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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接管:“炸不断”的运输线

2009-01-20 11:29 作者:王鸿谅 2009年第4期
“集中力量修通抚顺至清原线,力争15天修通;本溪与安东间,1周到10天修通。动员3000人从里往外修,枕木绝不能烧。”1948年10月28日,沈阳军管会的第一次会议就明确了接管沈阳后,“抢修铁路”是铁路方面的首要工作。除了运兵与运粮的需要,库存在沈阳城内的大量军火和弹药,也需要畅通的铁路线迅速转移,否则,“弹药仓库如果都被炸,沈阳半座城市可能被毁”。

1948年沈阳解放后,陈云指示立即重修铁路

“集中力量修通抚顺至清原线,力争15天修通;本溪与安东间,1周到10天修通。动员3000人从里往外修,枕木绝不能烧。”1948年10月28日,沈阳军管会的第一次会议就明确了接管沈阳后,“抢修铁路”是铁路方面的首要工作。除了运兵与运粮的需要,库存在沈阳城内的大量军火和弹药,也需要畅通的铁路线迅速转移,否则,“弹药仓库如果都被炸,沈阳半座城市可能被毁”。

瘫痪的铁路

1948年10月29日,东北局抽调的4000多名接管干部分批从哈尔滨出发,奔赴沈阳。在今天的铁路运输版图上,从哈尔滨到沈阳总共546公里,最快的火车4个多小时就能到达,但当时的接管干部们却花了近4天,一路走走停停。这段迂回绕行的旅程,已经92岁高龄的刘居英将军至今难忘,“松花江以南火车还不通”,“专列都从哈尔滨三棵树出发,先到吉林,然后绕着弯往东走,到梅河口,再换方向,绕道四平往开原县走,最后停在沈阳以北近200公里的地方,换乘汽车进沈阳”。

接管干部的阵容庞大,刘居英自己就带领着从哈尔滨铁路局抽调来的200多人。1946年12月12日,哈尔滨铁路管理局成立,刘居英出任第一任局长。所以1948年沈阳军管会的人员分工里,他当仁不让又成了“铁道司令”。刘居英向本刊记者回忆,“那时候从哈尔滨抽调的接管干部都是这样,各有系统,各方面的人都有”。虽然出发时间紧急,也并没有更为细致的接管计划,但大家心中都有笃定的信念,“一切服从命令”。

在北京五棵松附近的居所里,时光随着刘居英老人的讲述,被拉回激动人心的60年前。听老人回忆历史,对女儿刘捷来说,现在也是一件担心事,老人上90岁之后出现了明显的衰老迹象,话说多了就很容易累、血压不稳,前段时间一直在医院住院。可即便精力大不如前,老人对待历史还是一样的严谨,在答应接受采访后,要求我提前发去采访提纲,他说“因为年纪大了,很多事情不记得了,怕回忆出错,所以要提前做好准备”。采访当天,老人手里拿着的那份采访提纲也让我惊讶,打印纸的背面,密密麻麻写了很多字,人名、时间、地点,以及那些他认为在接管沈阳时最重要的事情。

11月已经是东北滴水成冰的季节,和现在气温比,60年前的沈阳冷得更刺骨。从哈尔滨到沈阳,一路上刘居英都没能闲着,作为“铁道司令”,他还有一个特殊任务,由他带着一个抢修队,一路上负责抢修从哈尔滨到沈阳的铁路和通讯线路,保证满载接管干部的数趟专列都能顺利赶到沈阳。他记得,10月31日,火车在开原还停了一天,“整顿队伍”。11月1日到达铁岭,从铁岭换汽车往沈阳走,进城已经是11月2日下午。虽然大战已经基本上停止,但沈阳并不安宁,“城里还能听到枪声,天上还有飞机在盘旋扫射”,刘居英还亲眼看见“有一名同志从车上下来的时候,不慎被子弹打中了腿”。“不过,我们都是战场上枪林弹雨里过来的人,到了沈阳还怎么可能会怕这些!”

根据沈阳军管会的分工,刘居英的首要任务就是接管沈阳铁路局,抢修铁路。他很清楚沈阳铁路的战略意义,“沈阳当时就是东北最大的交通枢纽,也是连通山海关关内和关外的咽喉”。在沈阳解放后,入关的铁路线,直接关系到下一步战局。可是因为连年战争,铁路已经被破坏得面目全非。在刘居英接管的时候,“只有40%的线路能够维护通车,也是破烂不堪,火车平均每小时只能跑20公里”,沈阳火车站的152台蒸汽机车里,74台是濒临报废的“死机”。在战争的混乱里,沈阳车站也被破坏得非常严重,幸运的是,“电话线路还在,都还能用”。

危险的沈阳站

1948年11月2日晚上,刘居英和军管会的主要成员一起,住在大和旅馆,房间里没有水、没有电。当晚沈阳城里还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一辆装载了弹药的列车被安放了定时炸弹,爆炸了。军管会成员们也意识到,沈阳库存的大量弹药,会让这座城市成为重点的轰炸和破坏目标。铁西区一直就是重工业基地,集中了很多兵工厂和仓库,军管会得到消息,据说分藏于各仓库的弹药、炸药估计“可以装600车皮”。假如这些弹药能够抢运出去,将“特大利于全国作战”;假如全部被炸,则“半座城市可能被毁”。

刘居英也明白自己的任务艰巨。就在他们入城这天,国民党的飞机一整天都在轰炸铁西和车站。那时候沈阳车站的情形,“完全就是瘫痪状态,能撤走的机车都撤走了,剩下的蒸汽机车都熄了火,车站里一个人都没有,连管调度的人都找不到了”。其实铁路局原有的1.5万多名员工并没有离开沈阳,但他们因为各种原因,并不敢马上就和入城接管的共产党人接触。“第二天我就派了100人到沈阳车站仔细搜查,终于在一个地窖里找到了一个人,我记得他姓王,是一个调度员。”刘居英回忆,“这个调度员很合作,他告诉我们国民党的工兵系统已经在车站做了很多破坏,在很多铁路道岔下面都埋了地雷,连蒸汽机车的煤箱里也放了炸弹,千万不能乱动。”这名调度员,“后来也成了铁路局里的干部”。

获得了这个有价值的情报,刘居英迅速请调了一个工兵连来排险,“一个岔道一个岔道清除炸弹,保证先清扫出一条铁路来”。到11月3日上午10点,通往铁岭的铁路已经抢通。铁路的抢修最初都是在国民党飞机的轰炸中进行,“每天都有飞机往车站飞,朝军用站台扔炸弹”。有一天军管会正在开会,又听到车站方向的爆炸声,刘居英觉得很奇怪,“我就派了一个组下去,看看他们到底在炸什么”,结果发现“军用站台里有50节车皮的弹药,都是国民党从美国进口的榴弹炮,型号是122和155,但车皮底下全部都埋了炸弹”。这个发现让刘居英很兴奋,他迅速做出安排,一边派人迅速清除炸弹,一边派人赶紧去找机车头,把这些车皮“分散隐蔽到沈安线几个小站的岔道里,越快越好!”大约两小时后,50节车皮都被隐藏到了安全地带。

再回忆起这惊险的故事,刘居英会豪迈地笑,“后来军管会再开会的时候,就听不到飞机轰炸车站的声音了,陈云还觉得奇怪,问飞机怎么不炸了。我就把情况汇报了,说敌人原来轰炸是因为有炮弹,现在炮弹都被运走了,所以不炸了”,“坐在一边的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高兴得直蹦”。陈云、伍修权、叶季壮也都很高兴,陈云还让刘居英赶快统计有功人员,张榜公布,给予嘉奖。张榜前,陈云把刘居英写在立功人员的第一名,但刘居英悄悄划掉了自己的名字。根据陈云原秘书余建亭对本刊记者的回忆,在后来的这张6人嘉奖榜单上,第一位是宋力刚。他原本是哈尔滨铁路局机务段的军代表。1946年,刘居英担任哈尔滨铁路局局长的时候,就组织铁路职工开展“死车复活”活动,修复破损报废的机车车辆,支援解放战争。经过27个昼夜的抢修后,机务段职工将304号蒸汽机车修复后,宋力刚就和工人们提出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机车,经报东北局批准后,1946年10月30日,在哈尔滨机务段举行了隆重的命名仪式。“毛泽东号”也成为新中国铁路史上全国知名的功勋机车。

根据军管会的电报,到11月13日,已经有“240车皮的弹药被成功疏散”,“安沈路6日通车,中长路南段只差太子河桥未修复,沈阳至新民已通。目前正全力抢修营盘至清原线,只缺枕木。……俟营盘、清原线通后,全力抢修西线”。铁路的及时抢通也是让刘居英倍感自豪的事情,虽然那些每米重达50公斤或40公斤的钢轨,大多凭借人力运送,抢修工具也同样简陋原始,但“我们3天就修通了哈尔滨到沈阳的铁路,一周内恢复了锦州到沈阳西的机车车辆运转,一直恢复到山海关,保证了平津战役的军运任务”。刘居英回忆,当时部队到达沈阳后原本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让部队休整一下,战士们太疲惫了,而且铁路损坏太大了,无法通车;另一种是要争取迅速入关”。当刘居英和他的铁道兵们一周内将铁路修到山海关之后,“中央的紧急通知立刻下来了,命令部队不准休息,立刻入关”。

复杂的铁路局

在大和旅馆住了一夜后,刘居英就带着他的接管人员搬到了新的办公楼——伪满时期的“奉天铁道总局”。如今位于太原北街4号,这幢俯瞰下来呈“山”字形的6层建筑,当时是日本关东军第29联队练兵场,日军攻占沈阳北大营时所架设的240毫米榴弹炮就设在这附近。1933年3月,日本在沈阳成立了“满洲铁路总局”,管理“南满铁路”以外的自建铁路,称之为“国线”。随后又成立了一个“满铁建设总局”,垄断新线筑路权。这些机构共同构成了一个权力不断扩大的“满铁”王国。1934年,铁路总局大楼动工修建,开工后两年,“满铁”改组后在此大楼以北几乎是面对面隔路相望的地方,修筑另一桩新的大楼。两栋大楼陆续完工后,先修的那栋被命名“铁道总局别馆”,而后修的则被定为“铁道总局本馆”。两幢大楼的造型非常相似,这也造成后来的史料中“本馆”、“别馆”总是被弄混。

刘居英也搞不清这区别,但他记得“当时的沈阳,铁路局的这两栋楼是最好的建筑”,大楼有一些房间的墙壁上都铺设了厚厚的木板,隔音效果极好,“外面打枪,里面都听不见声音”。当时的卫戍司令武修权也看中了这两栋楼,抢先让他的部队搬了进去,这下刘居英犯难了,“铁路线上所有的通讯设备都在大楼里,没了这些设备,根本没法及时抢修铁路”。那时候的刘居英31岁,血气方刚,“我跟武修权干了一架”,后来事情闹到陈云那里,陈云做出折中处理,“两栋楼一人一半”,分给刘居英的是“别馆”。这格局一直延续下来,太原北街,一街相隔,一边是沈阳铁路局,一边是军事管理区。沈阳铁路局史志办的人还能说起这栋老楼的历史,东北解放战争中还曾作为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后来拍摄辽沈战役的时候,剧组还在楼里取景拍摄了好几个月”。

解放前的沈阳铁路局长是王奉瑞,1946年3月13日,国民党在沈阳成立了沈阳区铁路管理局,在美国考察铁路的王奉瑞,受命担任“东北九省铁路运输总局副总局长”兼“沈阳区铁路管理局局长”。王奉瑞严格意义上说是一名专业的铁路工程师,早年就前往日本留学,学习机械和交通,后来还著有《东北之交通》一书,1926年学成归国后,就一直在京奉线工作。可抗战后国民党给王奉瑞设的这个职务不过是个空架子,他在北平待命,协助中国善后救济总署办理善后救济事宜,只偶尔来沈阳暂住,处理“公务”。

1948年11月25日,沈阳铁路军事管理局成立,刘居英任局长。为了争取更多的国民党人士的合作,以局长刘居英的名义,任命王奉瑞为沈阳铁路军事管理局参议。但王奉瑞拒绝了。刘居英记得,“他的理由是他是当时苏联和国民党方面共同任命的局长,不能再接受我们的任命,我们也就不勉强他了”。王奉瑞在沈阳解放前,1948年10月就托病离开沈阳,经北平、香港到广州,被聘为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顾问,后来去了台湾。

由陈云主持的军管会定下了“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管方针,沈阳铁路局当然不例外。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这个铁路系统的构架格外复杂,“日伪汉奸、军统特务各色人等都有”。60年前接到任命的刘居英没有丝毫畏惧,“就像陈云同志交代的那样,我派人下到铁路局的各个系统,先稳住大局,原来的人全部接收过来,职务不变,在主要职务的正职身边安排一个我们的人充当副职,他照旧领导以前的人,开展工作,但实际上要接受我们这个副职的领导。先不追究有问题的人的历史,先把工作恢复起来,在工作中慢慢来观察这个人可不可用”。

沈阳铁路局留下的2万人的庞大队伍就这样重新进入正轨,除了抢通铁路和运输弹药之外,其他日常工作也逐渐运转起来。1948年12月7日,沈阳铁路局公布了铁路员工战时工资评定方法,这也是1948年解放后沈阳国营企业和机关学校统一实行的战争时期工资、工薪标准,以实物计算货币工资制。以5种实物(混合粮、棉布、豆油、粒盐、中等煤),按每月14、15、16日3天平均价格计算,折合东北地方流通券。每个分值等于混合粮1.63市斤、白布0.2平方市尺、豆油0.03市斤、粒盐0.045市斤和普通煤5.5市斤的价格之和。其数值由工业部的工薪审核委员会每月公布的数据为准。

“原封不动”的接管方针和稳定的工资制度很好地刺激了工人们的工作热情,1948年12月14日,沈阳机务段的工人将一台停用3年多的25号机车重新修复,成为沈阳解放后的第一台“死机复活”,因此被命名为“解放号”。此后沈阳机务段陆续修复了41台废旧机车,其中一台在天津解放前夕修复,被命名为“天津号”,拉着满载军需物资的车皮开进了解放后的天津站。

特别的“铁路缘”

1948年11月是刘居英第二次到沈阳。上一次是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随肖华将军北上吉林,途经沈阳,那一次住的是大帅府,与大和旅馆比起来,那时候的大帅府“很破旧”。那时候,他还跟铁道没有半点关联。其实刘居英的老家就在吉林,他很早就在哥哥陆平的影响下参加革命,以数学满分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并参与了“一二·九”学生运动,之后长期在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抗战胜利之后,他成为首批入选接管东北的地方干部,并在1945年9月成为第一任长春市长。他这接管市长当得很曲折,因为被国民党接收大员熊式辉识穿了共产党身份,40多天后就经苏联方面下令,被迫撤离长春。1946年4月18日,民主联军在苏军撤离后重新收复长春,刘居英第二次出任长春市长。可同样在40多天后,因为杜聿明的部队进攻四平,被迫再次撤离长春。

1946年5月22日,刘居英烧毁机要文件后最后离开长春,他站在长春城边看国民党刚贴好的布告,那上面赫然写道,以1万块现大洋悬赏刘居英的人头。他说,当时警卫员急了,拖着他就跑,再迟一点,必定被国民党新七军活捉了。后来,山东解放区传说刘居英在长春牺牲了,有的地方还为他开过追悼会。当时从四平火线仓促撤下来的大部队云集于胶河、敦化一带山区,面临缺粮的困境,有的部队已经断了粮。这些部队大部分是山东过海来的老八路,团、师以上的干部,他都很熟。刘居英当机立断,在当地组织起支前工作。正巧遇到东满军区首长周保中、陈光、张启龙等人,听过刘居英的汇报,他们决定成立东满军区兵站司令部,任命刘居英为司令员,全力筹集军粮。非常状态下,刘居英派人到哈尔滨三棵树“偷”了3列火车皮,直开五常县,在各地的粮库里“抢”粮,星夜运往胶河一带,给10万大军发了军粮。管火车的领导听说有些大胆的“胡子”偷了3列火车,吃惊不小,马上报告林彪和彭真,接踵而来又是五常的军粮库被抢,为首的“胡子”就是这个“刘司令”。

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林枫到五常县检查工作,遇到了这位神秘的“刘司令”。那时候,刘居英刚学会开火车,脖子上围着条黑毛巾,满脸煤屑,一身汗水,地道的一个火车司机。林枫看到正为部队运粮的刘居英,乐了:“好个刘司令,你可捅了个天大的娄子!”1946年夏,在东北局召开的哈尔滨“七七”会议上,万毅和各个司令、老总们纷纷“开炮”:“撤出四平后,部队没粮,地方上也没粮,差点饿死人,幸亏有个刘司令办了兵站,部队才有饭吃!”结果,东北局非但没有处分刘居英,还大大表彰了一番,说他办了一件大好事。刘居英也因此被认为“搞铁路挺有一套”,因此调到哈尔滨去管理铁路,从此和铁路结下了不解之缘。

1948年,本来组织上考虑过让他再去接管长春,但刘居英拒绝了,于是就来了沈阳。那时候,刘居英自己的生活刚刚翻开崭新的一页,他成了父亲,大女儿出生刚好百日。“刘捷”的名字是他好友朱瑞取的,就是为了预祝沈阳迅速解放。可惜被毛泽东称为“中国的炮兵元帅”的朱瑞没能如期进入沈阳,他在攻克义县的战斗即将结束的时候,在观察县城突破口途中,不幸踩中地雷牺牲。刘居英因此也更深刻地觉得,接管沈阳,承载了许许多多战友们的梦想。

他曾在演讲中说过一件真实往事:在刚解放不久的沈阳,某天他在一条街道上走,目光与一位衣衫褴褛、容颜悲戚的妇女眼神相遇,仔细辨认,竟是自己亲密战友的妻子。这位战友是地下工作者,东北战场形势发展太快,他在完成极其重要的任务后,来不及通过特殊管道退出,就在乱战中被当作敌人击毙,夫人被当作国民党反动将军的臭老婆,过着屈辱辛酸的生活。刘居英正是这位战友的上位单线联系人,他曾在辽沈战役结束后多方寻找这位战友的遗孀未果,没想到相遇竟是这样的情形,他当场泣不成声,后来动用自己所有关系,为战友正名。

运营中的沈阳站

而对于沈阳铁路局绝大多数的普通员工来说,解放后的新沈阳同样也是新生活的起点。“满铁”时期,1921年中国和日本临时工人的工资比例为0.43元比3.50元,固定工人的工资比例为0.55元比3.00元。国民党统治时期,实行等级货币工资制度,工人的基本工资,按其交通部每月临时规定的倍数发给。1946年下半年,东北铁路总局开始调查,征求各方面意见,并召集有关部门的代表,共同研究确定了评定工资的原则,实行工资与实物各半的工资制度。当时确定货币工资部分时,分为九等三级,按级确定工薪分。实物部分为每月粮食90市斤、烧柴300市斤。1947年1月起,实物部分粮食增加到135市斤,烧柴增加到600市斤,可由于物价飞涨,货币贬值,职工生活依旧没有保障。

由刘居英来回忆,“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方针在铁路局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事实也证明这个方针“非常明智”。在铁路局的工作慢慢纳入正轨后,1949年3月20日,刘居英在沈阳铁路局签发1246号通令,全面开展办理反动党团登记工作。“通过在工作中考察,已经区分出了一大批人,而我们党的工作方法也争取到了更多人靠拢过来。”刘居英说,“我还记得那时候有潜伏特务主动承认身份,洗心革面。”

除了战争需要,铁路的客运也在1948年12月恢复。在沈阳解放初期,因为“疏散弹药与防止敌特逃跑”,铁路有一段时间停止售卖客票。根据《沈阳铁路局志》的记载,“12月10日,沈阳铁路局在市内中街100号开设了售票所”。刘居英还记得,那时候的客车基本上是“满铁”遗留下来的三等车和部分木皮车,车体为全钢铆结构,定员84名,两端有厕所、洗面池。针对旅客的餐车服务也很快得到了恢复,1948年12月15日,从沈阳南站发车,经吉林直达哈尔滨三棵树的两趟快车上开始增挂餐车。营业租金根据车内贩卖人员实际所占用的坐席收取,“每一座按票价10%核收”。

解放后的铁道系统,真正成为一份“人民自己的事业”,刘居英能感受到那种工作热情。到了1949年4月20日,从沈阳到北京的直达列车也正式开通。同样是从1949年4月开始,铁路客运运价进行了多次统一调整。运价不统一在中国早已有之,清末民初,铁路多从外国借款修筑,其经营权多操纵在债权国手中,当时又按线设铁路局,各自为政,币制也不统一,无法统一运价。1931年东北沦陷后,一度沿用原来各铁路局规定的票价。1940年12月1日“满铁”公布统一的旅客运价:有“满铁”直接经营的“社线”(长大、沈丹线)和东北铁路其他线即“国线”之分,一等车“社线”每人公里4.4分,“国线”5.0分;二等车每人公里“社线”2.8分,“国线”3.0分;三等车每人公里“社线”1.55分,“国线”1.8分。

自1949年4月25日起,铁路实行第一次客运运价调整。旅客三等客票基本价率,北方各局每人每公里人民币2元,东北铁路总局每人每公里东北分地方流通券336元(人民币与东北币比值为1∶100)。起码运价10公里,超10公里按每5公里为单位进行计算,客票不足5元进5元,5元以上进10元。快车费不分等级,东北币200公里1.7万元,400公里3.05万元,600公里4.2万元,800公里5.25万元,800公里以上6.05万元。1949年7月10日起,第二次调整客运运价,旅客三等客票基本价率:北方各局每人每公里4元,东北币调到480元。旅客票价开始按递远递减计算,跨及币制不同地区核收运价杂费时,概依发站区价杂费率直通计算。此后,直到1952年3月25日起第十次调整客运运价。旅客硬席客票基本价率:全路北、南方和东北各局硬席票价每人每公里基本价率均为135元(1995年发新人民币,与旧币比值1∶10000),全国铁路客运运价才实现了统一。

这时候的刘居英已经离开沈阳铁路局,他在1949年5月4日出任东北铁路总局第一任局长。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又亲自奔赴朝鲜前线,指挥铁路的抢修和运输,建起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1954年春,刘居英从朝鲜回国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副院长,陈赓的副手,后来接任陈赓成为院长。“文革”十年,这位1955年的授衔少将同样未能幸免。只是经历了诸多波折之后,再回忆起往事的时候,他依旧热情洋溢。女儿刘捷感叹,父亲一辈子就是这种性格,“耿直,绝对不说假话”。(感谢作家滕叙兖、沈阳铁路局史志办为本次采访提供的资料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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