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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黑客的DIY运动

2008-09-22 14:11 作者:陈赛 2008年第34期
过去几十年,技术所维系的世界越来越趋向虚拟化,索尔·格里菲斯(Saul Griffith)却站在虚拟空间与物质世界之间的十字路口——作为硅谷新一代技术革新者的代表,他看到计算机智能正在迅速向物质世界渗透,这将是未来10年内技术发展最重要的趋势。

索尔·格里菲斯

过去几十年,技术所维系的世界越来越趋向虚拟化,索尔·格里菲斯(Saul Griffith)却站在虚拟空间与物质世界之间的十字路口——作为硅谷新一代技术革新者的代表,他看到计算机智能正在迅速向物质世界渗透,这将是未来10年内技术发展最重要的趋势。

关于创造性,索尔·格里菲斯有过一段妙论,他说创造如烹小鲜,如果你炒菜的时候缺了某种调料,自然就会扔一点别的东西进去试试。如果你对待这个世界就像对待厨房一样,切切剁剁,花样翻新,创造力自然就出来了。

索尔·格里菲斯,澳大利亚人,34岁,体格健硕,衣着随便,长得像个建筑工人,唯有一头乱发让人印象深刻——很多科学家都有那样一头乱发。毕业于M.I.T.的媒体实验室,他不仅是一个学识渊博的科学家,还是一个发明家、冒险家,精力充沛,奇思妙想不断,更难得心怀天下,对世界抱着种种善意而热切的理想,并一一付诸行动。

去年,索尔获得麦克·阿瑟基金会颁发的“天才奖”和50万美元。他用这笔钱启动了一项风能计划,试图利用风筝捕捉高纬度的风力。对于“天才”这个称谓,他感到很不舒服,“我只是一个喜欢观察并捣鼓世界的人”。他告诉记者。

在M.I.T.读书的时候,他利用水滴成镜的光学原理发明了一种廉价的矫正镜片生产机器,捐赠了很多眼镜给南美洲的穷人。他为小孩子画了一套科学漫画《How Toons》,讲科学、发明和工程的故事,一步步教他们怎么做实验、搞发明,后来这套漫画由哈泼斯出版社出版,卖得很好。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自我复制的机器和可编程的材质,很有科幻色彩,却是他一切思考的出发点:整个世界是可编程的,他试图从中寻找一种新的解释世界的方法。

毕业后,他与4个M.I.T.的同学一起创办了“八爪鱼实验室”(Squid Lab),专门为大企业攻克新产品开发过程中的科学难题,他们在2005年发明的“智能绳子”(能自动判断承受重量,并向人们预警何时会断裂)曾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最佳发明之一。“八爪鱼实验室”后来分离出几个独立的新公司,分别涉及新能源、工业设计、互联网等领域,但总部始终在加州一个旧的海军航空站控制塔内,索尔就在塔尖的阁楼里工作,光着脚,地板上铺满了书、木头、废料金属和模型。极目望去,对街是Pixar童话般的大门,驱车10分钟则可以到达一个废弃的飞机跑道,那是加州最好的风筝冲浪点。风筝冲浪是20世纪90年代新兴的一种极限运动,人站在一块类似冲浪板的特制滑板上,由一只巨型的可操纵方向的风筝牵引。索尔是这一运动的元老之一,10年里为它几乎摔断了全身的每根骨头,据说现在风筝冲浪在硅谷的技术高管中非常流行。

索尔·格里菲斯做的很多事情并没有明显的商业回报,而且精力所限,一些想法根本来不及展开,之所以乐此不疲,只是因为有趣,他相信世上大部分有趣的发明都始于个人兴趣。如果他当初不是迷恋上风筝冲浪,就不会有后来的Instructables,那个网站最初只是他与别人讨论风筝设计草图的地方——早期冲浪用的风筝从设备到技术都是由他这样的爱好者发明和制造的。

在他的诸多事业中,Instructables并不算最起眼的一个,但影响力最大。这个网站正式上线不到两年,但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已经有注册用户35万,月访问量达250万次,且以每月10%的比率递增。简单来说,Instructables是一个How-to视频教学网站,绝大部分内容由用户自己制作和上传,多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发明和创造,简单的如改造摄像机、搭建隐形书架、改装宜家家具,复杂的如给小白鼠安装电子心脏、制造喷气机引擎、在后院建造爆炸反应堆。还有一些稀奇古怪的窍门,比如用洋葱为iPod充电、种方形西瓜、教小猫冲马桶。他们不仅在视频中详细演示整个制作过程,以便别人学习,而且经常相互交流品评,甚至共同合作一个项目,因此也是一个很活跃的社交网站,喜欢技术、工艺、烹饪以及种种生活情趣的人在这里都能找到知己。

Instructables证明了即使在今天这个乏味的时代,代代相传的创造性和好奇心并没有死去。恰恰相反,随着开源软件运动的日益深入,越来越便宜和强大的微芯片的普及,玛莎·斯图尔特式手工创造的流行,再加之广泛的网络合作,催生了一场以高技术含量为特征的新DIY运动。极客是其中的主导者。“极客”在中文里没有对应的词语,勉强可以译作“技术呆子”,通常指那些在技术上有着大无畏的探索精神,但生活里不断冒傻气的人。像游戏界的天才人物约翰·卡马克,这位38岁的《Doom》主设计师是极客中的极品,他每周编程40小时,闲时以造火箭为乐。

再如Jalopy先生。Jalopy是“旧车”的意思,此人真名不详,自称是“三流的设计师,二流的编程,一流的机械师”。他最得意的作品是“世上最大的iPod”——在一个巨大的20世纪60年代的收音机柜里,把iPod与一台老式唱片机、Mac Mini和功放连接起来,这样老唱片里的音乐就会自动经Mac Mini转录到iPod,机柜上的按钮经过改装后可以控制iPod。他的IQ固然达不到卡马克的高度,但生活方式更具代表性:在eBay上买便宜的二手器材;在Instructables、Wikihow.com上讨论分享创意与技术;参加Burning man狂欢节、机器人越野赛、Make Faire;五金器材、电线、破铜烂铁堆满车库,十几架自行车和老爷车一字排开,厚厚的《Make》杂志散落其间。

《Make》杂志(www.makezine.com)在这场新DIY运动中被奉为“圣经”。这是一本季刊,发行量12万册,出版人是蒂姆·奥赖利(Tim O’reilly),他也是索尔·格里菲斯的岳父。老头很有魅力,在互联网历史上是一个“先知”式的人物,为“开源软件运动”最早的倡导者之一,也是最早提出Web 2.0概念的人,并一手创办了庞大的奥赖利计算机出版集团。几年前,他开始注意到网上很多帖子讨论怎么改装计算机或数码产品,同时,家家户户都开始有废弃的电子器械和过时淘汰的手机、MP3。扔了多可惜,为什么不拿来做点什么呢?

2005年3月,《Make》杂志创刊,它的口号是“像操纵软件一样操纵硬件”。这是“开源软件精神”向物质世界和日常生活渗透的结果——整个物质世界都是可拆卸、可修补、可改造,甚至可编程的,过时只是缺乏想象力的借口。因此,诺基亚N95手机可以用来遥控圣诞树的灯光;宜家的红色塑料沙拉碗可以做成扬声器;普瑞斯的引擎稍微改装一下,每加仑能多跑100英里;鼠标可以做成智能机器人;录像机+香肠搅拌器组合成自动喂猫机,旧录像机经过编程后,每隔一段时间就自动指挥搅拌机装满猫粮;以激光为琴弦的竖琴、多触摸屏的餐桌别有一番后现代风味;火腿闹钟定时发出浓烈的火腿味,以熏醒主人;裙子配上传感器和防御性毛刺,可防街头色狼;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建筑系的教授在大风筝上装上旧摄像头,是一套专业的航拍遥控设备;纽约大学的学生在一棵植物里嵌入旧的通信装备,每到需要浇水时它就会发出声音邮件……

从这些稀奇古怪的改装和再创造中,你会看到戏谑、玩闹,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也有传达很严肃的信息的,比如反消费主义、反全球化思潮、环保主义。一个叫吉姆的环保分子在自家后院造了一个长达100米的单轨铁路,这已经近似行为艺术了。但是,从更深层面来看,这场DIY运动真正触及的是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对“所有权”概念的质疑。我们多大程度上拥有自己购买的产品和技术?《Make》杂志的答案是:一件产品,如果你不曾拆开它,就不算真正拥有它。

现在的商业产品是很窒息人的个性的,尤其是数码产品。厂商预测我们对产品的每一种需求,我们能做的只是打开钱包,闭上嘴巴。像iPod,虽然在软件上动手脚的人很多,但很少有人敢于或者舍得拿螺丝刀拆开iPod,看看里面的构造,了解音响环绕系统是怎么运作的。汽车、家电、运动器械甚至医疗设备无不如此,按钮越少越好,功能越傻瓜越好,升级换代越快越好。在未来,一台猴子驾驶的宇宙飞船恐怕并非不可想象的。在被技术不断“婴儿化”的过程中,我们逐渐丧失了以往赖以为生的一种日常生存技能——创造、维持和修复物品。我们的身份变成一个彻底的消费者,除了换电池和升级软件之外无事可做,东西坏了只能再买一个。这是一种可怕的趋势,不仅造成巨大的能源浪费、环境污染,而且可能侵蚀我们的大脑。脑神经科学家曾经证实,脑的发育与人的动手能力息息相关。当我们不再用手工工作时,我们也停止了理解这个世界的运作。

《Make》所做的,正是要扭转人与技术之间的被动关系。在一个创造性的世界里,人可以控制和改变技术的方向,这是伟大的突破。正如《连线》的主编克里斯·安德森所说:“其中的激情和颠覆力,不亚于80年代早期的朋克运动,只不过这次人们手持烙铁,而不是电吉他。”

“我们必须回到那种创新和修复的文化。”索尔·格里菲斯说,“否则废弃在垃圾场里的东西会越来越多,这个世界会越来越糟糕。况且,DIY给你一种对物的亲近感,是你从货架上买不来的,你会对它动感情。”他父亲30多年前亲手做的柚木餐桌至今仍在使用,岁月留痕,况味愈浓,宜家可买不到这样美的桌子。

有时候,人们只是想要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有一次,索尔在海边遇到两个年轻人,他们戴着墨镜,故意挖掉其中一枚镜片,在大雾中泰然自若地行走,宛如独眼海盗,“光凭这种对生活的姿态,就是我们的同道中人”。

3年前,M.I.T.的埃里克·冯·希普尔教授写过一本书叫《创新的民主化》。他认为随着新技术的大量涌现,用户的创新意识将会空前高涨。企业不应努力寻求它们的用户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产品,而应该给予用户一定的工具,让他们设计和开发属于自己的产品,从细微的修改到重大的创新,都可以由用户自己完成。《Make》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他的远见。

同样是M.I.T.的教授,48岁的物理学家尼尔·格申菲尔德(Neil Gershenfeld)开发了一套可以制造出世上一切东西的工具箱,包括激光切割机、计算机控制的刨木机、一个用来钻电路板的袖珍铣刀,以及开源软件、电池和微型控制器。在这套价值5万美元的工具上,这位物理学家寄托了一个“人人都能制造一切”的理想,但这是远见,还是狂想,还有待证明。毕竟,“开源硬件运动”的影响力还没有真正显示出来,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可以与Linux、Firefox相媲美的强大模型。但是,谁知道呢?也许Google的Android手机就是机会。

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蒂姆·奥赖利用里尔克的一首诗来解释他对“黑客精神”的理解。这首诗是一则关于雅各布和天使摔跤的旧约故事:“Hacking就像雅各布和天使摔跤的那个瞬间,一个人应该敢于与一些也许他根本解决不了的难题搏斗,整个过程很多风险,但也充满希望。不要选择简单的路,不要走每个人都走的那条路,找到难题,然后解决它,你就是一个黑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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