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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堆的逃跑史

2009-03-17 12:47 作者:李孟苏 2009年第10期
23岁前,旺堆叫扎西,藏语中“吉祥”的意思,是个很普通的藏族名字,不识字的母亲给他取的。

1959年8月,西藏墨竹工卡县的翻身农奴焚烧了三大领主的剥削文契

23岁前,旺堆叫扎西,藏语中“吉祥”的意思,是个很普通的藏族名字,不识字的母亲给他取的。

扎西从十几岁就想跑,26岁前他共逃跑了4次。“逃跑,那不叫个性强,是被逼的。”他告诉我。庄园里的活多得似乎永远干不完,饭从来没吃饱过,挨打倒是家常便饭,生活太苦了,不逃跑简直要憋死了。

第一次逃跑

童年时跟着母亲、继父连夜逃跑,给扎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一年扎西几岁,他自己完全说不清楚。

“我应该是1932年出生的。民主改革前,我没文化,西藏的农奴都没有文化,不知道自己的出生日期,连属相都不知道。我还记得自己属猴,参加革命后,汉族同志根据我的属相帮我推算出我是1932年出生的。”具体是几月几日,他就说不上了。“我的文化低,搞不明白日期什么的问题,连3个女儿哪年哪月生的也记不清。”他也不知道母亲和继父去世的准确时间,“1962年我回到拉萨,继父已经去世了,大概在民主改革前去世的”。

扎西出生在山南的贡嘎县昌果乡,生下来就是农奴。“我是领主家的财产,每个农奴都有自己的主人,我的主人是寺庙的喇嘛。”扎西是遗腹子,母亲后来再婚,和继父给他生了个弟弟。民主改革前的西藏,贵族子女的婚姻很严格的,农奴的婚姻反倒相对自由。一座山里挨着很多庄园,分属不同主人,劳动的时候农奴们来来去去认识了,相好了,就结婚。“主人不管你跟谁结婚,反正你生的孩子是我的私有财产,长大后是我的劳动力。”农奴生下男孩归男主人,生了女孩归女主人。

扎西家世代是给次角林寺服劳役的差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所长郑堆出生于西藏江孜,长期研究西藏农民生活,他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我:“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前,农奴分为三类:差巴、堆穷、朗生。”朗生在藏语中的意思是“家里养的”,即家奴。他们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受领主绝对支配,毫无人身自由和权利,是农奴中最悲惨的阶层。堆穷指“小户人家”,靠租种领主、大差巴户的小块土地为生,或者有一技之长,靠专门技术,他们要向原来的领主交纳人头税。堆穷绝大多数没有牲畜和农具,份地也少,可以说基本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差巴的地位在农奴中最高,一般要列在庄园名册中,有资格参加庄园会议。差巴人口总数最多,占旧西藏人口的50%以上,他们有相对稳定的土地使用权,但是差乌拉和高利贷的主要负担者。

同是差巴,境况也大不相同。郑堆介绍说,西藏有三大领主,分为地方当局、寺庙、贵族。农区的领主们把耕地划分为自营地和份地,自营地由领主经营,份地交给农奴(主要是差巴)经营。有的大差巴好比《红楼梦》中贾府的奴才赖尚荣,深得主人宠幸,地分得多,地好,牲口多,个人经营有方,经济状况很富裕,生产规模比较大。有的差巴户甚至经营几个庄园,家里养着朗生,雇有长工。但这种差巴大约只占10%,70%则属于下等差巴,勉强度日,一旦破产就沦为堆穷或朗生。

差巴从领主那里领取份地,除了交纳实物和货币,还要向领主提供乌拉(无偿劳役),为领主一年四季耕种自营地。旺堆对我回忆:“次角林寺是很小的寺庙,我们所属的庄园也不大,只有一个领主和一个秘书。民主改革后,寺庙里的喇嘛还俗的、逃跑的、参办的,早空了。”庄园只有8户差巴,每户根据份地大小,派数量不等的人去庄园里种地、牧马、放牛、打柴。“共有16个劳役,他们的吃食穿衣,领主是不管的;谁家派出干活的人,谁家就负责他的吃穿。”

扎西的父母属于次角林寺庄园的下等差巴,按照民主改革时的阶级成分标准来划分,“他们应该属于贫苦农奴”。他们得到的份地很少,只派一个劳役出乌拉。家里的经济来源主要靠种地,他母亲一年忙到头,织布、纺羊毛、纳鞋,继父是种地的好把式,什么都会,很能干,家境还是一年不如一年,渐渐陷入困顿。每年家里都要借高利贷,借5斗青稞,秋收后就要还6斗,“很厉害”,欠的债越来越多。

如此艰辛地生存,宗教信仰是无暇顾及的。旺堆告诉我:“我不记得父母信佛教,没见过他们拜佛。他们没有自由,不可能离开庄园去寺庙烧香、转经,也没有经济能力去朝拜菩萨。他们没文化,自己看不了经书。我们住的山区里也没有喇嘛和寺庙,偶尔有游僧喇嘛来一下,有时是要饭的,有的是别人请来祛鬼的,没人给他们传授佛法,怎么可能信教?”

终于,遇上灾年,借的高利贷再也还不清,“没办法,只好逃跑,家就散了”。那年扎西多大,记不清了,估计四五岁。他只记得继父背着弟弟,母亲牵着他,趁着黑夜逃到一座山上躲了起来。也不能老躲着,没吃的,夜里又从贡嘎县跑到了泽当。在泽当他们向别人借了一间炒青稞的房子,只半边有房梁、墙壁,安顿在里面。母亲会织氆氇,继父会揉皮子,白天他们出去打零工,工钱是糌粑,晚上带回来给扎西和弟弟吃。快过年了,家里没吃的,继父想到了去捡吃的。按藏族人的传统,藏历12月29日那天要把吃不完的食物放到十字路口,这样就把一年的灾难都扔了出去,相当于祛鬼。这一天十字路口会放着油炸品、煮豌豆等食物。靠着这些食品,一家人打发了一个新年。

两年后,贡嘎县老家母亲的一房亲戚给扎西母亲的领主交清了税,让他们回到家乡。这户亲戚在民主改革的时候划为农奴主代理人,“其实他就是富裕农奴”,生活比较好,母亲带着扎西就依附于他家。亲戚替母亲交了人头税,她不用去庄园里干活,留在亲戚家烧火、打水、挤奶,扎西伺候他家的小孩,继父则带着弟弟住在别处,他们沦为堆穷。郑堆告诉我:“差巴的破产逃亡,成为堆穷的主要来源,因而堆穷大多是外来户。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差巴们不堪忍受经济和人生的双重剥削,而采取逃亡他乡以获得人生相对自由的一种斗争方式。”

第二次逃跑

记不清具体是多少岁,应该满过10岁,庄园里传出话来,扎西该去当差了。他被分到一个很穷的差巴家里干活,食品常常送不上来,得到的供给只有糌粑、茶,根本填不饱肚子,一年四季吃的蔬菜就两种,萝卜、白菜。在庄园里干活,必须住在庄园里,不能回家。晚上睡觉的地方由主人分配,看粮仓的、喂马的可以睡在仓库、牲口棚里,别的农奴随便找个可以挡风遮雨的地方睡。

活,从年初干到年底不得闲。先是积肥,送肥要背。“地很大,要背的肥很多;背完了肥,开始翻地,种地;后面的种完,前面的苗长起来了,又开始除草。一个夏天要锄三遍草,天天待在地里。秋天,天不亮就去割麦子,不然割不完。割下来背到打麦场,一直到最冷的10月份才能打完麦子。冬天上山砍柴,准备好夏天要烧的柴火——夏天地里有好多活,没时间砍柴。剩下的时间还要积肥。”旺堆用手帕擤擤鼻子说。

在庄园里当差大约三四年,估摸是扎西十三四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了。“当时我在山上沟里干活,母亲住在山下,接到消息,走了半天时间才见到母亲最后一面。就那么远。”母亲去世了,没依没靠了,吃不饱,身体累到极限,扎西有了别的想法:另找个干活的地方吧。累点不要紧,只要能敞开肚子吃饭;如果吃不饱,活路轻一点也行。逃跑的念头于是在他心里存下了。不久,庄园里两个比他大的农奴,“20多岁的男孩”,跑了。庄园派人去抓他们,没能抓回来。半年后,有人在拉萨见到了他们。扎西偷偷问,主人为什么没能把他们抓回来呢?年纪大的农奴告诉他,他们去甘丹寺当了喇嘛。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被誉为拉萨三大寺,极有权势,大领主不敢和他们作对,小寺庙次角林寺根本斗不过他们,自然不敢去抓。“我听了就想,当喇嘛也是个出路。”

机会很快来了。某年初,“庄园里的老领主对农奴们说,你们干活干得好一些,锄草锄得干净一些,藏历四月十五前干完活,就给你们放3天假,拉萨东郊蔡公堂乡的寺庙要表演‘羌姆’(藏族宗教舞蹈中最为重要的寺院祭祀性舞蹈,俗称跳神),你们可以去看。大家都高兴了。”藏历四月十五是拉萨春天最有特色的节日——萨嘎达瓦节,拉萨居民阖家而出,围绕大昭寺、布达拉宫的外墙转经。寺庙也组织隆重的祭奠活动。

到藏历四月十四,领主果真给农奴们放了3天假。这3天,从庄园到拉萨要翻过一座大山,来回路上各走一天,中间那一天看羌姆表演。服劳役的农奴们一起去了拉萨,到的当天住在拉萨郊外的山下,第二天去看跳神。扎西没去,他坐羊皮筏子渡过了拉萨河。“我不用给船夫钱,划羊皮船的人和我是一个领主的农奴。”他瞒过船工,含糊地说去拉萨逛,上岸后直接奔色拉寺去。

为什么去色拉寺呢?扎西第一次到拉萨,他只是知道有个远亲在那儿当喇嘛,就想去投奔他。“我们借宿的地方到色拉寺很远,我一直跑一直跑,怕别人发现把我半道抓回去。”快跑到寺门口,他碰见一个老喇嘛,“我求他,把我领进寺里当喇嘛吧。他说,不行,他没有这个权力。他把我领进寺里,让我喝茶,这时我看见了一个熟人。这人是我母亲待的那地方一个大户人家的少爷,小时候我们一起玩过,他是父母送来当喇嘛的。他把我领到僧舍,我对他坦白了逃跑,求他给我找个师父,让我当喇嘛。他也没权力让我当喇嘛,但他告诉我,我那个远亲的徒弟一会儿要来这儿办事,可以去找他,求他带我找远亲。糌粑吃饱了,茶喝足了,远亲的徒弟来了,把我带到了亲戚那儿。就这样,我当上了喇嘛”。

第三、第四次逃跑

扎西的远亲不住在色拉寺,住在山沟里的一个小庄园,负责管理色拉寺下面的这个庄园。“他有什么本事?没有的。”远亲是遇上了好师父。
郑堆对我介绍:藏传佛教各派主寺建立于11世纪中叶至13世纪初,寺院的施主为世俗割据势力,寺院发展期间一些僧人拥有了自己的财产,成为封建农奴主。寺院有了自己的田地、牧场和收入等财产,院内机构也就分为三部分:学经组织、寺产管理组织、僧人(主要是寺主)私产管理组织。如此,早期由师徒组成的学经组织,师父就演变为掌管寺院学经、行政、财务权力的寺主,相应演化出寺产管理组织,由寺主手下协助管理寺务的几位僧职人员构成。他们被派驻到寺属的庄园内,形成独立于地方当局之外的经济组织。1959年之前,寺院和上层僧侣所有的耕地就占西藏全部耕地的36.8%。

喇嘛没有子嗣,徒弟成为其衣钵传人和财产继承人,师徒关系不可小视,是维护寺院领袖集团稳定的重要环节。扎西远亲的师傅是色拉寺的一个大管家,死了后权力就传给了他。

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等大寺院的机构从上至下分为拉吉、札仓、康参三级。拉吉掌管寺院的政教大权;札仓是寺院内部的佛教学院,大寺院里往往有数个札仓,管理庄园和牧场的管家是从札仓直接派下去的;康参设在各个扎仓之中,是扎仓的下属单位,新来的僧人入寺后,根据原籍所在地分到按地域划分的康参。一个康参的喇嘛基本为同乡,生活习俗、语言相同,便于寺庙管理。

扎西的远亲收留了他,但必须先到主管札仓的“堪布”(相当于汉传佛教的方丈)那里去献哈达、银币,敬酥油茶,经许可才能剃度出家。正式剃度由堪布执行,但要在脑袋中央留一撮头发,由扎西的师父亲手剪掉,这样才算师父收他为徒。

按寺院的规定,一名师父收几位徒弟组成家庭式的生活集体,住在一间房内,长期生活在一起。扎西的远亲做了他的师父,除了对他进行道德修养、寺内戒律、宗教活动的基本常识教育,还管他吃喝。学经有专门的经师,但新喇嘛是没有资格学经的,“我们主要是干活,很苦”。所以扎西在寺院做了六七年喇嘛,还是没能学到文化。

扎西的师父只有两个徒弟,他要干的活比当农奴时还重。“庙里没有交通工具,在拉萨买了东西,我们小喇嘛就去背回来。大喇嘛念经时给他们倒茶,还要背水,干杂活。”天天不得闲,师父爱干净,一点儿灰尘都不能有,徒弟只好拿块抹布不停地揩灰。他个子小,够不到房梁,踩着板凳爬上去擦灰,“擦梁上的灰累得很”。吃倒是能吃饱了,“敞开肚子什么都能吃了”,可是老挨揍,什么地方做得不合适,师父“啪”一巴掌扇到脸上。“累都不怕,挨打不好受。我看到一些穷喇嘛带着徒弟,冬天时候一起晒太阳、聊天,关系很融洽,特别羡慕。”

在色拉寺待了两年,实在待不下了,扎西心想,干脆找个贫苦喇嘛当他的徒弟算了,心里没那么苦。“师徒俩一起晒太阳、聊天,那多好啊。”他便跑到哲蚌寺去了,还真是找了个穷喇嘛做师父。

扎西在哲蚌寺的师父很穷,不仅没有财产,住的屋子也只有半间。师父对扎西很好,“有什么吃的,我们一起吃;有什么喝的,我们一起喝”。

穷师父给了扎西尊严,却未能解决他的生计。一晃四五年过去,解放军来了。

哲蚌寺下面有个村庄,村里的老百姓都是哲蚌寺的农奴。扎西听几个农奴说,解放军在拉萨西郊的荒滩上开荒种地,他们去解放军那里当小工,工钱一天一块半大洋。在当时这是相当大的一笔钱。“一个农奴告诉我,你穿喇嘛的袈裟是不能去干活的,得穿老百姓的服装,我可以介绍你去。”1952年,扎西就又跑了。他从哲蚌寺跑出来,脱了袈裟,换上便衣,跑到了解放军的开荒工地——七一农场。

这次,他给自己取了个新名字,旺堆。

从学生到演员

解放军农场里的生活很新鲜。在那儿做小工的藏族人多数是从附近领主庄园逃跑出来的农奴,大家一起平整土地,修水渠,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周日还要休息一天。星期天,大家留一个人在农场给大家烧茶,其余人领了工钱到拉萨城里买糌粑、茶叶带回工地。

大约过了半年,“1956年的一天,一位解放军领导说,七一农场要招收藏族农奴,愿意留在农场里当工人的,把自己的名字、身世、年龄、社会关系报出来。我把自己的情况也报了上去。一星期后,我被叫到场长办公室去谈话,有个藏族翻译在旁边,把我的身世又问了一遍。问完了,对我说,你是农场工人了”。

到了农场,旺堆领到洗脸盆、被子,分配了宿舍和床铺。“以前住帐篷,在地上睡,从来没有睡过床,感觉很舒服很新鲜,这还不错啊。”农场分他到马车队。马车队有7辆马车,7个人,内地来的汉人教他套车、赶车。马车队的任务是运肥料。农场从拉萨雇来很多小工淘厕所,装满一车就往地里运,一天运两次。农场种麦子,种得更多的是蔬菜,萝卜、土豆、莲花白,还有大豆。内地来的农业专家搭好了玻璃房子,搞实验,种西红柿、黄瓜等细菜。

一直干到1958年,一天,场长又来找旺堆了。他很不安,那段时间常常有藏族农工被叫去谈话,回来后卷起铺盖就走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猜,可能是政治原因,比如隐瞒阶级成分、社会关系复杂等等。我心里想,我也没干坏事,不会把我赶走吧?到了办公室,偷偷看场长,他笑眯眯的,让我坐下,递给我一根烟。我捏着烟也不敢抽,心里七上八下。他笑着问我,愿不愿去内地上学?我猛点头,直说愿意愿意。”

在解放军的农场里干活,旺堆心里还是顾虑重重。他师父住的小寺庙与解放军农场一河之隔,他很怕师父知道他的下落,过河来抓他回去。“领主来抓他的农奴,解放军是不能管的。农场里有个拉萨逃来的女人,正在地里收萝卜,3个人跑来抓她。我们赶紧去找解放军,说:某某的领主来抓她了,你们管不管?解放军说,这事儿我们不能管,她要留就留下,要回就回去,看她自己。结果来人把她抓走了。”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当局签订的“十七条协议”中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在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没有废除农奴制度之前,解放军不能干涉具体某个农奴的问题,以免引发事端。旺堆对我说:“我要是被抓回去,也就是挨顿打,关上几天。我不愿回去,不是怕挨打,农奴主也不会杀我,我是想要自由。主人总不会跑到内地去抓我。”

1958年8月,旺堆来到陕西咸阳的西藏公学(现在叫西藏民族学院)。藏族学员到内地的公学、民族学院,以学文化为主,没有专业之分。西藏的农奴原来见了主人要弯下腰吐出舌头,表示尊敬,初到内地的旺堆和同学们见了老师还是会条件反射地躬腰吐舌。此时内地正赶上“大跃进”,学员们天天去咸阳河边淘铁沙,炼钢,帮农民秋收。“劳动特别多。在教室里没学到多少文化,主要是进行阶级教育,比如甘孜叛乱了,上级就把叛乱的材料拿来让我们学习批判。”

1959年3月,旺堆和同学们从广播里得知,中央政府平息了西藏发生的破坏民族团结的叛乱,达赖逃到了印度。平叛后,西藏全面推行民主改革,农奴制度彻底取消。

1959年7、8月份,西藏歌舞团来西藏公学招人,不仅招唱歌、跳舞、拉琴的,还要招藏族话剧演员。班上很多同学都去参加面试,歌舞团的领导看旺堆身材挺拔、四肢修长、面部轮廓鲜明,把他也找去了。“考试,老师教了我们什么,考什么呀?是不是考唱‘资产阶级白旗’那首歌?”旺堆虽是藏族人,却既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但他还是去了歌舞团的考场。

考官是个女的,还有个翻译。“女考官让我唱歌,我说不会;跳个舞,还是不会。她想了想,说:‘你亮开嗓子喊一声,想象你的同学在远处,你大声喊,叫他回来。’我想,这好做啊,就放开嗓子喊了一声。她又说,你出去,再进来,看到桌子上有支钢笔;笔不是你的,你想想是谁的?我就转身出去,拿块抹布进来,擦擦桌子,发现钢笔,先打开看看有没有墨水,又盖好笔帽,想了想才出去。”

一周后,同学们报名参军,旺堆也报了名。班主任对他说,你不能参军,歌舞团已经要你了。他摇头不去:“我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去歌舞团干什么?”班主任说,你听不听党的话?“我们政治课上学了,要听党的话。他拿这个话做我的思想工作,说去歌舞团也是党的需要。”当年9月,旺堆和其他28个藏族学员、2个汉族学员,到上海戏剧学院组成藏族班,学话剧表演。毕业后,他们将成为西藏第一批用藏语表演的话剧演员。

进入1962年,藏族班学员开始准备毕业汇报演出,剧目是田汉编剧的《文成公主》。听老师说,演这个剧目是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他认为这个题材有利于藏汉团结。最初,田汉写的不是“文成公主”,而是另一个西藏题材。周恩来指示上海戏剧学院,这是为藏族培养的第一批话剧演员,要好好排练,来北京汇报演出。5月,《文成公主》进京,旺堆在剧中扮演到长安求婚的使者禄东赞。他们一路演回到拉萨,成为西藏话剧团第一批演员。

1963年3月,八一电影制片厂到团里挑演员,没具体定下谁,然后和自治区宣传部联系,说要与西藏话剧团合拍一部电影《农奴》。第二次来看演员的时候进行了考试,“先让我们演一些我们以前排演过的大戏、小戏片断,又挑出《农奴》剧本中的片断让我们排演给他们看。后来团长宣读了一份名单,让名单上的人到西藏军区第一招待所集合。在招待所,八一厂的人让我们看电影,给我们讲电影拍摄的常识。什么舞台剧和电影不一样,舞团剧要夸张一些,电影表演要生活化一些;什么特写、大特写、中景、远景等等。然后给我们发文学剧本,藏文的,让我们把全部情节背下来。因为有的情节第一个镜头在西藏拍,第二个镜头要在八一厂的摄影棚拍,不记住就衔接不上。文学剧本看完了,发分镜头剧本的时候,才通知我演男主角强巴”。

《农奴》一片的导演李俊说,他之所以让旺堆扮演强巴,是因为他的眼睛,“他的一双眼睛能喷出怒火”。而旺堆说:“我不知道这个说法,这是导演说的吧?我不知道。今天才第一次听说。我搞不清楚自己当时是什么形象。我没有照镜子的习惯,不知道。我也不帅,一个苦出身,能帅到哪儿去呢?”

电影拍了一年,外景在拉萨完成。“拍电影尤其是拍外景,和下地一样,靠天吃饭。寺庙的场景哲蚌寺、色拉寺都有,恰好都是我曾经当过喇嘛的地方。呵呵。”内景在八一厂摄影棚里拍的。拍摄时,藏族演员全部说藏语,汉语是后期的配音。“李俊导演多数时候坐在椅子上,很少和我们打交道。和我们接触多的是副导演赵松,他给我们说戏,告诉我们怎么站机位。藏族演员汉语说得不流利,和汉族同志又不住在一起,加上强巴基本没台词,所以我也没怎么和汉族同志来往。”

“拍电影,我们都没有什么想法,领导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我没文化,又刚刚从封建农奴制度中出来,还带有很浓的奴性,没有挑剔,不讲条件,不能讲二话。领主叫你上山,你就上山,叫你下地就下地。当时化妆,有人说西藏人就这么黑,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么黑,让黑就黑吧。”旺堆说着,抹下头上戴的渔夫帽,擦擦头皮。

《农奴》上映后,旺堆成为家喻户晓的藏族明星,他认为他的生活并没有变化。“什么电影明星呀!强调集体化,出差补助发不到自己手上,都拿去集体改善生活了。组织上说,我们刚从学校出来,不能考虑个人名利,总给我们开思想会。八一厂给了些报酬,军大衣、棉军帽、军手套什么的,话剧团人人有份,个人没有突出的奖励。我还是做普通演员,29个演员还是一样。出名?有什么出名的!”

旺堆1974年才结婚,那一年他已经42岁。新娘比旺堆小7岁,叫让热,藏语中是“聪明”的意思,是个美丽的姑娘。让热是日喀则人,1959年之前参加的革命,后来在西南民族学院学文化。话剧团里有个搞政工的复员军人,介绍旺堆认识在西藏军区总医院做护理员的让热,两人一见钟情,考虑到各自年纪都不小了,几个月后就结了婚。两人的工资省吃俭用,养3个孩子,还过得去。“晚婚,过去当喇嘛不能结婚,自己文化也不行。”据旺堆的好友、民间工艺品专家舒秋玲说,旺堆在结婚对象上是很挑的,他一定要找有感情的、漂亮的姑娘,所以才拖到很晚。

上世纪70年代末,旺堆担任西藏话剧团团长。据他的一位同事介绍,旺堆脾气耿直倔强,说话从不拐弯抹角,这种个性显然不适合当官,也游说不来演出经费,团长做得并不顺心。1987年,根据政策,他退休了。

旺堆的晚年

现在每周旺堆都有一天去八廓街上转转,遇见熟人寒暄几句,“来买点东西”。

话剧团的团址、家属区位于拉萨西郊,旺堆住在拉萨东郊自己盖的藏式二层小楼里。像拉萨流行的住宅格式,旺堆家也盖了间朝南的玻璃花房,冬天的阳光照进来,暖意融融。他酷爱园艺,花房里几十盆花卉、盆景侍弄得红红绿绿,生机盎然。从花房进入到客厅,羊毛地毯,描花藏式柜,西式酒柜,盛满水果、肉干、奶酪干、油炸点心的涂金盘子,看得出主人一家对生活细节的讲究。

“这地方,麻烦得很!”东郊的环境比不上西郊,治安也不大好。宅基地原本是话剧团的菜地,上世纪80年代,团里把地分给他和另外4家人,1平方米收他10块钱,300平方米的宅基地花了3000块钱。“后来国家给了建房补助,单位却按照不知什么标准把宅基地价格涨到300块钱1平方米,让我们补交钱,得到的补助全交回去了。”之前盖的是平房,夏天漏雨、冬天灌风,老鼠乱窜。2005年,旺堆向银行贷了15万元的款,翻盖了住宅。“土地证、房产证押在银行里,每月还银行3000块,已经还了3年了,还要还两三年。还贷主要靠退休金,我也没有别的收入。”前不久,住在他南边的邻居也翻盖了房子,是4层的楼房,影响了旺堆家的日照。这也带给他一些烦恼。

70岁的老伴让热患了严重关节炎、骨质增生,腿脚有些不便。他们的3个女儿,老二和他们一起过。二女儿在拉萨当小学老师,老二女婿做水泥生意,生了一个外孙。老大在自治区歌舞团政工科工作,嫁出去了,婚姻幸福,大女婿是本科生,在文物考古队工作。她和公婆一起生活,两位老人一个是医生,一个是藏语翻译,都是文化人。老三西藏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山南地区一所中学当老师,“我们没有门道,(她毕业分配)留不在拉萨”。女儿们基本和他不交流,很少听他谈过去的经历,也没看过《农奴》。“说什么呀!她们又不了解这些情况!任何事情,自己没有亲身体验过,只会半信半疑。”旺堆对我说。
(本文采访和写作得到舒秋玲女士的大力协助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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