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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喧嚣与寂寞

2008-10-28 13:38 作者:孟静 2008年第40期
“我一定要活到2008年,我要看到奥运会。”谢晋在一次采访时说,他仅仅兑现了这个诺言,还有很多,没有做到。

1992年,谢晋与儿子谢衍合作拍摄故事片《熊猫吉米》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挑选熊猫演员

“我一定要活到2008年,我要看到奥运会。”谢晋在一次采访时说,他仅仅兑现了这个诺言,还有很多,没有做到。

上虞谢家是门大族,“‘旧时王谢堂前燕’,说的就是谢家,谢晋的名字是他祖父为了纪念祖先谢安起的,谢安是东晋人”。谢晋的同乡、绍兴作协副主席顾志坤告诉记者。谢晋原名叫淝捷,东山再起,淝水大捷,这个名字实在太难写,初一时才用谢晋这个名字。东晋时期的上虞尽是王充、嵇康这样散淡不羁的名士,同为浙东人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陈山说:“谢晋身上有典型的浙东气质,从清以来,这里风气就耿直、执著,又有一定的变通能力。”

性格:一半火焰,一半海水

上海电影局原党委书记马林发说:“谢晋的老师张骏祥人送外号‘法西斯导演’。”谢晋在重庆学话剧时的老师焦菊隐更是有名的爆竹脾气,焦菊隐在排戏,管灯光的谢晋在后台讲话,焦菊隐罚他站在江安城墙下,所以很多人也领教过谢晋发火时的威风凛凛。他耳朵有重听,这也是他脾气随年纪增长的原因。1997香港回归时谢晋交了份大赦提案,委员们反对,笑他说:“你耳朵不好,别人说什么也听不清,刚愎自用。”

与他合作电影《女儿谷》的编剧周建萍回忆说:“那个戏的演员都是谢晋恒通影视学校的学生,有个温州女孩叫马翎雁,她男朋友从上海来看她,谢导不让他们见面,说会影响演员情绪,我只说了一句:‘他们是成年人了,不见面更拍不好。’谢导‘啪’的一下子打到我脸上,他可能也不是故意的,我当时就哭了。”那年谢晋72岁,周建萍也30岁出头了,俩人一向合作得很愉快,周建萍的丈夫韩美林还是谢晋从中牵的红线。旁边的香港导演吴思远不知怎么安慰周建萍,剥了根香蕉自己咬了一口,又送给她。可是周建萍一点不在意这记耳光:“他从不骂不喜欢的人,骂你是为你好,不感兴趣的人他理都不理。”

谢晋在上海大学授课,和晚年谢晋相处了十几年的上海大学教授石川也这么认为:“谢导骂得最多的人就是他的司机和夫人,因为最亲近。学生们特别喜欢他,说他慈祥得像圣诞老人。”虽然谢晋的脾气很坏,石川却说:“有时候我需要陪领导,我特别不想去,但是一说谢导见我,我就想去,每次见他都妙趣横生。开始时我觉得他是个大人物,越到最近越觉得他就是个老头。我在光州电影节吃自助餐,突然听到一声吼,他站在我后面叉着腰:‘你吃这么多!你会变成大胖子!’”经常有人逗他,有一次倪萍问他:“谢导,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章子怡。”他也不生气,可是有时他又会大发雷霆。他和贾樟柯到电视台做节目,记者诱导他攻击某位第5代导演,谢导差点被惹急:“你以为我会怕他?”

2007年夏天,《谢晋选集》首发式在上海书展举办,那天谢晋兴高采烈,他的老朋友们也来捧场。第二天收款时发现掺杂了几张假钞,石川找书展交涉,主办方表示为难。谢晋知道后大怒说:“你们做不了事情,我要自己解决问题!”他去找主办方,人家还是两手一摊。谢晋大发火,别人告诉他报案也没用,他大叫:“我要打入他们内部,把坏蛋抓住!”后来书展方面赔了几张真钞,谢晋一把抓过来,对着阳光一张张细看。你说他爱财吧,绝对不是。上海大学聘他做客座教授,每月发给他3000块钱工资,12年了,谢晋居然不知道自己是有工资的,也从未去领过那张工资卡。院长踌躇道:如果钱给了老谢导,肯定让他拿去拍片了,如果给小谢导(谢衍),他根本不会告诉谢晋,会拍自己的片去了,只有交给谢晋夫人徐大雯。12年的30多万元!徐大雯收到后,乐坏了。

石川回忆到这里忍不住笑起来:“他去世那天,我和谢晋公司的人一起等上虞方面的消息,一幕幕在我脑海中闪回,很奇怪的,我想到的全是快乐的细节。”他的粗暴、单纯、倔强,一屋子人只听到他嗡嗡叫,从不听人劝的古怪老头,却让这些人那么珍惜。不久前周建萍原本和韩美林去了香港,找来马翎雁陪谢晋,老头听说他们不在,当即就不高兴了,韩氏夫妇立刻从香港赶回来,请他吃了最爱的豆沙春卷,又帮他打包带回上海,他才欢天喜地地走了。“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周建萍叹息道。

有时在旁人看来会激怒谢晋的事,他反而心平气和。上海电影集团总裁任仲伦说:“从没觉得谢晋是老人,他永远风风火火,敢跟中央领导拍桌子。1986年对他有一次集中批判,说他代表了落后,他大大咧咧地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模式,过不过时不是一两个人说的。”2003年底,召开过一次谢晋作品研讨会,主办方怕谢晋听到批评意见当场跳起来,想把他弄走,他就是不走。有个研究生发言说:“谢晋电影中的成年人是成年人,小孩子却不是孩子。”他指的是《啊!摇篮》中的小孩演员说大人话,谢晋听了批评后非常兴奋,深表赞同。他曾经指着石川为他纪录片所写的采访提纲说:“你这提纲都在表扬我,你要实事求是。”石川很感慨:“即使他老了,还是希望历史给他公正、客观的评价。”他的暴躁并不是唯我独尊,晚年的他有时思维有点混乱,头脑却依然清醒。

早年的谢晋脾气一点不坏,我们见到了他的老友、《庐山恋》导演黄祖模和妻子贾舜华。他们的姻缘也是谢晋做的月老,贾舜华笑谈谢晋“年轻时很帅的,讲话也很有修养,一点没有导演气,现在古板了”。

1959年谢晋应中央要求拍过所谓艺术性纪录片《黄宝妹》,由纱厂的全国劳模黄宝妹扮演她本人。现年78岁的黄宝妹曾是上海纺织界“三朵花”之一,如今仍旧是个漂亮的老太太,她回忆起谢晋一汪泪水:“他说我很活跃,人也上镜头,让我自己演,我吓都吓死了,他就总给我们讲笑话,说女工是仙女下凡。纱厂里机器很响的,他就吹口哨。我吓得路也走不来,怕浪费胶片,他说不要紧,拍好就不浪费。”

家人:柔肠寸断

谢晋的脾气怎么会越来越大呢?有一种说法是他听力不好,只听到自己的声音,另一种解释是他的家庭生活太不幸。与谢晋多次合作的演员牛说:“他的心情和一般人不一样,虽然我们合作多次,我也是这一段时间从报道中才真正了解他的性格。”谢晋的母亲因为神经系统的疾病去世,他的子女中只有长子谢衍智力正常,但今年8月却死于肝癌。阿三由于哮喘发作已经故去多年,只有七八岁儿童智商的阿四已经由上影集团安排到一家宾馆暂住,妻子徐大雯在谢晋去世的前一天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出院,得知噩耗后又进了医院。

谢晋是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副主席,有一次他在酒桌上喃喃地说:“阿三两岁得了哮喘病,多少年来,每当夜深人静,听到他喉咙里发出的怪声,我心里就难受,恨不得有回天之力,治好他的病。”顾志坤想起阿三去世时,谢晋在韩国参加学术会议,当他赶回上海国际医院,阿三还没有断气,他转过头看着爸爸,说不出话,谢晋痛苦地说:“阿三三十几岁的人有八十几岁的肺。”

谢晋给别人讲起他在“文革”中蹲牛棚,他的父亲熬不过服安眠药自杀的故事,像在说别人的事,表情非常平静。但他总会提起最让他承受不了的一件事:某天他回家,看到几个小孩把阿三、阿四塞进了垃圾桶,往他们嘴中填垃圾。阿四在很久之前走失过一次,谢晋夫妇在《新民晚报》上登了寻人启事,27小时后,阿四居然在《女篮5号》的外景地被发现。晚年他拍摄反映残疾儿童的电影《启明星》,一有时间就和秦怡凑在一起叽叽咕咕聊孩子,因为秦怡也有一个患病的儿子。

尽管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谢晋却很爱他的孩子,他从不对阿四发脾气,难得的轻声细语,阿四每天要做的事就是把爸爸要看的报纸整理好。“文革”期间,他登门拜访黄祖模父母,委托他们为女儿找对象,对谢晋这种“抒大情、做大事”的导演来说,真的很难得。因为顾志坤记得第一次见到谢晋时,徐大雯不在家,谢晋留他吃饭,却笨拙得把开水倒在了自己脚上。他常年在外面拍戏,但只要在家,就会陪着阿三、阿四,他们的头发多是谢晋理的。“文革”初期,受审查的前一天,他带着阿三、阿四,到郊区公园踢球,整整玩了一天。周建萍告诉记者一个细节:“谢晋从外地回来之前会打个电话,不管多晚,阿四都守在门口,趴在猫眼那儿看着外面,年深日久,他的眉毛因此缺了一角。”

在石川眼里,谢晋是个主动进攻型的人,他的晚年焦灼不安,内心有梦想,也许他并不清楚自己的焦灼,却能感受到,这种焦虑使他会向家人撒气。这里的家人指的是谢衍,他和母亲是谢晋主要的出气筒,可谢晋心底最爱的人也是他。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谢晋的突然辞世跟谢衍之死有关,别看他经常向谢衍发火,父子矛盾尖锐,可这个大儿子,才是他的心尖子。

谢衍和谢晋的个性有天壤之别,谢晋是急风暴雨,谢衍是小桥流水;父亲不修边幅,遗体上穿着永远的旧西服,儿子长年生活在美国,有绅士派头;父亲抽烟喝酒,每晚在书房困兽般转悠到两三点,儿子早睡早起。谢衍说:“我爸爸这年纪还拍什么电影?”谢晋听了就要大发雷霆。

谢衍在关锦鹏的纪录片《女生男相》中对着镜头讲过一段他的心声,大意是由于家庭的缘故,他这一生都不会结婚。贾舜华一打电话就会教训谢晋:“大儿子不小了,要结婚了。”谢晋回答:“你老脑筋,一点不开放,美国不讲结婚了。”贾舜华又跟徐大雯讲:“你们俩有责任,谢衍早该结婚的。”徐大雯说:“我们有条件的,他要轧朋友,必须要照顾家里两个杠头。”

谢衍得知自己患上肝癌,他回到了上海父亲的身边,却没有告诉父亲自己的病情,只是每天在家中吃斋念佛。去世前两个月,他还接待了来上海的许鞍华,外表上丝毫看不出异样。他的平静让谢晋依旧毫无顾忌地向儿子使性子,可是父子连心,谢晋有一种预感,他躁动不安,特别发愁:“这孩子怎么这样?”他开始找原因,以己推人,得出的结论是:这人没片子拍,愁得念佛,有片子拍就好了。直到谢衍临死前两周,他才知道真相。谢衍平时身体很好,又从不喝酒,谢晋原打算自己与老伴去世后,由谢衍来照顾阿四。他在乡下有两间房子,上海有一处,以后只能把阿四送到乡下。

平日里心胸开阔的谢晋一下子被击垮了,他四天四夜没有合眼,难受得抽自己,那两个月里没有出过门,过去他总是自己拎着4只旅行包,眼镜、笔记本、水杯,满满登登地四处乱跑,一说找人陪他就瞪眼睛,骂人家嫌他老。

上虞是他在谢衍去世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门,因为他把第一故乡浙江和第二故乡四川看得很重,一旦有烦心事就会大叫:“我要回浙江!我要回四川!”周建萍记得给谢晋打电话,他在电话中的声音仿佛刚睡醒,很朦胧,以往他总是高声大气,吼来吼去,这一次却气若游丝。“他的声音不健康,我请朋友到他家去,请他全家来北京我的新家住。他说谢衍安葬后我才能出门。”谢晋过去发火归发火,从不在一个问题上停留很久,但是这件事,却让他停驻不前了。

工作:一地鸡毛

谢晋脾气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创作上的彷徨,尽管他从不承认这一点。在采访初期,每个人都说谢晋晚年不寂寞,他有那么多社会活动:电影的、同乡会的、知交好友的。年过80岁的老头子,谁能像他一样满天飞?他随身带着一只会呱呱叫的鸭子闹钟,以免误了时辰。4只旅行包里装着四季衣服,2只箱子上挂着牌子——“重要旅客”。周建萍说:“从来没见过一个人出门一两天也要拿那么多行李,还从不让人帮忙,我都笑话他:包里有多少金子?”他总是在路上,征尘飞扬。

他有一大堆的计划,逢人就讲。五六年前,他还对赵薇讲:你要留着时间拍我的一部片子。拍不成电影的时候,他就过话剧瘾,筹备《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他找了巩俐,因为她有海外票房,巩俐说:没问题,我伦巴、探戈都跳得很好。

当然,他最想做的事还是拍电影。谢晋最爱看报纸,一有令他激动的报道就喊:这个可以拍电影!《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那次,他从楼梯上摔下来,缝了36针,石川说:“从没见过一个老人,摔那么多次都能安然度过的。”谢晋躺在医院里,还对贾舜华说:“我要死在舞台上。”前几年,上影集团组织《红色娘子军》原班人马到海南,夜里24点,谢晋把任仲伦叫到自己房间,他的旅行袋里装满了书,他对任仲伦说:“这都是可以改电影的。”

他看到一篇报道:成都一个6岁孩子得了白血病,临终前孩子决定把社会捐助的钱回馈给其他癌症患者。谢晋说:“这孩子比大人高尚多了。”他要以此拍一部《我来过,我很乖》。但那篇文章只是报道,没有剧本基础和人物个性,剧作家最后改烦了,又找不到经费,不了了之。

他想拍以茅以升为主角的《中国桥魂》,想拍《拉贝日记》,都是高成本、大题材。他常常叫着要回浙江、四川,实际上也是有缘故的,他在那边有社会关系,有可能找来投资。赵薇告诉记者,她的第一部电影《女儿谷》,也是谢晋恒通影视学校第一届毕业作品,就是谢导在浙江找来的投资,她们在真正的监狱里体验了两个月犯人生活,也是谢导靠人情做到的。

上虞乡贤研究会会长陈球强说:“谢导对家乡非常热爱,一有重大文化活动就请他来,即使有事他也会想办法来参加。”谢晋很容易受骗,有人帮他,也有人忽悠他,有个老板说要给他500万元投资,让他尽管改剧本。周围人都看出那人没有诚意,但谢晋是八匹马也拉不回,过几天那老板就说:“有个活动发布,你来一下。”让谢晋为他撑门面。有时候,旁边的人也不揭穿,怕徒增他烦恼。以前他还听老师张骏祥的话,老师死后,谁也劝不动他。再加上领导又颇重视他的意见,其他人更要让着谢晋。

人们都以为谢晋爱热闹,有江湖豪侠之气,喜欢炫耀酒量,对他的印象往往是:这老头怎么这么疯?真实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顾志坤说:“谢导拿过最高的奖金是有一次金鸡奖的1万块钱,很多酒厂想找他做广告,他不愿意。有一年过节,他对我说:我只想找个清静地方,你帮我安排个旅馆,不要告诉任何人。那天我们俩一起吃晚饭,到乡下散步,他静静地看着渔民打鱼,和老渔民聊了两小时,回来后他说:今天我非常高兴。”

谢晋晚年想拍戏的心情很迫切,他只要有点钱就拍片,经济上相当局促。反正他也不管,让他公司的总经理张慧芳去弄钱。有一次他要拍乡村女教师的题材,对张慧芳说:“我剧组成立了,我要开碰头会。”张慧芳在饭店包了个房间给他,一进门傻眼了,在座的全是60岁以上的老头老太,张慧芳说:“你得找年轻人,年纪大了怎么干活呀?”谢晋指着70岁的摄影师说:“他年轻啊!”在85岁的他看来,六七十岁还正当壮年呢!片子当然拍不成了。

谢衍去世后,谢晋把对家庭的忧心如焚转化为创作焦虑。他跑到上海市委宣传部要求拍电影,部长没奈何,让文艺处长打电话给张慧芳:“你们给重大文艺创作领导小组打个报告,10月15日就是重大办的截止日期了。”15日,报告递了上去,18日,人没了。谢晋朦胧地意识到他的时间不多了,过去他从不打无准备之仗,总要有个本子才去找领导的,这次的行动让人吃惊。他对自己的寿命有过三种说法:拍《女足九号》时,他说:“到了奥运会,我就什么也不干了。”2005年过83岁生日时,他喝完酒,杯子一放:“我说说我的想法,至少要拍5~10部电影,5年要拍3部戏,90岁退休。”等到谢衍过世,他黯然说:“我只能活5年了。”

从喝酒也能看出他的心境,谢晋好酒人所共知。他的外号是“谢八斤”,黄酒有8斤的量,喜欢劝酒,喝酒是直着脖子往里倒,别人胆敢用红酒、葡萄酒、啤酒敬他,他会掀桌子,而且没有人见他醉过。认识他的人提起他喝酒,不禁都咧开嘴角。但他这次去世并不是因为酒,他近年来已经减量,每次吃饭点二两半的牛栏山二锅头,意思一下。其实他这一两年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健旺,拍《鸦片战争》时,他算盘还打得精刮:请一位英国名演员拍两天戏的日薪是1500英镑,他就把这演员的戏压缩到一天,非特写就找100英镑一天的英国群众演员替拍。可这几年,周建萍去机场接他,快进城时接到机场电话:谢晋拎错了箱子,他拎错的那只箱子和他自己的箱子完全不同,他已经有点迷糊了。

他晚期的几部电影票房不佳,有时他也抱怨体制不健全,那时票房还没联网,《鸦片战争》就被院线谎报、瞒报了4000万元。不过他又开导自己说:“钱毕竟还是回到老百姓腰包了,只要没有拿到澳门赌掉就好。”他在钱方面很糊涂,拍《鸦片战争》累得在海上直吐黄水,片酬却只有8万元。《女足九号》整整拍了一年,一位演员不满意地说:一年就挣了10万块钱。好在他人缘好,大家都不计较,斯琴高娃拍《老人与狗》时就拿了极低的报酬。

谢晋一度对他的影视学校看得很重,但他的脾气又不允许他向教委低头,学校里的学生学习一年后没有国家正式承认的文凭,几十个学生里只有几名有幸能继续从事表演工作。当时他租了上海党校的房子做校舍,房租300万元一年,渐渐支持不下去。后来学校被上海师范大学收编,有了本科文凭,上海话剧中心的朱大昆说:以前我们进人只招上海戏剧学院的学生,现在进人的比例是“上戏”和上海师范大学谢晋学院1∶1。
上影厂的老演员李家耀说:“谢晋是我的老师,他从没有为我上过课,但最好的讲稿就是他的为人,他对朋友、同事的感情就是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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