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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应该有选择性地支持经济

2009-02-24 12:47 作者:李伟 2009年第7期
——专访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

杨再平

银行支持经济增长的总量不成问题,但问题是,银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持不能只从量上考虑,还要承担经济结构转型的责任。

超预期的贷款

三联生活周刊:今年1月份的数据刚刚出来,银行新增贷款1.62万亿元,超出了很多机构的预期。贷款超常规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杨再平:首先是货币与财政政策的转变。去年8月份,政府由从紧的货币政策转向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政策本身就要求贷款增加。巨额新增贷款中肯定有一部分就是政策所期待的,1.62万亿元中这一部分是合理的。

去年8月份以前,很多银行的贷款欲望都处于压制状态。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实施贷款规模限制,压抑了贷款愿望。贷款规模限制本来已经是废除的政策,但由于经济过热,流动性很难下降,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以此作为限制。随着货币政策的转变,被压抑的能量获得了释放。

另外,商业银行的实力和过去不一样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普遍提高,现在主要商业银行超过10%,拨备覆盖率也大幅提高,4家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已经达到了133.4%(境内)。所以这方面资本金的约束也没有了,银行有足够的资金流向市场。

从监管部门到整个国家政策,从上到下都要求商业银行要积极支持经济增长,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现在看,银行支持经济增长的积极性是充分调动起来了。

还有一个原因,我们的商业银行主要盈利模式是靠息差,只要有贷款规模,就有利润。而现在资本金的约束、拨备覆盖率提升后,银行自然希望扩大生息资产,有贷款的积极性。

三联生活周刊:大量资金从银行流出,你如何评价贷款的增长速度?过快还是适宜?

杨再平:按照目前的新增贷款增速来看是过快了。从去年11月、12月到今年1月,新增贷款总量比上一年同期增加3倍,这种增速是不合理的,每个月都这样增加是不可能的,一年下来新增贷款要达到10万亿元了。而央行预订的目标是5万亿元,已经是很高了。

我认为这种增长和突然释放是短期的,第一季度比较高,再向后是不可持续的,全年新增贷款控制在5万亿元以内是比较适合的。

从我个人的感觉上看,1.62万亿元的新增贷款中,至少有60%是超出预期的。在总量过高的背后,肯定有对项目放贷审查不审慎的地方,有风险在里面。银行存在对政策的反应过度,

不是银行无限制地增加资金供应就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这是有限度的。去年贷款余额是36万亿元,一般我们估计16%~17%的增长,这是一个规律性,如果突破就不正常了。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注意到,在这1.62万亿元的新增贷款中有6000多亿元属于短期票据融资,这是否也说明大量资金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

杨再平:利率降低以后,票据利息要低于存款利息,票据融资的风险低一些,企业可以从中套利。

票据融资的问题也要分开看,其中也有合理因素。票据融资与贸易融资相联系,我们的银行过去在贸易融资上做得是不足的,而贸易融资的风险又比较低,同时也一样是支持经济增长、支持小企业发展的主要途径。

另一个需要警觉的是,这些贷款中,是否真正支持了中长期的经济增长。票据融资则主要是提供短期的流动资金,没有进入到中长期的项目中去。

银行的选择

三联生活周刊:国家去年出台4万亿元刺激经济的总体计划。现在有一个说法,认为这4万亿元应该是包含了银行的贷款。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杨再平:对资金的构成我不是很了解。按照我的理解,应该是政府财政拿出4万亿元,银行在这个基础上配给资金。

三联生活周刊:4万亿元计划中有很多基础设施大项目,如何看待这类项目的风险?

杨再平:一般认为,有政府资金担保的项目就没有什么风险,但实际并不是这样。从经验数据看,一个项目中政府资金占1/3或1/4,风险是比较可控的,如果低于此,则蕴含较大风险。过去已经暴露出来很多政府项目的风险,比如对高校的贷款、收费公路的贷款,这都是政府项目,但由于政府投入资金的比例偏低,也造成了银行的坏账。

对国有大企业的贷款也同样存在风险,这类企业结构复杂,可能掩盖了很多矛盾,一旦爆发风险就很高。

所以政府的财政资金、准财政资金和银行贷款的比例关系是控制风险的重要因素。有政府参与只能说有利于控制风险,但不能说没有风险。不能对政府项目照单全收,也要认真审查。最近,银监会就坚决禁止“打捆贷款”,也就是有的地方政府把很多项目打包,要求银行提供一篮子贷款。银监会要求银行必须一个一个项目审查,不能有蒙混过关的不良资产。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的资本市场不发达,融资的主要渠道还是依靠银行贷款,以间接融资为主。从这个角度观察,银行在本次政府刺激经济、救市的布局中必然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你如何看待银行目前的角色?

杨再平:我们国家是极端的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在全国的金融资产中,银行资产占了95%以上。

总体来说,银行支持经济增长的总量是够了。但问题是,银行对中国经济增长不能只从量上考虑,还要承担经济结构转型的责任。

这次经济危机暴露出我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国民经济依靠外向型、对外依存度过大的行业发展是不可持续的。现在的数据看,1月份外贸是负增长了,金融危机的第二波已经危害到了实体经济。周边几个主要经济体受到的伤害很深,没有复苏迹象。美国已经负增长,日本创下了35年以来最大幅度的负增长,要达到-3.3%,英国甚至号称要破产。如果这些主要经济体的形势无法好转,我们继续依靠外贸发展是不可能的。我国的经济模式必须转向依靠内需发展。对银行来说,就要从支持外向型的企业和行业转向支持内需型的企业和行业。

三联生活周刊:具体说,银行应该有选择地支持哪些“经济”?

杨再平:今年1月,银监会颁布了《关于调整部分信贷监管政策促进经济稳健发展的通知》,里面明确10条贷款的指导意见,比如支持并购贷款,支持政府的非生产性项目的搭桥贷款,支持农业企业等等。

从大的方向说,现在要转向支持那些有内部市场的内需型企业。中国最大的内需在农村,银行要更多关注农村市场,支持那些开拓农村市场的企业。我认为,未来几年,农村蕴含了很大的机会。

此外,以前银行过多的“垒大户”,过多追求大企业,这样风险很高。我们必须从过度支持大企业,转向更多支持中小企业,这也是国务院的文件要求。监管部门有一个要求,对小企业的贷款增长幅度不能低于平均增长幅度,对农村贷款增长也不能低于平均值。

在经济上行过程中,很多企业即使存在经营问题也能生存下来,现在进入了下行周期,一些“边际”企业就应该死掉,银行不能为这部分企业提供支持。市场的优胜劣汰也要通过银行完成。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今年银行的坏账风险也很大?

杨再平:银行不是去填实体经济的窟窿的。

银行业对经济的支持,从总量上已经超出预期了,现在就是要有选择性地支持。归根到底,增加信贷满足的贷款需求,一定是有效的贷款需求。从微观上说,银行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去发现、搜寻、创造有效贷款需求。所谓有效贷款需求,就是通过支持企业的经营活动,能够还本付息,通过企业实体经济的经营创造现金流。银行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泥沙俱下。

现在这种超预期的状况,反映了银行选择性、区别性不够。银行有选择了,就能够推动结构调整,推动实体经济的转型,实现优胜劣汰。这里研究的问题就多了。

所以今年银行必须对一个个项目做好审查,做到严格的贷前、贷中、贷后的把关,所有贷款满足的都是有效需求,这样才能对经济起到有质量的推动作用。

三联生活周刊:尽管很多银行都是上市公司,但是政府已经是大股东。目前市场依旧担心,这是否会因为救市而牺牲银行的商业利益,形成更多的坏账?

杨再平:银行业要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尤其是在地方。地方政府开会总会把银行叫去,虽然管不了银行,但是可以通过各种措施施加影响。加上整个经济气候和政策倾向是这样,就会产生行政影响。

政治压力与银行商业利益存在矛盾,这时候就更需要遵循谨慎和稳健的原则。社会责任和商业利益本身是高度统一的,把钱不恰当地贷给不合适的人和企业,既害了银行自己,也害了贷款人,大家都受损失。如果投到没有效率的部门,就会阻碍社会发展。

银行的审慎,会对实体经济形成约束,会转化为促进实体经济有效运转的机制。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分析者认为,银行业是周期性行业,现在逆周期运行,加大贷款,会增加银行的风险吗?

杨再平:理想地看,货币政策与银行信贷都应该是逆周期的,以起到熨平经济周期的效果。银行是货币政策的传导环节,银行总是容易在经济好的时候放款不谨慎。比如去年8月份之前,原材料还在上涨,很多企业依旧囤积大量原材料,如果银行也是这样判断,去贷款支持这种行为,很显然会形成不良资产。

所以在经济的上行期,银行更要谨慎,在下行期,银行要把社会责任和商业利益统一起来,支持那些应该支持的企业,而不是收拾烂摊子、填补窟窿。银行要与客户共度时艰,去搜寻、发现、创造有效需求。伟大的银行家总是能够在逆周期的时候找到一个新时代的经济增长点,给予强大的资金支持。

三联生活周刊:比较有意思的是,很多国际大银行都需要政府救助,而目前中国银行业还能够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实体经济。

杨再平:在金融危机中,中国银行业所受到的伤害还是比较小的,这主要得益于2000年后,银行业进行了背水一战的改革。

我们这几年处于经济的上行期,经济快速增长,国家强大了,我们也抓住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在经济增长的上行周期,用我们积累起来的国家财政和外汇储备为银行补充资本金,提高拨备,对国有大银行进行资本充足,引进境内外的战略投资者,以此隔断政府与银行千丝万缕的财政关系。过去银行搞不好,一个重要原因是银行要去行使财政职能,出了问题,要财政补贴。以前贷款支持的企业,政策性破产,资金收不回来,但银行还要运转。境外投资者进来后,就不会使银行继续行使财政职能,国家也没有理由进行财政救助,尤其是无休止、无限制、无条件的财政救助。

我们有了足够的财力,又拿出了正确的决策。2003年主要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还高达20%以上,这是非常危险的,拨备覆盖也很低。国际标准超过5%就非常危险了,如果按照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8%,不良率达到5%,剩下就没多少资本了。

所幸的是这几年我们抓住机遇,银行的结构经治理开始逐步向规范化过渡。我们把这项工作做完了,把银行弄干净了,风险降下来了,金融危机也就来了。另外我们没有过度卷入资本市场,基本上从事的是传统商业银行业务,对国际金融衍生产品投资比较少,受到的损失就比较小。
刚好去年又是我国银行最赚钱的时期,工商银行又是最赚钱的银行,连续几年的增长率都很快。

金融危机后的银行之路

三联生活周刊:在过去一年中,国际金融格局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如何看待中国银行业的地位?

杨再平:不能说我们的银行是最好的银行,也不能说美国的银行出了事就是不好的银行。

别人的车上了高速公路,开得确实太快了,在高速公路上出了事,我们则还没开上那个高速路,因此就不能说我们的“车”比别人好,得不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也不能过于乐观。

另外,我们这几年的监管水平在逐渐提高。2003年银监会成立,很多监管措施做到前面,银行限期做到资本达标,要求准确分类、做实利润、充分达标。2005年,我们就出台了对市场风险的监管指引,2006年后更是严禁信贷资金进入股市和楼市。2007年在股市最好的时候处罚了8家机构,没有手软。当时很多机构都不理解,现在看,没有强力的监管政策,后果不堪设想。

这几年,中国银行业可以说是有大惊无大险。但是我们银行在体制上还是有很大问题,仍旧存在国家行政干预、管理层官僚化的现象。

三联生活周刊:国际金融危机也引发了人们对银行业未来发展趋势的思考,以往很多本来已经形成的共识又需要重新讨论。

杨再平:这就需要首先回到金融危机中寻找原因,我对这场危机的判断有4点。首先是美国经济长期寅吃卯粮,依靠全球经济失衡、财政赤字、贸易长期逆差而获得增长。其次,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的危机,银行不是通过支持实体经济来找利润点,而是在资本市场不断从事越来越复杂的衍生产品的创新,以此来获得盈利。第三,对“金融创新”疏于监管,尤其是混业经营后的金融创新没有监管,对于金融业高级管理人员更加没有约束。最后,这次危机是单极化或者倾斜性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危机,美元没有约束,国际金融体系又以美元为中心。通过这次教训,必须要重新思考银行业的发展趋势。

三联生活周刊:在过去10年中,银行业发生了很多重要变化,巴塞尔协议也在增加补充条款,更多的银行希望参与市场投资,而不仅仅满足于传统商业银行的借贷业务。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很多对未来趋势的预言,金融危机似乎动摇了很多判断,你认为银行业的未来趋势要做哪些修正或者反思?

杨再平:危机之前,很多人认为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会被资本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取代,以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取代传统商业银行的间接融资。现在看,危机之后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还有很大的生命力,至少不会像过去预测的那样悲观,过去认为,就不需要传统商业银行了。

30多年来,马丁·梅耶写了几本书讨论银行业的未来,70年代写了本《银行家》,90年代写了本《银行家第二代》,2000年又写了一本《大银行家》。他在最后一本书中就认为,资本市场就要取代银行。现在看,传统银行主导的商业体系还会存在于很多国家,我们国家更是这样。

一般说,大陆法系的国家倾向于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英美法系的国家倾向于资本市场,所以他们的资本市场比较发达。现在看,金融体系的天平反而会向银行这边倾斜一些,银行会消失的结论肯定不会再有人提了。

其次,过去几年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研发和投资大行其道,投资银行是业界的明星。现在看,依靠高杠杆的投资银行业务,它的发展是有限度的。危机之后,很多银行会回归到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我们过去有个老提法——存款立行、服务立行,还是它的基础。

银行业的未来发展应该更多地去支持实体经济,利润点也应该在这里,而不是过去在虚拟经济中自我服务,自我创新,银行要更多转向服务实体经济。

对于银行业的监管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要进一步加强。对银行业高管人员的薪酬和激励机制要进行监管,这是一个国际趋势,但在以前并没有纳入监管范畴。这一次美国金融机构受指责比较多的就是金融高管的薪酬,高管只追求利润不讲风险,现在高管薪酬必须要跟风险挂钩,接受外部的监管。否则高管人员自己确定的薪酬只能越来越高,监管机构就像监管资本充足率一样监管高管薪酬。

同时,各国要加强跨国监管,否则的话就会存在监管套利的情况,哪个地方监管薄弱就到哪里去开设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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