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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晚语言的桎梏

2009-02-10 13:59 作者:孟静 2009年第5期
1985年,导演黄一鹤曾把春晚舞台挪到工人体育馆的巨大舞台上,马三立老先生立在幽暗处,慢悠悠地三翻四斗。没有对讲机,没有暖气,拖拖拉拉6小时,收到几麻袋的批评信。十几天后,央视不得不在《新闻联播》上向全国观众道歉,春晚的第一次改革就此失败。

2000年春节晚会上,赵本山和宋丹丹表演小品《钟点工》

1985年,导演黄一鹤曾把春晚舞台挪到工人体育馆的巨大舞台上,马三立老先生立在幽暗处,慢悠悠地三翻四斗。没有对讲机,没有暖气,拖拖拉拉6小时,收到几麻袋的批评信。十几天后,央视不得不在《新闻联播》上向全国观众道歉,春晚的第一次改革就此失败。

时间

1983、1984年的演员们是十分幸运的,只要观众打进电话点节目(那时有电话的人也实在是少),他们就可以无休止地唱下去、演下去,节目的随意性大到不可想象。刘晓庆和姜昆临时搭档《刘海砍樵》,王刚的服装是借来的,人们团团围坐成小型茶话会的模式,演员就坐在观众席中,需要演出时再上来。刚从政治阴霾中走出的中国人,一点点小乐子就逗得大家放声开怀。当央视有了600平方米的一号演播厅,笑声却要靠领掌去强迫。范伟常常感叹:如果在剧场里,关了灯,只有一束追光,台下是黑的,能听到观众的笑声,那该多好?纤毫毕现的演播厅曾让他莫名地紧张。演员是很敏感的,台下观众翘个二郎腿,范伟会联想到:是不是他觉得没意思?虽然戴着麦克风,却总觉得声音还不够大,拢不住观众的神,于是演员们开始青筋暴露扯嗓子。如今作为一个旁观者,范伟也是从这条岔路上走过来的:“真的,我特想和他们说说,嗷嗷地喊,电视里不好看。”

“喊”的另一个原因是对自身和作品的不自信,小沈阳今年没有喊,虽然《不差钱》是临时在十几天前突击出的剧本,但所有包袱都是他在二人转舞台上平时演出的那些。赵本山早期的合作者崔凯告诉我:“小品应该先养一段时间,小沈阳十几岁起就和母亲在吉林演出,每天都演,作品千锤百炼。”春晚小品一般要经过如下程序:讨论题材——作者念稿子——排练——8~10场的审查。“一个作品最多演10场,10天的孩子能有一年的孩子成熟吗?”范伟告诉我。

春晚曾经是演员们不可拒绝的舞台。“我妈都卧床起不来,一听儿子上春晚,坐那一直看到完,不得了。”范伟说。他们最怕导演笑呵呵地走过来,那就意味着“对不起了”。有一次赵安笑着走到一位演员面前,他立刻哈腰站起来:“赵导,我去买火车票。”让范伟记忆犹新的有两件事:零点敲钟之前的最后一个节目被称作“刀口节目”,如果前面时间胀得太厉害,这个节目就要被当场拿下。有一次是6个人表演的大学生辩论会,麦克风都别上了,旁观者都为他们难受。第二次轮到潘长江的节目,前面的《卖拐》观众反应太热烈,鼓掌、大笑,把时间硬是拖长了,急得导演带着潘长江给其他演员挨个作揖,请他们一定抢出时间来。《卖拐》的开头,范伟应该骑上三圈自行车,高秀敏在后面说:“拐啦!拐啦!”范伟的表演上有个层次——由半信半疑到怀疑。为了抢时间,他只骑了半圈就下来了,因此当年在辽宁台的表演就比央视的精彩。

在成为不可替代之前,赵本山得到的表演时间通常是13分钟左右,如果实在节目需要,可以再申请。春晚的表演时间有严格把控,崔凯说,他为潘长江创作的《过河》就百般为难,总导演袁德旺要求他不超过10分钟,那是个歌舞小品,唱完歌跳完舞就已经9分钟,剩下的1分钟里要交代剧情,还要抛出好几个包袱,经过讨价还价,放宽到12分钟。基于这种考虑,《卖拐》的作者宫凯波很坦诚地告诉我,即使春晚请来郭德纲,他也没办法抖响,因为剧场里允许铺平垫稳,春晚要求扎鸡血似的,15秒一个小包袱,30秒一个大包袱,三句一个小龇牙,五句一个大咔嚓。当然现在的赵本山不存在这个问题,今年的小品他表演了25分钟,湖南的喜剧演员大兵也认为时间不是问题。

审查

“你说要采访春晚的故事,我一回想,这里面有政治智慧,有审查艺术,有朋友间的情义与误会,什么元素都有。”参加过10次春晚的范伟对我说。

1994年,赵本山准备了《儿子大了》,上京赶考。这年赵本山已经参加过4次春晚,加上家里有事,去的那天中宣部的审查已经结束。这是让范伟刻骨铭心的一次表演,在一家咖啡厅里,本山大叔演一个进城老农,穿着皮袄,背着行李,十来位导演组成员团团围坐,没有一丝笑意地看完了他们的演出。“那是我第一次进央视,小品没观众特难受,大家审视地看着你,笑是气场,大家都不乐,互相传染,我扑哧乐了也很唐突,我越演越紧,时间一点点走着,我们也一点点由希望到绝望。”节目演完了,他们通身大汗,文艺部主任邹友开说:“够呛,回去吧。”

崔永元讲过:中国有七大悲剧,头一条就是相声不可笑。崔凯认为,问题在于“包袱密集度虽然高,却失去了生活基础,这几年明显能听出现场有人带头笑,观众们乐得不开心、不自然”。《红高粱模特队》就是崔凯在辽南体验生活时发掘的,他在那里见识了一群乡村模特队的可爱。这个小品起初赵本山不太接受,他不知道矛盾冲突在哪,如何处理和范教练的关系,是开玩笑还是尊重他?崔凯说:“土教练和洋教练就是对文化理解上的错位。”

春晚真正的问题在于题材的自由度,对赵本山来说,已经没人再给他规定命题作文,这些年春晚不是没有改革,为了留住观众,主题先行变成笑声先行。创作过《有事您说话》的沈阳军区作家王承友告诉我:“郭冬临是上戏本科毕业,强调塑造大都市小人物,既想好玩又想要启迪。作为部队作者就更想要有主题了。”主题先行,各方各面都要照顾到,是春晚小品的特色。农民工、邻里关系、部队建设,去年的奥运、赈灾,一定要在作品中体现。像去年有个《军嫂上岛》,今年《水下除夕夜》就必须的。作者们都认为,命题作文不可怕,可怕的是简单图解命题。当没有厚实内容时,用震破耳膜的狂喊曲解情感抒发,就变成了很多相声、小品的通病。

《牛大叔提干》的作者就是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崔凯,他回忆道:“我下基层县里,总是吃吃喝喝,干部们说,不是我们愿意喝,工作做得越好,来的领导越多。”刚开始彩排时有一位首长提了意见:乡是一级政府,这么乌烟瘴气不行。但阴差阳错,没人把意见传达给演员。春晚联排是逢双数,22、24、26日,28日录备播带,28日那天就是铁定要上了。26日最后审查那天,那位首长来了,一看,怎么还没改?当时通知这节目拿下。春晚演员之间最关注的事就是谁会被拿下,这消息飞遍了整个剧组。范伟和赵本山住在一个房间,那一夜,赵本山辗转反侧。此时赵本山已然成名,参加过进藏代表团,有机会结识那位首长。“我想肯定完了,砰就崩溃了,但是本山大哥特别沉着。他给首长打了电话,说去年就没上,回去没法和父老乡亲交代,再拿下元气就不好缓了,况且确实没收到通知,不是有意。首长说,不是演员的问题。赵本山建议能不能修改一下,首长同意28日那天再审查一次。”

节目有惊无险地通过了,但是有个底赵本山一直没敢露——最后他拎起一串老鳖蛋说:“扯蛋扯蛋,就是打这儿来的。”崔凯透露,小品中有个笑料是端上三个老鳖蛋,却有四个客人,演员说三个王八蛋,没法分。“摄像笑得都不行,但审查时说这是骂人话,让删掉。今年台词里有‘感谢你八辈祖宗’,也说是骂人话,赵本山坚持说不是,导演组比过去民主,就留下了。”“底”对小品相声特别重要,一个好的“底”可以留给人一半好印象。赵本山到了直播那天,才让道具师做了一串乒乓球,讲了“扯蛋”。“我这种胆儿的不敢,本山胆大。这包袱无伤大雅,他心里有数,不会捅娄子。”范伟说。

崔凯当上辽宁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后,认为自己失去了底层生活,决定不再写小品。“《过河》是我最难的一次,开始是要我为黄宏写一个大中型企业脱困的下岗故事,后来张晓海导演找到我,说改路子吧,科技兴农也挺重大的。这让我头疼,别人帮我找了他在农科院的大爷,给我讲了一通无土栽培,听得我一头雾水。什么救了我?还是二人转的形式,从来没人在春晚舞台上演过歌舞小品。”

1986年,赵本山和潘长江的《大观灯》在基层演出了200多场,包括他第一次上春晚的《相亲》,观众在何时笑,笑声多大,多少个笑点,语言动作的节奏、分寸,非常圆熟,这是为了春晚突击准备两个月所不能比的,况且现在大腕们已经不用再准备两个月。过去排练从来没人敢请假,现在经常有人以去外地排戏为由离开节目组。阎肃曾经说过,春晚积累的负面效应要出来了。一位知情人说:“中央台的官本位衙门作风没丢下,领导一直认为自己是娱乐界老大,找谁谁都得来。怎么可能不来?基层语言组的头儿都急完了,大环境不一样了,娱乐平台太多了,拍电视剧、弄电影,人家不爱来,就得请。领导说,人家不来是你们工作没做好。新演员也不像以前那么愿望强烈,毙了?就走了。特别明显的是去演员剧组,以前特热闹。现在去了,就感觉怎么完事了?人都跑哪了?”以前只有春晚炒演员的,现在有点腕的演员也敢以“没档期”为由炒春晚了。

宫凯波告诉我:“如果说领导偏爱赵本山,也是因为老百姓偏爱他。和他们团队合作确实不费劲,不但题材上自由,还不用完整剧本,提供个思路就行,演员会自己编台词。”王承友也说:“作者是画大框,精装修是演员,哪个演员演对于小品非常重要。”话虽如此,但剧本的匮乏是不争的事实,演员们与长年写本子的作者形成哥们儿关系,一起吃喝,广种薄收,每次央求好几个人准备,择优录用。春晚的本子基本是没有报酬的,除非获奖,每年赵本山会把奖金给作者,因为他们也要陪着熬到上台那一刻。像徐正超原本职业是记者,由于赵本山有集团,安排他做了集团副总,平时还负责写电视剧、栏目剧剧本,当执行导演,关键时刻写春晚小品。其他演员没有这种条件养专职作者,只能凭兄弟情谊笼络编剧。崔凯说:“不仅曲艺作家,包括编剧,名字越写越小,文化市场的价值体系不对称,作品对于编剧是一次性付出,只拿到一次性稿费,演员却可以凭着它演好几年。”

成名

历来语言类节目就属于春晚中“条子”关系户较少的群落,如果观众不笑,再硬的关系,同样尴尬。在《宇宙牌香烟》、《虎口脱险》之前,马季、姜昆已经是曲艺界的名家。真正依托春晚成名的是冯巩、牛群及以赵本山为首的东北军团。所谓“一夜走红”,其实并不存在。就像有人问郭德纲同样的问题,他反问:“你看我是哪一夜红的?”

冲击春晚从来就不是一次性成功的,赵本山先是姜昆推荐,而后他不知轻重得罪了央视来人,在父老乡亲的期盼下,他提着10瓶茅台进北京,自己把茅台喝了,准备回去跟老乡们说送出去了,折腾了好几年,才算站稳。小沈阳有了师傅撑腰,依然反反复复。去年他的单口表演因为不符合春晚形式被毙掉,为了平衡,要把他塞进黄宏的节目里,不知为什么没弄成。元宵晚会已经定了要上,临了又毙了,在东三省还颇引起一阵小波澜。

范伟说他演完了《牛大叔提干》,就以为自己一夜走红。初一早晨他出了沈阳火车站,叫了一辆出租车,一路上和司机聊,末了人家也没认出这人刚上过春晚。“这都是人们的臆想,我露好几小脸都没出名。”1996年,范伟继续在《三鞭子》里演了一名没甚个性的司机,他还是站在赵本山身边的那个人。事实上,创作者很难把三句以上的台词给其他的演员,因为担心别人一开口观众不耐烦。

《红高粱模特队》中范伟的戏份很多,他也从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就感。演完这个小品,他想这回自己有点腕了。贵州台请他去做节目,那节目安排了恶搞偷拍,下飞机有人拦着他,检查证件。范伟说:“我是演小品的。”人家问:“你演什么小品?”他说:“和赵本山演小品。”人家说:“我们知道赵本山,不知道你。”范伟说:“扯蛋扯蛋那个,还有走路垫步的。”他傻乎乎地学着小品里单腿蹦,周围的人笑喷了。

我听到过一个段子,春晚排练时小品作者每顿饭的伙食费是20块钱,想喝点酒点些好菜根本不可能。冯巩每年去得早、带的人多,有人嘟嘟囔囔抱怨,冯巩一急,拍了1万块钱,让跟着他的人随便吃。讲给范伟听,他对这种事情茫然无知,参加春晚10年来,央视对他们这个团队一直很客气,吃喝管够,他们也从未送礼请客,而范伟是个最敏感不过的人,“我们是本山大树后面的人,他们对我们客气不客气我们都感觉不到”。

创新

早在黄一鹤时代,他就找过心理学家研究观众看一个节目多久会感到疲惫。崔凯说:“那时重视题材的新颖开发,逼着创新。”首当其冲的就是打破东北方言垄断,到南方寻找节目。央视春晚在上海地区的收视率一直不高,如果有个滑稽戏小品,江南收视率立刻飞升。郎昆今年开会首先定下的就是寻找南方语言类节目,前几年也曾经把导演组分成几批,四处寻找。有一年号称发现了一个“广州赵本山”,那个节目叫《草台班子》,都觉得那演员挺好,可给了机会不一定能走上去,节目演完就无声无息了。前几年还偷偷摸摸审过被央视封杀的陈佩斯,看完导演们就散了。

崔凯在写完《红高粱模特队》后思考小品创作说:“过去我分不清东北小品和京津喜剧有什么区别?《红高粱模特队》是拐点,东北喜剧强调人物,京津强调包袱,像小沈阳的‘这个真没有”,不是包袱,是剧情顺下来的笑点。”

为什么南方喜剧不被春晚舞台接受?上过3次春晚、也曾被毙过3次的湖南演员大兵分析说:“全国有8大方言,南方占了7个,但是首都在北京,普通话以北方方言为主,很难找到全国观众都明白又不削减魅力的语言。滑稽戏在上海演起来山崩地裂,到了北方没人笑。走向全国就是走向北方,我们不得不忍痛牺牲,削足适履,就像人家用右手吃饭,我们用脚吃饭,这种方言上的不平等是无法改变的。”大兵在春晚用湖南普通话表演相声,他说:“‘你qia饭没’说成‘你吃饭没’,韵味一下子消失了。”另一个原因是南方人比较细腻,比较小的包袱可以让他们乐个不行,而在讲究密度、冲击力的春晚舞台上,人们长期习惯东北喜剧的猛烈快速,南方喜剧远远无法满足。

赵本山并不是只力推小沈阳一个徒弟,早在《卖拐》系列,他就找了两个徒弟上场,但表现机会不多。今年他为央视准备的小品原本是《送蛋糕》,小沈阳扮演那个送蛋糕的人,很多亮点都在他身上。临时改成《不差钱》后,又给他安排了一个最能展示他模仿能力的角色。同时,在辽宁台演出的《送蛋糕》换掉了小沈阳,角色的包袱也去掉,就是为了留给央视最好的,演员和作者需要考虑的不只是作品,包括照顾方方面面的关系。

在和宋丹丹连续合作两年后,赵本山找来范伟筹备《有钱了》,讲中彩票的故事。赵本山进入央视春晚之前,就开始在辽宁台春晚露脸,雷打不动。每年他准备两个小品,先在辽宁台录像,他认为最好的那个呈现给央视。有趣的是,好几年他觉得指定会火的小品审查时一演,观众反应都不激烈。而地方台的要求很简单,观众笑了是硬道理。就像《有钱了》,一开始就下大力气抓,演员、创作者们住在“影视之家”,两个月的封闭,讨论、修改,一上舞台,场子不热。范伟归结为“劲使大了,创作喜剧越放松越好,真紧张起来,为央视打造精品,离笑不出来就不远了”。

尽管演员和创作者都不愿意承认题材限制了他们的发挥,可事实确实如此。王承友今年的节目被毙掉了,包袱越砍越少,他在电话里对我复述了整个原稿,沮丧地说:“我不太会念稿子。”不会生动地念稿子的作者,第一关就难通过。赵本山早期作品尖锐地触碰过现实,《三鞭子》讲述农民对下乡干部不信任,觉得他们在走形式主义。崔凯说这个作品非常难写,“春晚整体氛围是喜庆的,不像中纪委廉政文化晚会,既可讽刺,又可批判,人们怀着期望准备乐。‘年三十晚上死头驴,不好也得说好。’讽刺谁都不合适,要避免得罪各个阶层”。

对于擅长讽刺、让人们在笑声中和弱点告别的相声,这就是个致命的限制了。宫凯波有个现成例子,他写的《好人不打折》,大意是一个袜子厂工人下班误把袜子带到家里,引起媳妇的误会,两人回厂里还袜子,保安不让进,说你把我撂倒才能进。工人一急,把透明的丝袜套头上装劫匪,初审时观众乐得东倒西歪。审查时有人说:“袜子俩腿,脑袋套在立裆,容易让观众浮想联翩。”要求换成纱巾,还必须是黄色的。底下人也不知道为什么是黄色,反正直播时一个包袱没响。他告诉我:“最初创意阶段,很多东西都挺好,剩下的全没意思。包袱往下咔嚓,尤其是早期。领导想的和基层操作不一样,领导想别出事,这话敏感。地方台就好弄,北京台小沈阳的《超级大明星》能把砖头拎上去,那个节目央视审了几次就不敢上。”

崔凯说:“我不同意小品、相声走入绝境的说法,去年我们走过几个省,观众还是很喜欢。但是你不能老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吧,问题就是出在创作上。侯宝林、马三立在长期表演中,观众用笑声告诉他们,为人民服务是句官话,但老百姓满意就是最重要的审美标准。”

“不能用春晚的标准去衡量小品相声。”崔凯总结道。

年前,赵本山在电视剧《关东大先生》的发布会上,提到范伟躲他不接电话,他为此生了气。赵本山把范伟单拎出来数落,很大程度上出于他的焦虑。去年我在“本山基地”采访时,“本山传媒”总经理刘双平就提到,赵本山在准备春晚前七天七夜没合眼,失眠,压力大到哭泣,今年他在台上的咳嗽控制不住。近两年为他写本子的徐正超告诉我:“每年都这样,咳嗽还要生憋,他是年三十的一道菜,不上不行,上就得保证得接得住前面的。”

今年宋丹丹提出不演,赵本山想了一个点子,最适合他和范伟。范伟不演对他造成打击,赵本山自己又无法退下来。其实1994年赵本山就没有参加春晚,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轰动,如果放在今天,会成为报纸头条。那个年代他最有力的竞争者是赵丽蓉老太太,有她在,赵本山就很难拿到小品类一等奖。赵丽蓉去世后,赵本山才成为真正的小品王。

可今时不同往日,宫凯波开玩笑说:“本山是一杆大旗,必须迎风飘扬。”这话却也不假,赵本山有很大的一个摊子,学校、基地、剧场、电视剧,东三省对春晚又格外重视,如果不上春晚,他的美誉度会受损,学校生源、卖片都会出问题,别人会怀疑他是不是犯错误了。每年赵本山会收到成千上万的剧本,远至东莞、海南,他手下专门有看本子的人。徐正超说:“对路子的基本没有,送本子的人以为重复以前的俏皮语言就行了,他现在要的是沉实的幽默,不是制造经典流行语。各种表演方式全用遍了,出新的可能性为零,观众的笑点一年比一年高,就想题材首先面临着‘躲坑’。”徐正超和人打过赌,如果对方能提供可操作的、效果好的小品思路,他愿意付20万元,直到现在这钱也没输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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