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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陈虻

2009-01-12 14:58 作者:马戎戎 2009年第1期
2008年12月23日零点21分逝去后,陈虻的同事们把他之前的办公室改装成了灵堂。办公桌上,两张证件——记者证,工作证;三张名片,写着他生前的职务名衔。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光,就凝结在这几张薄薄的名片上。

2008年12月23日零点21分逝去后,陈虻的同事们把他之前的办公室改装成了灵堂。办公桌上,两张证件——记者证,工作证;三张名片,写着他生前的职务名衔。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光,就凝结在这几张薄薄的名片上。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2008年12月25日上午。作为“生活空间”最早的参与者之一,蒋樾去灵堂看望他。满墙的照片上,蒋樾找到了有自己身影的那张。照片上,年轻时代的蒋樾还是个胖子,寸头。现在,蒋樾是个瘦子,和陈虻一样的长发。蒋樾说,几年前与陈虻相遇,陈虻竟然没有认出他来。

“想想看,那时我们曾经那样熟悉,一起吃饭,一起做片子。”蒋樾很感慨。

灵堂的留言本上,蒋樾写下了这样的话:“人生苦短,你率先走完了。”

蒋樾第一次知道“东方时空”,是1992年,“东方时空”的创始者之一时间找到他,对他讲起“电视新闻杂志”的概念。蒋樾被这个“杂志”的概念吸引了,那时候,这个全新的节目名称还叫做“新太阳60分”。

翻开孙玉胜撰写的《十年》,依然能感受到那时创办者的激情:“我们还没有一台电脑,所有的报告都是我们手写的。”“‘新太阳60分’的名称是几经斟酌,最后敲定的——它来源于‘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一格言,寓意着中央电视台和全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蒸蒸日上。”

由于一句“‘新太阳’名称也许让人误会,人家会说‘难道还有老太阳么?’”“新太阳60分”很快改名为“东方时空”,全国人民开始听着“时空晨曲”洗漱、吃饭。几个栏目版块分别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只有“生活空间”还在迷你版“为您服务”的思维困境里徘徊。

当时“生活空间”的制片人还是卢望平。在和卢望平讨论“生活空间”的时候,蒋樾听到这里有一个8分钟时长的平台,便说:“当然做纪录片。”

蒋樾给“生活空间”做的第一个纪录片是《东方三侠》,讲述什刹海3个游泳老人的故事。

蒋樾说,当时,后海有一群游泳的老人引起了他的注意,“1993年去看,水已经很脏了,但是这帮人依然玩得很愉快”。蒋樾认为,这里面有“乐”。当时这些人的一些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时正值海湾战争,游泳的人往水里跳的时候,就会喊:“闪开,闪开,飞毛腿导弹要发射了。”蒋樾觉得这体现了北京人气质中的某些东西,“北京人非常关注政治,但又能把政治和平民生活结合起来”。

在《十年》里,孙玉胜说,纪录片最终被允许在这个平台上播放,是因为“久病乱投医,试试也未尝不可”。

而在蒋樾看来,包括《东方三侠》在内的一批短纪录片能够在这个平台上播出,以及播出后得到好的反响,并不是偶然的,“‘生活空间’的产生不是孤立的,而是80年代长期积累的新纪录片的爆发”。

作为上世纪80年代新纪录片运动的亲历者之一,牟森这样描述这场运动对“生活空间”最终形态确立产生的影响: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我们习惯看到的都是政论式的专题片,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看电影加片的《新闻简报》,后来看专题片。到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一批反映普通人生活的纪录片,比如90年代初的《沙与海》,时间他们拍摄的《我毕业了》、《天安门》,都是反映普通人生活的,还有早期的《德兴坊》。”

在牟森看来,90年代初期是“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纪录片工作者们关系非常融洽的时期。那时DV还没有出现,拍纪录片所需的设备昂贵,“体制外”的纪录片作者必须向“体制内”的工作者借设备等等。“生活空间”诞生之初,收编了许多这些“体制外”的工作者,比如时间自己。而卢望平,则是吴文光《流浪北京》的摄影师。由于都是朋友,牟森自己后来也为“生活空间”拍摄过短片。

卢望平在任时,“生活空间”的形态始终没有最终确定,那句耳熟能详的“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是接任的陈虻自己想出来的。

对于“生活空间”最终确立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过程,“生活空间”的艺术指导林旭东提供了1999年他和陈虻的一份对话录。在这次对话里,陈虻说:

“我来之前,当时‘东方时空’的总制片孙玉胜跟我交代了两条:一是‘生活空间’的节目做得宜碎;二是这个节目是服务性质的——有关领导是从‘东方时空’栏目的总体布局出发来对‘生活空间’这样要求的。我初来的时候也是本着这两个出发点来办节目的。我和大家见面的时候提出:我希望把这个栏目办成一个“能够提高人们人文教养水平”的栏目。至于究竟怎么才能够提高,当时我其实也不清楚,只是凭直觉感到,不能够只是单纯地向观众灌输一些过日子的生活技能,起码我希望这个节目能够向人们提供一些更高层次的精神上的服务。我觉得中国在今天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很多旧的东西都给打碎了,就像崔健在歌里唱的,是“一无所有”——说中国人缺这缺那,我看最缺的是一种人文的重塑,这种精神上的需求要比你教给他一些养鱼养花什么的更迫切得多。”

“对每一个人的尊重”

最初,陈虻本着“宜碎”的意图定下了3个小版块:一个叫“健康城”,讲医疗知识;一个叫“红地毯”,报道一些文体明星的趣闻轶事;还有一个就叫“老百姓”——也就是表现人们8小时以外的生活。

1993年八九月份,“东方时空”组织召开了一次研讨会。这之前,“生活空间”曾经播出过一个“老百姓”叫《老两口蹬车走天下》(1993年8月24日),讲一对夫妻退休以后把一辆旧三轮车改造成在上面能做饭、能睡觉的多功能交通工具,然后骑上这车到全国各地去旅行。这个片子在会上引起了一些专家的感慨,艺术研究院的马也在会上说,他通过这个片子看到这种生活态度而得到的感悟,不亚于读一本书。这种评价不仅引起了在场领导的重视,也使陈虻很受鼓舞。因为在这之前,每次评论部开例会的时候,几乎所有的领导都是先说“东方之子”,然后是“金曲榜”、“焦点时刻”,最后说到“生活空间”时,差不多也就是一笔带过。更让陈虻感到兴奋的是:“我感到自己的一些判断得到了外界的印证——因为在这之前我就觉得‘老百姓’是一个潜力比较大的节目。我觉得我们所说的‘生活’的主体是人,作为人的总体构成主要是普通人,而不是名人、伟人,所以我凭直觉判断‘老百姓’这个题目会很有得可做。”

《东方三侠》是1993年6月13日播出的,那时陈虻还没到“生活空间”。陈虻是在和前任制片人卢望平交接的时候,在“东方时空”内部举办的季度节目评奖会上第一次看到这部片子的。在和林旭东的对话里,他说:“在我的印象里,当时周围并没有人表现出特殊的兴趣。在这样的气氛里,我自己当时的感觉就是:这个片子挺好玩的,但是属于有点另类,做多了的话可能会有播出上的麻烦——而在这个时候我所承受的电视台方面所给的日常播出压力完全容不得我去进行这种边缘上的冒险。”

陈虻和卢望平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不是“这圈里的”。大学专业是光学工程,1985年1月到电视台工作后,才接受了纪录片的启蒙教育:“我是一直到看了《望长城》(1991年)之后才知道片子可以这么拍……再后来又看了个《失去平衡的生活》,还有伊文思的《风》——就这么些,都是别人给转录的相带。”

事实上,选择“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形态的最终确立来自于严峻的生存现实。在与林旭东的对话里,他说:“我之所以会想到这么一条思路上去,在当时还有另外一个不得已的重要原因:那就是重新定位后的‘生活空间’处在‘东方之子’和‘焦点访谈’两个子栏目的夹缝之间,因此我们必须在栏目运作上避开他们已经相对成熟的套路——从选题内容和拍摄手法上与他们拉开距离,只有这样,‘生活空间’才能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基于这种考虑,那么‘焦点访谈’说事,我们就说人;‘东方之子’拍名人,我们就去拍普通老百姓;‘东方之子’以访谈为主,我们主要拍状态;‘东方之子’是现在完成时,我们是现在进行时……这样走一步看一步,一点一点地趟出了这么一条跟踪拍摄普通人生活的路子。”

真正开始领悟出这类纪实手法的美学价值,是在编《一家人和一个孩子》(1993年10月13日至15日播出)的过程中。这部片子的摄像毕鉴锋原来是学美术的,有过一定的拍纪录片的经验。素材拍回来后,编导感到无从下手,于是陈虻就直接参与了剪辑。在剪辑中,陈虻与我对这种传递方式本身产生了认同。他说:“我认为这体现了一种对人的宽容和尊重。”

“我曾经在一部外国电影里看到过这样一个细节:一个人在病房里跟病人正谈着话,时间很晚了,一个护士走了进来,告诉他,现在几点了,然后就退了出去……我很欣赏这个护士的谈话方式——她只是向你传递一个信息,而让你自己去决定到底该怎么办。我认为这种不强加于人的方式就体现了一种对人的尊重,也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最初出于这样一种生活态度,我开始对那种纪录式的影像产生了一种直觉上的偏爱——我们只是向观众传递这样一个信息:这件事究竟、如何发生的,但是结论由观众自己来下。我曾经就这种方式做过一个比喻:我们是把蛋糕切下来递给观众,而不是先放在自己的嘴里咀嚼了以后再吐给观众。这种方式正是以尊重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为基本出发点的‘生活空间’的理想载体。当时我给‘生活空间’定下的创作宗旨就是:表达的是对‘每一个人的尊重’,在此基础上去实现一种‘人文教化’,或者说以一种平等的态度引导人们去进行思考,从而建立起一种更加合理的人际关系。”

“替未来留下一部由小人物构成的历史”

蒋樾说,他认为“生活空间”最大的作用,是让老百姓不再认为“只有有成就的人才能上电视”。拍摄《东方三侠》的时候,被拍摄的对象会警惕地问他:你们是谁?哪个单位的?为什么拍我们?我们又不是劳模。

“在他们的概念中,普通人只有成为‘劳模’才能上电视。”蒋樾说。但后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句话一出,他去拍片子再也不用带介绍信,只要说,我们拍的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就可以。

在蒋樾的记忆中,陈虻“是一个性情中人,经常被感动得流眼泪,但基本上他流眼泪的片子都是很难通过的片子”。在蒋樾眼中,陈虻“留长发,温情。其实不是做官的人”。

1997年开始,陈虻组织了首届国际纪录片会议,后来又组织了第二届。蒋樾参与了。林旭东认为,组织国际纪录片会议,对整个中国纪录片的促进都有很大的意义。这两届国际纪录片会议向中国的纪录片工作者介绍了怀斯曼等大师,让他们看到了“方向”。

那时,陈虻自己也处在对“生活空间”方向的思考中,1997年4月至6月间收看“生活空间”的观众大约每天平均有2000万至3000多万,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观众群,但陈虻却已经看到了危机:

“在将近3年的时间里,‘生活空间’在进行‘人文教化’的前提下,不断地通过讲述普通人的故事来试图向观众讲明一些生活的道理,或者说在提倡一种人道,而在我们讲述了上千个这样的故事以后,我们发现,我们的这些‘道理’正在逐步地演化成一种抽象的僵化的教条。”

林旭东认为,当时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在一个什么样的维度上来架构这些‘道理’?从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去梳理、整合这些个体经验?或者说,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之上来凸现这些个体的存在?事实上每一个人的存在都不可能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而只能是一种具体的、历史的存在,而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现实正在源源不断地为这种存在提供着丰富的表象资源。”于是在1997年之后,陈虻开始加大了节目背景中的社会历史文化信息,对“生活空间”的宗旨进行了调整,提出了“在飞速发展的时代中,替未来留下一部由小人物构成的历史”。在后来新闻频道的几次改版中,“生活空间”虽然几经变化,但衍生出的“百姓故事”、“社会记录”、“纪事”等栏目都遵循着这个宗旨。

同时,1997年的国际纪录片会议的召开,有着另外一种现实意义。蒋樾认为:“他找了电影学院的教授来,希望他们能肯定这种形式。因为从开始的时候,‘生活空间’就一直遭遇阻力,希望能够改变,或者不拍,陈虻的大量工作是怎么让它生存下去。”

2001年1月,“东方时空”改版,央视成立新闻评论部,陈虻成为新闻评论部副主任,主管“实话实说”和“新闻调查”。2001年10月,他又回到“东方时空”,成为栏目的总制片人。2004年,央视一套改版,“东方时空”退出早间新闻段,被安排在晚间18时左右播出;“生活空间”改名为“百姓故事”;“生活空间”的编导刘鸿彦等创办了一档30分钟的纪录片节目“纪事”;“生活空间”的原编导李伦创办了“社会记录”,这一栏目后来以名嘴阿丘出名。

2008年,央视新闻频道再次采取大动作,在这次改变中,央视新闻评论部取消;“社会记录”以“收视率”原因取消;“纪事”和“百姓故事”以“版块调整”原因合并。

对于“生活空间”所代表的一批纪录片节目在2000年之后的走向,蒋樾认为:“具纪录片性质的栏目在新闻频道里,很难生存,也许因为它太真实了。”

他反问:“中央台在哪些好时段里还有纪录片呢?中央台能出现纪录片栏目,毕竟是80年代理想主义的延续,但这种理想主义到了90年代末就被冲得稀里哗啦的,所有的电视台都在追求收视率,追求娱乐。当一个电视台要求收视率的时候,以后怎么变,都是在收视率的前提下提出的。”

林旭东则认为,“生活空间”成为一个榜样之后,这种纪实的语态和手法事实上已经被大量新闻节目所借鉴,“生活空间”不再是平民生活以及视点的唯一表达渠道。而DV的兴起则使“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成为老百姓自己可能的事情,而且由于没有电视台体制的束缚,这种表达反而更自由。

“他追求的自由人格精神,在这样的体制下不可能完全实现”

一直到逝世之前,陈虻始终对自己的工作非常敬业。他生前的同事在“百度百科”上给他建了词条,词条里这样描述他的工作状态:

“记得那时,大家很怕他审片,总是先打听好审片主任的排班表,如果感觉是个烂片就想办法拖一拖,避开他的锋芒。……记得常常在夜里九十点钟才编完最后一个画面,他一脸倦容地走进机房,刚看完‘社会记录’,再之前是‘纪事’,再之前是‘百姓故事’……被七八个或精彩或平庸的片子折磨过,每一个都不敷衍,每一次审片,都像一堂课。我们拿着‘同意播出’的签字收拾好带子踏实地走人,他还坐着,说要等准直播的‘连线’。印象中我的最后一次审片,签完字后他没有走,而是长叹一声说:文飞刚来的时候还是个小姑娘,现在,也老了。我拿着播出单,转过身去,收拾台子上的带子,关机,眼中怆然泪下。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之后,我离开了让我老得很快的编辑台和新闻评论部。”

陈虻成为“东方时空”制片人之后,陈真成了他的继任者。采访他是在2008年12月26日的下午,陈真说,灵堂,他一直都不敢去看。

在陈真看来,陈虻把所谓的“理想主义”坚持到了最后,“他不管条件多简陋,都要求大家能够出精品”。而他自己,也经常为了工作,不吃饭,或者到下午三四点钟才吃第一顿饭。
陈真说,他与陈虻在人文关怀的方向和栏目的方向上没有任何分歧,如果说有不同的话,就在于对现实局限的认识。“陈虻希望每一个作品都能成为精品,因而给手下的编导很大压力。但我看到,这毕竟是一个播出量很大的电视栏目,流水线作业也许才是更现实的方式,不能要求一周内做出一个精品。比起央视其他栏目,做纪录片的编导更累,收入更少,职务带来的便利几乎没有,孩子上学都找不到可以托关系的人。也许在90年代,电视人的收入还比其他行业高一些,但是到现在,电视人的收入也只是一般水平。”陈真说,他看到女编导编片子编得“面目都扭曲了,嫁不出去”,就心中难过。“我们总说人文关怀,但为什么不能先关怀关怀自己的编导?”“所以我有时要求没那么严格,让编导们也舒服些。”

陈真说,陈虻有一次对他说,他工作起来不吃饭,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苦肉计”——这是让编导们看到,不只是他们辛苦,我和他们一样辛苦。

陈真认为,在仕途上,陈虻不能算顺利,“他追求的自由人格和精神,在这样一种体制下,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

比起陈虻,陈真自认为“是个俗人”,他感伤地说:“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存环境太恶劣了,注定在残酷的生存斗争中遍体鳞伤。”

在百度那条词条里,撰写者说:“陈虻喜欢穿牛仔裤,长发飘飘。才情丰富,成就斐然,心思敏锐,情怀深沉。熟谙主流话语,不乏叛逆精神。在我心中,这是最有理由享受理想生活的那种人,应该在城市边缘弄个诗意的居所,调素琴阅金经,饮茶读书,高朋满座,一不称意便可明日散发弄扁舟。可惜这样的生活往往属于那些满脸横肉铜臭逼人的房地产暴发户。陈虻,不过是电视与官场的双重压力艰难负重的中年男。”

离陈虻的办公室灵堂不远,是一面电子公告牌,现在,公告牌上不停地滚动着号召同事们向陈虻家属捐款的信息,陈虻身后,留下的是没工作的妻子和11岁的孩子。

“他走得——太年轻了。”牟森感叹说。

然而在柴静眼中,陈虻的一生不能用“现世幸福”或者是“现实不幸福”来衡量:“他不幸福,但是他说,要成为这样的人就要不幸福。他有另外的补偿。”

“他老说,做节目是做人,为这个我们有过非常大的争吵。他说,你不这样做,就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记者。他说,一个在职业上成功的人不可能幸福。”柴静这样回忆。

“陈虻说,你为什么不按照我说的生活?我说,因为这是我的生活。他说,可是我讲的是对的。”

柴静说,陈虻对她的训练非常严格。“他说:你就是一个网球,我就是一只网球拍,不管你跳得多高,我永远都在高于你1毫米之上。他是职业教练。”柴静记得,训练阶段陈虻对她说过最温柔的话就是:“其实也不应该对你有过高的要求,你已经不容易了,应该快乐一点。”

“他有点像女版的我,我有点像男版的他。他离去,我觉得我的一部分随他离去了。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他的一部分在我身上还延续着。这让我觉得也还可以,他以某种方式还活在这世界上。”说到这里的时候,柴静的眼睛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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