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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哲琴:不想做花瓶大使

2009-02-03 15:24 作者:王晓峰 2009年第3期
如果按照朱哲琴原来的计划,她应该整理诵经和准备做一张很汉文化概念的唱片。也正是在整理诵经工作期间,朱哲琴认识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马和励(Khalid Malik,巴基斯坦人)。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朱哲琴成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中国亲善大使。

如果按照朱哲琴原来的计划,她应该整理诵经和准备做一张很汉文化概念的唱片。也正是在整理诵经工作期间,朱哲琴认识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马和励(Khalid Malik,巴基斯坦人)。

2006年9月,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州委书记齐扎拉给朱哲琴打电话,希望她能帮助当地寺院整理诵经。朱哲琴下飞机后直接去寺院,指挥喇嘛诵经。一旁的马和励看到一个女子风尘仆仆过来与喇嘛一起诵经,觉得很奇特,当然,他知道这个人是朱哲琴,一个音乐家。第二天,马和励与夫人请朱哲琴喝茶,朱哲琴给马和励讲述了她的恒河之旅。她说:“他当时就说你的生活很有意思,我们开发计划署一直想找这样的人。我说我是一个自由的音乐家,我不会做那种徒有虚名的事情。”

没多久,马和励打电话给朱哲琴,说开发计划署有一个要启动的项目,名为:“世界看见——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亲善行动”,希望她能出任亲善大使。马和励告诉朱哲琴:“联合国经过考虑是比较认真的。”朱哲琴说:“如果真的认真做事,我可能是一个你找对的人。”
就这样,朱哲琴改变了原来的计划,成为开发计划署的亲善大使,此前,影星周迅曾经担任开发署环保亲善大使。

马和励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开发计划署在中国的主要使命就是帮助中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和中国实现小康的发展目标有很多相似之处,主要都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另外开发署推出了一个概念就是人类发展的概念,把人放在首位,不仅仅要寻求经济的发展,更主要的是寻求可持续的发展,需求人类与自然的平衡。”他说,“全球的贫困人口中少数民族大概占到50%的比例,这本身就能说明一些问题,因为他们很多人都住在偏远的山区,所以很难接触到外界从而获得机会。文化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资产,对于如何提高他们生活质量这方面来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财富。另外,这也是一个商业的机遇,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在印度最大的出口业不是IT业,而是像工艺品这样的文化产品,是他们经济增长的一个很大的动力,而且给7000万人创造了就业,这也充分说明了文化产业发展的潜力。所以我们选择了朱哲琴,我们在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古、云南、贵州都有相关的项目,我们希望通过她推动和激活人们对文化保护的关注,比如手工艺、民族音乐方面,并且希望提高人们对这些东西的需求。我们也非常高兴看到朱哲琴愿意为这项活动去献身”。

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文化的差异性并没有给落后地区的文化带来太多商业机会,很多少数民族在接受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同时抛弃了传统,传统文化并没有获得商业上的认可。而由于原来生产力的落后,并没有让少数民族地区在接受现代生活方式的同时摆脱贫穷落后现状,让少数民族地区重新认可自己的文化也许是发展当地经济的方式之一。

马和励说:“西藏的工艺品其实面临着尼泊尔的手工艺品很大的竞争,所以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希望能够创建和推出西藏的品牌,把它很好地带向市场。对此我们也做出了很多不一样的尝试,比如一开始我们培训手工艺人,提高他们的技能,让产品出来之后能有市场竞争力,从而扶持整个产业,帮助整个产业创建品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影响市场的需求,只有需求量增长了,这个市场才能做得更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选择和朱哲琴合作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想让这个产品做得更酷更有内涵,这样才能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手工艺品的价值在于它的创造性和它的独特性,这也是相比那些批量生产出来的东西的优势所在。还有一个我祖国的例子,巴基斯坦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想走进现代化,所以人们都穿西方的衣服,但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人们的想法发生了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穿传统服装,他们觉得这样既时髦又骄傲,这是多样化选择的结果。”

在谈到经济发展是否会产生与民族文化之间的矛盾的问题时,马和励认为:“发展最根本是要实现人的发展,以人为本,把人放在第一位。印度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直致力于现代化的进程,更重视现代文明的发展。但是在上世纪60年代之后印度成立了一个专门的部门来用于提高文化在整个国家发展道路上的分量,它们最后做得非常成功,不仅保护了他们本民族的文化,又把它化为提高生计的手段,现在手工业就是印度经济对外出口最大的支柱。另一方面,人们对自己身份的认知也会更加地认同。其实文化不仅仅是穿本民族的服装这样很表面的一个东西,也包括更深层次的内涵,比如还有人们对自己国家的满意程度,对本国文化的认同,还有整个社会发展的连贯性。日本也是很好的例子,他们对保护本国传统文化兼顾现代化发展进程是很好的榜样。

“另外从观念上说,我认为文化多样性是一个优势而不是一个弱点。还有全球化问题。其实有两个很有意思的趋势,其中一个趋势是比如全球都会知道小甜甜都做了些什么,另一个方面全球化让人们更加关注自己生活的群体,知道相对来说自己生活的群体和外界有何不同,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朱哲琴希望能从音乐角度进入到这几个省区。上海世博会也找到朱哲琴,希望能把一些民族音乐带入世博会,朱哲琴想把联合国的项目与世博会连接到一起:“我想的是怎么整合出一个东西,有了音乐这个基础,相应的影像就很容易了,推广就很容易了。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做出一个东西,我们每个区域帮他做30秒的东西,介绍一下这个区域,我是觉得做这个要用一个很小的资源怎么能够把它放大,有了这个基础,第二步手工业的就可以在这个上面嫁接。”

按照朱哲琴目前的设想,第一步先做一个双张的唱片,“它既是一件独立的艺术品,也是一个广告产品”。自从朱哲琴录制了一些西藏题材的唱片后,有很多地方找到她,希望她能录制一些与当地有关的唱片,“先有一套唱片,每个区域选择一两首很棒的作品,接下来再单独为一个地区做一些东西就容易了”。

去年,朱哲琴已经开始着手整理几个省区的音乐地图,把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梳理出来。“我们去当地不是漫无目的地采集,我们已经在概念上筛选出了一些精华,比如说做内蒙古,决定抓住马头琴、长调和呼麦,就这三个东西。但我觉得就这三个东西介入到当代,从来没有做出一个像样的东西,这是我们的空白。每个区都找这个点,把这个点代表性的精华先抽出来,唱片先做出来。现在我们不想去承诺太多的东西,因为我怕做不到。”

朱哲琴希望在未来的两年时间去这6个省区两到三次。“每个地区重点需要整理的大约占80%,剩下的给我没有发现的,因为这个是我们经验以外的东西,惊喜的东西,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如果过于没有灵活性,就没有闪光点了,那我们留20%的空间,那可能是我们去那儿碰上的,那样的话我觉得会超值一些。对于音乐选择的标准,首先要有普遍性,其次是跟当代再生这个东西能够连接起来,这两个是目前我的标准,我想会比较清楚。”

由于以前有制作民族素材唱片的经验,朱哲琴的这张唱片计划仍然延续当年制作《阿姐鼓》的模式。“里面最主要的还是素材是当地的,我们只是找很多拼贴、嫁接这样的一个方法。比如说原来有一个信天游,我又写一首信天游出来,不是这个概念,我们这张片子主体是当地音乐,这个是很明确的,我就给那儿做的,所以素材、前期的采样很重要,我们就希望采到一些很好的东西,后面这些主要是根据这些去组装,拉长啊变短啊,或者是加入不同的东西。通过当地的东西启发产生艺术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像我们做《阿姐鼓》其实就是这么来的。”朱哲琴说,“我也可以在里面出现,但是主体是人家,我们现在是给这些音乐文化做一个当代性的结合,我们其实是配菜,我可以给他配,如果需要到我这个声音的话,或者再需要别人的声音或乐曲,都可以给他们配。”

朱哲琴在这次计划中扮演的是一个制作人的角色,当然,作为联合国的一个项目,她也希望这个计划带有更广阔的国际色彩。目前,她希望能与一些国际知名的音乐家合作,这些音乐家在制作民族音乐方面都有一定的经验,比如英国的彼得·加布里埃尔、美国的昆西·琼斯、日本的坂本龙一、德国的“谜”(Enigma)、印度音乐家A.R.拉赫曼、中国的谭盾与何训田……如果这些音乐家参与进来,那可能是中国当代音乐历史上的一次梦幻合作。“这些人都在区域音乐做过贡献,都有经验。我希望他们介入不要给人家一个太重的包袱,所以我就想,要每个人可能就给5分钟的一个东西,对人家很轻松。其实我对每个乐曲的方向不需要很具体,但要有一个前期很好的沟通,在这个基础上由他们自己做。它不是某一个人的一个艺术创作,它就是让人们看民族的精华,经过世界不同的音乐人用他们的眼光帮这个地方做出一个东西,它有可能走到哪儿去,这是我想要的结果。这个合集我就要最大程度地探讨让它能走多远,在当今这些比较优秀的音乐家,他们这个万花筒能变出什么样子来。”

对于将来可能对这6个省区产生的影响,朱哲琴很自信,她说:“我自己其实就是一个例子,现在大家都在呼喊原生态,在十几年前我做的《阿姐鼓》,大家完全觉得这些东西很土,拿不上桌面,《阿姐鼓》做出来,它的成功其实影响了后面相关的这些创作和旅游,包括人们对它的一个看法。我希望这个唱片做出来是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帮助这些地区的文化找回到自信。”

唱片《七日谈》出版后,朱哲琴希望能在新的音乐中回到自身更多一些,这个自身就是汉文化。过去,她的音乐目标一直在西藏和东南亚、西亚地区,她希望能在接下来的创作中以汉文化为基础,创作一些当代音乐作品。她解释说:“《七日谈》为什么会涉及南亚很多个国家的音乐,这也是我这10年旅行的经验。这10年我看世界,最后我知道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所谓的汉文化没有一个孤立的概念,汉文化跟很多文化不断发生关系、发生流动,最后它发展成一个囊括很多东西又有本土性的文化,这是一个特别活而且特别有意思的视点。在里面的人不会注意到这个,比如以前我们觉得汉文化是个很顽强很鲜明的东西,但是我旅行到印度、尼泊尔等一些国家,我才发现,佛教、绘画、建筑,到印度南部和北部,你都能看到中国寺庙的渊源。它从来都不是一个割裂的东西。这就让我的兴趣回到中国当代,我们谈中国当代的经济和整个国家的崛起,如果在你的文化里面没有这种包容性、囊括性同时体现时代性的话,是没有说服力的,我不知道怎么样我的人生就在这个地方完成了一个转折。我做西藏音乐的时候还是跟这个地方割裂的,但实际上这么一看我才知道为什么我那个时候会走到西藏去。当然佛教是从那条路上进来的。这个非常有意思,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能够探讨一些东西,就是现在谈论的包括哲学、宗教,其实在一个暗流里面是互相联系的。很多人可能不敏感,或者为了追求其他东西就迷失掉了,但实际上我们血液里面就有,这个太有意思了。我在印度东南亚的旅行使我对这些的阐释和理解有很大的帮助,我知道我从哪儿来,文化跟哪儿有联系。佛教传承这方面,我觉得那个是根源,其实每个国家的音乐,它大都是从宗教音乐起源,戏剧和宗教,这个东西是连在一起的,我想会回归到这些东西上。”
(张薇、殷月、实习生张萌萌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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