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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与虚幻之间的梅兰芳

2008-12-02 14:32 作者:马戎戎 2008年第45期
“程蝶衣和梅兰芳是完全不同的人。程蝶衣是一个被艺术异化的人,他的过程是从人到精灵的过程,但是梅兰芳的过程是从精灵到人。”

黎明在电影《梅兰芳》中饰演梅兰芳一角

“程蝶衣和梅兰芳是完全不同的人。程蝶衣是一个被艺术异化的人,他的过程是从人到精灵的过程,但是梅兰芳的过程是从精灵到人。”

——严歌苓

“我翻资料时看到陈毅‘一代完人’的挽词,心想,什么人才能用得上完人二字?”电影《梅兰芳》的编剧张家鲁对我说,“我看那些资料,没人说过他的坏话。一个人要怎样做,才能让身边所有人都不说他的坏话?”

“经常有人说,梅派艺术的特点就是没特点,但是要学,又很难学。”梅兰芳文化艺术研究会副会长吴迎对我说,“梅派艺术像一个水晶球。它从每个角度看上去都是圆的,很纯;梅派艺术就像梅这个人一样,真水无香。”

“梅兰芳这个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美的。”徐城北对我说。徐城北的妈妈曾经在《人民日报》当过记者,因工作关系接触过梅兰芳,“我妈妈到他家里去,他正在招待重要客人,我妈妈就先坐在一边。他招呼着客人,但其间也会回头对我妈妈笑一下——他不会让一个人受冷落”。

由于都是陈凯歌的作品,电影《梅兰芳》难免会让人拿来与《霸王别姬》比。然而编剧严歌苓觉得,程蝶衣和梅兰芳,根本不能放在一起相比,因为“程蝶衣是一个被艺术异化的人,他的过程是从人到精灵的过程,但是电影里梅兰芳的过程是从精灵到人”。

在《梅兰芳回忆录》和《齐如山回忆录》中都杳无消息的女须生“冬皇”孟小冬和梅兰芳的一段恋情,因此在电影里被做足了文章。

在梅兰芳的研究者眼中,梅孟之恋并不是那么美好,至少,结局不美好。“梅兰芳前前后后给了孟小冬6万块大洋。”吴迎对我说,“作为男人来讲,也算是完人了。”

吴迎说:“现在的人用现代的恋爱观来谈当年的事,非常可笑。”他说了一个掌故,当年坤伶刘喜奎曾经一度和梅兰芳谈及婚嫁,然而最终刘喜奎放弃了。吴迎说,刘喜奎是真聪明。而孟小冬只看到了爱情。

在导演陈凯歌看来,梅和孟之间的感情是真挚的。陈凯歌告诉我:“孟遇到梅的时候,正是梅精神挺痛苦的年代,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往下走。作为娱乐界的名人,他有好多情非得已的情况,有很多压力。”

陈凯歌把梅兰芳的人生形容为“被绑架的人生”。

“这个人生来就肩负着极重的担子。出身世家,祖父梅巧龄,名列同光十三绝,伯父梅雨田。他是梅家唯一长子,注定要兼祧两房,为两边各生一个孩子。”

还有当时的社会环境。“那时候叫做倡优并列,他生在李铁拐胡同,在韩家潭陪过酒,这个本身就是矛盾的。”陈凯歌说。

“家庭是对他有要求的,还有梅党多年扶持着他,从经济上、文化上去支持他,大家这样付出,对梅肯定是有要求的。公众、社会还有媒体都对他有要求,所以他内心一直都有恐惧。在这时候,孟小冬出现了,孟小冬再三跟他说的就是‘不怕’,能看得懂他,她能读懂在他的内心深处最隐秘的地方,他到底怕什么。”

历史上,孟小冬和梅兰芳的决裂,是因为梅兰芳不能做到在她和妻子福芝芳之间的一个平衡。梅孟分手之后,孟小冬在报纸上发表《孟小冬紧要启事》:“冬当时年岁幼稚,世故不熟,一切皆听介绍人主持。名定兼祧,尽人皆知。乃兰芳含糊其事,于祧母去世之日,不能实践前言,致名分顿失保障。虽经友人劝导,本人辩论,兰芳概置不理,足见毫无情义可言。”

然而在电影里,编剧改成了孟小冬和福芝芳进行了一次深谈,福芝芳对孟小冬说:“他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他是座儿的。”电影里,孟小冬最终送给梅兰芳一把伞,对他说:“畹华别怕,我走了。”

在严歌苓看来,这是最好的表现方式:“梅兰芳身边一直有各种势力试图控制他。”

为了表现各种势力对他的控制,剧本里设置了一个叫做“邱如白”的人物,他的原型,据说是梅兰芳重要的智囊齐如山。电影里,“邱如白”为了更好地操纵梅兰芳,雇人导演了一出血案,离间了梅兰芳与孟小冬。

“其实梅兰芳不是像外界想象的那样没主意的人。”吴迎告诉我。他举了个例子。吴迎小时候跟梅兰芳身边的李三爷(释戬)学戏,李三爷对他讲过一个典故:当年齐如山和梅兰芳研究《霸王别姬》,齐如山认为应该分两个晚上演,李三爷建议分4个晚上演,齐如山认为李三爷不懂戏,一怒之下摔了本子拂袖而去。

面对冲突,“梅兰芳很冷静,他说李三爷是对的,4个晚上和两个晚上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吴迎说,“齐如山拂袖而去,梅就说,让李三爷写”。

“他不是一个没主意的人,他是个太有主意的人了。他只是不显。”吴迎说,“你比如他为了躲避日本人请他唱戏,要医生给他打3针伤寒针,打两针就能到39摄氏度,打3针是要死人的呀。”

严歌苓也告诉我,研究完各种资料后,她也觉得梅兰芳“并不是没主意的人,他只是不硬来,他采取的方式是一种温和的反抗”。

中国京剧院编剧、梅兰芳研究者徐城北觉得:“这人是慢性子,从来也不着急,都是别人推着他走。”包括在京剧改革上也是这样,“他就像在扭秧歌,进三步,退一步,不大刀阔斧,更不会连续大刀阔斧”。

徐城北告诉我:“比如当年的时装新戏,观众喜欢梅,但捧了一段时期、卖过几次满堂之后,就觉得忽视表演了。于是就又恢复了古装戏。”
“他的出走注定不会太久。”张家鲁说。

“他是个很会苦自己的人。”严歌苓说。据说当年梅兰芳住在北京无量大人胡同时,家里经常摆出流水席,但梅兰芳自己却似乎并不富裕。吴迎少年时经常在梅兰芳家里玩耍,他对夏日里梅兰芳的记忆是:“上世纪50年代家里没有空调,他里面圆领的汗衫上都是洞,小女孩就爬在他身上抠那些洞。他出去的时候,衣服穿得都是笔挺的,不知道里面的衣服怎么会是这样的,让他换他也不换。”

黎明在电影里出演梅兰芳,他肩膀宽,从形象上并不十分吻合。陈凯歌说,最终决定让他出演梅兰芳,是因为他对陈凯歌说:“我不会去演梅兰芳,因为我就是梅兰芳。”

黎明说,他觉得梅兰芳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戏子出身,没读过书,一切都不是看书得来的,而是自己在人生里观察得来的。但他身边的朋友全部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能和一个没读过书的人在一起成为朋友,非常不容易。”

他提到自己去长安大戏院看话剧《梅兰芳》,看到日本人来,梅兰芳蓄须明志,不再登台,那一点触动了他:“我会想到,如果我也生存在一个战争的环境里,我会怎样?”

张家鲁提到,在编写梅兰芳蓄须明志、卖画维生的一段历史时,他发现梅兰芳当时还在资助一些穷朋友,这让他感到很困惑:“其实当时大家情况都不好,他不去资助别人,别人也不会说什么。可他在自己都吃不上饭的时候,还要去资助别人。”

“这我觉得,他一直在努力地‘成为’梅兰芳,我觉得,这里面甚至有‘自我催眠’的成分。”张家鲁说。

“他一直要求自己能够做一个好人,这很吃力,但也是因为他太想做一个好人。”严歌苓说。

电影里,潘粤明扮演了梅兰芳的表哥王蕙芳。当年,两人有“兰蕙齐芳”之称,然而,王蕙芳却过早地陨落。徐城北说,王蕙芳的失败是因为他走红后,“沾染了大烟和沉迷女色”。

而吴迎回忆说,梅兰芳其实也抽烟,解放后每次上台前,他都要抽两口,可是:“不多,就两口,不进嗓子。”

吴迎认为,梅兰芳蓄须,很大程度也是受当时他身边的画家朋友影响,因为画家们都蓄胡须。

“他一直是个努力自我完善的人。”严歌苓说,“他诗写得不错,还努力跟文人学画画。”

在严歌苓看来,1930年梅兰芳的访美,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当时的华人形象。

“那时候,美国的种族歧视还非常严重,排华法案到1944年才废止。梅兰芳的演出让美国人改变了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穿个布口袋黄黄瘦瘦的中国女郎。”

电影《梅兰芳》里有一个细节:清朝宫廷有一种刑罚,给人戴纸做的枷锁,明令告诉犯人不准撕破,撕破就要被打死。编剧严歌苓说,她忘记了从哪里看来的这个细节,但看到了就觉得被触动了。

导演陈凯歌说,他也被这个刑罚触动了,在他看来,“这是高度象征的工具。一个演艺界的成功人士,他面临的处境是什么?”

“我跟西方的朋友们说,中国京剧的老角儿,就像古罗马角斗场上的角斗士:一方面,他胜了,会拥有最高的荣誉;另一方面,如果失败,就是死。基本上生活在朝不保夕的情况下。”陈凯歌这样说。

电影《梅兰芳》对梅兰芳人生的描述,停止在抗战胜利。严歌苓在解释为什么将时间点截至在这里时说:“他的艺术高潮其实在建国前就已经完成了。建国以后,他已经不再只是梅兰芳,而是代表了很多政治的东西。”

徐城北家里留着一张照片,是他母亲当年从梅兰芳那里拿来的。那张照片拍摄于上世纪50年代,照片上梅兰芳穿着中山装,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这是当年最流行的干部装束。”徐城北说。

电影里,老伶人十三燕是梅兰芳之前的旧时代代表,在溘然逝去之前,他给梅兰芳留下了影响一生的两句话,一是“输不丢人,怕才丢人”,另一句是“将来要给唱戏的争一点地位”。

徐城北说,旧时代的艺人,要的就是一个体面:“要美,要尊严。”

“他是高度自爱的一个人,这个自爱归结起来就是一个字,就是‘美’。”陈凯歌说。

编剧张家鲁在给记者的邮件中,写了这样一件事:

“2005年初在北京写完第一版剧本,轻畅之余遂与国富导演、老杜及友人二三登香山,欲往梅先生墓参拜。时值深冬,雪积盈尺,途径陌生,几番寻觅不得法,正图放弃,山坳里竟悠悠转出一人,不知乡民村叟,替吾辈指路。顺利诣墓祭拜后,忘了是谁惊醒:‘不愧是梅大爷,这么大冷天还派了人指路!’众愕,相对欣然。

“那年夏末,剧本又要大修,独自在台北气郁。读《孟小冬传》,知先生墓在台北近郊(新庄佳山公墓),遂驱车往诣。盖年代久远,问管理员皆不知有彼,只得自寻。在墓区转了一两个小时,大汗淋漓,终于放弃。乘车时突然想及:毕竟是孟先生啊。

“一热一冷,一宽容一孤傲。我本不该去那趟佳山。”

严歌苓说,拍这部电影,最让她感兴趣的,还是人和时代的关系,“我觉得民国这个时代其实是个很奇怪的时代,一方面很闭塞,另一方面,又有不少新的东西出来。所以这部电影的另一条平行线,是一个国家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这其实是和梅兰芳的一出戏平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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