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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昌:绵延1300年的金矿活历史

2008-10-07 10:46 作者:朱步冲 2008年第37期
从地图上看,遂昌不过是个浙江省东南毗邻福建、出产茶叶与竹炭的小镇,从杭州萧山机场乘坐大巴,沿杭金衢高速公路与曲折蜿蜒的山间,多隧道的G330国道向东南行驶5个小时才能到达。它在中国金矿采冶史上,是一处弥足珍贵的“活化石”型矿址。

遂昌黄金博物馆

从地图上看,遂昌不过是个浙江省东南毗邻福建、出产茶叶与竹炭的小镇,从杭州萧山机场乘坐大巴,沿杭金衢高速公路与曲折蜿蜒的山间,多隧道的G330国道向东南行驶5个小时才能到达。它在中国金矿采冶史上,是一处弥足珍贵的“活化石”型矿址。

银坑山与唐宋黄金时代

对于位于县城东北花园岭、现担任金矿国家遗址公园导游的濂竹乡当地人周唐富来说,在旅游专用道路尚未修好的密布着楠竹、马尾松、红豆杉的银坑山上跋涉,到达位于海拔580米半山腰的唐宋时代金矿硐遗址,是件很轻松的事情。“1965年,浙江物探大队的勘测人员首次发现了这个老矿硐。”周唐富回忆,“后来才逐渐发现,这里就是宋史里提到的永丰银厂。然后用碳14测定法测算矿硐上部残留坑木的年代,居然能推算到唐代。”确实,根据《新唐书·地理志》中的记载,当时的产金地就包括陕、宣、润、饶、衢、信6个州,而遂昌一带,正位于衢州境内。

经过将近一个小时攀登,我们终于来到掩映在杂草与灌木之间的矿洞大门口,洞口很窄,只能供一个人勉强出入。沿着灰尘与蛛网遍布的竹梯艰难地下行,被手电灯光惊扰的蝙蝠会不时从我们身边掠过,还要注意避开四周不时耸出的尖锐石英岩与片麻岩。很难想象在距今800?1300年前的时候,工人们能灵巧地在如此狭小的空间内完成采掘与运输。根据介绍,矿硐中唐代采矿面与宋代采掘面紧密相连,1965年发现时,在这里的堆积层第三、四层,发现了唐代木制工具残片,年代大约从公元658年至892年,贯穿初唐至盛唐以及晚唐。根据今天金矿探测队的计算,矿硐残留的上下盘尚有2至3万吨矿石,含金品位可以达到16克/吨。在开采手段方面,唐代很可能还在采取原始的深掘井和自然聚水的淘金法,按照唐代樊绰在《蛮书》中的记载,即“春间先于山腹掘坑,深丈余,阔数十步,夏月水潦降时,添泥土入坑”。直到宋代,才开始借助工具敲凿矿脉。

“唐两代,矿工识矿能力已经很强,这个矿硐始终沿着富矿脉在进行开采。唐代人段成式写过一本《酉阳杂俎》,就说‘山上有薤,下有金’,意思是某种植物很可能生长在富含某种微量元素的土壤中。”熟悉情况的遂昌金矿工程师陈少华告诉我们,“而到了宋代,更发展到了识别金矿伴生矿的境界,比如这一块就是伴金石,宋代人寻找金矿脉的重要依据。”在上山的道路上,周唐富指着一块路旁草丛中的石头对我们说,这种矿物也被当地人称为“黑焦石”,主要成分为氧化铜与氧化亚铁,是金矿脉附近的伴生矿物。宋人寇宗奭在《本草衍生》中说,寻找金矿的要诀就在于找到这种“呈褐色,一头如火烧黑”的岩砾。

根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中的记载,处州(即今日浙江一带)年产银3至8万两,而产区集中在今天的丽水、龙泉两县。位于银坑山附近不远的黄岩村,就是宋代规模浩大的“永丰银场”的旧址所在,田间时常可见被当地居民称为“火烧脚”的古代冶炼废渣。根据周唐富的介绍,遗址公园黄金博物馆中收藏有发现于村里田地中固定支持碓杆的础石、磨盘残片,证明可能早至宋代,遂昌金银矿业就实现了先进的水力矿石粉碎选取技术,选冶过程为“破碎,磨矿,淘选,制团,烧结,还原冶炼,氧化吹炼”。在金矿遗址公园广场上,就陈列着一架宋沿至明代的水力碓,借助流水动力,石制碓头将矿石“舂碓极细”成为“矿末”,然后投入盛水的大桶,搅拌数百次。浮于水面的称为“细粘”,中等大小的称为“梅砂”,沉淀于桶底的称为粗矿肉,然后用木盘将三类矿末在流水淘池中筛选。提炼时,将矿粉用米糊搅拌,制成如拳头大小的团状物——窖团,然后上下都覆盖以木炭燃烧,进行脱硫,脱硫后的窖团被投入烊银炉,“烊银炉中已经事先放置了融化的铅,能使银与矿石杂质脱离,与银结合为铅坨”。周唐富指点着博物馆进口处的古代冶炼流程图解释道,“冶炼工匠就地取水灭火,将炭灰、草木灰和铅坨放入灰巢,产生置换反应,制成粗银,而草木灰、炭灰与铅结合在一起,即成为中药原料密陀僧。这种冶炼法在北宋末年的《政和四类本草》中就有记载”。

“提炼出的粗银,是黄金与白银的混合物,宋代冶炼工人会用入硫法将它们分离。”在博物馆的陈列品中,就有宋代分离金银的“土釜”与“灰锅”,放入釜中的粗银和硫黄在融合后,会产生青黑色的银硫化物与纯度较高的黄金。而宋代的淘金选金术也较之唐代更发达,木制溜槽重力选矿取代了简易的淘金木盘,借助流水的冲力,密度相对大的自然金粒就能被木槽中由锯刃生成的刃痕所阻,沉淀下来。

如此巨量的金银产量,使得唐宋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首次从矿业税收中获利的政府。唐朝自上元年间开征金银矿产税以来,税率一般维持在20%左右,这一惯例被沿袭至宋代。《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中记载,“绍兴七年诏,江浙金银坑冶。并依熙丰法。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两分”。除开课税,相当一部分金银也要被官府收买,虽然唐代金银课数量无法统计,但至少在宋神宗元丰元年,全国金岁课为15095两,银岁课为219829两。自唐代中期以降,金银开始大规模流行于上层社会,作为贿赂、谢礼、布施、进贡与购买的货币符号。在唐人李隐《潇湘录》早中,就记载有邺之富人,喜好良马,不惜以“百金”求购的记载。按照日本人加藤繁在《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中的论点,金银在唐代已经取得货币资格,但在实际上使用仍然局限于官府与上层阶级,金银也并未成为各地通用流行的货币符号,而只限于某些经济发达地区。诸如荟萃豪门、盛产金银的首都长安,为西南贸易枢纽的岭南,及东亚第一贸易海港广州等地。

唐代之所以不能将黄金作为普及货币,原因可能在于产量低下,不敷全民使用。根据估计,唐代年产黄金量大约在1.3万两左右,除开首饰器具,相当一部分流通中的黄金被铸造成条状“金铤”。在遂昌金矿国家公园博物馆内,也陈列着数件唐代金铤的复制品,形制大多仿自1979年山西省平鲁屯军沟村出土的文物。在这批82件金铤中,有铭文的5件,正面为“□朝仪郎□□□□御赐紫金鱼袋臣□□进”,背面3行,首行为“乾元元年岁僧钱两金贰十两”,另一行为“柱国魏国公臣张通儒进”,可见进奉、贿赂乃是黄金的首要作用。到了宋代,金银的使用自上层社会大规模向下层士庶辐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高宗绍兴三年,即有殿中御史杜莘弹劾枢密使周麟之,说其以百金求购古砚。而《鹤林玉露》中也常有豪客以百金、锦缎作为勾栏中狎妓资费的描写。《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临安居民可以金一两的代价购买促织(蟋蟀),以为搏戏,或者以金银支付游船租赁、老宅修缮与寻医费用的情节,可见寻常百姓也能够使用黄金,不独以为贮藏保值之用。不仅如此,黄金更开始发挥商品价值尺度的作用,欧阳修在《归田录》中描写当时昂贵的福建龙风团茶来历时就说:“庆历(年号)中,蔡君谟为福建转运使,造小片龙茶??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

在赋税、盐茶酒专卖收入、军费开支等国家经济流动方面,自唐代至宋代,金银也发挥了更广泛的作用,许多赋税与专卖收入开始用金银折纳,纸币买卖也以金银为结算本位。岳飞之孙岳珂在《鄂国金佗续编》中说,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岳飞所率神武后军所支给的60万贯军费中,有40万贯即由(杭州)榷货务(茶叶专卖机构)以金银形式交付。如此巨大规模的黄金流动必然带动民间金融机构的勃兴,宋代著作《都城纪胜》记载,宁宗时,临安从事金银兑换、制品买卖的金银交引铺多达百家,主要业务为兑换官署发放的“钞引”,即商人领取、运销盐茶等专卖货物的有价证券,此外,业务还包括金银制品订制与鉴定。与唐代相比,宋代作为货币符号的金铤、金牌在尺寸、量与成色上都有相对统一的标准,铭文也将标明金的成色,诸如“十分金”、“赤金”,以及“薛李宅”、“石元铺”等金银铺名,还要附上工匠名与店铺押记。

黄岩洞——晚明技术进步与财政窘境的缩影

相对于淹没在银坑山密林深处的唐宋金矿痕迹,位置相对便利的明代矿硐遗迹黄岩洞已经成为遂昌金矿遗址公园吸引游客的主打招牌。“我们把这条矿道称为时光隧道,这条矿山隧道游览线也算是我们公园的特色。”在遂昌金矿遗址公园中心区,由矿道货运火车站改建的游览观光车站上,周唐富一边吃力地爬进矿井机车头的驾驶舱,一边对记者说:“1976年,当时的遂昌金矿采掘工人就是顺着这条位于牛头山西南麓、被称为500平硐的采掘区,挖进了黄岩坑明代矿硐的底部。”机车行驶的轰鸣声在漫长的隧道中不断回响,借助头灯发出的幽暗光芒,我们清楚看到隧道两壁上渗透着地下水,以棕色为基调,时常有黑色纹路的片麻岩,印证了明代浙江右参政陆容所撰写的《菽园杂纪》中关于“取银之法,每石壁上有黑路乃银脉,随脉凿穴”的记载。

沿着曲折蜿蜒的轨道行驶了大约15分钟,矿车就到达了目的地。根据清代雍正年间《浙江通志·物产》的记载,明代黄岩洞金矿的开采时断时续,早在洪武十九年,明朝政府就于处州丽水开设银场,位置即在黄岩坑。当万历年间,在汤显祖任县令期间重新开采时,这里“凿深水积,内可方舟”。为了排除坑道内的积水,仅仅龙骨水车就动用了135架。对于这一点,陈少华回忆说,当1976年矿硐被发现时,曾用往复式抽水泵连续抽水6个月,然而水位仅仅下降了47米。

与唐、宋两代矿硐的狭窄、曲折、逼仄截然相反,黄岩坑矿硐垂直深138米、东西长150米,分为5个采区,宛如教堂中庭的宏伟空间。在周边四方延伸的采巷中,曾出土过丰富的木制龙骨水车、砖砌通风管、灶头残留,以及蓑衣、瓷碗等明代工人个人物品残片。周唐富介绍说,根据统计,明代的遂昌金矿累计开采矿石达35万吨,鉴于黄岩坑为金银共生矿床,根据《菽园杂纪》中“凡一箩(矿石)重二十五斤,出金多达二三两,少则四五钱”的估算,这里出品的黄金应有2至4吨,白银30至40吨左右。

根据介绍,黄岩坑矿硐周边的矿石品位极高,最高1吨矿石中,含金量能够达到1公斤。在矿硐入口处右手侧,金矿公园管理方特地展示了两块遗留在硐中的高品位石英岩矿石。“1976年遂昌金矿恢复生产后,当年我们就在这里开采出了价值56.4万元的黄金,是新中国成立后浙江省金矿生产的第一批黄金。”周唐富说。

“到了明代,采矿技术有了飞跃性的进步,采取了先进的烧爆法,以开采坚硬、致密的石英岩式矿石。”随着陈少华指点的方向,我们注意到矿硐入口处,在距巷道3至5米的岩壁上,遍布的古铜色椭圆形凹茏,就是明代工人利用“烧爆法”采矿后遗留的烧爆坑。尽管1976年发现明代矿硐遗迹后,金矿按照生产优先的原则,仍然在原址上进行开采,烧爆坑痕迹被毁灭了许多,但仍然有相当多遗留下来。具体方法即先根据矿脉位置和硐壁的高低搭设简易灶台,将薪炭装于灶中,发火燃烧,待石壁受热,泼以冷水,使石壁因热胀冷缩而形成半圆形的人工节理面。然后矿石自然剥落,或经人工撬采后崩落,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菽园杂纪》卷十四就记载说,“(以往)坑匠采矿,如虫蠹木……旧取矿,将尖铁及石锤竭力击之,凡数十下,仅得一片”。而使用烧爆法后,工效大为提高,明代采金矿洞常常有“深至百丈者”。

为了使得烧爆作业能够持续进行,明代采矿工人在硐内设有3个约300立方米的储水仓,分布在各个中段,用以收集渗透水,以供烧爆硐壁后冷却用,并且有利于龙骨水车逐级向外排水。今天,还有两处储水舱遗址清晰可见。汤显祖写于万历二十四年的《戏答无怀周翁宗镐十首之四》中,就形象地为我们留下了当时采矿作业的细节描写:“平昌金矿浸河车,曾道飞烧入用佳,中使只今堆白雪,衰翁几日试金牙。”烧爆作业时,自然形成的硐内外冷热空气对流,能达到矿硐自然通风的目的,而采掘下来的矿石,则完全依靠人力,用背筐通过杉木搭成的平台背送至硐外。

尽管如此,明代金矿工人的辛劳却时常不能按照预期得到报偿。1593至1598年,遂昌金矿在汤显祖主持下的开采并不成功,所得之金“不足以偿工食、炽炭之费”。最终,遂昌金矿在1599年经历了一次伤亡上百人的巨大塌方事故后,被迫关闭。今日,这场400年前灾难的现场就保留在黄岩坑矿硐东端的尽头,塌方产生的大量砾石和矿渣形成的高坡仍然存在。

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样的悲剧不能仅仅以腐败无能来敷衍,而要归咎于明代政府的组织性缺陷。无论是《明史纪事本末卷五·矿税之弊》中的描述,还是汤显祖《感事》中“中涓凿空山河尽,圣主求金日夜劳。赖是年来稀骏骨,黄金应与筑台高”的批判,在今天看来只是流于道德谴责,而不能看清问题本质:官僚机构从公共事务领域全面撤退的倾向,和内向紧缩型财政,使得金银采矿业在中枢既没有专门管理的机构,也缺乏商业化运作的机会。通观明代,政府始终被金银的缺乏与通货膨胀所苦恼:明太祖曾于洪武八年正式禁止以金银作为支付手段,强行推行宝钞,而宣宗元年拟定的制裁更为严厉,声称“交易用银一钱,罚钞千贯”。然而,缺乏财政管制中心的明朝很快发现,宝钞滥发引发的通货膨胀促使民间贸易中以银作为支付手段的现象已经非常常见。政府从金矿课税中获利最多的一年是永乐二十一年,然而当年的课金不过5340两,与唐宋两代无法相比。即便是当时儒家士大夫最为反对的万历年间滥收“矿税”的举动,也没有缓解当时的财政危机。根据记载,税监16次上缴的“矿银”,共计只有11万两。相反,开矿所引发的各种弊端却层出不穷,最令明代地方政府头疼的即是矿工暴动。矿工从流民中随意招募,他们居无定所,脱离土地与低层官僚机构的控制,收入低微,如果采矿失败则一无所得,加之掌握了铸造工具(武器)的技术,如果不纳入行伍(明末抗倭之戚家军,主力就为浙江福建一带之矿工)就很容易落草为盗匪。例如1444年至1449年,发生在广西、浙江边界的叶宗留起义,起义军曾两度攻破处州(丽水)县城,并得到了遂昌金矿工人的响应与支持,最终迫使明朝不得不暂时关闭了浙赣边境的所有银矿,并抛荒耕地、堵塞道路,以示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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