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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解放:知识分子参政样本

2009-04-07 12:50 作者:朱文轶 2009年第13期
1949年5月17日清晨,刘绪贻把家里仅有的17块银元藏在自家后院种丝瓜的地里,然后一个人赶到武昌阅马场,加入到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城的队伍中去。

刘绪贻这样的传统知识分子是新政权尤为重视的力量

1949年5月17日清晨,刘绪贻把家里仅有的17块银元藏在自家后院种丝瓜的地里,然后一个人赶到武昌阅马场,加入到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城的队伍中去。

和很多武汉的知识分子一样,这位当年从美国回来的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学生,对这个国家即将发生的变化抱有期待,又充满疑惑。他已经是武汉地下党一个外围组织的成员,他在“护校运动”中倾尽全力,但直到这一天,这些仍难以根本上消除他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

转化

在武汉大学,1949年5月,对像刘绪贻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来说,面临着一个众所周知的共同选择:离开这座国民政府即将丢失的城市,还是选择留下。周围人的选择会影响到刘绪贻的判断,他的邻居吴宓在4月份已经动身去了重庆,但关键还是他自己的决心。

刘绪贻仍有一些自己的顾虑。他在上世纪40年代初加入了国民党,他不知道新政权将来是否会放过他的这个“历史污点”,他对自己的阶层定位也没有把握。刘绪贻在1947年6月从美国芝加哥大学回国,享受了国民政府对高级知识分子的丰厚待遇,480块银元的薪水足以支付这个教授家庭所有生活费用,包括雇佣保姆和司机的开支。尽管这最后的中产生活很快就被暴跌的金圆券和武汉市接连翻番的物价指数击垮,但刘绪贻很清楚,共产党政权的基础是工人、农民,而他显然不属于后者。

刘绪贻的倾向是很明显的。他的人生道路原本是沿着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仕途方向,先在重庆国民政府社会部社会福利司劳工福利科任职,后又通过老师费孝通和吴景超的关系转到经济部工矿调解处工作。国民政府的经济部有两个大机关,资源委员会是管国营企业,工矿调解处是管私人企业,后者是一个“肥缺”。刘绪贻1944年放弃这个职务去芝加哥大学就读社会学系,完全是出于对国民党腐败现状的失望,这个知识分子跟体制显得格格不入。

96岁的刘绪贻如今坐在武汉大学的家里,对本刊回忆说,“当时经济部里有一些贪污的传闻,我就把这些传闻写了一个告状信匿名寄给了《大公报》。《大公报》把信转给了翁文灏,翁又把这个信转给了工矿调解处处长。处长认识我的笔迹,就开了一个会不点名批评我,说有人太不光明正大了,有什么事情匿名告状,怎么不用真名?这事之后,我觉得再在机关里待下去没什么意思了”。

他1942年加入国民党,并非出于对政治的热情,而是事出有因。“我在社会部社会福利司的时候,单位有两个共产党地下成员暴露,被国民党抓了,社会部部长是国民党中央委员,CC派的人,出于政治考虑,他要求凡是想留在社会部工作的人必须加入国民党。”刘绪贻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并不等于他了解共产党,在他动身去美国前,“我仍然觉得共产党和国民党一样,不过是个争权夺利的政治组织”。他回忆说:“我只想读完博士,回国能安心做我的教授。”

刘绪贻当时并不知道,他的这些“中间特征”已经足以使他成为新政权尤为重视的统战对象,说服工作从刘绪贻离开武汉到美国的那一天就悄然开始了。

在众多个人选择的时刻,对解放区的宣传一直是让更多人了解新政权的窗口。“这个工作从解放前一直持续到解放后。”曾任中共武汉地下党总支书记、解放后在市委宣传部任职的吴仲炎接受本刊采访说,“武汉一批知识分子,比如湖北的知名士绅张难先、李书诚,以及长期在美国从事病毒学研究的科学家高尚荫,在解放前后都被周恩来总理邀请到东北解放区参观访问过,回武汉后向各界人士汇报东北之行的见闻,这影响了一批知识界同行”。但对更多共产党想要争取的对象,如何接近并转化他们呢?

1947年在美国主动接触刘绪贻的是一名芝加哥大学的犹太学生。在海外华人学生中,讨论国事并不是让人意外的举动,学生们热衷于“站队”,留学生自动分为左、中、右三个阵营。刘绪贻对这位主动提供陈伯达写的《四大家族》和共产党在香港出版的杂志给他的外国人并不太感到奇怪。“这个美国学生是学俄文的,因此去过解放区,他似乎知道我对延安的好奇,讲了很多他在延安的见闻,和我长期在国民党政府机关耳濡目染的那些完全不同。”这些潜移默化的接触的确让刘绪贻对共产党的态度大为改变。解放后,刘绪贻才知道这名美国学生是受武汉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委派。

组织

在解放前的武汉,不止一个组织做像刘绪贻这类教授的工作,事后人们知道,它们都属于共产党武汉地下市委的外围组织。解放前这个组织的地下党员已经扩大到500人,外围组织成员超过2000人。刘绪贻回忆说,有一回校长周鲠生找到他,半试探半打听地问,“白崇禧说我们这儿有100来个共产党,我不信,我觉得有二三十个共产党了不得了”。

很少有人了解组织结构,即使对于某个进步组织的成员而言,组织也是个有点混乱的概念。比如,就以武汉大学来说,除了共产党武汉地下市委驻武汉大学支部外,大学里,还有中原局组织部城工科建立的“城工组”,中共江汉区党委城工系统,还有襄南地委城工部和鄂中地委城工部。“除此之外,武汉大学里还有不少与共产党地下组织形成竞争关系的组织力量,比如远征军退伍复员后的人,国民政府承诺一些立过战功的士兵可以到国立大学继续深造,还有数量不少的国民党三青团成员。”曾任武汉地下市委委员的刘实接受采访时说,“这些组织除了要争夺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在做教师工作上也竞争得比较厉害。”

武汉“九省通衢”的地理环境再次展现了它的特殊性,这个城市流动人口的成分有极为复杂的一面。“解放前的武汉大学不像人们想的那种校园状态,它的人员非常庞杂。当年抗战期间全国高校往后方撤,武汉大学在乐山时,复旦大学、中央大学、成都五大学联谊会学生都集中在那里,抗战结束后,有一大批成都高校学生和复旦学生随着武汉大学迁校来到武汉。”中共武汉大学地下党成员、后来担任江汉大学校长的张薇之向本刊回忆说,“武大实际上在一段时期,成了一个基地。南下找工作的人、本来要去上海因路费问题滞留武汉的人,都住在武汉大学里。这样,往往上海学生找上海学生、山东的找山东的,一时学校里‘同乡会’很多。这段时期,武汉大学的帮派气息和社会气息很浓厚。”

拉帮结派并不被当时武汉大学的知识青年们视为陋习,相反,同乡会帮助那些刚到陌生城市的年轻人迅速解决居住和就业问题,它也成为在学校发展社会运动的便利。但这些同乡会依靠各自的私人关系像滚雪球一样快速扩大,被地下党迅速发展成为大量的外围组织,并构成了巨大的动员能力。张薇之认为,共产党地下组织在武汉大学开展活动、发展学生外围组织和教师外围组织的顺利,在于地下党充分利用了中国旧有的私人关系和社会网络。

共产党再一次做刘绪贻的工作也是通过他的一个老乡关系。“我回武汉一年后的一个暑假,武汉大学有个工学院的讲师蔡心耜突然到我的单身教师宿舍找我,他带着我的一个高中同学,说要和我一起打桥牌。我当时很奇怪,因为之前完全不认识他们两个,那个同学跟我也只是同校而已,但他们提起我的一个很要好的同乡朋友,说从他那儿知道我桥牌打得好,就过来一起玩玩。”刘绪贻回忆说,“后来蔡心耜就常来我家,直到1948年底传言共产党已经决定过江的时候,他向我公开了他的身份,说自己是共产党,问我愿不愿意参加一个叫‘新民主主义教师协会’的组织。组织的作用,主要是将来能争取把学校完整保存下来,防止被强行搬迁和破坏。我没怎么犹豫就同意了。”刘绪贻加入“新教协”后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去做校长周鲠生的工作。为了稳定周鲠生,“校教协”和“新青协”一起为这位老校长的60岁大寿组织了一场晚会。

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下设两个支部:教授支部和讲师助教支部,两个支部下设三个小组,但彼此间没有横向联系,只对它们的上级联系人负责。“新教协”在1949年二三月间的工作任务很明确,“要做好调查研究。调查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校财产和设备状况,一是学校的组织机构和人员情况,特别是教职人员的思想状况,以及当局核心成员的历史和其派系关系”。刘绪贻回忆说,“这两个支部要把各自的材料写出来,交给蔡心耜,蔡将这两份材料汇总,上交给武汉地下市委负责人”。

这样的调查研究当然不只有“新教协”这一个外围组织在做。“综合性调研报告”最后的详尽和具体让作为执行者之一的刘绪贻都大为吃惊。它们最终汇总到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手上,形成一本《进城前武汉市各阶层状况》的手册,刘绪贻后来意外看到了这份手册,“几乎武汉大学每个教师和职员的思想状况都有记录,我看到了我的名字,后面的备注是‘有点进步,有点怕’”。

在解放军进城前,武汉市内几乎任何一个重要基础设施和基站都有了共产党可信任的人员看管,这些人员名单都出自那份“综合性调研报告”。新政权接管武汉后,各个机关单位人事安排的人员推荐也首先参考这个手册。

民主

军管会只用了不到半年就从武汉撤出了,这个时间比之前几大城市接管的过渡期大为缩短,因为地下市委到新市委的顺利过渡,也因为各行各业交接工作的顺利完成。“他们雷厉风行和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给这个城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给新市委班子树立了榜样。”时任武汉军管会秘书的李彬接受本刊采访时说。

比起后来武大的徐懋庸时代,武汉大学的一批知识分子至今仍认为,武大短暂的军管会时期让人怀念。刘绪贻对新政权的更深印象还是来自于军管会接管武大后的直接接触。“军代表朱凡到武大的第一天就到我家来拜访,我之前毕竟只是跟地下党的联系人联络,这算是我跟新政权的第一次正面接触。他始终面带笑容,态度谦虚,向我请教了很多武汉大学的具体问题。”刘绪贻说。更为重要的是,这使他觉得自己受到了格外的尊重。

后来军管会离开武汉时举行了一个小规模晚宴,一些在学生运动和学术领域有影响的知识分子都在被邀请之列。武大文学院著名教授朱君允的女儿熊性淑向本刊回忆:“1949年夏天,母亲接到了一张来自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的请柬,晚宴设在德明饭店。母亲回来跟我们讲,她们吃的是西餐,长条桌,接待人员全是解放军,饭桌上的气氛极为轻松,军人们身上没有衬衣,一律白背心,下面是草绿色军裤,都说武汉实在热得受不了。虽然穿着随意,但他们坐在那里显得朝气蓬勃,一名武汉银行家当时私下对母亲说:‘这么好的军队和政府,到哪儿去找?’”

武汉军管会对于知识分子的开明作风集中体现在了武汉大学被接管后对武大校务委员会领导的任命上。军管会委员朱凡到武汉大学的第一天,就登门拜访学校知名教授的用意之一,就是广泛征求人事安排意见。“听取了很多教授意见后,军管会拿出了一个名单,让我们讨论。”刘绪贻回忆,“这份名单确实拟得比较实事求是,看得出,军管会考虑到了学术、威望、政治倾向方方面面的因素,总出发点是教授治校。最初的方案是校务委员会主任仍由原校长周鲠生担任,副主任是物理学家查谦,主要考虑是查谦的政治立场比较中立,这是一个向来对政治没有兴趣的老知识分子。经济学家张培刚任总务长,我是校务委员会委员兼代秘书长。”

让人意外的是,校务委员会主任人选当时几乎遭到了新民主主义教师协会教授分会全体成员的反对,甚至包括刘绪贻本人。“并不是周校长本身有问题。现在想起来,这一年的护校运动让我们这些教授自己的思想有点‘左’了,大家一致认为,周鲠生曾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不适合在新政权下继续保留行政职务。大家新提名了知名化学家邬保良坐这个位置,邬是无党派,但过去是学校里鲜明的反国民党人士。军管会同意了这一提议。”刘绪贻说。

但被教师们否决的周鲠生并没有被共产党弃用。“1950年周鲠生被周恩来邀请担任外交部顾问,担任外交部法律和政治咨询工作。”周鲠生的女婿周镜向本刊回忆说,“新中国当时在外交方面的确缺少一个有国际法专业背景的专家。周鲠生后来参加了上世纪50年代初重要的外交谈判,中国领海问题上的外交难题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准确表述都听取了周鲠生先生的意见。”

总的说,信任和民主的氛围是当时空气中的主旋律,知识分子处在乐观的环境中。另一方面,“从延安整风延续下来的‘左右之争’也在所难免”,周克士接受本刊采访时说。1949年夏天,武大法学院刚读完大三的周克士主动要求到武汉第一纱厂工作,担任纱厂青工组组长。但他发现,在1950年中南局组织部派工作组下厂进行的“整党试点”里,知识分子往往容易成为工人的怀疑对象。“一纱当时大多是工农干部,只有我是大学生,解放前学运还被国民党军统逮捕过,虽然我的进步历史很长,本身没有什么疑点,但还是成为整党对象,这让我很苦恼。”周克士回忆,“当时我把困惑跟一纱厂的一位总支书记讲,她安慰我说,李尔重同志在延安整风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要我不必介意。”

解放不久让刘绪贻困扰的第一个个人问题,是他发现自己面临“失业”问题:从1950年开始,整个高校的学科体系都转向苏联,而苏联一直认为社会学系是一门资产阶级的学术,在学科设置中取消了。武汉大学很快效仿了这一做法,这让一直以社会学研究为方向的刘绪贻极为被动。“要么我只有在校务委员会光任个行政职务,要么只有待业了。”

在他进退两难的时候,正在筹建武汉市工委的市委委员刘实向他发出了邀请,让他到武汉市工委的宣传部任副部长一职。刘实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回忆此事说,按理说,以工委当时的工作的确没必要使用如此高学历和学术水平的知识分子,但一是听说刘绪贻的学科被取消,二是工委刚筹建,干部都是原先的工农干部出身,实在缺少笔杆子。

刘实的邀请打动了这位社会学家,但刘绪贻在工委的日子并不愉快。他到工委没多久,就有了和周克士在工厂相似的感受。“一方面要做的事情很多,我几乎包揽了工会所有主要干部的发言稿;另一方面,那些干部总认为知识分子书呆子气。当时我也没什么衣服穿,就把以前在美国穿过的旧衣服拿来穿,结果连这事他们也看不惯。”刘实接受采访时说,“说实话,当时工人对有些知识分子打的问号比较多,像刘绪贻去过美国,学社会学的知识分子在工会确实不太自由,也限制了他的才华。”

财政

从抗战结束后,有大量投入到社会活动中的学生都暂缓了他们的就业,新中国一建立,这些多年积攒下来的年轻知识分子被大量吸引进入政府机关和各个基层企业单位。

“我从武汉大学动员了上百名学生进基层,这里面理工科的学生后来有一部分回校念书了,文科学生绝大部分留在各个工厂配合军管会工作人员和后来政府干部展开恢复生产的工作。”刘实回忆,“除此之外,武汉一解放,中南局就从北京、天津这些北方城市组织大量学生南下支援武汉。”年轻知识分子成为这个城市基层干部的来源和主要储备。

这对城市面临第一轮建设的展开无疑是有利的,但它带来了一个显著问题:地方政府职员的数量随之而来出现了巨大增长。以武汉为例,政府各机关的文职人员从1948年的2万多人扩充到了1949年底的5万多人。在相当长时间实行供给制,意味着这些新增岗位的饭碗必须要由地方政府自行解决。这对尚未成熟的地方财政系统和原本就紧张的财政基础构成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事实上,这个问题对于新政权有普遍性的意义。

最直接的解决办法是从企业头上收税。政府部门在税收问题上态度强硬,执行不留余地,结果引起了武汉多数工商业企业和大小资本家的“反弹”。客观说,新政权在武汉开展税收面对的挑战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存在着大量的小业主,二是从国民党政权手中接管过来的脆弱的税收征集能力。对国家控制下的少量大企业征税要比对无数小业主征税容易得多,然而,直到1953年,武汉的国有企业才达到532家,公私合营的企业不过31家,合作企业也只有几百家。“1949年底武汉的私营企业有18701家,其中2629家是工厂。这些企业小而分散。”张薇之对本刊记者说,“另外,他们对最基本意义上的账簿都不了解,常常把盈利、支出和借贷混在一起,税收机构很难从中确定它们的总收入和净盈利情况。”

征税人员的能力和诚信度也是个困扰新政权的问题。“1949年5月,接管武汉之前,武汉有19家征税机构,分别隶属于中央、省和市级政府。每个税收系统都独自征税,而且这3套体系的所属机构也常相互冲突。这3个税收系统总计有1622个雇员,我们保留了这些雇员中的580人。其中,116人是国民党员,60人是三青团成员,这些雇员的家庭背景大多是非无产阶级。由于在国民党时代,接受贿赂以及默许逃税行为在武汉税收系统司空见惯,该税收系统中很多人仍旧是积习难改。”张薇之说,“在税收领域,缺少专业知识的工农干部无法应付。”大批需要就业的大学生在这时候帮了大忙,大约180名来自学生组织的知识青年在解放后加入到税收机构,并担任领导职务。

“武汉大学当时有以杨端六先生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专家,全部被吸收到中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中来,这在全国都是得天独厚的条件。”张薇之回忆,“这批智囊对武汉工商业和政府财税状况的迅速改观功不可没。”

杨端六给新政权的一个重要建议是,充分利用旧社会现存的行会组织。解放武汉三镇时,汉口有181个行会,武昌有87个,汉阳大约有30个。每一个行会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成员企业。行会可以分成两类:工业行会和商业行会。同时,武汉三镇各自设有自己的工业协会和商业协会,统管本地的工业和商业企业。

1949年6月到1950年5月,武汉市政府发起了4次集中的运动,其目的是征收营业税和所得税。在这4次运动中,行会组织都扮演协助征税的角色。例如,开始于1949年6月20日的第一次运动,其目的是实现到7月15日征收12.8万元的目标。武汉市政府实行了配额制度,汉口负担12万元,武昌负担7000元,汉阳负担1000元。于是,每个地区的工业和商业协会不得不相互协商如何分担它们的配额。

一旦某个协会确定了它所负担的配额,它就进一步把任务向它所管辖的下一级行会分派,各行会又进而把任务向该行会的成员公司进行分配。这样的程序涉及到多轮的讨价还价,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也可能是唯一能够确定纳税者的方法。

“通过向工业和商业社团征税,而不是向每一个公司征税,政府把确定纳税者的任务留给了行会。这是武汉经济恢复时期的一大创造。”张薇之说。税收配额作为整体分派给行会后,剩下的问题就是行会如何向它的成员公司分配任务了。如果某公司不履行纳税任务,那么其他公司就不得不负担更多的任务。这种直接利益冲突使得行会自动地确定出在该行业所有从事经营的公司,这种征税方法相当有效。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政府在汉口征收最后一次所得税时,只有135个行会的11632个公司交税,我们进行的第一次征税运动则就有179个行会的19488个公司交税。到了第三次征税运动(从1949年11月27日到12月18日),增加到207个行会的23313个公司交纳了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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