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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友”绝响——民国的文人和艺人

2008-12-02 14:30 作者:曾焱 2008年第45期
“几位名旦都和文人形成了一种新关系:是老师,是朋友,亦师亦友。这种关系在民国时期,尤其是1937年前的二十来年形成了高潮,之前没有过,之后也不再有了。”

抗战时期,梅兰芳避到上海,此时正在寓所内作画

“几位名旦都和文人形成了一种新关系:是老师,是朋友,亦师亦友。这种关系在民国时期,尤其是1937年前的二十来年形成了高潮,之前没有过,之后也不再有了。”

旧文人而有新思想

民国时期,名票苏少卿说过:“观四子师友之多少,亦断其事功矣。”说的是四大名旦的成就大小,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他们身边那个圈子。这个“师友”,不单指捧角的人,更是说文化上的交往者。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所研究员龚和德曾是徽班进京200周年纪念活动的发起人之一。他说,在清代末期,文人对男旦抱的是玩狎态度。进入民国后有了变化,文人和艺人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关系:除了诗酒之会,还有文化上的合作。合作之初,双方都有顾虑,典型的例子是齐如山与梅兰芳,他们后来各自被对方的人格魅力所吸引,才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合作。梅兰芳是艺人和文人合作开风气之先者。合作的焦点是创作新戏和改进旧戏,当然还有交际、宣传、办学等诸多方面的工作。齐如山还开创了京剧研究,尤其重视口述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但在文人和艺人的往来中,仍以男旦为主,生、净、丑行当的很少,“民国时期,京剧几大行当都有发展,但真正超越本行当前辈并获得重大突破的是旦行。我认为这里面的重要原因是,几位名旦都和文人形成了一种新关系:是老师,是朋友,亦师亦友。这种关系在民国时期,尤其是1937年前形成了高潮,之前没有过,之后也不再有了”。北京燕山出版社总编辑、北京史和戏曲史的研究者赵珩看待那个时代,是旧文化尚未完全瓦解泯灭,新文化尚未定型,“四大名旦的出现,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京剧界的一个奇观。那是一个特殊时期,整个环境都不可再造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正是京剧走向鼎盛时期,形成一个平行的奇特文化现象。龚和德说:“与戏曲艺人合作的,大多是有比较深厚国学修养的传统文人。新文化运动的精英少有同戏曲艺人交往的,他们受西方观念影响,看不起传统戏曲,同时因为缺少对戏曲的沉醉而难以驾驭这种艺术形式。还有一个原因:文人同名角合作,要甘于把自己湮没在名角光芒的背后,而新文化人张扬个性,做不到这种牺牲。”四大名旦身边,都有自己的文人圈子,这些人的背景和文化面貌也各不相同。“比较起来梅兰芳身边的文人更古典,也更懂一些现代艺术,有一种形而上的追求。他们塑造梅兰芳,有明确的艺术路线,包括求得歌与舞的新的平衡,装扮上融入现代审美理念,题材上,如《嫦娥奔月》、《天女散花》、《上元夫人》、《麻姑献寿》等等,超越了现实的悲欢离合。这条艺术路线,大概可以称之为古典唯美主义吧。对此,李释戡的表述最为清楚。早期扶持程砚秋的名士罗瘿公以及后来的金仲荪,都是政治上的失意者,他们通过扶持梨园的英绝人才,多少寄托一些自己的政治情怀,这些都直接影响到程砚秋的个性形成和演出。荀慧生的合作者陈墨香,是名票兼长文学。这个人是王瑶卿的好朋友,对旦行很有研究,自己也会唱戏,所以他更重视剧场效果。尚小云在和文人交往方面,好像要稍微逊色一些。”

赵珩界定四大名旦身边的文人,是“旧文人而有新思想”,“齐如山不算世宦之家,但留学欧洲,齐家在民国后甚至不再过旧历年,是有新思想的”。罗瘿公虽是康有为的大弟子,但辛亥革命后一度官至总统府秘书,和傅增湘、蔡元培等人交往密切。1924年罗瘿公去世后,后期扶助程砚秋的重要人物陈叔通,清末授过翰林院编修,1929年又东渡日本专攻政法,回国后创办过杭州第一个女子学堂。赵珩说,这些有新思想的旧文人想要把自己对文化改造的愿望,部分通过艺人去实现。他的曾祖父赵尔丰是清廷封疆大吏,属汉军正蓝旗,但家里并不受旗人习气的约束,在他祖父赵叔彦一辈,和艺人交往已经没有什么限制了,“祖父兄弟三个,除了四伯祖不大看戏,七伯祖和我祖父都爱看梅先生的戏,尤其我七伯祖,是梅家常客。梅先生住无量大人胡同时,也到我祖父在东总布胡同的宅子里坐坐”。他祖父1929年辞官做了寓公之后,因为喜欢传奇本子,总在家里琢磨把传奇改编成皮黄戏,“我保留了他写的两大摞剧本,全用蝇头小楷,带工尺谱,既不求发表,也不换稿费,纯粹是闲适和爱好。真正搬上舞台的只有一出改编自李渔《玉搔头》的《凤双栖》,40年代中期由张君秋演过几次”。

不单是这些闲散旧文人留恋京剧,民国时期的北平教授,观剧和评戏也很热闹,可以说是新文人而保留有旧习好。“1927年到1937年可以说是中国旧文化的最后十年,北平的文化人产生了一种故都意识,北平不再是政治中心了,他们想尽可能抓住旧文化的精华。”赵珩说,旧时北平的教授有三大嗜好:逛书摊、吃馆子和看京戏。燕京大学和清华园都在西郊,教授们周末进城,一般都是这么安排的:先去琉璃厂、隆福寺的书店买书,晚上找个城内小馆吃一顿,然后再到吉祥、广和戏院看场京戏。散戏后肯定回不去了,在城里有房子的可以住下,没有房子的就在亲友家借宿,或者到两所大学专为教授看戏设的招待所里住一晚,“东城骑河楼西口路北就有一个清华为教授进城看戏准备的招待所,我小时候去玩过”。那时候看戏最勤的,多是银行、邮局、铁路、医院的职员,协和医院大夫的票戏最有名,票友全是从国外留学回来、受过西方教育的人。程砚秋的儿子程永江说,燕京大学百万基金委员会的主任李伯彦就是程迷,他父亲通过这位李主任,还结识了北大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并和张伯苓先生一见如故,成了挚友。

习书画背后的艺人人格自觉

习字学画,交往文人雅士,四大名旦都有故事。梅兰芳1915年开始学画,拜师北京画家王梦白。之后,他又通过齐如山和冯耿光,结识了陈师曾、金拱北、姚茫父、陈半丁、齐白石这些名家。2006年,有梅兰芳手绘兰花、王梦白题字的一把折扇,在北京保利拍卖会上估价近2万元,以名保画,藏家喜欢的就是其中这些故事。荀慧生下死功夫学文化,传他曾从头到尾抄了整三遍《红楼梦》。荀慧生还有绝艺,每演成名剧目《丹青引》,必在戏台上当场作画,四句唱词唱完,一幅画就能展现在观众面前,博得满堂彩,后来他也正式拜师海派书画大家吴昌硕。尚小云也善书画,尤其好字画古玩收藏,1959年从北京移居西安后,他将自己66件珍贵收藏捐献给了当时的陕西省博物馆,其中有明代倪元璐的行书条幅、周之冕的花鸟画,清代石涛的山水条幅、八大山人的草书、郑板桥的书法对联,鉴赏水准令人惊叹。

“民国后,艺人的人格自觉开始滋长。艺人追求文化修养,为的也是完成这个人格的转变。”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所研究员龚和德说。“那个年代,能书能画,是读书人的基本素质。艺人对自己的标准高了,就想用读书人的基本修养来要求自己。”赵珩听老辈说过,不光是四大名旦,唱老生的时慧宝,字写得最好,余叔岩的书法也不错。程砚秋自己说的一段话,也让人体味到艺人读书学画的心性,并非只是求得通文识字懂些风雅:“读书能知天地之大,能晓人生之难,也能让人有自知之明,有预料之先,不为苦而悲,不受宠而欢,弃浮华,潇洒达观,于嚣烦尘世而自尊自重,自强自立,不卑不俗……”在四大名旦里,他被认为最有文人气,“罗瘿公指导程砚秋,那是真正教,真正学。”龚和德说。梅兰芳的“梅华书屋”,程砚秋的“御霜簃书斋”,往来有鸿儒,名气都不输给同时期那些文人名士的书房。

从1937年起直到逝世前,程砚秋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报子胡同18号的宅子,现在改叫了西四北三条39号。这是一座朝南的两进院落,现在还住在院里的程家老三程永江先生指给我们看,前院三间半正北房就是当年他父亲的“御霜簃”。从他记事起,不管搬家到哪里,对书房父亲都要郑重安排,也是他们兄妹几个好奇打探的地方,里面的布置至今记得清楚:

“我16岁以前,大约在1936到1948年间,我和二哥基本天天陪伴父亲。我五六岁的时候,家里还住在什锦花园,三间西厢房是父亲的‘玉霜簃书斋’(那时程砚秋尚未改字玉霜为御霜),有一间专给我们孩子念书用。印象里,俞振飞先生经常在书房里和我父亲一起说戏,我和二哥趴在窗户外偷看,父亲不让,看见就轰走。1937年搬家到报子胡同后,父亲把书房安置在前院的北房,我记得屋里有沙发,茶几上铺着很漂亮的绿绒桌布,一座紫檀屏风,上面有金仲荪先生题写的诗。书柜靠东墙放,印象深的是里面那套线装本《四库全书》。西墙上有幅大中堂,是杜心武先生写的。正梁上挂了邵章先生为我父亲题的匾,‘雅歌投壶谈棋说剑之轩’。”

程砚秋的这个“雅歌投壶谈棋说剑之轩”,曾因了名字的雅,被人拿来和清代名士高士其的清吟堂、查升的淡远堂做过比较。程永江记得,每年入秋,父亲总在书房里插上桂花,满屋生香,来了客人都在书房里接待。“梨园行的老人常来找父亲,不过说戏、吊嗓子都不在书房了。常去书房坐的客人,我记得有过陈叔通陈老,还有吴祖光、文怀沙。”从前“御霜簃”的旧物,留下来一件鸡翅木的大书桌和一条琴桌,程永江屋里挂的那幅山水画轴,也是当年他父亲和师友们在书房小聚时留下的笔墨,款题“遥青画松,慎先添瀑”——“遥青”是授艺四大名旦的王瑶卿,“慎先”是人称“夏山楼主”的名票友、古玩鉴藏家韩慎先,题字者为名士金仲荪,他在罗瘿公身后替程砚秋编写剧本多年。

程砚秋的藏书,在行里公认是拔尖的:古典名著,笔记杂文,更多是戏曲刻本和抄本。2005年秋,中国嘉德拍卖公司征集到1200册程砚秋藏《玉霜簃戏曲钞本》,北京大学图书馆得到消息后,以500万元购买收藏,并用两年时间完成专业修复,向读者开放阅读。嘉德古籍善本部门主管李东冥认为,这批钞本无论从传承还是规模上,都称得上“无出其右者”,其中如清顺治十年钞本《太平钱》等,属于珍罕古籍,对研究清代以来戏曲艺术的发展有极高的史料文献价值。得到这批藏书后,李东冥曾向已经90多岁、被梅兰芳在书里称为“行家”的京剧研究大家刘曾复老先生请教过:“他告诉我们,这批钞本非常有名,当年一部分被程先生收藏,另一部分在梅先生手中。”过去的艺人都有自己的独门绝技,钞本里保存有大量珍贵的工尺谱和身段谱,北大图书馆请来深谙戏曲的老教授,对照着当场就能表演。北大图书馆善本部主任沈乃文说,这批钞本是程砚秋先生倾力从民国两位藏书家手中得到,一位姓曹,另一位姓陈。专家在修复过程中发现,程砚秋先生曾请人对部分钞本做过认真的整理和勘校。

“有段时间,我见父亲常捧在手里读的是一明代手抄本《渔家乐》,后来听他说,是想把它改成京剧来演。”程砚秋嗜好藏书,也不全是出于搜集艺术资料的目的。他的藏书里,有一部分是罗瘿公去世后留给他的。在清末民初那批名士文人里,罗瘿公的藏书颇有名气,他偏重搜集史料,据此写成《庚子国变记》、《中日兵事本末》、《割台记》、《中俄伊犁交涉始末》等书,受到近代史研究者重视。罗瘿公读书和藏书的喜好,直接影响到他把手教养的程砚秋。在程永江的印象中,他父亲最爱读《史记》和《汉书》,“书房里还有全套的《故宫周刊》,介绍文物典故和历史知识的画册。父亲特别喜欢看这些”。

对戏行,“我不是世家出身”这句话程砚秋常讲,也愿意讲。程永江说,父亲由满人贵胄而家道中落进入戏行,心中有的是不甘,再不肯让孩子学戏。在四大名旦里,程家是唯一没有孩子再进梨园行的。三个儿子,老大学化工,老二学无线电,老三学了美术。唯一的女儿,做的也是会计行当。程永江说他大哥曾经很迷唱戏,1933年父亲在欧洲考察那段时间,祖母偷偷让他大哥跟鲍继祥学唱老生,父亲回国后听说此事,大怒,立刻决定将只有10岁的儿子送到国外,去瑞士留学,祖母和母亲的眼泪也不能使他让步。

“我父亲去欧洲,始终认为自己是以大学生身份去考察而非艺人出访,所以一定要自己学习语言,方便交流。他请了教习每天学法语,最后达到能用法语发表演讲的程度。”程永江近年整理了程砚秋旅欧日记,里面对学习法语这段经历有详尽记录,比如他在民国二十一年即1932年3月12日记下的课程安排:“九点学法文。法文教习从12日起,每星期二,五至六(点),(星期)三,五至六(点),(星期)四一点半至二点半,(星期)五、六,六点半,早十至十一点。”4月上旬,因为社交活动安排频繁,他有几天没能按照时间表上课,都特别在日记里记下,提醒自己,那天“未念法文”。

对于从前的角儿和捧角的人,角儿完全是被动接受的一方,到民国艺人和文人的师友关系建立之后,角儿有了主动交往的愿望和努力。赵珩说,艺人和文人的这种师友交往,梅兰芳应该说是开风气之先。梅兰芳的儿媳屠珍在《京城艺术沙龙——无量大人胡同24号》一文中写道:“无量大人胡同内梅先生的客厅‘缀玉轩’成为人文荟萃的地方,真可说是京城一处‘艺术沙龙’。梅先生的文学修养和历史知识,就是在众多友人谈文论艺、臧否人物、上下古今、无所不及的氛围中,得到了熏陶和提高。”1912年,齐如山给梅兰芳写去3000字长信而不敢上门拜访,担心招来非议。十几年后,在无量大人胡同24号居住期间,梅兰芳从容登门,主动拜访音乐家刘天华,请他用五线谱记录自己的演唱。两年后,《梅兰芳戏曲集》正式出版,成为中国戏剧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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