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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重建的沈阳模式

2009-01-20 11:31 作者:朱文轶 2009年第4期
蒋介石1948年10月15日飞离沈阳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中国首屈一指的工业城市的身影正在离他远去。

1946年,沈阳火车站前关注时局变化的民众

转折

蒋介石1948年10月15日飞离沈阳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中国首屈一指的工业城市的身影正在离他远去。

此前半年,东北的据点对国民党来说就已经失去控制了。国民党军队3月12日从吉林撤出,并用军事上惯用的陈词滥调解释说,这是为了缩短运输线。驻军撤到长春,却给当时这个被围城市增加了极大负担,人民解放军封锁了通往长春的所有食物供应线。经过激烈争夺,四平在失去吉林3天后就失守了,但人民解放军此时可以向沈阳发起进攻了。

这是这个月蒋介石第二次到沈阳“亲自”指导战事,第一次是在10月初。他在沈阳的日子并不愉快,除了战争形势对他越来越不利,手下跟他阳奉阴违的事情也越来越多,他对几个重要将领由此缺乏了信任。东北区“剿匪”总司令代行辕主任卫立煌和他在国军主力是否撤出沈阳救援锦州上的分歧,令他极为光火。蒋介石隐忍愤怒,飞临沈阳,架空了卫立煌,直接命令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七十一军、四十九军主力和3个骑兵旅组成“西进兵团”,由廖耀湘指挥,向彰武、新立屯攻击,切断解放军后勤补给线后,再向锦州前进。

由于不停奔波,企图把所有势力都控制在自己手中,蒋介石在1948年中得了比较严重的失眠症。安眠药并没给他带来多少慰藉。夜晚已不再是他睡觉的时间了,他大多是和战地将领通长途电话,商讨军情。后来,蒋介石发现每晚睡觉前喝一杯或半杯威士忌,才能有助于他入睡。

尽管身处败局中,蒋介石仍然坚持每天记日记,他常在日记中夹进当天有重要时事和军情进展的剪报。但日记上的语气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坦率无忌了,1948年5月以后的蒋氏日记,字体也有了明显改变,和他的心情有关。他在日记里多次提到了“沈阳”,但显然极力在隐藏自己情绪的沮丧。

早在这年4月,美国军事顾问小组头头大卫·G.勃尔就恳求蒋介石撤出沈阳,放弃东北,以北平为后方。徒劳的建议当然完全没有奏效,蒋介石的自尊心不允许他甘心一枪不打就把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拱手送人。谁都清楚东北对于全盘战局的意义,如果国民党占领这一地区,将切断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联系,并利用东北雄厚的工业基础,对华东、华北、西北解放区造成南北夹击。相反,如果共产党控制东北,就可以改变自己薄弱的物质基础,形成一个极具生产力的战略基地,摆脱长期被国民党四面包围的被动局面。

1945年抗战结束后,东北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来说都是块难啃的“骨头”。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承认,“抗战胜利后,中共赶紧在关内训练大批干部,但东北原为战后共产党最难渗透的区域,因其土地肥沃,人口稀少,谋生容易,加之受日本人铁腕统治达15年之久”。而国民党接管东北后的形势同样不乐观,苏联人始终是国民党在东北的心患,长期囚禁张学良的旧怨让东北人民对蒋介石并无好感,国民党手上有一堆琐碎的事情要应付:要一一接收沦陷区的政权,要处理伪军和日本的战犯,还要把几百万日本军人和家属遣返日本。

结果,不到两年,国共在东北的形势就出现了戏剧性的反差。中国共产党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让人民军队在东北获得了巨大的群众基础。在“北满”的宾县,一个叫马斌的县委书记和农民亲如一家,农民们川流不息地出入他的办公室。马斌做群众工作的经验被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陈云加以总结,并推广到全党。“能否发动农民是东北斗争成败的关键”,陈云由此要求在东北的干部“大官做小事”。毛泽东在一次回答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对“延安失守”的评价时,也自信地说,“人民战争不取决于一个城市的得失,而取决于怎样解决土地问题”。

相反,为了紧紧抓住东北的控制权,蒋介石的一系列政策,却起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他独断专行地将原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划分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合江、松江、黑龙江、嫩江、兴安9省,南京派来的新官员对这些刚刚划分的地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激化了当地人对国民党政府的对立情绪,他们觉得初来乍到的“南方人”占据着大部分重要职务,这简直是“对东北的占领”。

派系斗争让沈阳成了个松散、让人头疼的地方。作为东北的经济中心,它的吏治腐败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日伪时期留下的大批工厂,成为国民党官员赴任后受贿寻租的工具,几乎每个工厂背后都有官员的身影。1947年受命兼任东北行辕主任的国民党总参谋长陈诚刚上任就抱怨自己接手的“是个烂摊子”,“简直无药可治”,“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一切太不正常了。”陈诚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东北光复后,机关林立,冗员充斥,许多人都游手好闲,唯利是图,以致是非、功过、劳逸均无所稽考。”“军官放着带兵打仗的职责不做,却忙着开报馆、办学校,甚至开舞厅、办工厂、走私、做生意。”

“共产党发动了农村的全部能量,而国民党却被城市绊住了手脚。”当时一名国外的战地记者评论共产党进入东北时“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政策时说。从军事角度,国民党抓住了“点”,而共产党却控制了“面”。“点”可以被孤立和包围起来,但国民党却没能扫平整个“面”,他们能做的就是通过保护“线”(铁路线和公路线)把这些“点”连接起来,结果使他们数量有限的军事力量被弄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对国民党而言,更致命之处在:全国100%的煤炭资源、80%以上的小麦产区、80%以上的棉花产区都在“面”上,共产党成功地用农村掐住了城市的命脉。在东北,中国共产党开始真正掌握主动权,而且从此再也没有失去它。速度惊人的通货膨胀加速了国民党在城市中民心的流失,几天内,美元与法币的兑换率由1∶200万涨到1∶400万。几星期后,非官方兑换率达到1∶800万,法币又减值了一半。8月份,比率又上涨到1∶1100万,高得令人难以置信。为了应对这种崩溃式的经济危机,蒋介石在1948年8月19日发布总统令,发行一种新的国家货币金圆券。那时候,旧货币价值实际上已降到了零。这天,蒋氏夫妇在庐山避暑,蒋介石还信心满满地把对金圆券上市成效的展望记在了他的日记上:“昨夜决定改革币制与管制经济日期余注重于辅币之兑现,以增加新币之信用,或可延长新币之命运也。”国民党政府想在经济空虚时进行经济改革,这种做法既不能增加收入,又不能减少开支,也不能增加生产。没多久,金圆券市值快速下跌,物价又开始螺旋上涨。那些对政府的公告信以为真、拿家中的美元去兑换金圆券的人倒了大霉。到1949年7月,恶名昭著的金圆券10个月之间贬值超过两万倍。

沈阳陷入了不战而乱的困境,混乱和萧条充斥这个大城市的角落。沈阳的平均物价指数5个月内上涨了3到4倍,粮食则涨了9倍。公营企业中大约7万完全发货币工资的工人实际收入大幅度下降,到10月31日,人们的薪水根本买不到日常用品。这个旧时都市街头的人数一天比一天减少。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战争前景不明,很多沈阳人想方设法离开这座动荡的城市,最先逃亡的是一些国民党官吏和富商,后来是一些公司企业的老板和职员,再后来是四处找门路托关系的普通老百姓。为了搭上离开沈阳的飞机,很多人变卖了家当。内战最后两年,设在北平的“华北剿匪总司令部”雇佣民航公司的飞机,把大量的军粮和武器运往东北,飞机空舱回程时,沈阳的很多单位就利用空舱,疏散他们的员工。当员工疏散得差不多后,一些投机商人开始包下空舱,向市民出售机票,赚取佣金。票务既是私人生意,也受到沈阳国民党政府的管制,不管谁申请买票,都要“东北剿匪总司令部”的批准,所以,仍有一些国民党基层官吏在倒卖路条的生意里钻了空子发了财。

1948年春季的几次重大战役后,在多数人看来,战争的胜负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历史潮流已经转向。现在的悬念倒是,蒋介石留下的一个通货膨胀、生产萧条的城市,能否在新政权的手中一扫颓气、重拾生机?对于赢得武装斗争胜利的共产党来说,这真是一场新的考试。

“前方打了胜仗,轮到我们去接收。这不是开玩笑,或者是去玩一玩,是担负着很大的担心。接收的任务责任重大。”在接管沈阳的动员大会上,陈云说,“经过两三年,有超过半数的新干部和我们一同去接收沈阳,这表明我们在东北有根了。”

沈阳军管会

人民解放军进城了。铁西区方向仍然不时有零星的炮声和枪声传来。战士们脚穿布鞋,表情腼腆,灰色棉军装有些肥大。插有红旗的汽车队上挤满了欢乐的面孔,几个女兵还解开胸前的纽扣,让怀抱中的婴儿吃奶。当时正路过沈阳“大东报社”门口的28岁的年轻人柏杨,看到了这一幕,他还看到接连驶过的坦克、吉普、大炮,“几乎全是美国人的”。

“蒋介石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毛泽东曾开玩笑地说。现在,他的话应验了。入城部队有东北野战军一、二、六纵队,辽北独立师。军队从沈阳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进入沈阳市区,从北面官屯入城要持有党政军介绍信。

毛泽东的画像被高高举起。一个高音喇叭竭力呼喊口号:“祝贺沈阳人民获得解放。”墙上、电线杆上到处贴着“新中国”和“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的油印传单。蒋介石的新闻机构的刊物《新报》和《每日新闻》,一夜间变成了共产党的《沈阳时报》。对报纸和宣传的重视,既是新政权对舆论的一贯态度,也体现了新政权领导者对城市的理解。在陈云后来写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并转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在如何迅速恢复秩序、防止大的波动上总结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城市的人有看报习惯,不可一日无报”,“在大城市中的报纸是传布政策的最大机关,稳定人心,主要靠报纸”。沈阳军管会于是事先准备了几期报纸稿件,进城后的第3天报纸就散发到了城市的大街小巷。

第一期《沈阳时报》的内容和编排都很简单,只是刊登了一些基本政策文件,有的版面一时找不到作者,就用过去登过的大文章来填充。新报纸在党员内部反响平平,但在群众中引起了讨论。陈云后来要求,“一切布告,必须字斟句酌。要审阅大样,对广告都要过细审查”。“各种布告和解放区一般新闻,不能一下子苛求内容生动,适合新区群众口味,但转载旧的文件,要有选择。”因为接管人手的紧缺,一共只有五六个干部负责报纸的排字和校对,而报纸大样要由陈云和陶铸二人亲自过目。报纸和对外报道委员会各派一人,在头半个月经常住在军管会参加会议。

除了报纸,军管会还预先准备了大量用于散发的安民布告。东北行政委员会秘书处一名叫韩华平的干事回忆,这些用鲜艳颜色的纸张书写的布告当时装了整整4大麻袋。在最短的时间内,沈阳红遍了,但这座东北最大的城市和工商业中心还没完全恢复生气。比起战争前那个拥有188万人口的大城市,1948年底只剩10万人的沈阳显得冷清多了。自1947年冬解放军孤立沈阳以来,沈阳大小2万余家商店,只剩下7000家。留下来的小生意人紧闭铺门,直到1948年11月8日解放第7天,这些商店依然没有开门。为了调动沈阳城的气氛,一些年轻人组成的表演剧团开始在公开场合演出“白毛女”、“血泪仇”。和边区的群众不同,沈阳人对这种形式的表演还有点陌生。

空旷的城市中,大批国民党的遣散俘虏,三五成群,倒成为沈阳城最显眼的群体。陈云和沈阳接收人员在1948年11月2日黄昏进入沈阳市区,就和这些穿着国民党军服的士兵打了照面。很多人事后都回忆起这一幕,担任陈云秘书的余建亭对这些敌军散俘的印象是,“从表情上看,他们情绪消沉,但也没有惊慌失措的感觉”。

沈阳是作为国民党后方基地性质的大城市,政府机关系统众多,人员复杂。滞留在城内的国民党后勤部队官兵,解放军历次战役后放出的归俘,加上大量战败后回城的散兵,据估计人数在3万人以上。沈阳解放的速度超过很多人预期,接管人员事先没有准备好可以收容散俘的几个解放团的架子,这样一来,尽管他们一进沈阳,就在各区政府和卫戍司令部指定地点,花大力气对这些散俘进行登记和检查,但这只能规范一部分。至少5000左右散俘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成分复杂,根本无从统计。

散俘不光牵涉治安问题。11月3日,解放军入城第二天,就传来沈阳车站被人破坏抢劫的消息,一些没有重兵守卫的小仓库和国民党官员住宅也出了乱子。据说,这些破坏事件中都有国民党散俘的参与。另一方面,正值东北严寒时,沈阳城内被正式接收的散俘加上随军俘虏有5万人之众,需要接管人员给他们解决棉衣、粮食,这无疑是给物资奇缺的沈阳城火上加油。最好的办法,是把这些人先遣送到其他后方城市。但情况却没那么简单,沈阳作为全国解放的中间城市,承担着南北衔接的功能,短时间不仅没法疏散人员,还有大批新俘虏陆续从长春送到沈阳。原则上,在沈阳解放后向平津送;平津解放后,再向南方送。

共产党自己的部队也同样需要约束和管理。“当时入城的部队太多了。”李锐几年后总结说,“‘抓一把’现象不好管。进银行拿钱,摊公鞋,在铁西区仓库搞物资,要尽力制止。”

大量部队进城市后,遵守纪律和相互协调的问题变得更突出。1948年中期,毛泽东已经意识到,这支即将赢得武装斗争胜利的军队,需要警惕在纯洁思想的战争中倒在地上。他为此写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文章。几个月前,发生在高家堡、井陉、阳泉、石家庄的违纪事件,虽然只是军队中的个别现象,不足以影响整体,但多少令这支向来以纪律严明著称的军队难堪。1948年底,共产党已经有300万名党员,250万人的军队,这已是世界上5支规模最大的军队之一,其指挥方法和管理方法自然跟在井冈山的时候不可同日而语。

处理这些纷繁复杂的事情显然需要大量的接管干部,数量有限的干部应对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城市系统和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显得力不从心。陶铸和分管工业接收的王首道在回忆里都提到了这个问题。“从各地调来的干部三三五五,先来后到,参差不齐。”另外,“城市不同于农村,不能像农村那样一揽子,干部都下乡搞工作团,而必须首先建立起部门工作,把领导机关充实起来”。

如何让有限的干部发挥最大的效率?如何让接管之初的混乱局面变得井然有序?新城市看起来需要一个既有军事职能、又有强大行政管理职能的政权机构。沈阳接收人员参考了3年前苏军和国民党熊式辉的接收方法,即在军管会下,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一切被接收单位只对军管会负责,最后结束时,由军管会派出的代表负责签字验收。城市军管会主任的任命,由各中央局提出名单,然后经中央批准,军管会成员则从军队和地方两个方向挑选。军管会是沈阳为未来全国城市接管提供的最重要的经验之一。

“军管会”模式被迅速复制到其他解放城市。1949年2月8日,“军队变成工作队”的要求在毛泽东起草的复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电报中被首次提出。在电报中,毛泽东说,“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懂得在城市中善于对付国民党反动派,善于对付资产阶级,善于领导工人和组织工会,善于动员和组织青年,善于团结和训练新区的干部,善于管理工业和商业,……善于调剂城市和乡村关系,解决粮食、煤炭和其他必需品的问题,善于处理金融和财政问题”,“现在已要求我们这样提出任务了。如果我们还不提出此种任务,并下决心去做,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这个电报向即将进军江南的各野战军司令强调:我们现在正在准备3.5万名干部随军南下,但是这个数目很小。占领八九个省、占领几十个大城市所需要的工作干部,数量极大,这主要依靠军队本身自己解决。毛泽东用他一贯的语气说,军队就是一个学校,310万野战军,等于几千个大学和中学。

人民解放军进入沈阳的前5天,全国第一个接管城市的政权机构——沈阳军管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成立,总共抽调了4000名干部。这些干部中的很多人后来专门组成了一个班子,为南下接收大城市之用。军管会除市委外,下辖经济、财政、后勤、铁道、政务等5个处,以及市政府、公安局、办公室、卫戍司令部等单位。沈阳接管工作接近尾声时,兼任沈阳军管会主任的陈云写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并转中央的报告《关于接管沈阳经验简报》中说,“依现有经验来看,这次军管会本身接收机构尚缺外交、军事、社会、文化四个处”。

沈阳的“牛鼻子”

陈云带着军管会是坐专列进的沈阳,从哈尔滨到沈阳之行,花了整整5天。

陈云和他的核心领导队伍在11月2日黄昏进入沈阳,就径直到了设在大和旅馆大厅的军管会会议室。这座日伪时期建造的7层欧式楼房曾是当时附属地一带的最高建筑,这里在市中心区,又在大转盘旁,极易辨认,人员来往联系很方便。沈阳这一天全城还没有通电,陈云和陶铸连夜点蜡烛开会,安排第二天的工作。因为市内没有自来水,军管会下达给入城人员的第一个通知,是所有人员不得使用驻地抽水马桶厕所。

陈云刚刚从疾病中恢复过来。一年前,他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报告了他身体抵抗力比以前更弱的情况,“秋冬以来,伤风次数增加,且每次伤风则发烧出汗(在延安时无此病状)。为防严冬连续感冒,并准备明年春夏战局开展时的忙碌,拟休养一时”。到沈阳解放前,陈云的身体逐渐恢复,精神状态明显好转了,有时“还能听到他拉二胡的声音”。

对沈阳这座城市,陈云已经再熟悉不过。抗战结束之初,为了打开在东北的局面,同苏联方面交涉放宽对中共部队活动的限制以及阻止苏军撤退前国民党空运部队到各大城市,陈云在1945年底曾多次往返于沈阳和长春之间。尽管他长期在根据地工作,但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城市的观察。即使1948年以前,整个东北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都掌握在国民党手中,陈云也不认为共产党的农村根据地可以离开城市而独立存在。
在农村,共产党有的是粮食,但如果农产品不能交换出去,农村就被城市给胀死了。在“北满”时,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副书记李富春曾经讲过一件事:一名投降的国民党特务对他说,如果共产党的根据地没有盐,没有布,要想打破农民对国民党的幻想是不可能的。现在,城市也没法离开农村,共产党进城了,他要帮助城市人解决他们的需求。农村正好可以反过来解救城市。

陈云说三件事是能否成功接收沈阳的关键:一是财政的平衡,二是货币发行的平衡,三是火车运输的周期、车辆运转的数量。而三件事归结到一点上,就是物价能否恢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物价不解决,工商业不能开门,城乡之间没法打通。它是整个沈阳的“牛鼻子”。

国统区经济体系和解放区经济体系迥然不同,解放区是粮贱布贵,国统区是粮贵布贱。稳定物价要首先控制在物价中起主导作用的商品。1946年的“北满”和当年边区的物价都是布价带头,布价涨,猪肉涨,小米也涨,因为棉花未来,粮食出不去,被人称为“吃饱了,冷死了”。如今在沈阳,粮价领导着物价。当年共产党在解放区的做法,是用粮食跟苏联人开展贸易,换回足够的布匹和食盐,然后拿出一部分进口的布匹食盐换购蒋管区农民群众的粮食,限制余粮流入敌占区的大城市,加强对其经济封锁。现在,农村需要向城市彻底敞开粮禁了。

东北农村的粮食是充沛的。1948年沈阳解放前,为了遏止物价的剧烈波动,陈云曾提出解放区除征收200万吨公粮外,还需要外购40万吨粮食,办法是以盐、布向农民换粮。一次在东北局的高干会上,陈云说,“我们要掌握一定数量的必需物资”,这些物资包括,“除各种开支与出口外,要经常保持40万吨至50万吨粮食。除粮食外,手里还要多掌握100万匹布”。这些物资在1948年冬的重要关头成为沈阳的后盾。

有些棘手的是供给速度。沈阳地区1948年是农业严重受灾的歉收年,沈阳周围各县高粱颗粒未收。进入沈阳和集中在沈阳周围的部队有30万人之多,加上10万左右的沈阳市民,每月需要粮食7500吨。尽管沈阳市民粮食存储要远远高于长春,但政府粮食储备几乎为零。国民党军队在撤退前,把军粮全部售出,因此部队进城后仅仅缴获了300万斤粮食。陈云为了防止后备粮没有运到城中、存粮已经告急的情况出现,在进城前,事先安排有关人员在沈阳市附近适当地点集中了一批粮食。11月2日以后,军管会调集了所有能够调度的汽车抢运粮食进城,每天有大约3000到5000辆大车投入其中,一天运粮2000吨粮。即便如此,这批应急粮食全部运完之后,沈阳市的粮食缺口仍然存在。时任沈阳市长朱其文召集商人摊集粮食,由沈阳商会会长卢广绩出面向沈阳周边粮业大户借用2000吨军粮。另一条最主要的供粮路线,是从开原、安东方向抢运粮食进城,但战争中支离破碎的铁路成了瓶颈。

幸好陈云对铁路的重要性早有预见。东北是全国铁路网最为密集的区域,沈阳又是整个东北的铁路中心,沈阳接收工作全面部署前,陈云就数次提到铁路问题的战略价值。他说,“沈阳周围一个很大地区灾荒严重,要使混乱时间缩短,基本问题是修好铁路”。东北局向干部们提出了一个任务,在1948年11月底之前修好沈阳以北以东的铁路,并集中力量修四平以南到沈阳的铁路。这为沈阳恢复秩序争取了时间。

军管会还要对付那些发战争财的投机分子。为了避免投机商趁机抢购、本地商人将物资收藏起来以及物价先落速涨的现象,军管会公开公布了靠近沈阳的解放区,哈尔滨、吉林、开原、安东各地物价,同时公布沈阳百货公司买卖货物的价格,使商人对物价有所准备,敢于开市买卖。“尽管物资主要还是靠政府补给,但作为一个城市来说,恢复市场交易才能真正恢复活力。”负责金融接管的王企之回忆,“为了吸引市场上更多粮食入城,我们规定沈阳粮价要高于产粮区。当时高粱米每斤规定3000元,市价总在3000元以下,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定价向来比市价低的现象刚好相反,这是给沈阳市民印象最好的一件事。”

中间出过一个小茬子:为了减轻负担,军队进城时释放了沈阳所有监狱的犯人,而后来发现有1/2的盗窃案是一些被释放的惯犯所为。陈云在给天津、北平的接管干部提供经验时谈到了这点,他说,“只有政治犯应迅速释放,但老盗窃犯应继续拘留,查明情况,分别处理”。

作为整个城市的“中枢”,陈云不可能每天只在大和旅馆的会议室和休息室里,他需要运筹帷幄。但陈云的性格不是喜欢通过电话指导工作、发布指令的人。从1948年11月到1949年6月,沈阳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要汇集到军管会,最终要在陈云这里得到批复,他把自己处理事务的办公地点设在中山广场宾馆的会客室里。陈云办公桌的面前是两排座位,那些汇报情况并等待指示的干部在得到陈云意见后就会迅速地离开,把位置让给下一个进门的人。

“每天这两排座位上面都坐满了人。”当时在东北军区军事工业部第六处(炮工处)担任政委兼党委书记的曹慕尧有一次去汇报一个紧急情况,从汇报问题到解决问题一共用了不到两小时。他对陈云处理事情时的惊人速度深感钦佩,“我进门的时候,看到坐在人群中间的陈云,态度十分严肃,每句话都非常简要,铿锵有力,像快刀斩乱麻一样,回答错综复杂的各种问题。接见每个人的时候,他先问,什么事?请用三两句话说明事由!然后限定汇报者在几分钟以内讲完,一定要说清问题的实质和关键,还必须先提出个人对问题的处理意见”。

刘白羽是军管会对外报道委员会成员之一,据这位因报道《光明照耀着沈阳》而名气大振的随军记者回忆,“陈云同志每天晚上开一次会,去接收各方面的人都来汇报接收的进展和情况,他让我也参加,大家汇报完之后,他就指示第二天怎么办。我的任务就是到街上去走,然后每天晚上向他汇报有几家商店开门了。开始没有,不敢,怕。后来我就一点一点地向他汇报,我说开了一个了,开了两个了……后来大概开到十几个吧,陈云同志手一拍,‘沈阳,平安解决了’”。这时候,1948年已经快要结束了。在解放战争的另一个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已经到达西山,从那里可以俯瞰北平全城。

防止内耗

11月5日夜间,沈阳市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第二天一早,天气大晴。持续3天的封城和夜间戒严结束了。这一天《东北日报》的头版刊载了新华社沈阳电,对这座焕然一新的城市进行了尽情地描述和热烈赞扬,“晨光中迎来装满煤、粮的列车,汽笛声响震长空。中央大街有成批青年唱歌而过。墙上红绿标语与白雪相映”。

人们看起来已经开始步入日常生活之中了,他们太需要一个没有战争阴影的城市了,采购日用品的人群渐渐挤满了太原街小市场。据说,11月6日这一天到东北书店买书的市民将近千人。

全城的电灯和电话在11月3日下午已经修复了,几天后自来水的问题也解决了。邮电11月5日在全东北开通,11月6日电车再一次运行在了这个全国电车线网最密集的城市中。

“沈阳复活了。”一名外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惊奇地表示。令他意外的是这一时间是如此之短。连共产党自己的干部也没能完全预料,以至于当初军管会成立时4000名干部中只有不到10名是税收干部,后来接管人员们才意识到他们大大低估了沈阳商业的恢复能力和活跃程度。由于担心临时启用国民党税务人员会导致贪污,沈阳不得不在最初的相当长时间,税收一直中断。“大约损失100亿元以上,每天最低4亿到5亿元。”陈云后来总结时说,“这是因小失大。”

还有一些事先无法估计的事情。接收工作本来就头绪众多,各个机关又纷纷派人定房子找办公地点,这使得军管会门前交通拥堵。更麻烦的是,由于东北解放区沿袭伪满办法,车辆一律靠左行驶,但沈阳已由国民党政府改为靠右行驶,双方车辆一上街交通就乱套。

这本来并不是大事,但争执方固执己见,言辞激烈。症结是接收干部的心态,有少数人认为,他们来自哈尔滨和“北满”根据地,是解放区的老人,没有理由向别人的规矩低头。而如果尊重这些干部的意愿,沈阳的城市布局和交通指挥系统就要动大手术:道路系统要重新规划;接管沈阳后留用的数千名交通警需要重新培训上岗,他们10多年来习惯于按右侧通行指挥交通;汽车的设计也要改动,当时新式汽车驾驶盘已经多数在汽车左侧,适宜于右侧通行。

最终陈云拍板了。在11月10日的军管会会议上陈云简要地说明了理由,从该日起沈阳车辆一律按右侧通行,希望大家坚决执行,至于说服解释工作,各自分头进行。

这件事让陈云意识到,必要时需要自己出面熨平在所难免的内部利益之争。新政权既要通过权力行使来改造旧世界,也要为城市和风气树立新的道德示范。他这样要求自己。当陈云的警卫员建议他把那辆陈旧的老式汽车更换时,他严厉地批评了这个年轻人。这名警卫员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沈阳军需仓库里还有很多新车,我就向首长建议换一辆。首长对我说,‘我们现在的这部车,比哈尔滨时的那部好得多嘛。另外有好多首长呢,高岗、李富春、张闻天、王稼祥、林枫……我来这里,先用好的,影响好吗?’”

“当那些不好的思想在我们的接收干部里露出苗头时,”陈云说,最好的办法,是尽早发现并杜绝它。这在接收城市的初期显得尤为重要。陈云留意到那场“靠左行靠右行”之争的导火线,是纷纷派人到军管会找房子的机关单位时,他就严肃地跟周围的干部们打了招呼:东北野战军司政后机关和卫戍沈阳的主力纵队,在新的战役开始前,要在沈阳好好休整,因此,“北满”机关在野战军离开沈阳之前,各单位和机关都不要动房子的心思,千万不要派人来打前站,找房子。

事实上,在沈阳军管会成立之初,对“进城之后单位必争房子”的问题就有所顾虑,因此特别规定房产分配权属东北局,任何机关无权占房子。但在实际接收工厂和房子的过程中,小的纷争不断。从哈尔滨和其他解放城市有接连几批宣传、青年部门的工作人员抵达沈阳,他们进城后大半忙于接收房屋和安家,军管会在找房子与争夺接收对象上,与后来人员发生了很多应付上的困难,这种内耗抵消了力量。李锐在回忆中说,“陈云同志后来又一次打招呼,的确是担心,房子一分则乱,势必忙于内争而疏于对外接收了”。

平均主义仍是沈阳接管时期共产党干部内部分配的主要形式。军管会在1949年规定,对于后方来沈阳的干部实行供给制,这实际上是老解放区供给办法的继续。供给制只解决干部本人的吃、穿、用。大机关自办供给食堂,一般干部吃大灶,县团级以上的科处长吃中灶,局长以上干部吃小灶。穿衣按干部规定年限发放,日常生活必需的用品,除了牙膏、肥皂外,还有黄烟,后来改成一般干部配给“光明”烟,县、团级配给“大生产”烟。1950年,当沈阳完全转入恢复建设期后,薪金制取代了供给制。

劳资关系

比起干部内部的人事关系,另一层关系则更为本质,它涉及城市制度和生产力的构建能否成功,以及革命的方法论问题:尽管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工人运动都是革命者从不怀疑的主要形式。工人运动的主要内容是以工会为组织形式罢工罢市以争取自己的权利,具有社会革命的性质。1949年,革命者进城了,承担起组织工业生产和商业流通的责任,如果工人继续罢工,社会将无法运转。

实际上,在1949年沈阳几大工厂陆续接收和开工后,陈云内心就一直有所忧虑。一年前在鹤岗煤矿发生的混乱是他主持东北解放区财经工作时最令他有挫折感的事情。工人运动一度中断了正常生产,因为技术职员在工厂中被打击和排挤,工人出身的政治厂长把握不住生产全局,令短时间里鹤岗发生事故900多次,死伤900多人。沈阳的工厂会重蹈覆辙吗?沈阳有超过7万名的产业工人,连家属占据沈阳市总人口的1/3,工厂复工后,这个比例还在增加。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决定着整座城市的运转。

陈云的担心完全不是多余。沈阳解放不久,正值旧历年关,工人们普遍产生了反抗情绪,向资方提出一系列提高待遇的要求,作为恢复生产的条件。在一些私营企业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劳资纠纷,工人们不仅高呼罢工,还砸烂了机器。

毛泽东1948年4月8日在《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中极具先见之明地规定:“入城之初,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将来是否酌量减少工时增加工资,要依据经济增长情况即企业是否向上发展来决定。”革命者掌握政权后,工人如果还像过去那样要求政治经济上的权益,就不但是罢资本家的工,也是罢新政权的工,这就必然要受到约束。刘少奇1949年5月在《天津日报》的一篇报道上也批示:“不要宣传劳资感情的融洽,虽然也不要去煽动劳资间的恶感。”“虽然”是一贯组织工人罢工斗争的党的新用词。同年5月5日,刘少奇在开滦煤矿,正值工人罢工,刘少奇对他们说:“你们组织起来以后,要努力排除生产上的障碍,推动资本家维持生产。无论如何,要把开滦的事情办好才行。”这与他20多年前在安源煤矿说的话判然有别。

沈阳军管会向近百个大中工厂派了军代表,一些没有被派军代表的私营企业也有监委进厂接管。陈云对这些接管干部说,“过去刚进城就发动群众,搞清算斗争。后来,又在工厂、商店发动工人、店员闹分红”,“这些都不是治本办法,治本办法只有生产”。

共产党刚进城时强调的工人权益不能取消,是对革命意识形态的延续,但一心想着斗争和革命的工人是不能认真生产的,而城市能否迅速恢复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统一全国以及实现下一个战略目标的关键,如何解决意识形态与政府责任的矛盾,于是也成为对新政权的一个考验。

沈阳的经验是在妥善处理工资问题的基础上,兼顾“劳资合作”的宣传。因为在刚刚解放的情况下,工资问题不可能一下子让所有人满意,军管会先给工人普遍发生活维持费10万元,等于40斤粮食,这样做兼有使东北币占领市场的作用。11月份的工资发临时工薪。因为当时沈阳粮食极度紧张,工资标准就不能按解放前折粮数发,基本上根据国民党的底薪等级,工人、职员、技师从每月80斤到400斤。工资包括一半货币、一半工薪券,东北财委定于1949年7月起对支付比例调整为货币60%,工薪分为40%。职员可持工薪券到沈阳财政局供销处的供给商店或指定商店购买各种实物,这样可以保证工人生活不受物价波动的影响。

沈阳市总工会通过举办训练班,办工人学校,反复阐明“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政策,告诉工人们,脱离实际要求过高的工资、劳动纪律松弛对生产和工人自身都不利,只有在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改善劳资双方的经济地位。

1949年8月4日,沈阳第三机器厂一名叫赵国有的工人创造了2小时20分钟车一个“塔轮”的新纪录,成为企业工人的表率。东北总工会和东北工业机械部希望从缩短工时、提高劳动生产率入手来同时解决工人运动、工资制度和工厂管理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最初,整个沈阳只有155人报名参加缩短工时的竞赛,经济收入的增加和宣传模范的精神荣誉让更多工人加入了运动,创纪录一时成为企业的风潮。这让1948年底沈阳接收以来,工厂设备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生产率低下的情况大为改观。

事实证明,沈阳的做法对于未来大城市的接管和经济建设有着方法论的意义。在1950年上半年全国工商业陷入困难的时刻,政府将“劳资合作”改为“降低工资,劳资团结,渡过难关”。有些企业要渡过难关,不仅需要政府的帮助,也需要工人支持,包括忍受裁员减薪这样暂时的牺牲。周恩来在七届三中全会上要求对工人进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教育,工人被减薪,少数还失业,这是经济恢复时期对资本家所做的必要妥协。

〔参考史料:《沈阳文史资料》革命史料专辑、《城市接管与社会改造·沈阳卷》、《陈云文选》、《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陈云与东北的解放》(中央文献出版社)、《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薄一波)、《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杨天石,山西人民出版社)、《李宗仁回忆录》、《陈诚回忆录·国共战争》、《郭汝瑰回忆录》、《胡琏评传》、《柏杨回忆录》、《跟随陈云接管沈阳纪事》(李锐,《传记文学》199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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