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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之始

2009-01-20 11:31 作者:朱文轶 2009年第4期
1949年中期,毛泽东有些焦虑地说,“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毛泽东是针对新中国一场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而说,这时候,中国共产党对沈阳的接收已经接近尾声,而对天津、北平、上海的城市接管工作刚刚展开。

1948年9月,陈云在吉林陶赖昭松花江大桥修复通车典礼大会上讲话。陈云赞扬道:“这座大桥的修复,为东北人民修通了一条胜利之路”

1949年中期,毛泽东有些焦虑地说,“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毛泽东是针对新中国一场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而说,这时候,中国共产党对沈阳的接收已经接近尾声,而对天津、北平、上海的城市接管工作刚刚展开。

随着新政权建立,农村的日子伴随着扛枪、分田的生活已经成为过去,5.5亿人口要进入一个新的组织网络,新中国的领导人需要适应和面对一系列新问题:为国家的发展制订计划、编制预算、亟待大大提高的生产力、城市中各阶层的新关系,甚至于死灰复燃的官僚主义和伴随胜利而来的道德上的问题。

这场“由农村进入城市”的巨大变革并非毫无征兆和事先计划。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城市命题已经开始进入领导人的视野。当时有着多年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经验的陈云在发言中,格外强调请代表们注意处理好即将面对的财政经济问题。他说,“现在我们快由乡村转到城市”,“同志们一到城市里面,千万不要把机器搞坏了,那时候机器是我们恢复经济的本钱。如果没有机器,我们驾驭城市就很困难”。

陈云“保存城市机器”的主张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和支持。毛泽东在“七大”上做结论时说,“搞大工业我们相当生疏。为什么这次大会提出‘不要打烂机器’这一条呢?因为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知识”。他用自己为例,“我当了几十年共产党员,过去没有学会搞经济这一条,没有学会就要承认,现在就要学。陈云同志讲,进了城市不要打烂机器,这就有一个学习问题,不学会还是要打烂的”。

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选自120万名党员。这个当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共产党的政党,是广大劳动者的领路人,是农村问题专家,是土改运动的发明人。它创造性地重新分配了这个国家40%的耕地给60%的农村人口,但它的确仍然是“城市”的门外汉。根据地经济本质上仍是自然经济,人们自给自足,不需要与工厂、银行、法院,乃至邮电系统、医疗机构打交道。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最熟悉的城市不过是面积3.7万平方公里、“只有几座窑洞”的延安。一年后,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后,共产党和他的军队就再次从延安退回到了农村。

当1947年战略反攻后势如破竹的军事胜利将一座又一座大城市送交给中国共产党时,领导者们发现,他们治理城市的技术远不如他们在农村工作时那么得心应手。不仅如此,令毛泽东和陈云担心的“打烂机器”的情况还是发生了。在收复井陉、阳泉等重要工业区时,少数部队就随意没收商店,没收敌军官家属的财产,强行令商人捐款。在中央对一起严重破坏军纪的“高家堡事件”进行全军通报批评和纪律教育后,在石家庄,相似的事情继续出现:一些部队后勤人员闯入工厂,搬运器材、拆卸零件、砸毁厂房,纵容城市贫民哄抢公用物资。意识形态与政府责任的矛盾于是成为对新政权的巨大考验。

1948年3月,陈云和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其他领导人再次提出“工作重心开始由乡村向城市转移”。陈云对东北全党指出,以前我们把主要力量放在农村,现在农村有了基础,城市工作的地位就要加强,要抽调力量做城市工作了。首先是掌握工业,加强工业的组织领导力量。要像动员1.2万名干部下乡搞土改那样,来配备和加强搞工业建设的干部。东北局于是决定将东北局与各省、地、县委的“民运部”一律改为“城市工作部”。

比起共产党接管大城市的第一站石家庄,沈阳的优势在于,市内和近郊没有经过激烈战斗,城市框架保存完整。那么,共产党能否在这里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呢?

沈阳,某种意义上,是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历史的一个转折。对陈云和初步接触城市的干部们来说,沈阳更是一场充满挑战的实验。如何克服长久以来游击主义作风和小农意识的惯性?如何将一个已经失去生气的城市重新点燃?事实上沈阳多年前就处于半战争状态,沈阳刚从区域分割的状态中走出来,商品流通艰难;工厂破败不堪,八大厂(兵工厂、汽车厂、机车厂、桥梁厂、炼钢厂、电器厂、橡胶厂、机器厂)不光是整个东北,几乎是全中国的战略命脉,迅速恢复生产力并不只是一纸文件那么简单。沈阳有超过7万名的产业工人,连家属占据沈阳市总人口的1/3,动员工人的同时,也要调动职员积极性和兼顾资本家利益,它需要当权者赋予“劳资关系”新的理解和内容。

沈阳只是中国大城市的一个代表,它让陈云“保存城市机器”的理论不停留于观点,而有了付诸应用的机会。它也给了中国共产党难能可贵的实践和极富价值的启示:要使新中国启动向前,需要调动全社会所有方面的力量,“新民主主义”是毛泽东对国民经济恢复阶段的称谓,在这一时期,私营企业可以和国营企业并存;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要考虑到企业生存和经济环境的持续性。富有深意的是,当沈阳的经验推诸天津、北平、上海时,新政权已经通过一系列大城市接管,完成了它制度设计的初步框架。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我们希望这一组系列报道从60年前的沈阳开始,通过对细节的发掘,重新回到历史现场,再现中国共产党人在60年前对一个人民民主政权,对团结各界社会力量管理城市、管理国家的思考。这种回顾,或许对于60年后的今天,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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