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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意态由来画不成

2008-12-02 14:31 作者:孟静 2008年第45期
初涉尘世,他是旧式文人口中的“梅郎”、“小友”,谭鑫培但凡收到题有“小友”类称谓的扇面是要撕得粉碎的。盖棺定论,他的棺木由周总理特批,从国库中取出最好的金丝楠木,陈毅作悼词:“梅兰芳是世界的。”

坐落在北京西城区护国寺街9号的“梅兰芳纪念馆”

初涉尘世,他是旧式文人口中的“梅郎”、“小友”,谭鑫培但凡收到题有“小友”类称谓的扇面是要撕得粉碎的。盖棺定论,他的棺木由周总理特批,从国库中取出最好的金丝楠木,陈毅作悼词:“梅兰芳是世界的。”

1961年夏天,梅兰芳陪别人去北京阜外医院看病,没曾想,把他自己留在了阜外。他从没想过自己会病重,断断续续口述的《舞台生活四十年》还在报上连载着,前往新疆参加铁路通车典礼的机票已经买好。梅兰芳的儿媳屠珍对我回忆说,8月4日,从北戴河会议赶回来的周恩来到医院看望梅兰芳,临走时还说:“我明天回北戴河,下次回来再来看你。”

8月8日,梅兰芳心脏停止跳动。一位戏曲研究人士说,以前的中国人有一种耻感文化,梅兰芳觉得自己身体好多了,坚持不要别人搀扶如厕,才引发了心肌梗塞。四大名旦的寿命在今天看来都相当短暂,最小的程砚秋去世时只有54岁,梅兰芳终年67岁。梅家的世交赵珩告诉我:“艺人的生活不规律,尤其像梅兰芳,身兼那么多社会职务,京剧院、戏曲所、梅剧团、下基层。”他在去世前一段时间,晚上演出完了还要去新闻电影制片厂拍电影,更多的也许是精神上的疲倦。陈毅当时在慰问梅家家属时表示:“梅先生是一代完人。”47年后,梅兰芳的朋友黄宗江依然坚持这个观点,他对我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过梅先生几乎就是赤金、完人。”

梅派被后人称为“没派”,一是说梅派全面,十旦九梅,大路货,另一方面也昭示了梅兰芳的性格。从那张著名的四大名旦合影可以发现:程砚秋昂首扬眉,尚小云意气风发,荀慧生依赖着尚小云,而梅兰芳,他说过自己一生的故事太多了,可很少有人能概括他的性格。有人曾开玩笑形容梅兰芳是“戏曲界的薛宝钗”,黄宗江不以为然,他眼中的梅兰芳圆融但不圆滑,家常说话也要带着韵律。有一次乘飞机经过台湾上空,有可能飞机被打下来,梅兰芳一手拉着葆玖,一手拉着葆玥,说:“那咱们就殉了。”

即使对晚辈,梅兰芳也会轻轻欠着身,面带笑容,声音低低地说话,如果晚辈中有女性,他还会起身让座。赵珩说,梅兰芳是一个对人极其恭敬的人。梅兰芳的秘书许姬传记录过这样一件事:解放后梅兰芳去武汉演出,开演前一个小孩子请他签名。他低声对小朋友说:“请你原谅,在这公共场所,如果大家都来找我签名,就会妨碍台上演员的工作,扰乱秩序,是不大好的。”小朋友说:“你快同我签吧,别人不会看见的。”梅先生没法,只好把手册摆在腿上签好了递给他。说是秘书,梅兰芳素来称许姬传为“许姬老”。与梅兰芳合作过12年的琴师姜凤山感慨地说:“他啊,就怕让别人为难。”

也许在今天看来这只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但在梅兰芳的时代,梨园界的规矩极大,角儿和普通人隔着银河般的距离,他的弟子们见到他,如果梅兰芳不主动说话,他们是不能开口的。梅兰芳的女弟子李玉芙讲了一个故事:人艺排演《名优之死》,有中间人带着于是之、田冲等人去京剧后台体验生活,中间人向他们介绍名老生谭富英。平时谭富英最是随和,但上了妆的他面对几位立在一旁的大演员,只淡淡“唔”了一声。中间人非常抱歉,人艺的演员并不生气,说这才是角儿的气派。

民国初年,如果想成为一个著名旦角,必须拜“通天教主”王瑶卿为师,人们都说梅兰芳是一个有福人,好事者把他妻子福芝芳的名字改为“福至芳”,喻她旺夫。梅兰芳的福气在于他赶上了一个京剧全盛时代,偏偏这时期他的前辈们或因为年华老去扮相不佳,或者如王瑶卿般倒了嗓,或者如条件比梅兰芳更好的表哥王蕙芳那样自我沉沦,梅兰芳于是横空出世。

王瑶卿有一句概括四大名旦的话:“梅兰芳的样,程砚秋的唱,尚小云的棒,荀慧生的浪。”程的唱腔、尚的武功、荀的表演是他们最突出的特征,而梅兰芳的样并不仅仅指他的扮相、外貌,而是一种整体观感。赵珩说:“其他三位是技巧大于综合素质,梅兰芳却是综合素质大于技巧。”

很多人听过梅兰芳姑母对他下的结论:“言不出众,貌不惊人。”路三宝师傅说戏时骂他:“你这德性还想唱戏?耷眼边,扇风耳。”梅兰芳的伯父梅雨田连连作揖,他才勉强收下这个徒弟。姜凤山回想起这段典故时笑起来:“后来王瑶卿教程砚秋时又骂他:‘你这嗓子也敢唱梅兰芳?’”旧时代的师傅总是先要摧毁弟子的自尊心。梅兰芳的本钱确实不好,姜凤山直言不讳地说“梅先生很笨”,“我给他说《穆桂英挂帅》,他捯不过气,学得很慢,我得告诉他在哪偷气能缓过来,他要唱很多遍才能学会,所以也学得瓷实”。

梅兰芳被第一个师傅朱晓霞拒收后,心灵还是受到了刺激,但他的确比其他的同行有福,他的恩师吴菱仙从未体罚过他,这在那时简直不可想象。尚小云打徒弟时,让妻子在旁边预备下蛋清,去内伤的毒,比电影《霸王别姬》里下手还重。他打徒弟5下,就要打自己的儿子10下。梅兰芳被温和的师长教育成长,他也从不对学生、子女说重话。

李玉芙、黄宗江、姜凤山、赵珩,他们都在童年时先观赏了梅兰芳的戏,后来认识了梅兰芳这个人。在他们十几岁的心坎里,梅先生美啊!怎么个美法?不知道。而他们看到的梅兰芳,是他的老年,是他自己都无法释怀的衰老的形象。周恩来的哥哥写了剧本《童女斩蛇》,梅兰芳推辞:“我演小姑娘不合适,腰也粗了,扮相老了,不合适。”他要求演《穆桂英挂帅》,因为女主角50多岁,让他没有扭捏作态的顾虑。他65岁拍电影《游园惊梦》时很担心:“在舞台上演戏还不致显出老态,但电影就恐怕难以藏拙。”那时的他尽管没有程砚秋复出时的高大黑胖,还是对自己的外形有自知之明。

能看到青少年梅兰芳的人已经不可能健在,只有在民国名士的诗文中可以略窥他十几岁的风采:“京师我见梅兰芳,娇嫩真如好女郎。珠喉宛转绕梁曲,玉貌娉婷绝世妆。”登台的他,通过养金鱼、训练鸽子,使略鼓的眼睛焕发了神采,身材纤细如少女。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以他为美,鲁迅看了梅兰芳《黛玉葬花》的剧照后,对梅氏扮的林黛玉颇有微词:“我先前只读《红楼梦》,没有看见‘黛玉葬花’的照片的时候,是万料不到黛玉的眼睛是如此之凸,嘴唇如此之厚的。我以为她该是一副瘦削的痨病脸,现在才知道她有些福相,也像一个麻姑……”

不过梅兰芳的成功之处是他使得大多数人,至少是京剧的大多数观众接受了他的美,而不去理会他是不是心目中的黛玉。与他同时代的男旦比,他吸取了被京派看不起的海派化妆术,用贴片修饰脸形。看那年代的剧照,无论是清秀的王瑶卿、姚玉芙,或者其他先天条件更不佳的男旦,扮上后依旧是个男人,轮廓硬朗,而穿上时装的梅兰芳,就是一个纤瘦的女人。

这种外貌上的资本一直延续到抗战前。1930年他赴美国演出时,当地报纸说“她”肌肤细腻的程度,足使台下那些涂着三花香粉的脸显出一个个毛孔来。有位名媛在自家种下36株梅花,意图邀他家中一叙。他的手是美国雕刻家公认的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的手,“十根手指就是十个演员”。梅兰芳拍过两组相片,一组眼神,一组手部动作,齐如山为他的手想了52个很文人气的名字,“初篡、避风、含香、握蒂、陨霜……”李玉芙为我表演起梅派手的动作,怎样才能比出“半开的兰花”。她边做身段边说:“梅先生的手和身材很均匀,并不是像女人一样的小手,为了使他的手在台上显得小一些,他想了好多办法,比如我们把大拇指稍稍收一点,他就收得多一些,这样看起来手更秀气了。”日本人和久田幸助战时遇到梅兰芳,香港的暑天,梅兰芳戴着白手套,让和田很是稀奇,有人向他解释:男青衣的手必须妥为保护。1960年,梅剧团的小学员们需要下乡劳动,梅兰芳嘱咐带队老师:“给他们每人买双手套。”李玉芙说:“别看只是双手套,可冒着风险呢!”劳动还戴手套,可以扣一顶资产阶级的帽子,那时的梅剧团有上面派来的协理员。

1935年去苏联时,梅兰芳已经40多岁,他的海报贴满莫斯科街头,人们没有见过卸妆后的他,天真地以为他是个女人,追着影星胡蝶叫“梅兰芳”。

梅兰芳与其他角儿的区别,就是他作为文化现象,在后期发展中,为人处世超越了审美。梨园行流行“踩乎”,但很少有人听说梅兰芳与纷争有关,在采访中我们也发现,几乎没有人说梅兰芳不好,在他死去这么多年,还是极力维护他的形象。

梅兰芳把儒家的中庸之道运用在京剧里,他深谙过犹不及的道理,做人做事永远留着体面。赵珩形容他是“没有一点乖戾气”。

成名之后,梅兰芳只要在家,日程几乎是不变的。“每天梅先生起得晚,大概10点起来,如果要去京剧院开会,就早一些,8点钟,起床后,看看报纸,几个秘书就来汇报工作,因为梅先生的社会活动很多,然后从上午到下午,陆续就要接待来访、求题字、办事的人,下午会看看剧本。”儿媳屠珍向我回忆。早年天天演戏的时候,通常23点后散戏,消夜是梅兰芳一天中最重要的正餐,他要和智囊团、朋友商量第二天的戏码,2点左右,来叨扰的朋友们才散去。他的回忆录多是在半夜1点后向许姬传口述,在他家中借住的义女卢燕只有在深夜24点之后才能看到梅兰芳。

解放前,梅家聚集着各色人等。轰动一时的李志刚(一说王维琛)枪击案就能说明问题,案犯假借打秋风的名义,在梅家门房要了一点剩饭吃,梅兰芳的帮闲朋友“夜壶张三”被罪犯绑架枪杀。梅家常年有三个厨子、四个秘书,吃饭是流水席,同时开两桌,休息十几分钟后再开席。吃过梅兰芳饭的人他自己都不认识,这些人以进梅府为荣,出去也会为他扬美名。

繁重的社会角色使他与家人相处时间很短,无暇收徒,他的儿子梅葆玖主要是由梅剧团的另一位演员和琴师负责说戏,他大概是北京京剧界交游最广阔的人。他被动地待在家,自然会有人上门结交。

梅兰芳的班底是二流配角,他用了旧人后就不再辞退,一直到养老送终。一度须生泰斗余叔岩在他那里搭班,一个班里某种类型的名角只能有一个,梅兰芳的老生搭档是王凤卿,在王包银是3200元时,梅兰芳才1800元,但此时的梅兰芳早已成为剧团的大轴。为了让孤傲的余叔岩心里舒坦,梅兰芳为余叔岩搭过一次小配角。解放后他又遇到这种情况,名小生俞振飞比他的发小姜妙香名气大,但姜妙香是多年兄弟,梅兰芳安排剧目时一场俞振飞是男一号,另一场姜妙香必是男一号。定制戏装时,他也一模一样要定制两件,为人极其周全。

黄宗江说,梅兰芳是个最会夸人的人,上馆子吃饭,他要请上大师傅说:“老师傅做得太好,再包两包带回家。”黄宗江第一次见到梅兰芳用京白开玩笑:“我今个儿闯宴。”梅兰芳立刻回以京白:“您话儿说的,要请还请不来呢!”

他的性格影响到表演,梅兰芳说:“我的性格,不适宜表演玩笑、泼辣一派的戏。”因为他生活中总是端庄,不愠不火。他身边人几乎没有见过他发脾气,除了吴祖光,那也是因为排《断桥》时梅葆玖迟到,梅兰芳发了火。梅剧团的演员孟俊泉举了一个例子:“梅先生有四句定场诗总记不住,他就让检场师傅用墨笔写在道具书上。那天师傅忘记了,幸好梅先生一下子想起了台词。师傅吓得戏没完就跑了,梅先生下戏什么也没说走了。”这种事情还挺多,有时是场工拿的鞋子不是一双,《断桥》的白娘子头上顶的白绒球,工作人员拿错了红绒球,梅兰芳还说红球也不错,以后就用红球吧!

孟俊泉提前两小时进入化妆间,以为自己够敬业了,一看已经60多岁的梅兰芳化好妆,勒好头,默默地等待开场,那一刻给他相当的震撼。孟俊泉是孟小冬的侄子,没说一句梅兰芳的不是。

梅兰芳的性格谨慎小心,姜凤山说:“梅先生从不发火,因为没人招他生气,他没有不如意的事,人人都尊重他,叫他梅大爷。”他所见的只是功成名就的梅兰芳,梅兰芳不受委屈也是因为他不给别人委屈。他家里的架子上摆着一只绍兴酒坛子,梅兰芳吊嗓子时对着坛子口,怕影响其他人休息,可实际上那院里的人全是仰仗他生活。屠珍回忆起她公公的一件琐事:他出访带回来一只地球仪,有打开的窗口,探出一只和平鸽,家里所有的孩子抢着要,梅兰芳略作沉思,决定给梅葆玥的儿子,因为他是唯一的外孙。

梅兰芳的态度影响到周遭的人,李玉芙说,梅剧团的人关系很平等,老师也从不藏玩意儿(技巧)。过去跟师傅学戏是很难的,后台常听到:“让他糊涂一辈子!凭什么教给他,咱们花钱学来的!”他的管事姚玉芙原本是很不错的男旦,为了梅兰芳的事业放弃了自己的事业,甚至有一次为他挨了小流氓的镪水。梅兰芳抗战时期在上海没有收入,梅葆玖的义父孙耀东为了给梅家钱又不让梅兰芳失面子煞费苦心,捏造出买家收梅兰芳的画,实则由孙耀东付款。

梅兰芳、余叔岩、杨小楼并称堂会三大件,如果三者其一不到,有权势的主人面子就要大伤。这种处境使得三个人都必须周旋在权力的漩涡,梅兰芳很少硬扛,他总是婉拒。他在政治上不能算不敏感,但尽力不参与政治,也不担任梨园工会的职务。但是他很积极地为“窝窝头会”(给穷苦艺人帮助的协会)捐钱,即使在没有收入的抗战八年中,也不曾停止,姜凤山就是他出钱从买主手里赎回来的。年轻时的梅兰芳并不很怕事,过去剧团的主动权在班主手里,主角拿戏份儿,他从日本开阔眼界后,回国建立明星负责制,姚玉芙遭遇镪水就是由于改革伤害了班主的利益。

到上海演出是梅兰芳艺术生涯的第一个大跳,北京的班底到上海必须拜码头,送红票(免费戏票)。通常必备的礼物是“老四样”:30银元一斤的西口蘑菇,通州蜜枣,上等茉莉花茶,青酱肉。梅兰芳自己不用四处拜客,自然有人替他跑腿。有时他自己也会做礼节上的事,在香港期间和久田幸助利用日本人的身份帮助过他。1942年,和久田去上海,梅兰芳听说后立即赶来瞧他,请他吃饭。和久田离开前,他又上门道别,送上自己手书的扇面。

赴美演出也是由于美国驻华公使保尔·芮恩施的提议,一起撺掇的有晚清老交通系的叶恭绰、北大校长司徒雷登,梅兰芳访美的大题目就是“加深中美人民的友谊”。当经费吃紧时,梅兰芳把赴美看作整个中国艺术界的脸面问题,而不仅仅关系他个人事业。屠珍说:“其实梅先生美国之行,表面风光,内里有些亏损,欠了中国银行许多钱。因为在外开销太大,要撑一个中国艺术大师的门面。旅费,五星宾馆住宿。比如在纽约住Plaza Hotel,靠近中央公园,梅先生的套间一天是30多美元。从洛杉矶到檀香山的轮船,梅兰芳先生的特等舱是美元500多块,其他人也坐头等与二等舱,也要美元290与190多美元。结果回国后,福夫人把节余的大部安家费和自己的体己首饰都拿出来,赠还梅先生,让他还债。”

梅兰芳研究者徐城北说:“日本人迫近北平,梅兰芳胆小,他在想唱不唱,去问杨小楼。杨说不唱,等死就完了。梅兰芳说,不唱大约是不行的。”于是梅兰芳避难离开北平。在香港期间,有人诱惑他说,不唱营业戏不算卖国,也有恶势力把定金放下就走。和久田幸助替军方与梅兰芳交涉,梅兰芳说:“我来到香港,是因为不愿意卷入政治漩涡。现在中国分成两个,蒋先生的中国和汪先生的中国。我和蒋先生、汪先生都是好朋友,我以一个朋友来说,对两人任何一方却不应接近……如果要求我在电影舞台或广播中表演,那将使我很为难。”

同时,梅兰芳和中共也有联系,1946年,周恩来曾会见梅兰芳,要求他留在上海迎接解放,梅兰芳明确表示:“我哪儿也不会去的。”

1949年11月,梅兰芳与政治保持距离的观念受到了触动。他在天津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谈到京剧改革“移步不换形”,无论怎么改京剧的根本不能变。这种言论使一些左派文化人非常生气,准备集中写文章批判他。消息先一步传到天津,梅兰芳几天没睡好觉,他想:这是我心里话,何况那些人都认识我多年。他胡子拉碴,人也瘦了。陆定一把此事汇报给上级。毛泽东批复说,梅兰芳的影响比我都大,要温和处理。周恩来找天津市委的黄敬,提议召开欢迎梅兰芳的座谈会,让他在会上做一下自我批评。梅兰芳如释重负,徐城北评论说:“从此后他几乎换了一个人。”他很积极地参与各种慰问演出,去朝鲜前线唱《贵妃醉酒》,听战士们讲罗盛教的故事掉眼泪。

新中国成立后,程砚秋成为第一个积极入党的戏曲演员,由周恩来、贺龙担任入党介绍人。徐城北说:“这对身为伶界大王的梅兰芳很有压力。”后来周恩来询问梅兰芳:“要不要我和陈老总当介绍人?”梅兰芳说:“总理日理万机,公务繁忙,我只是一名普通演员,还有许多方面不够条件,还需要努力。我不敢再给总理增添负担,我就请我单位的两个书记做我的入党介绍人吧,请他们平时对我多加帮助和监督。”

解放后剧团的形式有两种:中国京剧院、北京京剧团这样的国家院团,其中有李万春、谭富英等名家,上座率比较高,但新演员上台机会少;另一种以名角命名,四大名旦都有各自的剧团,弊端是当主角不上场时上座率很低,像荀慧生剧团,即使荀慧生出场,也只有五六成的座。孟俊泉记得那时的票价定在4角~8角钱,如果梅先生演最高票价是2.4元,他演一场顶学员们演10场,常常是剧团维持不下去了,梅兰芳来演几场。有一次连演员们回北京的路费都没有了,还要由梅兰芳自掏腰包。

梅剧团作为彻底改造戏曲角儿制的试点,被收归国有,把中国京剧三团的人补充进去。孟俊泉刚到梅剧团两个月,有一天梅兰芳请他们吃饭,“梅先生很高兴地说,告诉大家一件喜事:我们国营了!”剧团名称不变,体制发生了变化,由国家拨款。在梅兰芳、程砚秋去世后,尚小云于1959年去了西安,荀慧生年纪已老。1963年,北京市文化部门决定对梅、尚、程、荀四个剧团进行整顿,四大名旦的名字于是才从剧团门口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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