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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中国服务业正等待崛起

2008-12-23 13:30 作者:谢九 2008年第48期
在投资拉动模式下,资源集中向重化工业倾斜,必然挤占服务业的发展空间。因为政策向投资拉动倾斜,服务业无法形成规模,便处于经济规模的边缘。一个很小现象就可以说明这种资源的倾斜——工业用的水电价格都比服务业便宜。

香港冬季购物节已逐渐成为圣诞和新年期间香港吸引游客的重要手段

在投资拉动模式下,资源集中向重化工业倾斜,必然挤占服务业的发展空间。因为政策向投资拉动倾斜,服务业无法形成规模,便处于经济规模的边缘。一个很小现象就可以说明这种资源的倾斜——工业用的水电价格都比服务业便宜。

为什么需要服务业?

按照人类经济活动的轨迹,人们在解决了基本温饱之后,农业种植日渐纯熟,随着生产技术提高,农业社会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与此同时,简单的衣食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这使农业社会开始向工业社会过渡,一方面解决过剩的劳动人口,一方面提供更丰富的物质供人们享用。

工业文明高度成熟后,同样也会产生大量过剩劳动力,与此同时,人们已不再满足于有形的产品,而是需要更多无形的服务。一个普通家庭就算拥有3辆汽车,能够消费的有形产品也终究有限,但对于服务的需求却近乎无限。于是,服务业也就顺理成章发展壮大,大量劳动力开始向服务业转移。

从一些发达国家的轨迹看,100多年甚至更短时间内,服务业从最初的零星规模发展到今天,最终占据了国民经济70%左右的比重,成为绝对的支柱产业。1820年,英国有30%的就业人口从事服务业,美国为15%。1890年,英国有41%就业人口从事服务业,美国为38%。进入20世纪,英美等国家的服务业开始超越工业,而到现在,美国和英国的服务业人口都超过70%。我国目前则为32%,和100多年前的英美相当。

按照服务对象划分,服务业一般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前者主要为企业服务,比如仓储物流;后者主要为个人消费者服务,比如娱乐餐饮。当然,也有二者兼顾,比如银行、证券等金融行业。随着制造业的高度成熟和专业化分工日渐细致,一件产品从最初的生产到最终送到消费者手中,会历经无数环节。比如上游的研发设计、材料采购,下游的渠道物流、售后服务,甚至还有金融、法律等中介,这些都构成了庞大的服务业链,分享产业链上最丰厚的利润。而制造业的初始定义——加工组装环节,反而蜕化为产业链的低端。很多发达国家的企业因此干脆将组装环节外包,自己专注于赚取产业链上最丰厚的利润。

服务业带来的高度专业化分工,极大降低了制造业成本,提高了经济的整体效率。中国经济屡为人所诟病是,30年的增长更多靠高投入取得,而不是依靠生产效率的提高。如何提高生产效率?除了技术研发,服务业的高度发达也是重要因素。如果过多人停留在工业甚至农业上,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效率必然是低下的。2006年,我国第一产业到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比率分别为42.6%、25.2%和32.2%。英国和美国的三产业就业人口大致为农业不到5%,工业不到25%,其余超过70%的人口在服务业。日本的比例是农业人口约为5%,工业不到30%,其余超过60%的人口集中在服务业。和这些发达国家比,最大的差别就在我国的农业人口比例过大,而农业部门的低效率必然导致整体国民经济效率低下。因此,只有越来越多的人口从农业转移出来,中国经济的效率才能提高。从工业人口看,我国的比重其实和发达国家较接近,这也同时说明一个事实,以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接近30%的就业人口,可能是工业吸纳就业的合理能力,而中国工业目前的就业人口正好和这个水平接近,无法再接纳大规模的劳动力。中国想要解决数亿人口的就业,唯有将希望寄托在服务业。

从创建内需型社会的角度,服务业的兴起更是必不可少。谈及中国人为什么不消费,很多人都归结于中国人节俭,这当然是很重要的原因。但同时也忽略了另外重要因素,那就是国内是否提供了足够好的消费环境和消费空间。有些中国人的确保留着节俭的传统,但也有很多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比美国人还敢于消费,尤其是最近几年,不难发现,很多富裕起来的中国人都选择去欧洲旅游消费,欧洲的很多景点和商场里到处都是中国人的身影,如同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人。这充分说明中国人并非没有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除了差异化体验的消费心理,国内没有提供足够优越的消费环境是很重要因素,其原因就在于服务业不够发达和消费环境还有种种樊篱。它们导致了大量在国内获取财富的外流,而吸纳国外财富到国内消费更显不足。

一个健康、开放的旅游消费环境,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下一阶段,实在至关重要。

当然,也有人担心服务业过度发展的弊病,如果多数人都去从事服务业,一个国家是不是将遭遇产业空心化?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服务业和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之间的比重问题。以美国的发展轨迹看,进入20世纪工业化后期,从事服务业的人数开始超过工业人数,到了1969年,从事服务业的人数超过工业和农业的人数总和,进入21世纪,服务业比重超过70%。以中国目前的比重来看,距离产业空心化还差得太远,中国现在需要担心的问题是产业实心化而不是产业空心化。

服务业的创富可能

世界银行曾经在1984年考察中国,在当时的考察报告中写到:为了提高中国国民的收入增长率,需要加强商业以及其他为个人服务和其他为工商业服务的服务业。在世界银行看来,发展服务业是提高国民收入最快捷的途径。事实也的确如此,无论是企业利润还是工资收入,服务业都远远超过工业和农业。

按不同行业就业人员的劳动报酬看,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6年,农业的人均报酬为9269元,制造业平均报酬为18225元,而服务行业大部分子行业的劳动报酬明显超过这两大产业。电力、燃气和水供应业为28424元,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为24111元,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为43435元,金融业为35495元,房地产业为22238元,教育业为20918元,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为25847元……尽管最终统计数据不一定完全精确,但还是可以大体反映出三大产业之间的劳动报酬差异。

就业人员的工资高低只是表象,背后体现的是三大产业之间的行业利润差异。在大多数看来,农业的收入水平最低是正常现象,农民理应成为最贫穷的那部分人群。但在其他国家,这却并不是普遍真理。比如在日本,农民的平均收入甚至比城镇居民略高,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日本从事农业的人口仅5%,平均收入水平自然不低。我国有将近一半的人口束缚在农业上,平均收入自然也就沦落底层。如何将大批量农民转移出去?一方面需要提高农业经营的效率,加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在保障农业丰产丰收的同时,使得更多农民从土地上得以脱身。与此同时,城市和乡镇也需要创造出足够的就业,由于工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有限,只有寄希望于服务业。

制造业的利润微薄,原因在中国的制造业从事的多为低端的组装环节,产业附加值不高。宏基集团的创始人施振荣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微笑曲线”,用来描述现代制造业的价值链,价值链上游是产品研发、材料采购;下游是仓储物流、品牌营销;中间则是加工组装,整条价值链是一个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有如一张笑脸。附加值最高的是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附加值最低的则是中间的加工组装。成功的企业应该尽量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尽量开发利润最丰富的环节,而不是在附加值最低的组装环节挣扎。香港利丰集团的主席冯国经也曾提出一个“软三元”的理论,大意是说,一个商品在市场上售价为4元,其中只有1元属制造环节,其余3元属物流、仓储等供应链环节。对于企业而言,更大的利润空间在供应链上的“软三元”,而不是制造环节的“硬一元”。“软三元”的说法比较形象地描述出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利润空间,而中国企业过去赚取的利润大多数属于“硬一元”,而不是“软三元”。“微笑曲线”描述的是产业升级,“软三元”描述的则是产业转型,无论升级还是转型,对于很多在低端产业链上挣扎的中国制造业而言,都是一种可能的出路。

随着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国家有关部门开始鼓励创业,对返乡农民工、高校毕业生以及失业人群,各地都出台了一些鼓励创业的扶持政策。应该说,在目前经济低迷时,各种原材料和资金成本都相对较低,加之政策扶持,对于创业者而言是不错的时机,一方面可以解决自身的工作问题,甚至还可以为其他人提供就业机会。至于创业方向,在目前的市场需求下,服务业应该是比制造业更好的选择。

需要怎样的服务业?

中国和印度被世界公认为最有发展潜力的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的发展模式也经常被拿来比较。中国和印度的共同特点是都融入了全球化浪潮,并且成为全球化时代的赢家。不同处在于,中国主要以制造业参与全球市场,主要向世界提供廉价的“中国制造”;而印度则以服务业参与全球市场,使得很多国际性大公司都将后台服务和软件外包等业务转移至印度。

如果以就业能力看,印度以服务业参与国际市场,理应为印度人民创造出很多就业机会。但事实并非如此,印度这些年一直在为接近10%的失业率而苦恼,而中国近年来的失业率却为4%。除了统计方法的差异,印度以服务业著称,反而创造不出就业,原因在于印度多为高端服务业,只有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有机会分享,大多数没有受过教育的底层人群和印度的服务业无关。最近几年,印度也开始向中国学习,加强制造业的力量,希望通过制造业来解决更多的就业,塔塔集团就是其中的代表。印度的经验和教训表明,服务业也并非天生就是就业大户,对于中国而言,也不能盲目发展,还需要精心选择。

如果从中国经济转型的宏观大局看,生产性服务业将是下一步发展的重点。在中国的低端制造业萎缩后,更多企业应该升级或者转型,也就是重点拓展微笑曲线的两端或“软三元”,最终提高中国经济的整体水平。但是需要注意防止犯上印度服务业的弊端,过度发展无就业增长的服务业。

就业的角度,中国发展服务业不宜好高骛远,非得追求发展所谓的高级服务业,一些初级形态的服务业也同样重要。无论是生产性还是消费性服务业,只要有需求,就应该尽量让其自然生产,因为这将使更多底层人群能够获得就业机会。比如在农村,大量农民返乡之后,也可以围绕农业的产前、产中和产后进行选择性服务。尤其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背景下,农业的专业化分工也将越来越细分,农村各种服务也将随之兴起。在城市,一些初级形态的服务业比如餐饮娱乐、美容美发也是创造就业、增加收入的重要手段,更重要的是培植连锁发展。至于一些高级形态的服务产业,目前大多受到严格的行政管制,需要形成多种形态的投资主体,引入更多的竞争机制,为民营资本的进入创造更多条件。

政府通过有意识的投资来发展服务业,如果设计得当,自然能达到很好的效果。比如投巨资修铁路等基础设施,一方面可缓解我国铁路运输的瓶颈,另一方面也能刺激增长、增加就业。最近京沪高铁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京沪高铁平均每天要消耗1万吨钢筋、3.5万吨水泥、11万立方米混凝土,完成投资额约1.9亿元,现在全线的工作人员超过11.3万人”。但更重要的是围绕着这条铁路线服务业有建设性的营造。政府主导投资的危险之处在于,如果无法充分了解市场需求,很有可能形成巨大的浪费,这已经被很多事实所证明。所以,对政府而言,大手笔的投入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对民间资本放松管制。民间资本最活跃的地方,往往就是需求最旺盛的所在。中国最需要怎样的服务业,民间资本其实对此最为敏感。

拆除樊篱

中国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到40%,这明显和中国经济现在的地位不相匹配,为何会出现这种巨大的反差?

在上一轮经济回落时期,1997年至2002年,我国的服务业一度加快了发展速度,服务业占GDP比重从1997年的34.2%上升到2002年的41.5%,可以说,当时服务业为中国经济走出困境贡献了相当的力量。不过可惜的是,在经济复苏后,最近几年的服务业产值并没有保持这样的上升势头,从2003年开始,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逐年下降,到2006年,服务业占GDP产值不足40%。其原因在于重化工业的过度发展,从1999年到2006年,工业产值比重从40%上升到43.3%。尽管重化工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很弱,但之所以更受青睐,原因在于对地方政府而言,重化工业在短期内拉动GDP的能力远远强于服务业。以此看,如果想要做大做强服务业,首先有必要改变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和GDP直接挂钩,而是辅以其他更为科学的考核指标,比如就业人口、整体经济效率等等。

服务业的高壁垒和高管制也是其难以做大做强的重要原因,我国的金融、文化娱乐、医疗、教育等重要服务行业都有很高的准入门槛,这严重阻碍了资金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入。如果这些重要领域不能对民间资本充分开放,服务业的整体水平就将很难提升。而想要打破这种局面,首先就是打破管制、破除垄断。在我国已经高度市场化的今天,实在看不出来有任何充足的理由对这些行业实施严格的管制,根结其实主要在于利益。在12月8日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主席提出,“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如果以这句话来理解中国的服务业,放松管制看不出有任何难处。

事实上,政府也并非没有意识到服务业对于中国经济的意义,至少在最近两年开始频频出台扶持政策。2007年3月,国务院曾经发布《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除了强调服务业的重要性,对于服务业的发展目标也做了较为详尽的规划,“十一五”时期服务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到201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比2005年提高3个百分点,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比2005年提高4个百分点,服务贸易总额达到4000亿美元。有条件的大中城市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服务业增加值增长速度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和第二产业增长速度。到2020年,基本实现经济结构向以服务经济为主的转变,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50%。一年之后,2008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又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提出了8大条23小条的具体措施,以落实2007年《若干意见》提出的政策。

政策固然鼓舞人心,问题的关键在,当经济形势一片大好之时,大多数人都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改变现状,所以,有关服务业的政策和现实之间多少会有脱节。而到了2009年,当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大时,这种巨大的压力可能会将政策迅速转化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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