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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沈阳,那些被改变的命运

2009-01-20 11:30 作者:李菁 2009年第4期
晏欢回忆,潘裕昆在北京长大的孙子特别爱跟爷爷聊辽沈战役时解放军如何神勇地把国民党部队击退,每逢此时,潘裕昆总显得很无奈地说:“你怎么总提我那些倒霉事,怎么不说我带部队打日本人的事?”孙子反问:“你们国民党部队哪里抗日了?”潘裕昆沉默不语。

1948年沈阳解放前夕,大批国民党人员和家属搭乘军用运输机逃离沈阳

晏欢回忆,潘裕昆在北京长大的孙子特别爱跟爷爷聊辽沈战役时解放军如何神勇地把国民党部队击退,每逢此时,潘裕昆总显得很无奈地说:“你怎么总提我那些倒霉事,怎么不说我带部队打日本人的事?”孙子反问:“你们国民党部队哪里抗日了?”潘裕昆沉默不语。

1982年10月28日,76岁的潘裕昆在香港去世,而34年前的这一天——1948年10月28日,他率领的新一军灰飞烟灭。

登陆东北

1946年初,27岁的尤广才在广州密切关注着国共双方在重庆召开政协会议谈判的结果,“那时候新一军有两个可能:如果谈判成功,孙立人的新一军会被派到日本当占领军;如果谈判不成功,就派到东北打内战”。一想到可能去日本,出身黄埔的少壮军官尤广才忍不住地得意:“我想我的命真是太好了,把日本打败了还要到日本去,那真是太好了。”

时任新一军五十师一五○团第二营副营长的尤广才是山东台儿庄人,1938年,19岁的尤广才在逃难路上听到台儿庄大捷的喜讯,便立志参军报国。在武汉,他考入黄埔军校,成为黄埔二分校第16期学员。

1939年毕业后,尤广才先被分配到黄维任军长的五十四军军部特务营任排队长,后来又调到五十师师部任特务连连长,驻守中越边境。“那段时间很苦,吃饭吃不饱,当排长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两斤肉。逃兵很多,军队里留不住人。”在云南守了3年,1944年4月,为了加强印缅战场反攻力量,决定增派五十四军的第十四师和五十师飞赴印度。尤广才还记得是从云南祥云县的云南驿机场乘的飞机。“我们坐的是美国运输机C47、C46,它们从印度运物资到中国,返回时候把军队运过去。”驾驶飞机的,正是陈纳德率领的著名的“飞虎队”。

“飞虎队”穿越有“死亡之线”之称的“驼峰”航线。尤广才还记得自己在飞机上因为缺氧而面色苍白、直打哆嗦,两耳也震得嗡嗡直响。但是满怀激情的他还填了一首词《念奴娇·飞越驼峰》。到达印度最北边的莱多的汀江机场,“一下飞机,我们就被安排进一个浴室,先洗澡消毒,再换上美国提供的统一服装和武器”。换完装备又坐飞机到孟买,转道去密支那。

尤广才参加了奇袭密支那之战。“我们带了干粮,从地面不知不觉向日军进攻,美军一个团,三十师一个团,五十师一个团,结果成功了日军才发觉。”

之后,尤广才又参加了西保战役。占领西保后,一个士兵踩到地雷上,弹片击中了尤广才,他受了重伤。在密支那美军野战医院疗好伤后,1945年5月他随最后一批远征军回国。尤广才还记得,回国时候,沿途看到老百姓以各种方式来欢迎归来的抗战英雄。在南宁待了一段时间,部队又向雷州半岛出发,准备与日军在那里交战,“结果走到广西贵县,突然听说日本投降了”。与日军打了几年的尤广才长舒一口气,觉得“好日子终于来了”,没多久,尤广才就知道了自己部队的命运。

“听说要去东北打内战,从内心讲有点不愿意:跟日本人打得那么苦终于熬出头了,为什么还要打自己人呢?可是作为一名职业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2009年1月7日上午,90岁的尤广才在北京柳芳南里的家中回忆60多年前的一幕,仍然心绪难平。不过他也承认,那时候的国民党部队对马上面临的局面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我们觉得共产党的部队不堪一击,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的”。

尤广才所在的新一军从香港九龙乘美军登陆艇,在秦皇岛登陆。在香港上船时,他们每人拿了一大袋美式防寒装备。在尤广才略显简陋的家里,他给还特地掀开床垫,给记者看印着US标志的那个美军睡袋,这是他这么多年来唯一保留下来的物品,女儿下乡的时候曾偷偷把它带在身边。

当时国民党驻香港最高官阶的军人是五十师师长潘裕昆,由他出面统筹安排国民党军队的北运。

“五十师在缅甸作战时,曾护送英军西路作战,英军炮兵团长是菲士廷;后来菲士廷在香港做了英军三军总司令,可能考虑到在缅甸战场上的友军之谊,蒋介石把五十师派到九龙,三十八师也跟随前往。新一军、新十三军都是从那里运上去的。”潘裕昆的外孙晏欢这些年来成了新一军军史的研究者,晏欢说,新一军在滇缅会战中名声大振,港九老百姓十分拥戴,英军也对之抱以敬意。

“当时我只知道到东北是去接收的,可能会和共产党有磨擦,但到了东北,才明白要打仗,心里不好受。”曾任新一军谍报队长的梁振奋回忆。那时候很多国民党普通士兵都不知道,与日本人苦战8年后,他们又要被投入另一场战争。晏欢说,潘裕昆这样的高级将领对此则一清二楚:他把家眷都安排在湖南长沙,然后在北平也买了房子,几个年龄小的孩子住在北平,潘裕昆的夫人有时随军去长春,有时回长沙。

东北记忆

对于沈阳,90岁的尤广才交织着诸多复杂的情绪:1948年4月,他在沈阳结婚;仅半年后,他所在的新一军便遭灭顶之灾,他自己的命运也从此经历了大逆转。

尤广才后来的人生充满颠沛流离,婚礼那天是他人生最美好的记忆。尤广才的部队当时驻在辽中县三台子,新娘是当地人,一直忙于战场厮杀的尤广才也觉得该成家了。他说,那时嫁给国民党军官是很荣耀的事,自己也感觉正是春风得意之时。五十师参谋长陈时杰给他做的证婚人,师长潘裕昆也出席了婚宴,还把自己的黑色小汽车借给尤广才用,这也成了他关于那支部队最后一丝有点温暖与亮色的记忆。

后来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的尤广才早就将关于那个时代的记忆销毁殆尽,若干年后,他从潘裕昆的女儿、晏欢的母亲潘步南那里,看到了他当年送给潘裕昆的结婚照。照片上的尤广才英气勃发,年轻的新娘则是很西式的曳地白色婚纱。现在回想婚礼的气氛,尤广才说,那时的国民党上上下下丝毫没有大难将至的预感,“辽沈战役前,国民党摸着头还以为打仗会胜利的”。

92岁的赵振英最初对沈阳的回忆,也是轻松和随意的。赵振英时任新六军十四师四十团第一营营长。部队驻在苏家屯附近的姚千户屯,有吉普车可以经常进城,“过得挺不错的”。赵振英回忆,他升迁后,军队还在沈阳给分了房子,就在市中心一带,常去看电影、逛街,十四师师长龙天武也都驻在这里。当时出任东北“剿匪”总司令的卫立煌,召见营以上军官询问战情,赵振英也位列其中。

1917年赵振英出生于北京通县,读高中时参加了学生集训总队,参加过古北口抗战的二十五师师长黄杰任集训总队队长。学生集训总队在日本人的压力下被迫解散,赵振英记住了自己同身边同学含泪听完黄杰讲话的场面。“卢沟桥事变”后,赵振英乘挂着白旗的最后一列离开北平的火车南下,到连云港找到黄杰。黄杰将找到他的一些学生送到了江西星子县中央军校特训班,这个班后来被编成黄埔十四期,毕业后赵振英进入五十四师。

赵振英也是中国远征军的一员。1944年3月,他也被经驼峰航线运到了印缅,在那里接受丛林作战训练。缅甸的生活相对国内反倒条件好些,“头一个是吃得好,按美军标准,有罐头吃。在国内穿的军服也破破烂烂,穿草鞋;在这里完全跟英国士兵一样,穿卡其布裤子、皮靴,后来又改成美式服装”。回国时每人还发了一身哔叽制服。唯一苦闷的是见不到人,“完全是在丛林里,看不到太阳,净听到猴子叫”。

赵振英是1945年从上海乘船到达秦皇岛。之前,他刚刚经历了人生最辉煌的时刻——在芷江亲历日军投降。今井武夫来洽降时,赵振英的部队正驻在芷江,“我看见今井武夫的飞机挂着白旗,在机场降落”。不久,国民党派人从芷江到南京准备受降,赵振英所在的营是头一批去的,在南京大校机场担任警戒任务。“9月9日,日本投降,我那个营担任会场内外警戒”,让赵振英至今回想起来,颇感自豪的是,“在仪式上我们没出一点差错,没给办砸”。南京受降仪式后,南京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军民大联欢,赵振英骑马走在队伍前面。这是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不过令人感慨的是,“在之后长达半个多世纪里,低头做人”。赵振英都没有看过自己经历的这一历史性时刻的任何资料照片,直到去年晏欢辗转找到他,他才第一次在那张照片中看到站在最边上的自己,而赵振英是受降仪式上唯一一位健在者了。仪式后,赵振英及团长王启瑞、军长廖耀湘在南京夫子庙合了一张影,廖耀湘在赵振英的那张后写了一句话:“振英营长,凯旅回京纪念。廖持赠。”“凯旅”两字让赵振英琢磨了很久,想来想去觉得这应该是军长的笔误。

十四师野战医院设在吉林铁路医院,赵振英认识了从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后在此工作的妻子。1947年8月18日,两人在沈阳部队俱乐部结婚,十四师师长、后任新三军军长的龙天武做证婚人。“当时谁能预料到后来的命运呢?”现在住在北京翠微路一普通民居里的老人,回忆往事,半是自嘲,半是无奈地笑笑。

1947年初,赵振英当上了四十团副团长,“仗打得太多我也有点厌烦,总想找办法脱离”。此时,正好有国民党方面在招留美军官考试,赵振英顺利通过了初试。刚结婚不久的赵振英回到北平等消息。“1947年底国民党在东北打得很狼狈,需要扩军,部队发了几个电报让我回,说再不回去就通缉我,无奈我只好又回了东北。”

赵振英所在的部队驻在沈阳南部。其间他们和共产党部队交过手,但在赵振英感觉“像开玩笑一样”,“小打小闹”。赵振英印象最深的是对手喜欢夜袭,在他印象中,对手完全不是“正规战争”的路数:“他们多是游击战,碰上就打,打完就走。”那时的赵振英对敌手的装备也很不屑:“他们只有迫击炮和手榴弹,没什么重武器,身上也是破破烂烂的军装。”当时东北流传着“只要不打新一军,不怕中央百万军”,可见其超强的战斗力。

因为外公潘裕昆而投身于新一军研究的晏欢,后来在广西找到97岁高龄的新一军老兵、时任五十师一四九团副团长的张永龄。他告诉晏欢,1946、1947年时,国民党的团长或营长在长春过得非常舒适,“都是由日本女人帮着做清洁”。当时允许团级家属随军,很多人住在日本人曾住过的小楼里,张永龄夫人在长春生的孩子,还是军长夫人给找的日本助产士。

“客观说,那时候国民党部队普遍弥漫着轻敌骄纵之气。很多人忙着娶东北的大学生做太太,热衷和美国大兵过圣诞节,也讲究穿戴。”从留下的照片看,骑着高头大马的孙立人一副志得意满的神情,“新一军下面的军官摩托车、吉普车都非常漂亮”。有意思的一个细节是,六十军算是杂牌军,到了东北后,很多将士都借新一军的枪和服装拍照寄给家里。六十军后来在长春起义投诚,原因之一也是对蒋介石在待遇上厚此薄彼一直不满。

那时军官太太们在一起听戏、搓麻将,经常回北京听戏。“张永龄的夫人告诉我,她那时还经常坐军用飞机回南宁。”作为一名团长,张永龄的收入可以请得起工人、司机,生活优裕,而晏欢后来在台湾看到了一位新一军老兵的回忆录,他很吃惊地发现,当时很多人请假离开军队,其中有一人竟提到自己在1947年请假跑回长沙,并去北平做布匹生意。而那时的林彪,却正在冰天雪地里等待着历史的转机。

转折

无论是尤广才还是赵振英都毫不避讳地承认,作为国民党战斗力最强的王牌部队的一员,他们是带着骄傲的心情迈进东北战场的。作为最精锐部队,尤广才还记得国民党部队在重装备上的优势:“有重炮、排炮连,战防连,炮兵营,火力很强。”后来打起来后,兵源补充很多,补充的兵源战斗力就弱些了。

尤广才参加了1946年那场著名的四平战役。国民党方面投入了新一军和七十一军,两个军打了一个月,“那时候把四平说成‘中国的马德里’,就是要进行决战”。四平战役一共打了40天,很残酷,尤广才也在战斗中负了伤。

德惠之战是国共两党最重要的战役之一,其战斗之惨烈,尤广才至今提起来还记忆犹新。1947年2月,当时东北联军用4个师围攻国民党五十师的两个团。山东屯是德惠最南端一个突出部,尤广才所在的第二营即守在此处。“当时团长要收复阵地,我就把营部的士兵集合起来。”两军只相隔一条路,双方都立志拿下这个地方。夜间,对面的东北联军隔着路向尤广才所在的地堡里扔手榴弹,但没投进来,“我整个耳朵都是爆炸声”。五十师用机枪压制住了东北联军的突进。

天亮后情况没有变化。“我出来看一下情况,两军仍是对峙,我也守得很艰巨。正好师部架设电话,我到了地堡里跟团长通电话,报告他现在的情况,说唯一的办法是用重炮射击,堵住。师长采纳。同时,孙立人带两个师从后边过来。”虽然东北联军最终撤退了,但尤广才发现,“共军装备不像过去了,迫击炮、平射炮、榴弹炮都有了,炮兵也很厉害”。

尤广才还记得,这一战结束后,他们把清理出来的民主联军的尸体摆到田地上,一共200多具,“陈明仁、孙立人他们都看,当时都流泪,我看了也流泪。中国人打中国人,这是何苦呢?潘裕昆也灰心,说一将功成万骨枯,也流泪”。因为德惠之战,尤广才所在的团被授予“中正团”称号。

在尤广才的回忆中,情形在四平战役有了改变。“共产党还是原来的到农村去,绕开交通线绕开大城市”,“共产党运动战法,发动群众发动得快,扩充兵力也快”。此外,国民党高级将官频繁更换,也给军心带来很大动摇。在尤广才看来,除了苏联公开的支持外,高级将官战斗思想的不统一,也是国民党失掉东北的主要原因。

尤广才也感觉到了当地老百姓态度上的微妙变化。“刚开始去肯定支持我们,因为我们是国军、正规部队。地方老百姓开始对共产党不怎么样,特别是对苏联士兵印象很坏,因为他们有的人骚扰当地妇女,当地不少女孩子都把头发剪了,怕被发现。但后来不同了,共产党原来没有根据地,四平战役后,建立根据地了,很快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尤广才回想起来,国民党部队似乎从四平之战后便没了心气。“国民党部队开始是有些轻敌,轻敌观念一直没有太大转变,不过后来想打也打不起来了。”

灰飞烟灭

出发去沈阳之前,尤广才说他得了一次神经性的脑热,仿佛冥冥之中有一种暗示,昏迷中他不知为何有一种感觉:自己马上要跌到人生最低点。后来的情形印证了他的预感。

大黑山,成了新一军这支王牌部队永远的耻辱。1948年10月,廖耀湘的第九兵团已陷入重重包围中。“廖耀湘让我们夜间突围,回沈阳。”尤广才回忆。于是,他所在的团沿着事先已经选择好的撤退路线走,忽然听到前方有枪响,前边的部队立即乱作一团,后面的部队也散了。第二天早上天亮,尤广才发现团里只剩下了他一个。

“我骑着一匹马,也不知道往哪里走,马跑到哪里就到哪里,结果不知道它是往后走了。到天亮了,我发现走到解放军阵地了,前面就是他们的机关枪。我又往回跑,结果马跑累了,一下把我甩下来。”

尤广才被马甩在解放军的阵地上,“这个阵地也很混乱,解放军有,国民党军也有”,有意思的是,解放军们对尤广才这样的散兵游勇也不搭理,接着行军。第二天,尤广才跟附近老百姓换了一套便服,在一个关卡处遇到了解放军。“那解放军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解放军,殿后的,他们就把我放走了。之后化装成老百姓偷偷回到沈阳,沈阳已经完全解放了,都是共产党的天下了。”在家住了几天后,尤广才选择了投诚。

92岁的赵振英至今仍有些困惑的是,他所在的号称王牌部队的新六军,连个正经的战役都没打,怎么一下子就被冲垮了。那时候赵振英所在的新六军正在大虎山一带。“有人主张打营口,有的主张打锦州,犹豫不决,让我们等了一两天,耽误了时间。”当部队接到廖耀湘往沈阳集中的命令时,赵振英发现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的任务。“我们在大虎山一带,周围都是民主联军,白天走不了,晚上更走不了,因为夜间行军不是我们的特长,结果在行军路上就被打散了。”赵振英也在乱军当中换上老百姓衣服,走到锦西,路上有很多关卡,赵振英蒙混过去。他带着下面一个士兵,只敢在天色昏暗时或早上走。赵振英在葫芦岛遇到了他过去的长官、国民党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赵振英谢绝了他的挽留,厌倦了战争的他想回北平过安稳日子。

“廖耀湘部队被围,走投无路,一直在原地打转,沈阳的将领要求父亲赶紧发电报让廖耀湘向沈阳回兵。父亲认为,蒋介石已把指挥权交给杜聿明,他如果下命令让廖耀湘回撤,蒋介石一定会推罪于他,于是起初不肯。但身边的人声泪俱下地求他,说都是远征军部队,有过患难与共的经历,你放他一条生路。父亲听了,也很难过,无论是国是共,身为将领,总是对自己的部队有很深的感情。父亲后来同意发了准许回来的电报,而这封电报救了不少人的命。”卫立煌的儿子卫道然向我回忆。

乱军中,潘裕昆被熟识当地地形的一个骑兵抄上战马冲出重围,后来脱下军长服装趁乱逃走。应了“兵败如山倒”的那句老话,国民党部队在黑山一下子被冲垮,新一军全军覆没。而廖耀湘兵团5个军的军长,只有新一军军长潘裕昆和新三军军长龙天武侥幸逃生。

当时解放军部队马上向沈阳包围而来,他们只有一天的时间逃出来,蒋介石派了一架运输机接他们出来。当时卫立煌的指挥部里已是慌乱一片,跟随卫立煌多年的勤务兵后来告诉卫道然。1948年10月30日,蒋介石最后时刻来了一份电报,指明最后一架要送回来的几位国民党军政要员名单,一共8位,其中包括潘裕昆。据说蒋介石有信:我要一个活的潘裕昆回来!那位勤务员看到电报来了,连衣服都没顾上拿——里面还装着金条,赶紧报告长官。

搭上最后一架飞机离开沈阳的8个人有卫立煌、赵家骧(卫立煌的参谋长)、辽宁省政府主席王铁汉以及新三军军长龙天武、新一军军长潘裕昆等。很多逃窜至此的国民党官员早已候在大厅里,见飞机过来,赶紧冲过来,都想搭上最后一班飞机。而卫立煌的卫士把想爬上飞机的那些人用脚踹下,飞机开始滑行起飞。有的人破口大骂,有的人号啕大哭……这些滞留在沈阳的人最终成了战俘。后来很多人在政协文史资料中都回忆了这一幕。在这一役中侥幸逃脱的赵家骧后来在金门炮战中,被解放军的大炮炸死。

潘裕昆有位同乡叫潘茂,时任新一军特务营营长。几年前,晏欢曾采访了住在武汉的潘茂,他告诉晏欢,10月28日接到撤退命令时,他想起队伍里还有十几个解放军战俘,于是想先把他们放了再撤。就这么一会儿功夫,回来时潘茂发现已经找不到部队了。他只好根据天上北斗星判断大致的方向,在天亮时摸回了沈阳,又与潘裕昆接上头。此时的潘裕昆还冲他大发雷霆:“还不赶快找人?”这位新一军军长似乎还没意识到,这对他已是万劫不复的灾难,还想收拢残兵败将重拾河山。

等第二天潘茂再去见潘裕昆时,有人告诉他:“军长已经和卫司令去机场了!”潘茂于是开着吉普车去沈阳机场。一路上戒备森严,还有用汽油桶设置的路障。到了机场一看,不见卫立煌所乘的那架最后的飞机,却碰上宋美龄派去接银行界、文职人员等的另一架专机,他混上了那架飞机,也回到了北平。

时至今日,我们无法想象飞机上的卫立煌、潘裕昆等一干国民党军政要人的心情。杜聿明在葫芦岛接的他们,在葫芦岛停了一天,一行人到了北平。北平那时虽然仍是在国民党统治下,潘裕昆与卫立煌等都是便装出行,想避风头。晏欢说,潘裕昆还带着卫士来到尚存的新一军驻北平办事处,潘裕昆与副官以假名字办了记者证,从北平去天津,住在天津的皇后饭店,想探听风声。

此时的潘裕昆一定心灰意冷。“他也不想当兵了,想回老家,他把军装给烧了,萌生退意。”潘裕昆先在上海待了一段时间,其间蒋经国还在和平饭店请潘裕昆吃饭,潘裕昆的长子潘君奇从长沙赶到上海找他,也出席了这场宴请。“我大舅舅回忆,蒋经国并没有怪罪潘裕昆,反倒邀请他出任八十军军长。可是外公当场谢绝,还告诉我大舅舅:‘以后你们谁都不要穿军装……’”

派系林立

辽沈战役成了潘裕昆人生中永远无法释然的一个心结。“我外公经常说的一句话:我那么好的军队,怎么一下子就没了?”1907年潘裕昆出生于湖南,他与后来成为自己对手的林彪都是黄埔四期同学。

潘裕昆是1947年接替孙立人出任新一军军长的。晏欢告诉我,外公能登上这个宝座,一是固然与自然实力有关;其二,与陈诚来到东北有关。潘裕昆原是陈诚的嫡系,五十师出身好,是陈诚的王牌军,被派到缅甸战场后,阴差阳错地变成了孙立人的部队,成了外来人,游离于孙立人指挥之外,和英军关系较好。因为表现好,孙立人慢慢接纳了潘裕昆,“四平之战中,五十师冲在最前面”。陈诚把孙立人挤走后,将原来十八军的人都提拔上来。孙立人得到了一个东北剿总副司令的闲职,从此淡出东北战局。

潘裕昆是39岁当上的军长,也算风光无限。潘裕昆的一位副官后来告诉晏欢,得知自己被提拔那天,潘裕昆特别高兴,还特地派人找到登载这一消息的报纸来看,岂料巅峰之后就是一个深不见底的低谷。“孙立人盛名在外,接替他出任新一军军长的潘裕昆自然希望自己能继续新一军的威名,可是命运不幸,偏偏是新一军在潘裕昆手上全军覆没。”所以这也成了潘裕昆余生中一个永远无法释然的心结。

新一军不复存在,潘裕昆回到长沙老家,深居简出,在长沙买了四合院。在此期间,潘裕昆与程潜、陈明仁走动较多。潘裕昆与陈明仁曾一起在四平作战,陈明仁起义前夕,邀请潘裕昆加入,也把他名字列入在起义将领名单里。潘裕昆觉得新一军是共产党的死对头,再怎么也脱不了干系,于是思忖再三,还是婉言谢绝,他选择了香港作为最终的落脚点。

“当时粤汉铁路不通,据舅舅说,陈明仁专门派了一个班护送潘裕昆,从陆路往香港走。后来内地解放,护送的两个班的士兵也留在了香港。”潘裕昆以为自己只是暂避香港,很快便会回来,他让程潜帮忙照看家里的两辆别克汽车,但后来什么都没有了。

国民党部队的派系林立众所周知。辽沈战役的溃败又恰好印证了这一点。

众所周知,杜聿明与孙立人在印缅战场上便开始有矛盾,这一矛盾又延续到了东北战场。杜聿明发布了一个对东北民主联军的追击命令,在这个命令中,他把长春划进新六军的作战地境,同时发布了一个100万东北流通券的悬赏,奖励先进入长春的部队。这一下子彻底引爆了孙立人和新一军对杜聿明的反抗情绪。结果,新三十八师和五十师的部分先头部队不理杜聿明的命令,进入新六军的作战区域,新六军先头部队也在同一天进入长春。杜聿明奖赏了新六军,引起新一军的不满。

“蒋介石把不同兵团捏在一起,很难指挥,互相不服气,大大损伤了部队的战斗力。”晏欢说。

杜聿明因身体原因离开东北后,1947年走马上任的陈诚又对队伍进行了整编,“陈诚把他最宝贵的十四师拿出来,成立新三军,十四师师长龙天武升为新三军军长。孙立人离开新一军军长之后,外界曾普遍以为由李鸿接任军长,却没想到陈诚让自己的爱将潘裕昆接任。新一军保留了五十师、新三十师,加入暂编‘杂牌军’五十三师,讽刺的是,直到部队全部覆灭,暂编五十三师没有跟着新一军打过一天仗。而正是暂编五十三师的起义,加速了沈阳的解放进程。”晏欢说。

另一方面,又将新一军中孙立人宠信的三十八师分出去,配上两个杂牌军——东北保安团,组成新七军,由李鸿任新七军军长。“实际上把原来的新一军肢解了。”这支曾声名显赫的王牌部队战斗力也被削弱。

1947年,蒋介石对东北的国民党部队进行了大调整。新六军军长廖耀湘升任第九兵团司令,成为最精锐部队的首领。在新一军眼里,黄埔六期的廖耀湘资历比他们浅,但因为留洋的经历,深得蒋介石赏识。南京受降仪式上,蒋介石也专门派廖耀湘部队,给人以“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感觉。因为不同派系,国民党内耗不断。晏欢说,在接到廖耀湘命令时,新一军的几位将官在一起讨论是否执行。新一军副军长文小山当时说了一句:“以廖耀湘一贯的指挥道德,我们不能听他的指挥。”他们认为廖耀湘指挥偏心:攻的时候想让新一军在前面,退的时候又把新一军放在最后面,把新一军当炮灰,难免心生抵触情绪。被俘后的廖耀湘被特赦出来后,在政协文史资料里,也承认了自己思想斗争很激烈,“他最想保的是自己的新二十二师”。

命运

1949年,选择了投诚的尤广才在沈阳东陵参加了解放军军官教导团。因为是“投诚”人员,待遇与“俘虏”有所区别,“解放军待我还是不错的”。尤广才曾经还面临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解放军曾说服他加入部队往南走,但被内战苦苦折磨的尤广才拒绝了,他宁愿回乡做一个普通人。

不久,投诚人员被转移到抚顺参加劳动改造。在那里他见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国民党高级军官都集中在那里,廖耀湘、周福成,这些人我都见了。”经过思想改造后,尤广才从军管会那里拿到了一份鉴定:“安顺良民。”1952年,尤广才接到了东北工学院接纳他为正式工的通知,一年以后,他被学校开除,理由是“隐瞒历史”。

没了工作的尤广才在沈阳以出苦力谋生。“我记得沈阳有个联营公司,我半夜去那,天一亮就在那等车,蹬车拉东西。”有时爬南站的天桥,爬着爬着就口吐鲜血。1958年,在北京学习中医的尤广才又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在清河农场一关就是6年。1965年,尤广才被遣回原籍山东枣庄,追求进步的妻子终于同他离了婚,改嫁他人。尤广才从此一个人生活在乡村一间茅草屋里,老母亲去世时,他还是“历史反革命”的身份。采访中回忆这一段,90岁的老人忍不住哽咽起来。

后来考上南京大学工学院的赵振英成为一名技术骨干,但也未能逃过大时代的命运。1969年的一天晚上,警察到家里抓走了他。3年后,戴着手铐、脚镣的赵振英在天津一个很大的体育场里接受了公审,判刑20年。1975年,国家下达特赦令,释放国民党团级干部后,他才恢复了自由身。但此后的几十年,他紧紧关闭了自己,那段经历即便对儿子都不讲一句。所幸的是,他的妻子一直对他不弃不离。

在印缅参战时,新一军、新六军每个部队都有一位美军联络官,赵振英所在部队的联络官叫Gardener。联络官回国时,部队里的很多人在他的通讯录上留言或留地址。他去世后,其子将父亲当年的照片和一些资料扫描后发到网上,恰好被一直关注此事的晏欢发现了。他同Gardener的儿子联系上,也在网站上提及此事,顺便刊登了印有很多人名字的那份联络表。赵振英的儿子偶然间看到,联系到了晏欢,这位隐藏多年的远征军老兵才被“打捞”出来。而这一次接受采访,也是赵振英第一次面对媒体。

去年,晏欢邀请这些曾参加过远征的老兵回云南,探访他们当年生活战斗的地方,所到之处,得知他们抗战身份的人无不向他们表示敬意。赵振英才慢慢感觉“自己第一次像个人了”,92岁老人内心的坚冰一点点融化。直到见到晏欢,赵振英才知道,2005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上,国家领导人提到了“正面战场”一词。

因为有了共同逃难的这一段,卫立煌与潘裕昆似乎有了生死之交的一层情谊,与蒋介石的关系也都相对疏远。到了香港,两人的来往频繁一些,一起在家里发牢骚。1949年8月,包括龙云、李默庵、黄绍竑等蒋介石原来的一些亲信和旧部40多人,在香港发表一份宣言,宣布脱离国民党,潘裕昆的名字也赫然在列。

晏欢说,共产党方面也一直在争取潘裕昆。与卫立煌相似,潘裕昆也将长子潘君奇与女儿潘步南——即晏欢的母亲等几个孩子送到内地来。也许是相似的命运,使得潘君奇与卫道然也保持了一生的友谊。

晏欢去年结识了郑洞国的孙子,他告诉晏欢,朝鲜战争时,很多投诚的新一军战士又参加了志愿军,与曾经是他们友军的美国人对阵。周恩来总理还向郑洞国咨询怎么和美国人作战、美国军队是怎么训练的。而在香港,也有人找到潘裕昆,询问怎么打美国人。

“这些年我也遇到了很多新一军的后人,他们说新一军炮兵很有水平,解放战争时教解放军怎么训练炮兵。”晏欢说。本文由晏欢提供的图片,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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