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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夜,80后说相声

2009-03-23 16:37 作者:王晓峰 2009年第9期
“嘻哈包袱铺”去年5月成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已经在北京小有名气,演出一票难求。这个现象,至少说明,传统艺术是有年轻观众的,关键看你如何让更年轻的观众接受这些传统艺术。“嘻哈包袱铺”做到了很多传统艺术没有做到的事情,他们只是将这个受众群细分了一下,换句话说,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玩法。

高晓攀牵头的“嘻哈包袱铺”使传统艺术有了年轻观众

“嘻哈包袱铺”去年5月成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已经在北京小有名气,演出一票难求。这个现象,至少说明,传统艺术是有年轻观众的,关键看你如何让更年轻的观众接受这些传统艺术。“嘻哈包袱铺”做到了很多传统艺术没有做到的事情,他们只是将这个受众群细分了一下,换句话说,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玩法。

在北京鼓楼西大街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有一个叫广茗阁的茶楼,这里每周都会有几场相声演出,并且场场爆满。类似这样的相声演出场所在北京有好几处,不同的是,这里说相声的人都是清一水的“80后”。台下的观众绝大多数也都是“80后”、“90后”,在演出前,场内播放的是比较时髦的嘻哈歌曲,如果不是演员穿着长袍出场,这场景更像是一些流行歌星的演唱会现场。观众们喝着带甜味儿的饮料,吃着零食,当那些类似暗号并且只有“80后”们才能明白的包袱从演员嘴里抖出来的时候,全场笑声一片。这是一个叫“嘻哈包袱铺”的相声团体的主场,这个团体强调的是:他们是“80后”的相声演员,并且以此为自豪。

“嘻哈包袱铺”去年5月成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已经在北京小有名气,演出一票难求,最多的时候,连舞台上坐的都是观众,演员甚至连做动作的空间都没有,最后消防部门要求必须按座售票,才遏制了这种火爆的场面。这个现象,至少说明,传统艺术是有年轻观众的,关键看你如何让更年轻的观众接受这些传统艺术。“嘻哈包袱铺”做到了很多传统艺术没有做到的事情,他们只是将这个受众群细分了一下,换句话说,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玩法。

高晓攀是“嘻哈包袱铺”的牵头人,他被称为相声界长得最帅的演员,当然,“80后”更喜欢用外在的特征定位一个人,称他为“偶像派相声演员”。作为“80后”的一员,高晓攀在“嘻哈包袱铺”这群人当中很快树立起自己的威望,其他人在谈到高晓攀的时候都带着一种崇拜与敬畏的语气,说话的思路和观点都如出一辙,因为高晓攀让这群喜欢说相声的人有了一个固定的舞台。

高晓攀出生在河北保定,一个很墨守成规的城市。这座城市的人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维持一种原状,子承父业在保定很流行,父亲原来做什么,孩子将来可能就会按照这个轨迹继续走下去。高晓攀的父母都是工人,但是他没有循规蹈矩,像父亲那样去做工人,而是选择了说相声。这在保定是不多见的。

“我8岁就开始学相声,我小时候对周星驰的电影特别感兴趣,但是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表演,反而对相声是越学越喜欢,越学越深,最后一步步走到现在。从小时候上的艺校,到后来上的中国戏曲学院大专班,直到今天。”高晓攀说。事实上,对一个双职工家庭来说,花钱供孩子念一个艺术院校是很有压力的,但是父母很支持高晓攀说相声。当时中国戏曲学院只招收两届学生,而且最后一届的时候高晓攀报名还报晚了。“我妈大闹天津市文化局,最后让我补考才考上的。”高晓攀说。

相声的舞台并不大,从地域上讲,就集中在京津地区。对一个相声科班毕业的人来说,想找个立足之地并不容易。首先是相声这个行业被体制化,同时又带着一些师徒口传心授的传统色彩,想第一步踩到点上很难。

毕业后,高晓攀才发现,一切并非他想象的那样容易:“茫然。一下子就给闷了。真的不像想象中那样一毕业就能进专业文工团体,一毕业就能说相声,参加大赛然后再慢慢地混出来。谁都不认识,而且也根本没有办法融入那些大腕的圈子里面去,拎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高晓攀开始了一段居无定所的生活,他不想放弃,回到保定当工人他根本没想过。“我在一个朋友家里借住了很久,那时候没什么正式演出,后来有朋友介绍我到郭德纲的德云社说相声,那会儿郭德纲还没火,我一个月能挣60块钱。白天我在西单当导购,看到朋友、同学在这里买衣服,他们都有正式的单位,当时心里的感觉很复杂。后来又做过油漆工,在‘798’帮人家刷漆。但是好在我还是把相声坚持下来了。”

这种状况大约持续了两年,后来高晓攀去了北京相声青年剧团,一个由60多岁的人组建的团体,但是没多久,他被挤走了,一个人跑到后海哭。那时候他19岁,他的同学刚刚上大学,而他却已经开始面对艰苦的生存。

2008年,高晓攀在海淀区的小剧场演出,由于要办奥运会,小剧场演出取消了,他又没有地方演出了,这时候,广茗阁的老板找到高晓攀,说周五有个空当敢不敢接下来。这对高晓攀来说是个好消息,只要有地方就行。但是周五是一个陷阱,人们不习惯在周末看相声演出,广茗阁平时主要是以旅游演出为主,类似老天桥的那些内容,魔术、杂技、吞宝剑,但是一到周五就没什么观众。

高晓攀找到了平时说相声时认识的一帮朋友,谋划着成立一个团体,傍在一起说。最初的几个人——尤宪超、连旭、赵臣,现在已经是“嘻哈包袱铺”的元老了。

“我们都是很小就跟着师父学相声了。”连旭原来在国家机关工作,朝九晚五,说相声只是一种爱好,没什么钱,有时候能挣一点车费,被高晓攀拉进来之后,他不得不辞职。他是“嘻哈包袱铺”里面唯一一个结婚的人,最初,他在家里常常被老婆数落,不敢还口,因为辞掉了一个有固定收入的工作,去说相声,一个月只能拿到几百块钱对一个家庭来说确实有压力。采访中,财务拿着一个信封过来,递给连旭一叠钱。“不怕你笑话,这是我一个月的工资,一千来块钱。”不过这已经不错了,“头一个月,拿着钱后我们都乐了,这是我们自己的社团第一次开的工资,只有27块钱,但毕竟这是自己的27块钱”。连旭说。现在他们火了,连旭在老婆面前也挺直腰杆了,老婆也慢慢理解他了。

赵臣原来在一家国内“500强“的企业工作,已经做到部门经理的位置了,月薪1万多元,后来因为老说相声,耽误工作,就开始减薪,从1万多元减到8000元,然后再减到4000元。后来,他干脆也辞职过来专门说相声了,现在月薪是1060元。

第一场演出的上座率有80%,让他们比较满意,高晓攀是个有想法的人,他觉得,如果总说那些传统段子,不会吸引太多年轻观众,于是他想到做相声剧,这种方式在相声界很少有人做。去年,他们连续推出3部相声剧,“嘻哈包袱铺”也因此成名。连旭说:“应该说是目前中国相声界有所动作的、比较大的相声剧了,而且是以‘80后’为主导的、年轻人的相声剧。相声界做相声剧挺少的,很多的相声剧都是以京剧或者评剧形式来表演相声剧,但真正以话剧形式来表演的相声剧,以前姜昆弄过一个。我们的相声剧更关注新闻热点和年轻人更关注的东西。因为相声很传统,传统从业者们思维模式是固定的,他不愿意再去有过多的表现,包括那些名家,你让他们弄这个不可能了。”

除了相声剧,他们还搞专场。“‘六一’的时候我们搞了一个‘六一’儿童节专场,每个人都穿着白衬衣、白球鞋、蓝裤子、红领巾,我给自己画了个三道杠,很多回忆的东西。那天也来了很多人,他们不单单是乐,更多是感动在里面。随着这些事情的积累,我会不断地去挖掘观众想看什么。”高晓攀说。事实上,高晓攀从一开始就把“嘻哈包袱铺”定位在年轻观众群上,他们都是在网上发帖子,通知演出时间,这样,来的人大都是年轻人。

“我们在做一件把相声变成时尚的事情,我们这些相声演员变成了时尚的从业者,而不是传统行业的从业者了。年轻人如果你没有听过‘嘻哈’的相声,那么你可能就不是时尚的年轻人。年轻人再抱着‘相声是一种传统艺术’的想法,那么相声终会走向没落的。必须把年轻的观众带到茶馆、剧场来听相声,感受时尚。”连旭说,“比如说德云社的相声,很多人去德云社是为了看郭德纲。去德云社的很多都是中年人,而在我们这儿绝大部分都是‘80后’,我们会把‘80后’所关注的东西放到相声当中。《重拾儿时梦》全是我们小时候经历过的东西,否则底下观众不会有这么多的共鸣,60、70年代人跟80年代人玩的东西绝对不同。比如把英语放进相声里,这就是社会流行的东西,而且现在很多‘80后’在各个公司已经成为中坚力量了,所以他们能和我们形成一种共鸣,这种共鸣就是我们和德云社最大的不同。”

甚至,他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推出相声专场,开始他们担心人们去夜店、去酒吧,结果来的人太多了,加座都没有了。

赵臣认为:“‘80后’分两种,一种‘前80’,一种‘后80’。‘后80’整天无忧无虑,‘前80’都是很厌世的,但表达爱国的时候,还是很强烈。如果是一群‘90后’,4个孩子坐在一起,一定会吵吵闹闹,叽叽喳喳,而‘80后’会很安静地享受自己的空间,玩游戏,或者看书,但当我们聚在一块儿的时候就起了一种很微妙的化学反应。在第一次上演相声剧《新白娘子传奇》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在后台都很忐忑,不知道火不火,如临大敌似的,表情很僵,但必须要演。当我们演到第一个大包袱的时候,全场观众已经乐疯了,鼓掌尖叫,立马后台演员的表情就有变化了,从很愁到开心地乐,每个人之间会互相一看,前面掌声接二连三地响,整个后台就跟着疯了,这种感觉是我们‘80后’的特点。我们写过一个《我开始努力了》,跟‘80后’有关,为了祭奠我们的童年。我们是第一批独生子女,独生子女跟妈妈分不开,干点儿什么事会天马行空地去想,但到头来还是要征求家长的意见,因为我们离不开父母的庇护,前面说得很天花乱坠,最后还是落到‘我跟我妈商量一下吧’,这也是‘80后’很典型的特点。他们现在没有一些家庭观,或者说没有一种社会的责任感,这种东西比较淡漠,但他们想做,但被一些无形的东西束缚了自己,两种劲儿,都是‘80后’很鲜明的特点。”

高晓攀说:“我们这代人是很特殊的一代人,没有被太多地洗脑,那么我们就有很多的想法,太多的情怀,而且我们能很快地接触到网络,于是就接触到了很多全世界新鲜的东西,既然这样,就要学会审时度势。分析相声的市场,过去常宝堃最火,后来就是侯宝林,侯宝林后期就是马季先生最火了。进入市场化最火的是梁左和姜昆,那个时代说相声有很多弊端,老百姓是很难看到的,只有文人才看得到,所以梁左把姜昆推出来了。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出现了冯巩,不管是拉洋车还是不拉洋车,观众乐了就对了。再往后说,人们都有钱了,追求一种快速消费,于是就有了个郭德纲,郭老师说得很明白,来这儿就是听乐的。而且现在年轻人喜欢吃快餐,都属于快速消费。再往后,我就觉得我们的时代来临了,为什么?相声要寓教于乐。一个包袱能让人笑,但是,一种情怀是能让人真正记在心里的。我很崇拜赖声川,他的东西可以很搞笑,但是看完之后一琢磨,会发现一种情怀被记在心里,例如我们的《山了寨了》这个相声剧,我最后用的反而是个很忧伤的结尾。”

谈到与郭德纲相声的不同,高晓攀认为郭德纲的相声里面表现的大多是小人物渴望大生活,比如《我要幸福》、《我要上春晚》、《我是黑社会》。“但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就不一样了,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大明星,都觉得自己很牛,但是也有很多病态的东西,比如神经质。怎么神经质?想挣很多钱,然后去哪儿哪儿哪儿玩,又想追求一种宁静,很多时候又做不到。所以我们的创作很‘精神质’,反映的是一些人的精神状态。”高晓攀说,“我们这代人是第一批独生子女,生长在改革开放下,有了自己的情怀情操。都说我们这代人很自私,其实我们不是自私,我们需要的是与人分享,为什么‘嘻哈包袱铺’能火?其实很简单,来到这里大家能相互认识,通过我们的网上他们能成为朋友,我们都喜欢约局,因为我们太缺乏朋友了,太缺乏和别人分享了。”

民间团体一直无法摆脱的管理模式就是家族式管理,不管是本山传媒还是德云社,总要有一面旗子戳住才行。当高晓攀把这面旗子树起来的时候,聚集了30多个人,对于如何管理,尤其是随着“嘻哈包袱铺”越来越受关注,他们如何将合作进一步拓展?

赵臣说:“这就像一个企业,所有的老板都会给员工画一个饼图,我的企业将来会上市,你们将会得到什么东西,我这个企业将会有什么发展,企业有什么企业文化,你们每个人实际上是抱着一个什么态度来的,无论是为了挣钱还是为了升职,老板首先都会画饼图。我们这群演员里对商业最了解的应该就是我了,我在很多大公司待过,作为公司的中层,我比较了解这些企业家的想法。晓攀实际上就是运用这种企业的手法,我先给你画个饼——‘你想说相声吗?’”

连旭说:“说难听点,他是用我们心中的理想去控制我们的思想,这个思想并不是说他的魅力有多大,而是相声的魅力太大了。我们学相声这么多年,想说相声可是没地儿说怎么办,晓攀说我有一些资源,来一起说相声。说大一点,我们不是为了高晓攀而聚在一块儿,是为了说相声聚在一块儿。说小点儿,我们是为了一份感情。实际上晓攀是建立这个圈子的人,是买煤气罐、买灶台的这么一个人。真正的原因是我们这些人太馋了,而且我们每个人都会做饭,每个人都想吃好东西还想展示自己的手艺,得感谢晓攀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自己掌勺,互相交流,提高手艺,甚至能够款待所有的来宾。”

在高晓攀看来,他不想像过去那样用家族式管理来经营“嘻哈包袱铺”:“很多相声团体都是家族式的师父带徒弟,但是‘嘻哈包袱铺’不会做成那样,我们要跳出艺术圈看商界,刚开始创作的时候是亲情管理,到后来的时候会成为企业管理。是我们这里的演员就会签合同,我们也会给他们上‘三险’,表演也会给钱,如果拍电视剧会优先考虑。还有一个是成立创作团队,相声界有很多好作品,演员拿着作品到处挣钱,作者却只有微薄的收入,但是我们的团队就不这样,写一个作品就给多少钱,就算一个作品我们的演员不适合演,我也会拿出去推荐给别人演,这样一个作品就不至于浪费。我们一定要跳出民间团体的那种运营模式,这是所有的剧院都不敢做的事情,我们会收80块钱的会费,反过来我们也会回馈会员,我们对会员都是免票的,但是他们的80块钱能让我们做很多事情,利滚利。赵本山有他的方式,我们会有我们的方式。”

但这一切对高晓攀来说还有一段距离,眼前最让他烦恼的是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他睡觉。他很清楚,“嘻哈包袱铺”的未来跟他本人能火到什么程度是息息相关的,只有这个阶段过去,才能真正进入企业化经营。“很多时候我是很忧伤的,”高晓攀说,“因为如果我高晓攀不火,‘嘻哈包袱铺’还能再火吗?这几乎是画上等号的,所以在我签下电视剧合同的时候,我很痛苦地问合作伙伴,我说如果你说这个合同能不签,我肯定不签。他说,‘晓攀,你理智地想一想,如果你不火的话,“嘻哈包袱铺”还能火三四年?但是如果你高晓攀火了的话,它就还能火上10年’。我当时就觉得我是个商品。”

很显然,这个“80后”的领头人对于快速成名后如何调整心态还没有做好准备,不管他把他们的未来描述得多么具体和诱人,但路还要一步步走。“我现在白天去排戏,这是我们‘嘻哈包袱铺’第一个电视剧,不能砸到自己手里,然后还要去做节目直播,晚上去广茗阁说相声,每天我只睡两三个小时,我真的很累,但是我不能跟任何人说,因为这都是我自己选择的,我没有资格去埋怨任何人,但是我很痛苦,我必须要做很多的事情,因为我太希望‘嘻哈包袱铺’能走得再好一点。我第一次拍电视剧,第一次当男一号,而且他们都是专业演员,只有我一个是说相声的,我不断地跟自己说‘这是你第二个要跨越的坎儿,一定冷静平静’,如果我不让‘嘻哈包袱铺’出名,这些人还能跟着你踏踏实实地干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无奈、选择、判断、环境,其中委屈,只能自己默认。”

当时高晓攀组建这个团体的时候就是希望它能火,越火越好,只有这样他们才能都吃上饭,过上好日子。至少到目前为止,他还很冷静。有一次,他跟几个成员上“鲁豫有约”节目,出来后就跟这哥儿几个急了:“记住了,我们4个人坐在那里没有一个人够资格谈艺术人生的,我们刚多大,不够这个格。”他说:“从最实际的角度想,我们要的是‘嘻哈包袱铺’票房高收入,一个鲁豫能让我们火到什么程度?不能,关键还得看我们的节目,这才是根本。我们要火得从容,要让能耐压着名声走,不能让名声压着能耐走,所以我会更加珍惜‘嘻哈包袱铺’,我就要比任何人做更多思考做更多判断,如履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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