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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1949,旧都重生

2009-03-10 12:27 作者:贾冬婷 2009年第9期
胡万程在长江边坐了一夜。这是1949年4月26日,两天前听到南京解放的消息,他和二野军政大学的“第二梯队”就一路急行军赶到浦口,恨不能插上翅膀飞过长江,却不得不等第二天船来。被地下党抢占下来的浦口电厂的光亮给了他第一个惊喜——对岸的昔日都城依稀浮现。

总统府如今成为南京“民国旅游”的王牌景点

胡万程在长江边坐了一夜。这是1949年4月26日,两天前听到南京解放的消息,他和二野军政大学的“第二梯队”就一路急行军赶到浦口,恨不能插上翅膀飞过长江,却不得不等第二天船来。被地下党抢占下来的浦口电厂的光亮给了他第一个惊喜——对岸的昔日都城依稀浮现。

总统府:近代史的起点和终点

胡万程脚下仍是一双洗得发白的解放鞋。第一次穿上这种鞋,还是在1949年进南京城的时候,学校给这些只穿过布鞋的农村兵一人发了一双,还叮嘱他们把枪支擦得明光锃亮,把背包打得大小一致,军装穿得洁净整齐。“可真有点烦人,因为我们穿的军装都是中原人民手工织成的土布,很容易褪色,又很难将颜色洗得一致。”

当年只有18岁的河南小战士胡万程是第一次走进大城市。4月27日一早过江,29日他所在的3大队11中队接管华侨路、石鼓路的军需仓库,这两个仓库都是淮海战役时专门为国民党部队提供补给品的。华侨路仓库面朝市中心的新街口广场,与胡万程同一个中队的学员郭宏云还记得,紧邻的福昌饭店是当时南京除总统府外唯一有电梯的楼。

他们迫不及待地去看昔日“蒋家王朝”所在的总统府。这时“总统府”三个烫金字已拆除,门楼上飘着红旗。胡万程他们听第一批进来的同伴描绘,自4月23日上午10点李宗仁离开,这个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就一直处于真空状态。24日凌晨1点左右三野104师到达,发现三扇铁门紧闭,但只是用插销插着,并没上锁。6名战士用力推开了沉重的镂花大铁门,大队人马立即涌入,未遭到残敌顽抗,俘虏了10多名未佩枪弹的卫兵。里面到处飘洒着纸张文件、废弃报纸,还不时冒着缕缕青烟。

“最好奇蒋介石究竟在哪儿办公,房子什么样,桌子什么样。”郭宏云在回忆中告诉本刊记者,他跑到中轴线后部子超楼二层的那间办公室,“总统办公室”的木牌还赫然挂着,屋内陈设并没什么特别,郭宏云看了有些失望,“也不过如此啊”。

当时解放军在总统府里曾举办了一场在蒋介石办公室里的婚礼。二野军政大学3大队12中队的王玉成告诉本刊记者,那是6月份和他一起在总统府布展的一个同学突发奇想,并且真的付诸实施了。但第二天的《新华日报》就登出文章,斥责他“小资”、“拽派头”。

红旗插上总统府无疑是改天换地的标志,但总统府内的中国近代史博物馆副馆长刘晓宁却对本刊记者说,其实红旗并不是24日攻占当时插上去的。当年第一批进入总统府的三野104师张参谋长曾对他讲,那是在27日上午10点多,在35军的随军记者邹建东组织下,插上五星红旗,几十名解放军战士登上门楼,拍下了那张南京解放最具标志意义的照片。

插上红旗的这个大门,是蒋介石定都南京后的产物。此前,这里曾是太平天国天朝宫殿的真神荣光门、清两江总督署大门、江苏督军署。成为国民政府中枢后,时任外交部部长王正廷提议拆除旧的督军署大门,重建新门“以壮观瞻”,建议立即被蒋介石采纳。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刘先觉对本刊记者说,1929年新建的这一门面是仿照西方凯旋门的建筑形式,它反映了在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要跟封建体制决裂,要学习西方民主共和的思想。但设计者对旧体制的决裂并不彻底,他在大门对面,保留了一道中国传统的照壁。

大门内,是一部时空交错的中国近代史。西花园是一座中国古典式园林,完成了从两江总督府到太平天国再到两江总督府的循环,其中最格格不入的一座仿法国文艺复兴式样的“西花厅”,建于1910年清两江总督端方任上,是整个总统府大院里的第一幢西式建筑。后来这里成为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办公室。东轴线上,曾是两江总督署、太平天国天朝宫殿和国民政府行政院。作为民国政府“五院制”中的最重要机构,行政院的办公楼出自现代主义倡导者赵深的设计,清水墙、坡屋顶,平瓦青砖砌筑。

刘晓宁对本刊记者介绍,总统府的华彩篇章是沿中轴线向前,从中国古典到西洋古典,到中西合璧,最后一直到现代主义,建筑风格记录了历史脉络。开端是一座与西式大门形成强烈反差的中式大堂,这是曾国藩在洪秀全“金龙殿”之上建造的,恢复了两江总督署大堂的原貌。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就职典礼,也在这里举行。向北延伸是中西合璧的二堂,民国政府举行重要活动的地方。刘晓宁介绍,这里曾是两江总督署的旧花厅,民国年间改造,起因于一个有趣的“外交事件”。那是上世纪30年代,英国驻华大使辛格森在这里向蒋介石递交国书。他退出礼堂时,没注意门口有一个十几厘米高的中式门槛,差点被绊一跤。这件事在国民政府里曾引为笑谈,蒋介石认为“有损国体”,予以翻修。建成后的礼堂,外部是中式的,内部却是西式的;屋顶是中式,而墙体是西式的。20 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建筑师受到西方建筑思潮的影响,洋为中用,大胆开创了 “新民族风格”的建筑形式,中轴线最北端的国民政府办公楼子超楼即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此楼属典型的民国“官式”建筑,因建于字“子超”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任上,故得名。据说楼前两棵雪松是林森亲手栽种的,“双木成林”,而后面这个楼的形状,上小下大,有点像中国的“森”字,恰好与这位有名无实的主席的名字对上了。子超楼中最神秘的所在,就是二楼东南角的国民政府主席办公室,后成为总统办公室。四周均是嵌入墙体的博古架和文件柜,墙上悬挂蒋介石戎装像和国民党党旗。刘晓宁说,或许是为了与当时蒋介石提倡的“新生活运动”相呼应,这间办公室看上去“也不过如此”。

在开阔的大行宫广场和南京新图书馆的映衬下,如今的总统府院落显得低矮而局促。当时蒋介石为什么没有择地另建新楼呢?刘晓宁介绍,部分原因是民国政府正面临内忧外患,更主要的是蒋介石“以示正统”心理的反应。这里是六朝宫城所在地,其后又成为明、清、太平天国、民国政府历代在南京的政治中枢,蒋介石为了显示他作为孙中山接班人的正统地位,一待修好就迫不及待地从条件更好的湖南路省办公地点(解放后为军区大院)搬过来了。解放后,这里又陆续成为江苏省政府、人大、政协的办公场所,而省长和政协主席的办公室也是蒋介石当年的办公室,直到2003年开放成为公共博物馆。

民国子午线:首都计划与变化

1949年的那个春天,王晓华的父母也随第三野战军的队伍进了南京城。沿中山路沿线进入,忙着“号”国民党逃跑后的空屋,先住进去,再做调整。不久成立的南京军管会对原国民政府的办公机构做了对应安排,如秘书处住行政院旧址,外侨事务部住外交部旧址,文教接管委员会住教育部旧址等,功能的延续让城市脉搏很快又跳动起来。

南京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城市,历史在它身上留下了重重痕迹。南京作家叶兆言告诉本刊记者,南京城的三大机遇应该是东吴、明朝、民国。东吴的政权奠定了南京城的初步规模,没有东吴就没有六朝繁华。明朝朱元璋用高高的城墙,把这座城市固定了下来,使南京成为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砖城。民国则为这座古老的城市注入了现代化的活力。东吴只留下了石头城,明朝有部分城墙和明故宫遗址,而当1949年解放之时,南京基本是一个民国的城市。

“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区。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中之大都市,诚难觅此佳境也。南京将来之发达,未可限量也。”孙中山在其《实业计划》中为南京勾画了蓝图,但他没有看到这一宏伟计划的实现。刘先觉对本刊记者说,在1927年之前,南京甚至算不上近代中国的一个主流城市。但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这座城市就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特别是从1928年讨平军阀、形式上统一全国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是被部分中国现代史学者所习称的国家建设的“黄金十年”。这一时期城市建设的纲领是公布于1929年的《首都计划》,聘请美国建筑师莫菲和古力治设计,以华盛顿为母本,要把南京建设成“农村化、艺术化、科学化的新型城市”。虽然这一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计划因战争而中止,但它仍搭建起了近代南京城市的主动脉——中山大道。

名义上,修建中山大道是为了孙中山的奉安大典——将孙中山的棺木从下关火车站,穿过拥挤嘈杂的城区,隆重庄严地运往中山陵墓。叶兆言告诉本刊记者,当时的市政当局抓住这一堂而皇之的机会,彻底改造了城市交通系统。市长刘纪文是个铁腕人物,他决定先拿规划中中山南路沿线的总司令部开刀,它一让路,其他障碍自然不在话下。建成的中山大道全长12公里,沿着下关,过挹江门至鼓楼、新街口,经逸仙桥到中山门,比当时号称世界第一长街的纽约第五大道还长。大街两侧和街道绿岛上栽满法国梧桐,每排以6棵树的队形,整齐地延伸10多里,遮天蔽日。美国作家爱泼斯坦曾写下自己的见闻,把当时的南京比喻为一座带有普鲁士色彩的官府,“与世界上很多强国的首都相比,丝毫不逊色”。

“中山大道号称‘民国子午线’。”王晓华现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他对本刊记者解释:一层意思是,这是民国时期全国范围修的第一条也是最长的一条贯穿城市的柏油马路,其后的首都建设以此为坐标布局;第二层,这条路1929年建成标志着国民政府统一全国的开端,到1949年解放军百万雄师过长江踏上这条路后其统治结束,贯穿了国民政府统治的始终。这条大道的各段都冠以“中山”之名,显示其非凡的政治意义,采用新官式的重要行政建筑分列两侧。为加快首都“门面”的建设速度,蒋介石甚至在1935年直接下令要求“自挹江门至鼓楼止的中山路两旁三十丈内限期建筑”,最终在中山路沿线形成了“中国近代建筑历史博物馆”。

民国政府大兴土木的“黄金十年”,也让南京成了当时留学归国的一批建筑师们打擂台的场所。中国科学院院士、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齐康对本刊记者说,当时最著名的事务所有两家:一家是基泰,有国民政府“御用”的意味,包括杨廷宝在内的四大建筑师“关、朱、杨、杨”坐镇;另一家是华盖,赵深、童主持,比较民间。

刘先觉在50年代师从梁思成时,研究生论文就是对中国近现代建筑做调研,那也是建国后针对近现代建筑的第一次调研。他发现,南京民国重要建筑大致可以分为几类。一类是折中主义建筑,最典型的是一些教会建筑,如墨菲设计的金陵女子大学教学楼、齐康的父亲齐兆昌设计的金陵大学东大楼。第二类是西方古典式建筑,如中央大学的大礼堂。第三类是中国传统宫殿式的近代建筑,正如《首都计划》中明确规定的“中国固有之形式为最宜”,以一大批政府办公大楼为代表,是国民政府宣扬“国粹精神”的直接反映,如铁道部、公安监察委员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等,吕彦直设计的中山陵也是此类代表。第四类是出现在1932年前后的新民族形式建筑,兼顾现代功能和技术,又带有民族风格,代表为国民政府外交部大楼。第五类是西方现代派建筑,出现在40年代后期,现代主义席卷全球,典型出现在一些使馆建筑中。

如今的中山路仍是南京城市的骨架,交汇处的新街口是城市中心。所不同的是,当年沿途栽种的4排行道树,前几年拓宽道路的时候把中间两排砍掉了,华盖相接的景象不再。大道两旁最显著的变化当然是那些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民国建筑静静地淹没其中。这种沉寂部分是因为建国后大多被机关和军队占据,不对公众开放。王晓华发现,这些民国政府机构的排布也是不无规律的,越靠近新街口的中心位置,地位越重要。他所在的中国第二档案馆是原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位于中山东路较偏远的地带,由此可见是个“清水衙门”。因“二档馆”位于明故宫西宫的遗址附近,南京人也称“西宫”,仿明代建筑,和隔壁原中央监察委员会所在的“东宫”均为著名的建筑师杨廷宝设计,出自一张图纸。只是由于“东宫”建设时偷工减料,比“西宫”小了一号。王晓华带本刊记者参观,保存完好的“二档馆”主楼为重檐歇山顶仿木结构大殿,高三层,二楼有40根红漆水泥立柱及回廊,仍像民国时期一样主要作为展览使用。当年在这里坐衙的是国民党元老张继。1947年张继过世后,其灵柩一连几天停在此殿二层大厅中,大做道场,烟雾缭绕,将壁顶的彩绘花纹都熏黑了,至今痕迹犹存。专门存放民国档案的第二档案馆至今仍是一个神秘的地方,要凭介绍信才能进去,一般只有从事民国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前来,“清水衙门”变成“衙门清水”。这里最热闹的时期有两次。一次是“文革”期间各单位都来查档,一旦谁的名字出现在其中,就上了“敌伪档案”,永世不得翻身。第二次是1978年“文革”后集中平反,查档的人又排起了长队,为证明“此张某某非彼张某某”。让王晓华自豪的是,如果把这里的档案下架,竖起来一个挨一个地排放,长度达5万多米,足以绕南京城一圈。前朝兴亡,皆在其中。

民国官邸很自然地成为南京掌故的一部分。《首都计划》中对南京进行了明确的功能分区,其中住宅区也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级为上层阶级住宅区,主要分布在颐和路、山西路一带,这一带的别墅总面积达69万平方米,平均每户400平方米。现在这一带仍是高官居住的神秘公馆区,在高墙内谢绝外界窥探。齐康说,当时选择哪一位建筑师、选择什么样的设计方案,成了考验房主文化品位的一部分。比如他的老师杨廷宝的不同设计,“就像商店服务员出售截然不同的商品”,为“太子”孙科建的是他喜欢的纯现代主义,而“国舅”宋子文则喜好外表朴素,他建在南京风水最佳处北极阁的公馆号称“茅草屋”,但其实内部极为考究,钢筋混凝土大梁仿木梁纹理,房顶上铺的是从墨西哥进口的防腐茅草。

事实上,民国官僚的私宅几乎遍布南京城的各个角落。自1949年王晓华的父母随部队进南京,他们家一共搬了10次,竟都是民国时期的建筑和名人官邸。最早的鸡鹅巷戴公祠是纪念军统头子戴笠的祠堂,父母住进去的时候,里面还有一块蒋介石亲笔所书的碑文。王晓华出生不久,家又折腾到位于中山东路上的教练场,马路对面就是明故宫机场。小小的他,看见飞机的起降,被巨大的马达轰鸣声吓得抱头就跑。1956年以后,搬家到鼓楼五条巷,住在一幢非常气派的小洋楼里,是中央银行一个经理的公馆,被一伙来自五湖四海的军人和家属挤得满满当当的。那时的军人都过着共产主义的生活,床和桌椅是公家配给的,孩子们可以任意在楼道和房间里捉迷藏,只是睡觉有固定的地方。1957年的春天,王晓华家搬到挹华里15号,进了大门是两进院子。有一年搞爱国卫生,大人们打扫卫生,在土堆里发现一堆斑驳霉臭的物品,有青天白日勋章、委任状、刻有“蒋中正”字样的短剑等,才知道白住了几年的不要房租的房子,原是一个国民党上校团长的宅院。1965年,又搬到离此不远的大方巷56号的二幢三层洋楼。临街的一幢红顶洋瓦建筑,是国民党时期的苏联大使馆。后面有花园、假山,有高大的银杏树,也有一幢带阁楼的三层洋楼,这里原是桂系白崇禧的公馆。1948年3月,李宗仁从北平到南京来竞选中华民国副总统,开始就住在这里,因此这里也被称为李宗仁公馆。到了20世纪80年代,第二档案馆分宿舍,刚入职的王晓华又搬到位于淮海路31号的大院,曾是北洋军阀时期江苏军务帮办陈调元的公馆,孙传芳在这里吸食过鸦片,张学良在这里打过麻将,遥想当年可谓钟鸣鼎食,花团锦簇。1999年,昔日辉煌的陈公馆在推土机的轰鸣中,从眼前消失。

城墙和秦淮河:何处寻觅老南京

朱自清曾形容“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些时代侵蚀的遗痕。你可以摩挲,可以凭吊,可以悠然遐想;想到六朝的兴废,王谢的风流,秦淮的艳迹”。他建议:“上鸡鸣寺去,最好选一个微雨天或月夜。在朦胧里,才酝酿着那一缕幽幽的古味。你坐在一排明窗的豁蒙楼上,吃一碗茶,看面前苍然蜿蜒着的台城。台城外明净荒寒的玄武湖就像大涤子的画……从寺后的园地,拣着路上台城。没有垛子,真像平台一样。踏在茸茸的草上,说不出的静……城上可以望南京的每一角。”

如今,台城上依然是南京最适宜怀古的地方。东可眺烟岚如黛的钟山;西能仰鸡鸣寺庙;北可俯览玄武舟影;南瞩新城的楼宇栉比,是南京山水城林的精华。这一段延伸至太平门的3.2公里的古城墙也是南京城墙最精彩的一段,南京明城垣史博物馆就设在这段城墙下,博物馆副馆长杨国庆是这里的守护者。

杨国庆对本刊记者说,明初的南京城墙其实有四重,所谓“大圈圈里套中圈圈,中圈圈里套小圈圈,小圈圈里套皇圈圈”。其中最大圈内的面积达230平方公里,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大城。《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记载,当地人讲了一个故事:两个人从城的相反方向骑马相对而行,花了一整天时间才遇到一起。尽管第一、二、四圈已毁,现在俗称的“南京城墙”,是建于明代第三道“京城”城墙,但仍为世界现存的第一大都城城墙。

城墙在城市中扮演什么角色?这是一个在历史上不断被追问的问题。杨国庆告诉本刊记者,其实自从明亡,清改南京为“江南省”,南京城墙的政治意义就随之丧失,但城墙作为冷兵器时代最为坚固的城市防御体系,在火炮出现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由于墙体高大、厚实,尚未造成巨大的损坏。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先后两次破城都是在城墙下挖地道填充炸药,将城墙炸开缺口而攻入城内。在“天京”终于被火器攻陷之后,很多清军将领意识到西方火炮的威力,不到10年时间建立了江南制造局。可以说,城墙促进了火器近代化的过程。民国定都南京,不再沿袭封建王朝都城设计的旧习,甚至出现售卖城墙的商铺,古代城墙的原始价值第一次受到时代的挑战。当时打城墙主意的也包括蒋介石,他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的名义,建议拆除一段城墙以修建军校,随即遭到徐悲鸿等社会名流从“文物”和“美术”角度的强烈反对。1929年《首都计划》中,墨菲也对城墙之争做了回应,认为“城垣已失防御之作用”,提议利用城墙墙体改建为环城大道的设想,“所经之处,皆可赏玩,不啻一天然高架路也”。这一计划过于浪漫,而当时战争迫在眉睫,城墙又被纳入首都防御计划而保留。其后日军也将城墙作为轰炸目标,光华门、中山门被毁。

50年代的南京城墙巍然屹立在低矮的旧城之上,杨国庆小时候到城墙外玩,脑子里会很快地蹦出“出城了!”的想法。甚至只剩土梗的第四重城墙,在建国前还是城市与农村户口的分界线,很多人为了户口从“梗外”搬到“梗内”。

在解放初期的城市建设中,保留城墙的声音又一次苍白无力,1956年甚至成立了“拆城小组”。时任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的朱选择了挺身而出,他疾呼:“为城砖而拆城是败家子行为。”时至今日,朱元曙仍记得父亲当年的呐喊,他对本刊记者说,父亲联合社会各界抨击拆城,终于保住了三道瓮、四道门的中华门城堡。但这样的呐喊却为朱带来了灭顶之灾,“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拆墙运动继续进行着。如今,跟中华门规模相同的通济门,以及太平门、金川门、草场门、水西门,从南京的地图上彻底消失了。据不完全统计,从1955年到1979年的24年里,南京城墙一共拆除了15公里,这段拥有600多年历史的古迹,如今只剩下三分之二。杨国庆说,城墙的命运促使我们意识到它第二重的文化生命,不然若干年后只能从朱30年代实地调研完成的《金陵古迹名胜影集》中去追忆老南京了。

老南京,一直以城南为象征。或者更确切地说,总是围着秦淮河转。叶兆言告诉本刊记者,秦淮河的繁华,源于两个内容,一个是供奉孔老二的夫子庙,一个是寻花问柳选歌征色的风月场所,“前一个是因,后一个是果”。明清之际,东南几省的举子云集于此,参加贡院的科举开科秋闱。为科举考生配套服务的书肆文具、卜卦命馆、客栈茶社、酒楼妓院,无不应运而生。南京人文学者薛冰对本刊记者说,秦淮河一带是自晚清废除科举后衰落的,贡院前被开辟成市场,国民政府定都后,在秦淮河月牙池那道长长的照壁上,写下“实行新生活,严禁烟赌娼”10个字,但秦淮河的娼妓直到解放后才真正禁掉。

自清末“洋务运动”修津浦铁路,又开通下关到城南的小货车,南京的骨架才向北拉开。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进一步发展城北,但直到30年代,鼓楼向北都是很荒凉的。当时的徐悲鸿夫人蒋碧薇大张旗鼓地建造新居,在鼓楼附近的傅厚岗购得一块荒地,然后在报纸上登广告,请坟主在限定的日子里前来迁坟,过时将作无主坟处理。薛冰说,甚至到70年代年轻人结婚买衣服都嫌新街口不正宗,要到夫子庙的永安商场。但随着老城南居民向北搬迁,现在秦淮河的桨声灯影只作为景观遗存了。

今天“民国旅游”的王牌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生活的南京,不是六朝留给我们的,也不是明朝留下的,而是民国时期留下的。”刘先觉告诉本刊记者,回望自解放以来的这50年,这批由童、杨廷宝、赵深、梁思成等一批学贯中西的建筑大家设计的民国建筑是南京的一大财富。

意识到这一点始于2004年新街口胜利电影院被拆。当时舆论大哗,促使南京市在2007年成立了重要近现代建筑和近现代建筑风貌区保护专家委员会,刘先觉任主任,建委、规划、文物、房产等多个部门的一把手都是副主任。“对50年以上的、但未达到100年文物标准的老建筑要慎拆!要拆也要先过我这关。”刘先觉说。

刘先觉经常想起湖南路10号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参议院内礼堂的故事。“它曾是国民党国防部所在地,也曾做过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更重要的是,抗战胜利时,日军投降,冈村宁次就是在这里签署的投降书。”刘先觉告诉本刊记者,就是这样一座有着丰富历史意义的礼堂,却在民国建筑保护名录上被遗漏了。2006年里面的部队觉得座椅破旧、容量太小,打算把它拆了,按原样扩大重建。还好,他们比较尊重历史,来找他咨询。在刘先觉的建议下,该礼堂前面的门脸被原样保留,后面的观众厅按原样放大。

总统府如今成为南京“民国旅游”的王牌,但刘晓宁坦承,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开放总统府的顾虑还是很多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承袭着600多年风雨的总统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对公众部分开放西部的煦园。基于种种考虑,总统府在作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上报的时候,用的是“太平天国天王府”,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对于开放的集中呼吁来自南京大学历史系的一批教授,他们提出“中国近代史从这里开端,也从这里终结”,“政治含金量很高”。1998年后旅游经济兴起,呼声更高了。但这里集中了20多个政府机构,还有部队,一直到2001年才完成搬迁。

2002年待开放的时候,挂什么牌子成了一个问题。刘晓宁说,“总统府”三个字,是1948年蒋介石当选总统后匆匆挂上的,换下了原来“国民政府”四个字,解放以后被摘了下来。博物馆改造初期,就有人提出既然要恢复历史原貌,就应该重挂“总统府”这三个字,但上报的申请一直没有回音。当时的江苏省委副书记曹克明拍板,先挂上试试。刘晓宁他们悄悄地把复制的“总统府”三个大字挂上了门额,为了预防变故,这三个字是用泡沫做成的。挂上后反响特别好,金属制的“总统府”烫金大字从此挂上了门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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