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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子严德宝:回归土地

2008-10-14 15:51 作者:王恺 2008年第38期
一次一次,严德宝主动放弃了进入城市,一个可能挣更多钱的机会,甚至也放弃了当村干部。家里的那些田,还有这个家族未来的基础保障,才是他真正的乐趣所在。

小岗村村口的大包干纪念碑

一次一次,严德宝主动放弃了进入城市,一个可能挣更多钱的机会,甚至也放弃了当村干部。家里的那些田,还有这个家族未来的基础保障,才是他真正的乐趣所在。

惬意

2008年,小岗村的居民又获得了生活改善的机会,凡是愿意改建自己家楼房的,都能获得2万元的补助。

严德宝已经盖了两个多月的房子了,盖的是自家楼房的第三层。灰色的水泥四壁是他一遍又一遍刮上去的,尚未完工,看上去很粗糙。旁边邻居家的楼上加盖了精巧的隔雨层,相比之下,德宝在自家二层楼顶上努力垒起来的6间没装饰的水泥小房子更见简陋。

可是,对于根本没学过泥瓦匠手艺的他来说,这已经很不错了。

我们到的一周里,他每天清晨6点准时上楼顶盖房子,晚上也不下来,就地睡在楼房顶上。据说晚上风很大,把蚊子全吹走了,而且,“无拘无束”。

并非因为我们的到来使他没处睡觉,平时只要妻子不在家,他都是跑出房间睡觉的。“房间里太闷。”在楼顶睡觉,可以看见四周的绿色农田。他家的田在远处,模模糊糊,而且还隔着片小树林,可是德宝说,他依然看得一清二楚。

白天,有时能看见他在3楼的平台上抽根烟,那是他唯一的休息时间。因为劳累过度,人显得又黑又瘦,在黑暗的水泥小屋中,只见一个灰黑的、劳碌的影子。

严家的3个儿子中,留在村庄务农的他最平常,也最朴实,脸上是孩子式的简单表情,笑起来尤其明显——和他的开着帕萨特的大哥以及在外求学的光鲜的五弟都没办法比。

与严家前面两次盖房不一样,这次盖第三层楼就他一个人总负责:设计是他,监工是他,工人也是他。原因就是严家要省掉人工费用。近年来农村劳动力成本很贵,自己忙3个月,就能省去2.6万元的人工费。

所以,尽管泥瓦匠的活计他从没干过,也硬上了。“一把抓”并不困扰他,反而有一种新鲜的乐趣。他向我仔细剖析,没有师傅教的情况下,哪些活计是他能干好的,哪些是他不能干好的。水泥墙不太平整,缝隙中总有些沙子露出来,这种种小毛病他也坦然接受,因为盖好后就是给自己家住的。

劳动带给他乐趣。多年来,他一直是自家田里最主要的劳动力。我们走的时候,2楼顶上的6间新房的水泥墙全部抹好,再忙个把月,新房子就能住人了,严家的房子又向上长了一层。

只有在极度劳累、又长时间见不到一个人上来帮忙的时候,他才长叫两声,“唉”,还是一个人闷极时候的声音效果。只有家里人知道,他这时候是在发泄了,这时候家里的大嫂会上楼去帮他打小工,送桶和好的水泥。“过一会他就安静下来了,像个孩子似的。”穿着时髦的大嫂评价说。

小时候,排行老四的德宝就是个省事的孩子,因为没有在他身上发生过什么事情。在父母的回忆中,关于他的童年故事付之阙如。

1978年出生的他不像哥哥和两个姐姐那样尝过饥饿的苦,需要和父母亲去讨饭获得生存,却也不像小弟那样有条件生活得较好。他小时候,“一直帮着家里放猪、放牛,9岁才上学”。1999年,中专刚毕业就去当了兵,为的是积累资本,实现父亲规划中的自家儿子能在本乡本土当干部的愿望。2001年到2007年,他在村里当了6年的副支书,这个岗位对于他不是愉快,反而是折磨,到了最后阶段,“恨不得早点退下来”。
严家的40多亩农田,才是德宝主要的“战场”。他喜欢干农活,“有时候累了,往田沟里一躺就睡觉了,醒的时候天上全是星星。下雨的时候,拿个钓竿去自己家的塘里,多惬意啊”。他是很少数用“惬意”来形容小岗村农田生活的人。

参军

1999年12月,严家德宝参军的消息传遍了全村,甚至邻村的舅舅家也来了人。在1999年的凤阳县城,参军确实是件光荣的事情,听说当年整个县城也只选上了十来个兵,参军意味着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多了一种可能性,家家都要摆酒请客。

德宝还记得,家里一共摆了11桌酒,当天早晨,他母亲凌晨3点多就起来杀鸡。那些鸡都是自己家里养大的,本准备春节拿去卖钱的,可是那时候顾不上算这种账了。

那天,被现在的他视为自己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气氛很热烈,可是,“这种热烈又不像乡村婚礼那么俗气”。德宝回忆,来的客人送的不是钱,而是一些有情谊的小礼品:一本写了“严德宝同志留念”的大笔记本是中专的同学们合送的,他留到了今天;还有钢笔、书籍之类,在德宝看来,这些都是代表着积极向上的东西。

“向上”,是严家给德宝的目标,他的参军也确实被村庄里的人视为向上的一条路途。在1999年的安徽农村,没有考上大学也没有进城工作的德宝要想有所作为,只剩下一条路,就是在村里干出个样子。那时候德宝虽然已经入党,可是没有显示出特殊的才能,父母亲都相信,要是能去军队锻炼一下,对他今后回村里发展有很大好处。

并不是谁要当兵都能当上,母亲段永霞扁脸,一笑脸便圆起来,德宝的参军和退伍都和她有很大的关系。这是德宝个人第一件值得书写在家庭历史上的大事件。

当年她在田里劳动时,听到村里广播说招收新兵的消息,当时就想让德宝试试,“我知道参军可能需要关系,但转头一想,验不上就当检查身体”。当年德宝就很消瘦,加上他小时候放牛时身上被牛豁出过大口子,这个原因也使母亲觉得他验不上兵。“验不上也不要紧。”走的时候母亲这样劝他。

德宝从5岁开始出门放牛,因为家里缺乏劳力,一直放牛、放猪到9岁才上学。猪比较乖,在人家田里找剩的东西吃,可是牛就没那么听话了,在田里干活的家人都被顶过,母亲最严重,两次被牛顶,一次顶胸口,一次把手上的筋都挑出来了。德宝那次的伤也很重,12岁那年下地干活,“在前面牵着牛走,老牛忽然发了疯,把我挑得飞了起来”。这次幸亏是和姐姐一起,很快被抢救回家,屁股到腿上豁出了一尺多长的口子,“躺在床上20多天才好了”。

幸运的是,这次体检德宝一切合格,而且,他在中专就入党的经历,也给了征兵的同志以很好的印象。德宝那个中专是凤阳县专门为培养乡村干部特设的,这也使德宝的谈吐比一般的同龄人成熟稳重。

一方面,参军意味着未来之路更宽广,但是另一方面,参军也意味着家庭劳动力的减少。因为当地土地多,这样简单盘算后,很多家庭为了眼前的现实利益拒绝了当兵。而且由于凤阳经济不发达,本来当兵应该有的津贴,在凤阳始终无法落实。为了这个原因,很多人在参军的最后关头动摇了。德宝和他的家庭却都很坚定,他们认定,德宝肯定会在军队里受锻炼,将来前途广阔。

顺利应征入伍,德宝被分配到福建某部,成为专门在海上作业的专业化工程兵。“本来以为刚开始是学列队,结果刚开始去就是学游泳。”凤阳虽然缺水,但包产到户后,很多人家都有一口用于灌溉的小水塘,所以他从小就会游泳。可是这种乡村孩子的游泳方式在部队并不适用,“我们被要求每天在水中游泳10多个小时,部队最需要的是耐性”。

与此同时,还需要在岸上暴晒,让身体血肉习惯强烈阳光的伤害。有的没晒惯的新战士,晚上睡觉一边哭一边喊,身上全晒破了,完全不能躺下,“最后身上一揭就是一大块皮”。这一切艰苦的训练,对于新入伍的德宝来说都不是重大考验,“早在家乡的田里就已经习惯了这些”。

对于德宝,新课题也许是学习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可是德宝显然不是这块料。他所在团的副团长是安徽人,“可是我和他见了几次面,都没让他知道我是安徽人”。

他把时间花在学开车和军事训练上,成绩出色,很快成为他们团经常去参加军事比赛的新战士。“团政委很喜欢我,经常来我们班找我们几个新战士聊天”,甚至在德宝退伍后还来老家找过他。军队还培养了他的耐性,“很多训练的场合,一个人在海里要游上近10小时”。军队生活没有使他增加所谓的行政能力,却使他成为一个稳重、有恒心、关心国家大事的人。这种习惯持续到今天,德宝还是个很早就起来听收音机的人。

没想到,他的退伍来得那么快。在母亲的回忆中,德宝的退伍像一个传奇,来自于她与南京军区一位副司令员的偶然见面。

德宝参军的那几年,正好是严家所有的孩子四处活动、在外谋生的那几年,一个孩子都不在母亲身边。半夜里院子里外的一点响动,都能让段永霞产生幻觉,“半夜3点跑到大门口去开门,觉得是哪个孩子突然回家了”,想孩子想得不行。

正好南京军区的部队领导来小岗村学习考察,一位副司令员看见了墙上德宝参军的照片,就问段永霞,“老嫂子,想儿子不想啊?”段永霞明明知道让儿子退伍不是好事,德宝更好的出路是考上军校,可是眼泪还是止不住,副司令员一看就明白了。她不好意思地回忆当时哭的场景,“是我耽误了德宝的前程”。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在副司令员来过严家一个多月后,德宝就接到退伍的命令。尽管有些不舍得,可是,“那时候我也很想妈妈,想家”。当兵两年的德宝回家乡了,当时,他参加的军队远程进修班的教材刚刚寄到,“别人回家都带土特产,我回家带了一箱子书”。这点,至今还让德宝很自豪,可是村子里的人却觉得这是件可笑之事。

而且,与众不同的退伍原因,也让德宝心里很舒服,“我不是在部队表现不好才走的”。与此同时,他心里也想,身为小岗村居民的他和他的家庭,“总有办法接触到一般人接触不到的大人物,这对我们小岗村今后的发展也有好处”。

回家

带着振兴村庄的梦想,严德宝回了家。回家那天德宝自己带着箱子和铺盖卷,从县城转了两趟车回到村里,故意没给家里打电话,想给家里一个惊喜。母亲看见他就抱着他哭了。这是母子分别3年后首次见面,在部队里,几次春节回家的机会都被德宝放弃了,“让给了一些老兵”。

德宝退伍是2001年秋天的事情。小岗村的主要经济收入仍然靠农业,严家的收入来源也还是靠土地,可是,严家三兄弟却有了不一样的梦想,他们觉得,要在他们这辈上实现严家的命运大转折。

那年春节,三兄弟正式开了一个家庭讨论会,决定家庭未来方向:老大和老五都继续在土地之外的领域拼搏,德宝回乡了,从此就被捆绑在土地上,不过也有了重要任务,要在小岗村当村干部,使自己家在小岗村成为有话语权的家庭——这是随着父亲严宏昌的逐渐老去,而加给德宝的新任务。

“讨论让我们很兴奋。”德宝还记得,讨论范围由振兴家庭到了如何振兴小岗村,那是他成年后第一次喝醉酒,“感觉小岗村未来的振兴就靠我们了。”

三兄弟在除夕开会的习惯一直延续下来。2008年春节,讨论的目标还是没有大变化,仍然是大哥发达后回家乡办企业,小弟则负责家乡的形象宣传。不过,此时德宝已经不做干部了,他抛弃了幻想,更关心一些实事,例如家里的具体经济收入。7年了,严家的收入来源并没有大变化,德宝带领着家里女性们从土地上获得的收入,仍然是这家庭的支柱。

讨论没有任何实际结果,只是德宝很喜欢自己家开会的感觉,“三兄弟畅谈理想,感觉又回到了部队里,那时候的讨论会也是这样的气氛”。
这点上德宝很像父亲,很注意“气氛”,别人的尊重能带给他很大的满足。2001年,经过严家的努力,德宝当上了村里的副支书。从硬件上看,德宝很符合条件,他刚从部队复员,又有了多年的党龄,可是德宝在软件上也许根本不适合当村干部,父亲发现他和自己完全不同,是个不会在场面上说话的人,“尤其是看不惯的事情,他脱口就说”。这就导致了他不能和一些人相处。

家里人把这解释为德宝的正直和不圆滑,可是村里人不这么看,他们觉得德宝的素质不高,不是“干部的料”。作为副支书,德宝没有具体分工,他所干的大多是带领民兵搞劳动等琐事。

他自己的记忆里,他的干部生涯中的突出作为,也不过是某年带领村里的民兵养鸭,“提高了大家的收入”。德宝觉得,干农活要靠脑子,“那年,村里养鸭的人家都发财了”。原来那年市场上鸭的收购价格比较高。但是,这并不能使村里人承认德宝的能力,大家印象里,他还是那个又黑又瘦、看见上级领导就说不出话来的老实人。

德宝不能和上级派来的干部顺利交流,在他的下台这件事情上也有所证明。2006年,因为小岗村的一些矛盾,外派的党支书来到小岗村,德宝和他的同事们被重新分配工作,“有一段时间,去上班就是打扫卫生,村里的新建马路反正没人扫,正好归我们几个”。这件事情,被他看做很大的屈辱,“完全不尊重我们本村的干部”。德宝于是从做了几年的村副支书的位置上彻底下来了。

村里的干部没什么收入,德宝这些年更多的力气还是放在农活上。18岁离开家乡那年,已经什么农活都会干了,可是,“这两年家里更新换代,又多了一些机器,得从头开始学”。严家的牛早就卖了,又花大价钱投资了一些新的农用机器,他家在这上一项敢于领先投资,德宝成了家里新买的收割机的试用者。“好在在部队的时候学过开车,这些东西一学就会。”他骄傲于自己在干活上有天赋。

收割机不仅自家用,还能出租给别人,德宝随机器出租,因为他干得好而快。严家的农业收入随着德宝的归来而迅速增加,德宝开始喜欢自己的农田生活。

天赋并没有带给他轻松的生活,这些年,严家的40多亩土地主要靠他和大姐、大姐夫在支撑,有时候他累得连母亲都看不下去:“收割稻子的那几天,他累得都走不回家。太阳下山的时候我去看看,他已经在田埂上睡着了。粗看没看出来,一个又黑又瘦的小人的影子在草垛上缩着,身子就像个初中生。”

德宝和他兄弟们的反差,不仅在日常生活上,也在外貌上。大哥西装革履,壮实,也注重修饰,每天都能看见他在简陋的厨房里刮胡子、对着油烟熏黑的镜子洗脸。照片上的五弟被摄影机、西装包装着也很光鲜。可是德宝常常脚都没洗干净地出现在外人面前,标准的农民模样,在地里干活习惯了,除非有重大事情,懒得关心外表。

家里有外人来时,出面接待者一定是父亲和大哥,德宝从不上主桌,他和家里干活的女人们一起,坐在院子里黑暗的小桌子上吃晚饭。他也喜欢这样,觉得自由。我们到的那几天一直如此,尽管大家已经很熟悉。

看见儿子彻底从军人转化成了农民,而且,今后也可能放弃了外面的世界,母亲有时候还是难受,她觉得,是自己当年想儿子的那一哭,使德宝放弃了可能有出息的未来。她有时候问德宝,后悔了吗?是不是要埋怨妈妈?可是,德宝的回答永远都是“不怨”。他说,那个时候,“我也想你,想家里”。

在德宝回家一年后,当年部队里比较欣赏德宝的团政委正好来到安徽蚌埠办事,还专程来了严家。当时德宝正好在舅舅家帮忙收割,两人因此没见着面。家里人猜测,他是来动员德宝重新回部队的。从舅舅家回来后,德宝拿着首长留下的电话沉默了两天,两天后才通电话,“团政委已经回福建了,电话里就没有再说什么”。这可能是德宝重回部队的最后一个机会,可是此时,家里面确实已经少不了他了。

事实上,当上村干部的那天起,看着台上台下说话都很本分的德宝,家里人对他的期待就开始降低,甚至对外人也肯承认。和我们一起在饭桌上,大哥在幻想自己企业做大的美好场景,说那时候要家里的人都到自己的企业去,“德宝可以去做基层管理,他不是一个帅才,可是执行能力不错”。

慢慢地,家人开始给德宝换了定位,不再是风头十足的乡村领导,而是一个老实能干的乡村农民。大家都接受了他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是全家目前经济收入的顶梁柱的事实。

大哥和小弟还在外面的世界晃悠,他们没有给家里的经济带来增长,所以德宝他们在土地上劳作的收入要养活全家,包括哥哥全家和小弟放在家的媳妇和孩子。而家庭的日常开支的权力,也从母亲手上逐渐转移到了德宝的手上。

尽管在村干部的职位上走向辉煌的梦想逐渐在破灭,但是生活还要继续。2003年,家里要给德宝说媳妇,不像大哥那样有80多个提亲的人,老实的德宝却只有20多次相亲的机会。现在的老婆舒则玉是他一眼看中的,“她个子小小的,看上去只有十七八岁,很天真活泼的样子”。其实那年则玉已经23岁。不过,则玉现在常常开玩笑说,当时并不是看中了他,而是看中了德宝的父母亲才嫁过来的。

舒则玉比德宝小两岁,家在凤阳的黄庄,那里更靠近淮河,小岗村比他们村富裕而知名度高。则玉家里只有她和哥哥两个孩子,从小养得娇,没怎么下过田,家里担心她出嫁后会被婆家人指责。

而天真的则玉婚前的想法就是,找个公婆厚道的人家就好了,“因为我从小听惯了村里家庭不和的故事,特别害怕和婆婆合不来”。和德宝见面的时候,“觉得他又黑又瘦,特别普通”。而且,即使去相亲,德宝也没有特别打扮,“只是比平时干净了些”。可是,德宝父母亲的慈祥、和善让她印象深刻。

婆婆也对她印象很好,觉得她懂道理,至于会不会干活无所谓,“只是觉得她样子很小,头发卷卷的”。那是则玉在浙江打工一年后学回来的发型,把头发卷成小卷,再盘起来,“在农村很少见,大家都觉得看上去很小样”。虽然头发上有花样,可是穿着很普通,“我不愿意别人觉得我特别看重相亲”。

双方都同意之后,就准备结婚。结婚是婆家催促的,在2003年的8月,“特别不愿意那么快就出嫁,可是德宝家里着急,他已经25岁了,在农村算是大龄青年”。

结婚那天,舒则玉印象深刻,因为淮河那年发了洪水,她们家到德宝家的路完全都淹没了,来接她的小汽车只能在河堤上小心翼翼地开着。可是,慢慢地天又下起大雨来,河堤上也没有路了,男人们只能下来推车,车里只剩下新娘子则玉一个人,穿了租来的婚纱,看着窗外的大雨。不过她很安心,因为她知道,德宝他们不会让车子半路停下。

车窗外的德宝脱掉了西装,卷起裤腿,和大家一起推车前行。则玉这是第一次这么仔细地打量未来的丈夫,她注意到了德宝虽然个子不算高,可是很有力气,这种注视慢慢让她心里高兴起来。

因为怕来的人多,所以德宝的婚礼没有通知父亲外地的一些朋友,不过家里的院子还是坐满了人,这是德宝自参军那天之后最得意的一天,尽管雨水湿透了新郎的西装。

灾难

尽管从没学习过哲学,德宝还是能说出一些吓人一跳的话,“是不是每件幸福都伴随着不幸?”站在自己正在盖的新房的阴影里,德宝这么说。

德宝的婚姻既带给他幸福,也带来了巨大的不幸。婚姻的幸福从婚房的陈设就看得出来:巨大的近乎一人高的音响,新加的卫星天线使电视能收近百个台,墙上挂着巨大的婚纱照,和一般的城市青年的婚房并没有两样。

婚后,则玉并不用下田干活,她很快就怀上了孩子,并且进县城的一家化妆品店工作。这个机会来自于公公严宏昌。公公在北京开会时认识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在凤阳县城开了个化妆品专卖店,要找人管理,则玉谈吐大方,正好适合这个职位,唯一的缺陷是不能和德宝日夜相守。

尽管从小岗村到县城包车只要40多分钟,可是家里的农活太忙了,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德宝只去过县城几次。他对去县城看望则玉并不热衷,“太无聊了,她在那里忙,我在旁边坐着发呆”。他觉得,县城生活远不如在农村里干活自在,则玉在身边,要监督他每天洗脚后才能上床。他总是在县城小住几天就赶紧回家。

而则玉慢慢也不喜欢县城的工作。凤阳还是小地方,消费能力不强,刚开始时生意好,“可是就好了两个月”。

没有顾客来的日子,则玉经常在小店里发呆,“感觉很孤独”。则玉在出嫁前,曾经在浙江黄岩打过工,虽然收入不错,可是她也是不愿意忍受打工生活的孤独,因而回到老家,“有家里人在身边,那才是温暖的日子”。现在的县城生活给了她似曾相识的孤独感受。

生孩子后,则玉彻底放弃了县城的工作,她和德宝都沉浸在快乐中。孩子是严家的第二个孙子,只比五弟的孩子小两个月。“孩子长得很快,个子又高又大,长得特别漂亮,全家人都喜欢。”

唯一的烦恼是,生孩子后,则玉发现家里的钱用起来很紧张,“给自己的钱可以省,衣服不买也就算了,孩子用的钱却省不下来”。因为严家并没有分家,而德宝现在管家,“他很谨慎,对自己特别苛刻、仔细”。作为德宝的妻子,则玉不仅不能额外用钱,反而要注意一言一行,怕家里人说闲话。“有时候要给孩子吃好点,用钱立刻就觉得青黄不接。”孩子喝的是较好的国外品牌的奶粉,“在食品上我们也很注意”。

可是,这点小烦恼很快让位于更大的灾难——孩子生下来4个月后,有一次感冒在镇卫生院看病,可是“挂水怎么也挂不好,一夜夜地咳嗽,听着很心疼”。只能去县城医院看病,德宝有个亲戚在县城医院当医生,这位堂嫂看了孩子的全面检测报告后,眼睛含着泪水,告诉德宝和则玉,“这个孩子要不得了”。

原来孩子有先天性的心脏病。两家都没有这种先例,只能怪命运作弄他们。堂嫂劝说他们放弃这个孩子,是因为有医院经验的她知道,这种病既看不好,而且每次生病都会花销巨大,“不是你们能负担得起的”。

可是谁舍得放弃?德宝说,当时就觉得,孩子来到他们家也是缘分,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把他养着”。

自从那次检测后,孩子的病几个月就发一次,每次都是复杂的并发症。德宝发现堂嫂的话很准确,孩子的病不是他们这种家庭能负担的,“在县城看一次就要几千块,而去蚌埠看一次,就要上万块”。家里几年来积蓄起来的钱,眼看着减少了不少。则玉最看不得孩子每次生病时的小脸,“憋得发青”。

孩子1岁的时候,在蚌埠市的医院详细检查,原来是因为精子和卵子结合的时候有问题,导致了这种先天性疾病,孩子确实随时处于生命危险中。从那时候开始,德宝就培养自己更加硬心肠,“随时准备孩子会离开我们”。则玉则处于精神紧张中,有时候孩子发病,“她也病起来,甚至比孩子还厉害”。

有一次去县城看病,眼看着孩子就不行了,要进抢救室,德宝只有几百块钱,“当时家里也没有钱,只能乱想办法”。虽然德宝知道大哥做生意一直资金紧张,常常看他为欠款发愁,可是此时也顾不得了,他找大哥开了口。

11点打的电话,13点,大哥就给他的卡上打了8000元。他知道大哥凑这钱有多么不容易,“为了这件事,我感谢大哥一辈子”。德宝说,尽管这两年大哥常常一年也拿不了多少钱回家,“可是,我把他们一家的生活都照顾得好好的”。

2006年冬天,孩子快两岁的时候再次发病,这次病得格外严重。德宝和自己的母亲段永霞虽然没有多少医学知识,可也知道这次情况不妙,两人抱起孩子就往上海跑,跑到蚌埠站买火车票,没有座位,一路站到上海。“还没下火车,孩子就一抽一抽地不行了。”段永霞多年前跑过上海,两人抱着孩子就直奔第一人民医院,德宝抱着孩子,跑在母亲后面,边跑边哭。

可是他们还是没有赶过死亡的脚步,孩子在医院一小时后就死了,甚至都没有来得及上手术台。德宝脑子里一片空白,他唯一庆幸的,就是妻子则玉没有看见这一幕,“否则她肯定会发疯”。则玉因为前些时候孩子不断生病,心情特别不好,此时还在外地散心。

孩子虽然已经死去,可是,德宝还是觉得他有温度。“当时是冬天,穿得厚,德宝一直牢牢抱着孩子,不肯放开。”段永霞回忆,她害怕医院要留下尸体,于是悄悄和德宝说,我们快抱着孩子走吧。德宝立刻明白了妈妈的意思,用大衣裹着孩子往外就走,好像那孩子睡了一样,“脑袋耷在德宝的胳膊上”。两人没别的想法,就是要把孩子带回老家去,“不能把孩子留在这陌生的大城市里面”。

回来的时候不敢再坐火车,怕检查出来他们带着死去的孩子,只能去坐长途汽车,那里检查比较松。德宝和母亲坐了平时根本舍不得坐的出租车,德宝抱着死掉的孩子,不敢哭,害怕被别人发现。到了长途汽车站,两人更紧张,好不容易上到长途汽车上,他们并排坐着,是母亲段永霞先哭了起来。后来,换母亲抱孩子,德宝把头埋在衣服里,母亲知道他在哭,“也不敢哭出声”。

毫无疑问,这段经历是严家最伤心的历史之一——是豁达的母亲段永霞在总结自己的人生经验的时候,才把这件事情讲出来。“这辈子酸甜苦辣都尝过了。”她一边腌制咸菜一边这么说。旁边墙上挂着的是去年的全家福,“第三代本来应该有10个孩子的”。

他们不愿意向村里人承认自己的孙子死亡的事实,所以村里很多人并不知道严家这个孩子的具体故事。甚至则玉也是很晚才知道,婆婆和丈夫告诉她,因为孩子没办法看好了,就在上海把他送到了福利院,那里的医疗条件比较好,说不定可以救孩子一命。这个故事,在一定时间里确实成为则玉的精神寄托。

因为属于夭折,孩子的尸体按照规矩是不能进入严家祖坟的。孩子的舅舅和外祖父连夜赶来,把小小的尸体埋在了远处的山上,具体地点连德宝也不知道,因为怕他知道后会去寻找。在楼顶上,告诉我这故事的德宝看着远处的青山,微微叹了口气。这个两岁就死亡的孩子,就此在世界上消失了。

就在不久之后,则玉的哥哥在生了两个女孩后得了一个男孩,因为属超生,所以干脆给了德宝夫妻。这个孩子像一个强大的安慰剂,使失去了孩子的小夫妻有了新的寄托。德宝给孩子按辈分起名叫“才源”,对待这孩子很亲近。

今年,妻子则玉终于重新怀孕,但是,她对才源也很有感情,“我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我”。她觉得,即使是自己重新生育后,对才源也还是一样的好。

因为德宝领来了则玉哥哥的超生孩子,村里也因此有人造谣,德宝是因为超生才从村干部位置上落选的。事实上,是经历了丧子之痛的德宝心情暗淡,加上对村干部岗位上的争权夺利看不上眼,才坚决拒绝再做村干部工作的。

第一个孩子的死亡,使得本来就不善言辞的德宝更不愿意说话,他变得格外看重家庭。村里人有的劝他外出打工,德宝也尝试着去了四叔所在的宁波一次,四叔全家都在那里,收入很高,“肯定比村里干农活要来钱容易”。可是,德宝只去了一天就“逃跑”回来了,“那个房间,简直不能住”。

在家里,德宝的新房足足有近100平方米,还不算他正在盖的第三层楼里的3间房子的面积。他已经习惯了在空旷的空间里生活,城市里打工者的狭窄空间让他害怕。

他还去了四叔打工的车间,“轰隆隆的机器声也让我害怕”,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而小岗村的声音才是他习惯的背景声,基本上是一片宁静,有时候农田方向会传来白鹭的叫声,收割机、拖拉机断断续续的声音,就算是巨大的噪声了。

加上出门打工肯定会造成夫妻分离,这是他和害怕孤独的则玉都不愿面对的,所以,严家的老二成为小岗村的常住人口。

2008年,正好是德宝30岁。当初的战友们有一次在南方聚会,战友们有在广州开公司的,有在南方城市做小生意的,都发展得不错。其中有一位和他要好的朋友再次动员他去南方发展,可是,德宝还是拒绝了。“我就留在小岗村了。”他相信,40亩地创造出来的财富不一定会比在城市打工少。

回归

今年夏天,德宝出去替人开收割机,谈好的价钱是每天80元,可是只开工了一天,他就中暑晕倒了,结果第二天就只能打吊针,花了81元才治好了病。大姐开他玩笑,说还赔钱了。

这种玩笑并不伤害德宝。从八九岁开始,他就和大姐一起在自己家的田里劳动,两人一直是田里主要的劳动力,相处非常好。结婚前两年,农忙的时候,他和姐姐、姐夫经常在田地里就睡觉了,他和姐夫累慌了,就抽根烟解闷,慢慢地,姐姐也学会了抽烟。德宝觉得,女人抽烟样子不好看,可是姐姐抽烟他无所谓,因为地里的活“实在很辛苦”。

在村里,他家的田算是远的。还在他小时候,村里因为池塘的归属问题,重新分配了一次土地,他家的田就从离家近的地方到了远处。可是,有了独立的池塘,灌溉问题就解决了。那池塘并不好,从前小岗村死了人都往那里堆,那个塘因此有了“死人塘”的名字。小时候德宝在田里捞鱼,还经常能捞出死人的骨头。

可是德宝自己不这么叫,他根据谐音,管那个塘叫“私人塘”,并且这样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们他家池塘的“正规名字”。那口塘周围的40多亩田地,就是他主要的活动空间。

20年前,家里的宅基地重新划定,往西移了一点,这样一来,严家的住宅就正对着自己家远处的田地了,站在楼顶上就可以看见自己家的田地。德宝感觉很好,没事情就站在楼顶上,虽然看不清楚地里的庄稼长势,“看见那里一片绿油油的,就很舒服”。

修房子的时候,德宝家来过风水先生,简单看了看,说是不错。德宝没事就站在自己家的楼顶上琢磨,不过没琢磨出来这风水怎么好,最后重点还是落在自己家的田地上。“我们家的田是低地,周围的水都聚合在那里,所以,我们家庄稼也长得比别人家好”。肯定是“水多财运足”,所以风水不错,德宝就这样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三兄弟中,他最关心自己家的土地、房子和院落,他比他们都接触得充足,心也在这里。院落里挨着房子的地方有两棵高大的水杉,别人都说这么高可以卖钱了,可是德宝坚决不肯砍。这次他有“科学的解释”,“我们这里也属于地震带,万一这里发生地震,家里人可以顺着水杉树爬到楼上去,这样就不会出事”。院子里的一草一木,在德宝眼里都自有其用处,他对家里的一切都有规划。

和父亲一样,德宝对最近几年家里种什么、养殖什么都有一笔账:“我们家种什么之前都开个家庭会,讨论通过,反正不随大流,往往是反其道行之。”这种对自家40多亩田的筹划,成为让德宝很得意的事情,觉得自己的家庭也与众不同。

尽管不当村干部,可是德宝已经养成了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他还是很喜欢去外地考察和学习。和父亲、甚至哥哥弟弟相比,德宝去的地方很少,而且集中在村庄上,因为他“还是晕城市”,而去村庄,“可以和自己的村庄对照着看”,寻找适合自己村的发展方式。

当村干部那几年,他去了华西村和南街村参观,今年又去了山东寿光参观那里的蔬菜大棚,和父亲一起去的。父亲严宏昌是作为寿光当地“纪念改革开放”的农民代表去的,费用都是对方负责,可是德宝的费用就全部是自己出的。严宏昌自己思量,四儿子德宝太老实,还是要让他多出去见世面,所以即使是出门一趟花费不少,家里还是愿意出这笔钱。

对于德宝而言,世面确实是见了,当地政府的欢迎宴就要几万元,“桌子上的东西,有很多闻所未闻,比如说豆虫子,我们这里就当废物弄死了,人家那里是几十块钱一盘的大菜”。他联想起下午在自家的黑豆田里弄死的几十条豆虫。

不过总的说,这笔钱花得有点冤,“那里的经验不适合于我们这里,他们的基础太好了”。寿光是全国的典型蔬菜生产基地,可是那里的大棚投资都由政府先期协助完成,这在懂行的德宝看来,“在我们小岗村根本不适用”。

田里的活忙起来,3个主要劳动力根本不够,农忙时节,父母亲也下田,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很多年。3个媳妇倒是一直不下田,这让段永霞很骄傲,她说邻居总说他们家,“你们的媳妇是用来看的啊?”今年是德宝做主,让自己的老婆带头,和大哥、五弟的妻子都下田插秧,让父母亲休息休息。

则玉不太高兴,她自己家虽然离小岗村不远,可那里是沙地,只种植些麦子、花生、豆子之类,家里没有水田,因此她不会插秧,要从头学起,她觉得别扭。

可是现在德宝管理家庭,她又不好意思为难德宝。今年夏天的那十几天插秧让她现在都很难忘,那时候天天回来,累得就想大哭一场,“早上4点钟就要出门,天还黑着,可是去晚了不行,因为到九、十点钟就很晒了,不能再做”。下午等太阳小点,又得出门,要快天黑再回来,腿像蹲了一天马步,都不太会走路了。

回来顾不得吃饭,“到家就要给才源洗澡,把尿,婆婆她们虽然照顾孩子,但是到底年纪大了,而且孩子多,有很多事顾不过来”。

尽管这么艰苦,可是表扬也没有落到则玉的头上。老五的媳妇虽然和她一样没干过农活,可是她学得比则玉快,大家都觉得老五的媳妇最能干。则玉低着头猛干,“几十亩地里的泥巴像天上的云一样,一卷一卷,没有边”,她只觉得,自己的腰快断成两截了。晚上回家,德宝只是私下里和她说好话,说只干这几天,过去就好了。

则玉觉得,德宝“老实得让人生气”。

德宝当了家,除了让她们下田插秧外,还制定了一些新规矩,比如白天不能打麻将,每次输赢不能太大。这种鸡毛蒜皮的规定,并不能升高德宝在大家心目中的位置,大家还是觉得,天天开着帕萨特出门的大哥在外游学、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老五更使家庭感到希望,毕竟农民的生活和城里人的生活还有距离。

事实上,目前,德宝和家里的女人们终年的辛苦劳动养活了全家,这种土地上的劳苦耕作,既为家庭带来了财富,也可以为德宝带来最终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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