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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炎夏:2009年,利用好现代农业政策

2008-12-23 13:29 作者:吴琪 2008年第48期
50岁出头的上海商人张炎夏喜欢自称“上海金山区廊下镇佃户”,2004年在金山租下500亩地开始种粮食。城里人去乡下种地,掀起了一轮投资现代农业潮。

自称“上海金山区廊下镇佃户”的张炎夏

50岁出头的上海商人张炎夏喜欢自称“上海金山区廊下镇佃户”,2004年在金山租下500亩地开始种粮食。城里人去乡下种地,掀起了一轮投资现代农业潮。

在张炎夏看来,相比很多工业领域的过度竞争,中国农业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谁先懂得利用农业政策优势,谁就抢占了商机。2009年他计划在上海签订1万亩土地种稻谷,用社会分工来管理农业,“像生产一颗螺丝钉一样去生产每一粒稻谷”。他说,“新农业不是依靠大量资金投入来完成,而是靠资本运作进行。政府的两点作用特别重要,一是为现代农业做担保,二是监督农产品质量”。

选择不去流转土地

现在有不少城里人想去乡下承包土地,把土地集中起来搞规模经营,我看着好笑:他们是在重复我2004年做的傻事。那年我以每年250元/亩的价格租了将近500亩水田种稻子,结果发现自己与所有农民一样,走进了一个“高进低出”的怪圈——在地里投入的成本高,最后由于粮食收购价低,种地的利润非常少。我原本看中土地规模效应,并且想拿到粮食进入流通领域的利润,但是这样做提高了种地成本,风险也很大。直到做了5年尝试后,我发现农业领域有很多规则是与工业领域大不一样的。2009年对于农业投资来说,怎样降低成本和利用农业补贴的政策优势,是能否成功的关键。

我从1984年开始做生意,卖过专利电话机、消防器材、办网站、开饭馆,所以会用做企业的方法来核算,衡量我在农业投资里的成本和风险。这几年各级政府加大对农业补贴的投入,使得在大城市投资农业,其实远比到偏远地区投资农业划算。以上海市来说,上海的农业补贴属于全国最高,2009年每种一亩地,政府给农民补贴最高可到320元,而江苏一亩地的补偿只有30元。但补贴是给种粮大户的,若某个大户的种田规模达到80亩,政府给予某个额度的补贴。规模达到200亩,才能获得每亩320元的最高补贴。上海农村是典型的人多地少,一个家庭祖孙三代,可能只有5亩多地,所以个体很难获得高额的农业补助。这就给了投资者商机,怎样通过规模经营得到并用好这些补贴。初入农业领域时,我并不懂得利用政府补助,而是选择了集中土地的方式来种地。

2004年我到金山区廊下镇租地时,与当地政府签订了一年的租地合同,也就是将500亩地流转到了我手里。但是一季粮食种下来,我就发现集中土地是个不赚钱的买卖。流转土地后再雇农民为我干活,等于是我将农民个体隐性的土地和人工成本,全都算在了自己头上。如果每亩地租金500元,亩产1000斤,那么我每斤粮食的成本就比农民高5毛钱。再加上人工成本,每斤粮食要比农民多7毛钱的投入。一斤粮食国家的收购价是9毛,我种地成本就比农民高出7毛,怎么能赚到钱呢?

农民说谷子晒3天就能干,可是他们为我干活时,哪有为自家晒谷翻得那么勤快?谷子5天也晒不干。人工费用比我的预算高出近一倍。农忙时一亩地好几人忙不过来,农闲时一个人也不需要,这种零散的季节性的用工,很难讲究效率。由于金山靠近上海市区、杭州、苏州等地,年轻人多年前就弃农打工了,我能找到的本地劳力,全是“3个人加起来超过200岁的”。

如今上海的土地,经过持续50多年过量施用化肥,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已经从建国初期的50%降低到现在的1%都达不到,土壤开始板结。由于国家收购稻谷的价格是一样的,所以农民只关心亩产,根本不愿意多花钱施有机肥。到了收获季节,大规模种地又带来了一系列麻烦。许多田地离公路一里多远,我那500亩地产出的40多万斤稻谷,如果只是雇佣村里劳力,需要600天人工才能搬完!晒谷子也没有地方。我对农业生产原本毫无经验,那时真是跌跌撞撞,最后托朋友关系动用了解放军,才帮我解决短期人力不足的问题。

这么折腾一次后,虽然从表面上看,我雇人到宾馆超市直销大米,通过提高卖价赚了十来万元,但这样赚钱风险太大了,一旦遇到自然灾害,很可能会赔老本。我于是想,为何要把土地流转到自己手里呢?这在某种程度上不成了过去的“人民公社”吗?

如果我只是与各农户签协议来收购粮食,就把粮食生产的成本和风险分散在了每个农户身上。同时因为我与他们有统一订单,又能成为种植大户,享受政府的农业补贴。目前我正与上海市政府部门在谈判,2009年我希望达到1万亩的土地规模,土地仍然由每家农户自己经营,达到标准后我来收购。不过我要求政府在2009年初就将每亩320元的补贴发给我,这样我就能给农民们每亩300元的预付款,即使他们的粮食达不到我收购的要求,他们至少得到了每亩300元的订金,愿意为我种地。

选择不进行土地流转,其实是更加保险和长久的做法。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土地流转的政策,很多人看做是对土地政策的放开,其实我觉得他们恰恰误读了。国家2002年出台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案》就给予了农民进行土地流转的权力,今年关于土地的“确权”,实际上是在规范农地的流转。以往村委会可以将土地流转出去,再补给农民一块面积相当的地,现在确权后,农民的土地承包证上不再只有面积登记,还有详细的农田地址,不能自行更换。那么也就是说,以后再想流转土地,必须经过土地上每一户农民的同意,实际上是增加了土地集中的难度,规范了流转行为。所以我作为商人,如果还想搞大规模土地流转,阻力会更大。于是2009年我继续选择不参与土地流转,依然让农民进行他们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这样才顺应了大的政策形势。

怎样在农业里玩资本运作

大家都说农业是个高风险产业,投入大、周期长,还有各种不确定因素。2004年我种500亩地投入了40多万元人民币,对商人来说,肯定是资金投入越少,风险就越小。所以2009年我会采取一些新的方式减少投入,1万亩地的前期投入都不会超过当年的500亩地,一直等到大米准备上市,我才会有大的资金支出。

我曾经到美国、日本、东南亚去考察不同的农业模式,发现国内很多搞农业研究的人,考察时只关心人家的设备多么先进,技术品种多么好。我自己种了一回地之后,发现这些都不是根本,关键是生产方式。

两三个人就能管理美国的一个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亩的大农场,但要注意,并不是让这两三个人像中国农民一样,自己来种地。每年播种前,期货公司的人会根据行情与农场谈好粮食收购价,期货公司拿着合同便可到银行抵押获得银行担保书。让我吃惊的是,这里有非常细致的社会分工。到了播种时,给种子公司打个电话,种子公司就会来架飞机,给你播完后让你签单。施肥、锄草、灭虫的时候都是这样。到了收割的时候,收割公司来给你收割,收完后直接交给期货市场。然后,期货市场根据你的“签单”,扣除你欠种子、肥料、农药、除草剂的款,把剩下的款项打到你的账户。所以,整个过程几乎不涉及农民,都是专业工人在操作。最重要的是,因为专业分工,成本大大降低。也就是说,是这个社会共同完成了高效的农业生产。美国的种地模式必然带来种植成本下降、种植质量提高、风险由参与者共担、流动资金平均分担、交易环节减少。

我感觉到,美国农业与中国农业的区别,就好像现代化大工业与几百年前手工作坊的区别。我们的农民每一家都要承担农业生产的全过程,平均一亩地需要3个人工,分散在100天的农业生产里,每个人每天的劳力只有10分钟。我不禁联想到中学政治课本里学的内容,当英国最初工业化的时候,大量失地进城的农民,因成为工业流水线上的工人而解决了生存问题。我把中国目前的农业状态比作英国工业化的初期,如果我们的农业发展成为专业分工的社会化大生产,每一个环节对劳动技能的要求不高,却能够做到高效,那么就能迅速消化掉大量劳动力,同时提高农业生产的产值。

我想引进美国的大农业模式,同时借鉴资本运作的经验,农场不需要投入多少资金,就能把整个流程运作起来。

专业化分工的方式,这几年我已经在农村看到了一些苗头。一些农民自发组成了专业收割队伍,以一台日本产的“久保田”收割机来说,售价25万元,一天能收割50亩地,一年下来,一户农民家只用得上15天,也就是收割750亩。而以每年的折旧费5万元计算,平摊到750亩地里,每亩地收割机的费用就需要六七十元。再加上油钱、人工费用、维修费等,每亩地的成本可以高达百元。我通过网上招标,找来苏北专业的收割队伍,这些苏北人根据不同纬度稻子成熟季节不同,由北往南收割,一年中有半年都在干活,因此每亩地的收费只要45元。

我将整个粮食链条分为6个环节:种植、收割、收购和仓储、大米加工、销售、配送。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尽可能利用正在形成的农业分工。

种地的事情我让农民来做,我不仅不承担种地的风险,还能让我和农民都获利。农民个体买一袋化肥需要105元,我集中购买只需85元,我按照95元一袋的价格卖给农民,双方都高兴。在粮食收购上,我也做起了“无本买卖”。按照我与上海市政府一些部门的谈判,如果他们同意明年初将农业补贴提前发给我,我可以用来垫付农民种地的订金。我又与金山区粮油总公司谈好,租用他们的粮仓储存我的粮食,我只需付较低的委托保管费,他们就能帮我灭虫储藏。更重要的是,他们手中有国务院下拨的“夏粮收购专用资金”,农民粮食入库时,他们按照每斤0.9元的收购价付钱给农民,实际上也是帮我垫付了资金。我给农民的收购价比国家每斤高出0.3元,由于事先我支付了订金,所以实际上我不用再额外出费用。加工大米也不需要我付钱出去,因为按照“行规”,可以留下米糠抵加工费,有时候甚至是加工大米的小贩反过来付钱给卖粮者。
所以做粮食生意的6个环节中,我只需要等到大米加工好了装袋包装,才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开始为品牌做宣传。

农产品的高低端

做高端的农产品,是我在摸索了两年后提出来的。从2009年开始,我准备开始大量做普通大米的生意,它们将占到我生意的80%。因为高端大米虽然利润高,但是市场份额比较有限,我通过做高端大米创立了品牌,接下来就可以带动我做薄利多销的普通农产品。

2004年我糊里糊涂种了一次地,计算出自己的成本比普通农民高,我就琢磨出两条出路:一种是不租地,让农民自己种;另一方面要种不一样的大米,卖出高得多的价钱。

我开始研制更好的大米,从日本的高校请来专家教农民种地。中国的农业思路还沉浸在几十年来的“高产”追求中,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中国农业的优势。我们现在的粮食产量非常高,但是粮价低,使农民直接获益少。我发现日本人为了保证大米的高营养和好口感,会严格控制亩产,亩产低的大米才可能好吃,他们的亩产不超过780斤。日本专家指导我的技术人员,稻谷成熟过程是淀粉蛋白质向淀粉的转化过程,一般农民等到稻谷变硬才收割,但是如果提前收割,稻谷的蛋白质就含量高、淀粉含量低,营养和口感都明显更好。所以今年我的田地里,从9月29日就开始收割稻谷,其他农民可是等到11月才收。我们的品种不一样,具体哪天开始收割也大有讲究。9月底人家的稻谷可能还是空壳,我们的稻谷就成熟了。我派技术人员指导监督农民按我的标准来种植,亩产严格控制在600斤以下。这样出来的米品质好,收获的时候,就能够闻到大米浓郁扑鼻的醇香。

当我对现在的农业模式有了基本设想后,金山区政府非常支持我的想法,在2006年成立了上海金廊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我任总经理。在我自己租地种植两年后,选择与当地政府合作,因为我发现农业生产的计划经济色彩比较重,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的优惠政策。上海优惠政策大,如果我选择去青海种地,每斤粮食的运费就会高出3毛钱。因为稻谷运输的短驳费用很高,农产品利润又低,折算到成本里受不了。

所以我目前的模式,是在尽可能利用上海的优势。上海支农资金多,而且上海有100万外籍人士对农产品有更高的消费需求,上海人也认本地的牌子,认为安全。所以我在上海走高端路线有市场。2006年我们推出的“金博士”米卖价为每斤4元,后来我们一路提价,依旧卖得好。从今年开始,每斤米卖到了12.5元。2009年我准备用8000亩地种普通大米,这就好像“奔驰”汽车的效应,奔驰的品牌树立起来了,即使它的低档车也销路极好。我也希望做到这样,树立了品牌再推出中低产品。

大米直接进超市,远比去农贸市场买卖利润高。小贩们在农贸市场艰难议价,而一旦进入超市,定价权在我们。一些高档超市不需要入场费,我们的产品需要用质量来说话,而政府成立的农业公司有着良好的信誉,做起生意来更顺手。2008年我们公司销售了1000吨稻谷,盈利不错,我从中看到了相当大的商机,所以年底我刚刚辞职,准备2009年个人再创业。一旦我个人创业,就非常需要政府在其中的服务作用。比如我大规模地购买肥料农药,如果有政府做担保,肥料农药公司是愿意让我赊账的。现在我正在与上海的麦德龙等大超市谈判,除了供应大米,我还准备做土豆生意。超市卖土豆的利润非常高,超市一旦认可了我提供的产品,我将长年为他们供货。这时我最需要资金的周转,如果有政府对农业大户做担保,我们可以顺利地周转。我已经与青海某生产土豆的县达成初步意向,由他们当地政府组织农民为我供货,政府来监督产品质量。

如果政府加强服务性,是可以很快为农民增收的。我喜欢以日本为例类比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都是人多地少,农业以个体经营为主的情况。本来他们也遇到和我们一样的问题,形不成规模,农产品要经过小贩层层盘剥才能进市场。可是,农民自发组织了“农协”(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乡政府,只是没有行政权力),由“农协”出面购买各城市的市场摊位,并且组织质量监督。由于“农协”是非赢利组织,主要向农民提供服务,农民的农产品就能绕过小贩直接进入市场。由“农协”出面,消费者也更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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