的赞誉以及田震看上了《执著》这首歌,后来收录到她的专辑里,在90年代成了热门歌曲。这首很感人的歌曲在许巍看来却并不那么重要,他想唱的是像Nirvana那样的歌曲,他相信自己能做到。

1995年春,许巍接到了红星音乐生产社的通知,来北京签约。这对许巍是一次机会,一个在西安这样摇滚贫瘠的地方坚持过来的人,一个因为乐队队友突然不辞而别而躲在角落哭泣的人,一个看到落日都容易感伤的人,带着一个积压了很久的梦想,来到了北京。

许巍在西安组建过一支名叫“飞”的乐队。之所以起名“飞”,就希望有朝一日飞出西安,变成摇滚明星,像崔健一样叱咤风云。但是乐队成员并没有许巍那样高远的理想,他们无法忍受冬天在零下几摄氏度的屋子里排练的艰苦,无法过每天排练完后只能到街上吃一碗汤面的生活。一天下午,当许巍和往常一样来到排练场的时候,朝夕相处的队友没再出现。几天后,他们纷纷给他打电话,说都去了东南沿海的歌厅驻场打工,一个月可以挣万儿八千。

他把突如其来打击变成了迷茫和绝望的《两天》《青鸟》。

就在许巍与“红星”签约的时候,郑钧在跟“红星”闹解约。至少在许巍出现的时候,陈健添并没意识到给郑钧找到了一个替代者,相反,他以一个商人的眼光对许巍说:“首先你形象一般,不像郑钧那么偶像,我是老板,做唱片这么多年,要把你捧红太难。另外,你的音乐太另类了。”

“之前来北京心气儿很大,踌躇满志。来了以后,以为老板会像郑钧一样重视我,抱着很大的希望,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他其实并不看重我,那时候打击是非常大的,《两天》一出来,他就觉得这个音乐不能像郑钧、田震那样做,我的音乐决定了我是小众的。除非我再做像《执著》那样的,但我回不去了,我就要做现在这样的音乐。我原来的理想状态是像崔健一样,然后突然发现不是那么回事,自身有一些问题没意识到,只是一个理想在向前走。当时自己有些一厢情愿,小众歌手也行吧。”

许巍是唱着“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来到北京的,他没想到等待他的是一个这样的结果。至少,在他想象中,他的音乐比郑钧的更有力量,年轻的时候都希望自己打出去的拳头有力量,可以一下击倒对手,但他想得过于简单了。陈健添当初在听到郑钧的小样后,迅速与郑钧签约,并且也加速了他在内地开设唱片公司的决定。作为一个商人,他对郑钧的判断没错,对许巍的判断也没错,所以他犹豫了至少半年时间。

艺术家和商人的判断其实就是隔着一层纸,但是天壤之别。许巍第一次带着他的作品来北京,听到的都是赞誉之声,而这些声音全部来自热爱音乐的人之口,这给他造成了极大的错觉。许巍回忆说:“我那时候老想着要不一样。我喜欢科特·库班,我也不完全是像他那样的性格,他是勇猛往前冲的人,但我们当时喜欢摇滚乐的人就觉得他最帅最酷,但是他最后的结局是自杀了,这给我们这么多爱他的人很大的打击。《那一年》受他影响很大,我天性里喜欢带有美感的旋律,所以《在别处》的旋律感还是很好的,同时我喜欢那种噪音墙的形式。《在别处》完成时是1997年,当时张亚东身边所有的人都说这张专辑出来肯定没问题,结果出来后也就那么回事。第一个期待就破灭了,与我之前想象的,出完专辑的影响完全是两个世界。到了《那一年》快录音的时候,我得了抑郁症,那时候看心理医生,乱七八糟一大堆事儿,吃着安眠药、百忧解录的专辑。但那些歌词就在那种心态下写出来的,想到大理,生活的东西出来了。但依然是生活上有问题,最后只好回家了。”

自在之路

许巍从1995到1999年,经历了一个幻灭过程,他有一个6平方米的宿舍,没事就蜗在宿舍里。在这里他写了两张专辑,他试图去寻找一个给自己坚持下去的答案,但他没有找到。他说:“1999年录《那一年》的时候,精神上是没有寄托的,基本上到了承受不了的程度,只要我一弹吉他,那些丰富的情感全部会调动出来。一旦有情绪波动,抑郁症就会更强烈。还有就是自己对做音乐已经失去信心了,可能是命不好,但还是觉得自己有点能力。可能我做的音乐真的不能让我生存下去,从《在别处》到《那一年》,音乐态度还是那样,出来的东西也还是那样。我就想,可能它不适合中国老百姓,所以无法生存下去。因为这些,我当时很痛苦,后来我回西安了,跟‘红星’也基本上要解约了,中间也有公司想谈,但我对这件事已经没兴趣了。当时我30多岁,再做这一行也面临很多问题,对父母、对家人都有责任了。我当时觉得自己一事无成,特别沮丧,接下来要面对的可能更无法承受了。”

在许巍离开老山之前,那个昔日门庭若市的红星音乐生产社,只剩下了他和老板的助理,昔日朝夕相处的同事朋友,早就鸟兽般散去。他每天下午都会想,今晚找谁吃饭,找谁聊天?后来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带着这种惆怅,他绝望地回西安了。回到西安后,他不敢见朋友,因为在朋友眼里,他仍旧是一个很著名的摇滚歌手,但他心里清楚,实际上他在“红星”这些年过的是没有尊严的生活。

“西安毕竟是成长的地方,那是我的家乡,亲人也在那儿,稍微有点安定的感觉。我在北京每天弹吉他8小时,回到西安后,我不愿再过那种生活,从2000到2001年我没碰过吉他。我从十几岁就开始接触音乐,听崔健,组乐队,特有理想,那么多年一直有个动力在推着你往前走,突然这个东西没了,坍塌了,心里空落落的。现在想,其实是件好事,那东西没有了其实也没啥,不就是出两张专辑嘛,我当时更注重有养活自己的能力,至少我不会没有尊严地活着。后来我就发现我和大家一样,我得生存,这是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我不能再这样下去。我每次见父母,想给他们买点礼物,每个月给钱养活他们,尽份孝道,这些东西自然会想到。我想开个商店,我能做的是这个。这期间我接触了好多朋友、‘发小’、部队的战友,他们有的做生意特别成功。其中有一个我原来的上级,后来转业了,我跟他吃饭的时候说我不干了,他觉得特别可惜。‘我是看着你在部队时每天10小时练吉他。’他说,‘我可以答应你,跟你一起做生意,你也能挣到钱,但我不赞同你现在走的这条路。’我很多朋友都像他这样。我特迷茫,那我该干吗?既然朋友不赞成,我自己也不知道该干吗。后来我就想,首先得把精神和身体状态调整好,每天跑步,但特别空虚,也不敢见人,一个人在马路边坐着,拿份报纸看,就这样度过一天。偶尔见一个朋友,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特别自卑。人家问:‘你在北京怎么样?’我说:‘挺好挺好。’就赶紧走了。”

2001年,原来在“红星”做企划的姜弘给许巍打电话,希望他能跟艺丰公司签约,那时许巍已经心灰意冷,便说要考虑一下。姜弘说:“你别考虑了,你现在家待着干吗?”因为当时包括姜弘在内的一些原红星的工作人员都去了艺丰,就这样,许巍回到了北京。

“在西安的一年多我一直在自省,是不是我的生活态度不对?”许巍说,“我坐在西安家的阳台上,看到我在大理的照片,觉得其实生活有很多东西都挺好的。我生活的西安、北京都是那样一个城市,每个人为了生活、理想奔忙,大理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原来老百姓可以这样过日子,开小店的夫妇也活得很自在,没有什么大的追求,都能过安居乐业的生活,他们就很知足。我就想,为什么从小到大我没有这种心态,我老觉得我要成个什么东西,要成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要成就什么……人不是都得这样过嘛,我想起去旅行的时候遇到的人,他们活得很坦然、很自在、很踏实,我想过那样的生活,哪怕在城市里。我当时签约没想那么多,只是想再做几年就不干这行了,因为我发自内心地喜欢音乐,却不喜欢这个环境,它曾经给我带来那么累的感受。我会好好做两三张专辑,等我经济条件稳定后,就过这种特别简单的生活,一个月一两千块钱我也能过。我的心态已经调整好了,就像那些老百姓一样,跟老婆开一家小商店,在大理或西安。现在这个阶段是我要经历的过程,我现在还在这个过程里,就想踏踏实实把专辑做好,简简单单生活。到后来,专辑也被认可,获得了不少奖,还办了演唱会,但我的心态基本上一直是这样了。我是随时都可以撤出这行的人,我再次进这行的时候已经不像原来那么执著了,我也不求什么,反而心里就没有顾忌了。”

普通人

2002年出版的《时光·漫步》,改变了许巍的命运,这张专辑非常好听,充满了温暖的感觉,他的听众群体也因此翻番。与此同时,当年喜欢《在别处》、《那一年》的歌迷开始反戈,认为许巍背叛了摇滚,放弃了摇滚,认为许巍为了钱才去写那些流行歌曲。“2001年我写《时光·漫步》的时候,经常彻夜失眠。每天睡觉基本上是半梦半醒,但一直在健身。那时候我还是有抑郁症,只是我不愿意跟别人讲。其实我还可以去表达焦虑,但我写《时光·漫步》就不愿意去表达,因为你不能总是这样,你能不能超越自己,向一个健康的方向奔,跳出这种状态。通过做好一点儿的音乐,我让自己好一点儿。社会上焦虑的人太多了,我想我做音乐总得给大家带来快乐吧,别老是宣泄,宣泄不解决问题。到2004年6月,还是失眠,或者半梦半醒,就跟《两天》里写的一样。白天你过一种生活,到了夜晚是另一种生活,你梦中的生活,无序的,乱七八糟的。突然有一天,我起来之后,发现睡得很好,我居然没做梦。至于当时很多人骂我,我听着挺委屈的,但我不想去解释。”

谈到抑郁症,许巍说:“所有得抑郁症的都有个共同点,就是之前你对自己的期望太高,期望越高,和你的现实差距越大的时候就越严重。如果和你的心理预期落差不大的话,就不会那么严重。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但这是最重要的原因。”的确,自从许巍与“红星”签约后,他的理想与现实距离在逐步拉大,他始终无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他钻进了理想的牛角尖里出不来,于是都是被动地生活,被吹向哪个方向就飘到哪里,以致无法自拔。现在许巍的抑郁症问题基本上稳定一些了,“这个东西,小尾巴会有,会有波动,但我现在能面对,而且不是特别严重,像蹦极一样,刚开始波动很大,到最后趋于平静。”许巍说,“但是一到创作期,只要我进入兴奋状态,所有的神经、情感调动起来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像是洗礼,太痛苦了,我的生活马上又进入一种特别压抑的状态,以往创作时期的情感都会出来。有时候我害怕这件事,但又必须面对它,这是我本职要做的工作,我要写歌,而且我喜欢音乐。专辑录制期间,我深夜零点睡觉了,躺床上又开始半梦半醒,2点钟突然醒来,觉得歌词应该是这样,就拿起吉他。一眨眼7点多,人家开始上班,我在阳台上看楼底下的人,下楼转一圈儿回来睡觉,中午起来又觉得歌词不对。总有事情推着你往前走,精神高度兴奋,但敏感一被调动起来,我又开始抑郁。每张专辑都是,一写歌我就开始抑郁,只要不写歌,我的生活就很正常。”

许巍靠不停地锻炼身体来抑制抑郁,他开始看一些心理学和佛法方面的书,试图从里面寻找答案。“那时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词是‘随遇而安’。很多人活得很踏实,波动不大,就因为他们一开始对自己预期没那么高,很多老百姓就是这么过的。反而是艺术家,类似的这些行业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那时候我开始反省,我是不是太高看自己了?太把自己当回事了?那时候我开始看现实了,都在过日子,为什么我非要出类拔萃?非要做一个出色的人,非要怎么怎么着……如果我有一个平和的心态,可能不会造成今天这种问题。后来我接触到一些心态好的人,他们都没把自己当回事。有朋友对我说:‘你跟我从骨子里就不一样,我一开始就是个平凡的人,可你自命不凡,所以你比我要累。你现在终于踏实了,承认你的平凡了,所以你比过去要好。’我觉得全是信念和意志力在让我坚持下去,当过兵真是有好处。什么事情我都相信因果,你做一件事,你给别人的东西是好的,有一天你也会好起来,这是一个自利利他的事情。我要进入一个良性循环,我要带给这个世界、带给别人正面的东西,同时摆脱我自己负面的情绪,这几年我都是这么往前走的。”

也许是抑郁症的影响,许巍对佛法产生了兴趣,在2002年采访许巍的时候,他谈了很多这方面的东西。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很反叛,30岁以前跟我爸爸没有过交流。有一次他说:‘你只是追求艺术,文化的东西你了解吗?’我一想也是,觉得挺惭愧的。我就从《论语》开始看,一看就进去了,觉得挺好,就反省自己,发现自己很多做人的态度不对。从儒家开始,慢慢地调整自己的心态,原先有些东西是靠自己生活积累的经验想象得来的,其实前人都有讲过。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儒释道文化,我也会去了解道家文化,比如庄子、老子,然后开始接触佛法,我没有那么强的宗教感,只是我喜欢。佛法里对生命、对很多东西讲得非常好,一些处事态度,比如我相信因果,这个对我影响特别大。一个人无论从事什么行业,做什么事,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现在许巍已经成为公众喜欢的歌手了,在任何一个KTV里都能找到他的歌曲,他仅有的几次演唱会都爆棚,这是很多歌手都达不到的。当年他想象的那些名声、愿望和影响,如今都摆在他面前。面对这些,许巍就像一个走出学校生活的人,突然收到了一个精美的书包一样,它带给许巍的也是关于往事的一些回忆。“其实我这几年还是过得挺苦的,我20多岁的时候,想成为摇滚明星也好,渴望事业成功也好,都是一个年轻人的心态。可当这些来了之后,我反而没有一丝一毫的享受,没有成就感,我心里对这种东西有一种戒备,好像如果我享受这些我就会走偏,心里总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这些年本能地远离它,可能跟心理状态有关系。我在街上碰到很多人,没人打扰我,很奇怪,你不愿意被这些东西影响的时候,反而大家就觉得你是老百姓。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有时都忘记自己的身份,我就是老百姓,要工作的时候才突然发现,噢,我是一个歌手。我弹吉他还是特高兴,有时候我不愿意写歌,就是为了弹吉他玩儿,让自己开心。很多时候我参加颁奖活动,还是不适应,没什么理由,我坐那儿就是特拘束,心想着赶快结束了回家吧,过我的踏实日子。”

2005年,许巍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了第一场大型个人演唱会,回忆起那场演唱会,许巍说:“像梦一样,我梦了好多年了。但我现在想不起来具体的片段,只能回忆那个场景。我不知道也想不起来该跟观众说什么,基本上就是唱。我不是人来疯型的歌手,我现在能做的就是祈祷4月10日的演唱会别紧张。”当一个人对一件事情期待的时间太长,真的到来,可能还没有真实感受过,它就过去了。

许巍用一种刻意回避的姿态来面对今天的生活,那是因为他想超越平凡生活的时候吃过苦,他不想再回到那种生活中。即便今天具备了超越自己的能力,他仍有些战战兢兢,心有余悸,因为他看到的问题太多了。“很多艺术家太拧巴了,拧巴一辈子了,我不想像他们那样。我们喜欢披头士,喜欢列侬,喜欢麦卡特尼,他们俩的区别就是,麦卡特尼一直认为自己是老百姓,他很热爱生活,很踏实,所以现在他还在唱歌,列侬比较激进一些,把自己当回事。虽然我喜欢列侬的音乐,但我不想成为他那样的人。我看到斯汀的时候,觉得他也很好,他很专注地做音乐,不参与政治,热爱他的家庭,跟他的孩子在一起。包括博诺,像U2这么有影响力的乐队,博诺也会接孩子放学,每天想做什么好吃的。你看这些我喜欢的歌手,他们也是很踏实的生活状态。我现在,上台演出的时候,我肯定会做好,让大家都开心,下来之后我就过我的日子,远离这些东西。之前我还想成为大师呢,奔着那个念头去的。但现在你越来越了解这个行业,了解了很多人和事之后,发现其实所有人都是普通人。有的人特把自己当回事,就演进去出不来了。我希望我回到生活里做普通人,过正常人的生活,我不想要那样的生活。”

许巍现在的生活是,晚上22点多上床睡觉,早上七八点起床,先锻炼身体,然后听听音乐、看看书,天气好的时候去爬山、喝茶,还参加一支足球队,每周踢两场球,电视里放什么电视剧他就看什么。“我现在基本属于老百姓过日子的状态,你做的事情就跟所有人一样:这是一个工作。如果以这个心态讲,我现在是找到一份好工作了。我一星期进一趟城,有时候是工作,有时候见朋友,或者去北京的韬奋图书中心买点书,在图书中心后边有个桂林米粉店,吃点东西然后回家。”

谈到将来如果不唱歌了,会去做什么,许巍说:“最好能在一个慈善机构当义工。”(实习生温馨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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