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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霍乱疫情纪实

2008-11-24 16:10 作者:陈超 2008年第42期
10月20日后,黄玉村突然集中出现几十名急性腹泻症状的村民,其中7例被确诊为霍乱。这个儋州市西北的普通村庄一下子成为霍乱疫情的中心,与外界猜测不同的是,这个被看做“疫区”的村庄在这场风波中却异常平静。

10月22日,海口市龙华区防疫站工作人员对村内的积水进行撒药消毒

“从11月1日起,最初发现霍乱疫情的儋州就一直没有新的病例,海南大学也从11月3日之后就没有新增病例。”海南省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办公室主任曾昭长说。海南省霍乱发病相对集中的两地疫情已经得到基本控制,据统计从10月3日开始至11月2日,海南省共确诊51例霍乱患者,其中病例出现最早、疫情最严重的儋州市在这期间累计报告霍乱42例,其他感染性腹泻351例。儋州市副市长林生茂对本刊记者说:“现在是肠道疾病高发季节,急性腹泻很难引起老百姓的重视,所以此次霍乱成功的防治得益于一次自上而下的全面动员。”

“暴风眼”黄玉村

10月20日后,黄玉村突然集中出现几十名急性腹泻症状的村民,其中7例被确诊为霍乱。这个儋州市西北的普通村庄一下子成为霍乱疫情的中心,与外界猜测不同的是,这个被看做“疫区”的村庄在这场风波中却异常平静。

从海南西北部儋州市区出发,一路向西北,就进入这次疫情较重的新英、新洲、白马井等乡镇。11月的海南,日间气温仍然超过30摄氏度,正赶上水稻收割的季节,沿途的村民都牵着牛在田间劳作。黄玉村位于新英东部,呈南北狭长形集中居住,村北就是一条防潮大堤,堤外是汇入大海的北门江。全村412户,约2500名村民。与周边比,黄玉村的经济条件相对较好,人均年收入近3000元,很大一部分收入来源于水产养殖。黄玉村的养殖池位于村东,与村民集中居住的区域用一条狭窄的土路分开。与养殖池混杂的是雨水过后浅浅的泥水塘,海南闷热潮湿的天气中,雨后的积水呈现出暗绿色,一头水牛和几只鸡在水塘边悠闲地散步。

“从9月下旬后,这边的雨几乎就没停过。”黄玉村的村长赵尚周向本刊记者抱怨,每次下雨或者涨潮,他都要带领村民开闸,把养殖池里的水放到北门江里,9月后连续的阴雨无疑加重了他的工作负担。令他想不到的是,这场连续20天左右的阴雨,孳生着这个村庄久违的霍乱弧菌。

“霍乱”在黄玉村几乎成为历史名词,村民赵仲福记得,他去世多年的爷爷曾讲起过解放前村里一次霍乱大流行。那是一次阴历七月十五日,当地叫牛郎节,“按照习俗,村里一起杀猪,各家各户都要买一点回去炒来吃”。那一年牛郎节过后,全村近百人上吐下泻,“死了30多人。老人们都说,这是霍乱,是七月十五那天炒肉,香味把鬼招来了”。半个多世纪后,大部分村民甚至忘记了霍乱的名字,当疫病袭来的时候,村民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不过是一种拉肚子的病”。

“我们发现这种急性肠道传染病是在10月21日。”村长赵尚周选择这一天作为他向本刊记者的叙述起点。其实从10月17日之后,黄玉村就陆续有10多名村民因为呕吐、腹泻到新英卫生院就诊。“谁会把拉肚子当成大事啊?”直到10月21日,8岁女孩赵珍(化名)死亡。不过引起村民注意的倒不是女孩的死亡,而是随之而来的、省市各级卫生部门频繁的检查和消毒。赵珍的父亲赵应芳在临近的乡镇打工,母亲因鼻咽癌在海口人民医院做化疗。平日里,她和弟弟都由爷爷照顾。21日凌晨3点,睡在北屋的赵珍突然又吐又泻,爷爷只当是吃坏肚子,给她吃下一些止泻药就回东屋去了。等到天明,赵珍已经吐泻不止,几乎昏了过去。老人这才着急起来,赶忙把她送进附近的新英卫生院。

新英卫生院长谢竞雄对这个病例记忆深刻,他向本刊记者回忆:“早晨8点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因呕吐和腹泻休克,当时立即准备输液抢救。”可进一步检查身体后,谢竞雄犹豫了,“这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腹泻不止需要快速大量输液,她的心脏又没有办法承受,当时只能让她迅速转到上级医院抢救”。转到儋州人民医院之后,赵珍的状况依然没有好转,孩子的爷爷似乎觉得抢救无望,还要多花钱,毅然抱着孩子回到家里,当天下午赵珍就去世了。一天后,经过实验室结果检验,排除了她感染霍乱弧菌的可能,致死的原因是先天性心脏病。而村民对于死亡的归因甚至比科学实验来得更快,“她6岁的时候才会走路,这么拉肚子肯定受不了”。

令村干部和村民都不解的是,这个女孩的死亡会引发上级部门的高度关注。10月21日当晚,儋州卫生局副局长叶其华就赶到黄玉村,带来的是省里的专家和许多消毒工作人员,这样的规模让赵尚周有些措手不及。“晚上领导来的时候已经21点多了,还都没吃饭,我还张罗先让大家吃饭,吃完再消毒。”叶其华则直接说:“马上全村消毒。”村民们好奇地看着裹着白衣,戴着口罩、眼镜的人给村里每一个角落喷洒消毒水。整箱的诺氟沙星胶囊和洁净灵药水被搬到村委会办公室,省里的专家则把村委会干部召集起来,不断向他们重复诺氟沙星的服药量,要求当晚一定要发到每个村民手中,“一天吃几次、吃没吃,都要登记签字”。赵尚周这才觉得形势严重起来,组织村委会所有干部各家各户发药。在赵尚周的工作笔记中,从10月21日开始记录每天村民的发病数量、服药情况、消毒次数。

接下来,是各种令村民费解的流行病学的调查。“家里喝水有没有烧开?怎么做饭?猪是不是关在圈里?家里有没有厕所?”赵尚周说:“村民90%的家里盖房没有厕所,在我们这里,觉得家里有男有女,在一个厕所方便会不好意思。”长久以来全村共用的都是村东的两个公共厕所,更多时候他们只能选择村边的树丛,放养的牛、鸡和猪就在村里和四周随意走动。

“拉肚子算什么大病啊?”至今村民仍然不理解,但在上级卫生部门的压力下,黄玉村的环境却有了根本的改观,狭窄的街道被清洗干净,村民也不再随处解手,村里到处贴着“饭前便后洗手”、“不喝生水”、“牲畜圈养”等标语。赵尚周指着笔记本给记者看:“22日1例、23日3例……28日1例,之后就没有啦。”村里的房屋外观、路面都用水泥硬化,青灰色的村庄里已经很难看到从前污水横流的景象,不过偶尔有家养的猪横在路上,赵尚周赶忙抬起自行车前轮,狠命砸过去,那些猪嚎叫着跑开。“在海南大家觉得这样放养的猪肉好吃。”他笑着说。

卫生部门的战斗

“像打仗一样。”在新英卫生院院长谢竞雄看来,5年前抗击“非典”只是备战,卫生院并没有遭遇真正的挑战,这次霍乱从准备、首例出现、集中发病到控制疫情,经历了近一个月时间。对谢竞雄来说,他的战斗比黄玉村开始得要早,他告诉本刊记者:“我们发现第一个病例是在10月16日,而且他的病情非常严重。”

10月16日一早,谢竞雄就收到英正村的一个病例:“病人来的时候已经因脱水休克,症状是米泔状喷射腹泻,伴有喷射性的呕吐。正常人体含有的水量是5升左右,这个病人腹泻超过3升,已经无法解小便,这说明脱水引起肾功能衰竭,我们立即采取大量补液、注射抗生素的治疗方案。情况稳定后,由于病人已经出现肾功能衰竭的症状,必须做透析,卫生院没有条件,就将他转入儋州人民医院。”给病人治疗的时候,谢竞雄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这种情况是霍乱的典型症状之一,“会不会是霍乱?”16日当天,他就把这名病人的排泄物采样送到儋州市疾控中心。第二天,检验结果反馈给卫生院:“这名病人被确诊为霍乱。”

“接到确诊结果,压力就大了,霍乱要是大规模出现怎么办?”17日开始,谢竞雄就发现腹泻的病人逐渐增加,“几乎全院的医生和护士都开始忙碌起来,而且每天的结果都要及时上报”。20日他接到市卫生局的通知:“要求做好防范霍乱疫情的准备,各个卫生院都建立急性肠道传染病的隔离区。”用了一天时间,新英卫生院将院子东侧的一排平房改造成隔离区,红色的警戒线缠绕在树干上,北边的部分是隔离观察区,南边是住院区,房屋不够就用彩条布搭起临时帐篷作为病房和诊室。

谢竞雄庆幸的是:“隔离区建好第二天,病例突然大量增加。22日当天,黄玉村就有19个人来看病,全天有超过30个腹泻病号,要是隔离区晚一天盖好就麻烦了。”按照卫生局的规定,病情较重的病人必须送到儋州指定医院治疗,乡镇卫生院只能收治症状较轻的病人,即便如此,隔离区最多一天收治的病人有五六十名。10月23日,省卫生厅和市卫生局的援助队赶到新英,“加上消毒的工作人员一共32名,他们到达之后才逐步缓解卫生院人手不足的压力”。

“其实我以前行医的过程中没有真正见到霍乱的临床病例,我们卫生院的医护人员大多刚毕业不久,对于治疗霍乱也没有太多经验。之所以能迅速判断出16日的霍乱病例,以及应付之后急性腹泻症状的集中发病,都是因为10月初就有所准备。”谢竞雄所说的准备是,10月3日儋州市发现首例霍乱病人后,全市启动《儋州市霍乱应急处理预案》一般疫情(Ⅳ级)响应。所有乡镇卫生院都得到通知,密切关注霍乱疫情。“霍乱的潜伏期最长只有7天,基本上可以排除首例与16日病例之间的联系。国庆节后,我们卫生院自己组织了一次针对霍乱的培训,包括症状判断、治疗方法,还有流行病学的调查等等,还准备了大量的医用液体、诺氟沙星药物,总算有备无患。”

让儋州市启动《儋州市霍乱应急处理预案》一般疫情(Ⅳ级)响应的病例出现在白马井乡。9月30日,白马井卫生院就接到一名腹泻、呕吐不止的病人,治疗后效果并不明显。国庆节的下午,这名病人被转到儋州市人民医院负责传染病诊疗的内三科,内三科主任郑成芳当天下午被召回医院。郑成芳告诉本刊记者:“当时病人已经垂危,激烈地腹泻、放射性呕吐,短时间大量失水导致休克、肾功能衰竭。”这名病人立即被送到ICU病房,“肾功能衰竭是最危险的,这个过程不可逆,必须做透析”。

整整一天,郑成芳和内三科的医护人员都在不停地组织抢救,“一次性补液就超过1000毫升”。10月2日中午病人才转危为安,连续几天总共给该名病人补液超过8000毫升,超过了一个人的血量。“抢救结束后才开始怀疑是不是霍乱。”当天就把病人的排泄物采样送到儋州市疾控中心检查,“霍乱的诊断分三种,临床诊断、快速诊断和实验室诊断。实验室诊断是从化验样本中经过24小时培养,如果培养出霍乱弧菌才能真正诊断为霍乱”。当天快速检验结果为阴性,“可能不是霍乱”。不料第二天实验室结果为阳性,由此确诊今年7月份以来海南首例霍乱病人。第二天,儋州市启动了一般疫情响应,为应对10月中下旬集中出现的病例打下了基础。

治疗传染病的内三科成立于去年8月,这次霍乱疫情也成为内三科的首次考验。“从10月3日确诊霍乱之后我们就始终处于紧张状态。”郑成芳告诉本刊记者,“我们有个年轻的护士刚休完产假就开始连续加班,转到市医院的患者都是危重病人,要求我们所有医护人员都在战备状态,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造成业内感染,或者危及患者生命。”每年9~11月是海南肠道传染病高发季节,儋州人民医院每年在这个时候都会开设肠道感染门诊。

内三科门诊和病房位于儋州人民医院东南角的一幢小楼中,“这幢楼是按照‘非典’时的小汤山模式盖的”,分成污染区、半污染区和清洁区。病房为污染区,诊室为半污染区,医生办公区为清洁区。医护人员和患者有各自的专用通道,医护人员进入办公区后,要上防护服、防护鞋、手套、口罩等防护装备才能进入病房。“从10月中旬病例增加后,我们就陆续将非肠道传染疾病的病人转移到其他病房,腾出空间,10月底之前,所有的病房都用于急性肠道传染病的病人。”每个病床下都增加一个红色的小盆,用来给病人的呕吐物消毒。

乡镇卫生院已经趋于平静的时候,郑成芳却一点也不敢松懈,他不停地翻动着病人的记录,10月26日之后就没有病人送到这里了,病人越来越少,但他说“11月5日还有住院病人19个,6日还剩15个,7日就剩11个了,可到今天也不敢松劲”。

防控疫情中的行政力量

“这种散发的点状流行是让我感到最棘手的问题。”海南疾控中心流行病所所长金玉明告诉本刊记者,“按照以往的经验,霍乱多暴发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往往是由于聚餐引起某个区域的感染。例如今年6月,海南已经发现8例霍乱感染者,都属于同一个村子,并且都参加过一次聚餐。这种典型的暴发比较容易控制,只要针对某个区域进行防控就可以,也更容易找到污染源。而这次疫情出现却是彼此独立的点状流行,给防控工作带来很大难度。”

这种散发的病例的确让海南疾控中心感到头痛,10月3日确诊1例之后,海南疾控中心副主任韦茂国等4人连夜赶到白马井,将与这名病人发生过接触的人员全部进行诊断,发放预防药物,该病人的家里、就诊过的卫生院和医院都进行彻底的消毒。“10月12日到15日海南恰好是强降雨天气,降雨一停,病例就开始增加。”金玉明说,从新英开始,很快附近的白马井、木棠等乡镇也开始报告疑似霍乱的病例,不久与儋州市相邻的临高也出现类似病例。“这样的散发状况,已经不是单一因素所能解释了。霍乱弧菌始终存在于自然环境中,结合天气原因初步推测与强降雨导致村庄积水无法排出、污染村民的饮食有关。”同时,考虑到当地村民的生活习惯,人畜的排泄物也可能污染生活环境,“例如当地的饮食习惯是将熬好的粥滤出米粒,用生水泡着喝,这些习惯都可能造成感染。这样的话,在暴雨经过的任何村庄都有可能发生感染,防治工作就变得异常困难”。

10月20日省疾控中心首批专家就赶赴新英,21日上午金玉明也到达新英,下午卫生厅应急办的专家也迅速赶到,“对周围的地面、水源、食物都要取样送检,同时还要指导当地如何服药、消毒、诊断”。金玉明在儋州待了近半个月,几乎跑遍所有出现病例的乡镇。“每天16点钟,各卫生院都要把当天的情况进行汇报,我们根据当日情况立即布置治疗和消毒方案。这次霍乱弧菌的类型属于O1群小川型流行株,症状较轻,与O139群相比,特点是无腹痛、不发热,来去无踪,预防和消杀显得尤为重要,结合散发的特点,需要大规模地预防和消毒,这些都要依靠行政部门的推动。”金玉明说。10月21日,儋州主管卫生的副市长林生茂得到省疾控中心关于疫情的通知。“第二天我立刻赶到新英,马上启动较重疫情(Ⅲ级)响应,启动零病例报告制度,形成一次全民动员。”林生茂告诉本刊记者。

10月22日凌晨4点,黄玉村的苏女内就和丈夫起床,他们要赶班车去海口附近的海域捞海螺。“家里只有两亩水田,又有5个女儿和1个儿子,靠种田肯定维持不下去。村里有些人在养殖螃蟹,每天都包车组织村里的人帮他捞海螺喂螃蟹,一个人一天能挣30块钱。”苏女内说。前一天晚上,苏女内就开始拉肚子,因为“怕耽误干活”,吃了几片药后挺过一晚。早晨坐车到海口附近,一下车,苏女内就开始剧烈地腹泻和呕吐,几乎站立不住。丈夫赶忙打120急救电话,就近送到海口医院。“到医院的时候已经不能动了,只知道他(指丈夫)搀着我,一群医生围过来。”经过两天的治疗,苏女内已经可以自由活动,可是失水造成肾衰使她不得不住进肾病病房。一开始,苏女内坚持要出院,“家里哪能花得起钱?”

“村民最担心的就是高昂的治疗费用。”10月25日,儋州市财政拨出138万元,“其中38万元用于购买消毒和预防药品,100万元作为所有急性肠道传染病的治疗费用。”林生茂告诉本刊记者。据不完全统计,儋州已投入防治经费近300万元,对疫病病例全面实行免费治疗,对疫点村庄所有村民和全市16.2万名中小学生实行免费预防性服药。“卫生系统与地方行政力量的结合才使儋州疫情迅速得到控制。”金玉明说。关于防疫,林生茂说:“初步预计今年12月完成6个村的改水改厕,到2009年在沿海9个乡镇建立垃圾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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