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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君:爱哭的马拉松冠军

2008-09-09 12:31 作者:陈超 2008年第34期
刘文君,3年前还只是一个前途未卜的中专生,现在却要在北京残奥会上参加轮椅竞速4个项目的角逐,其中包括马拉松和100米这两项最长和最短的项目。“能练轮椅竞速就是我最快乐的事。”因为运动让她改变的,不仅是命运,也是性格。

刘文君

刘文君,3年前还只是一个前途未卜的中专生,现在却要在北京残奥会上参加轮椅竞速4个项目的角逐,其中包括马拉松和100米这两项最长和最短的项目。“能练轮椅竞速就是我最快乐的事。”因为运动让她改变的,不仅是命运,也是性格。

“一蹦就是十几年”

午后,武汉市南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旁边一条狭窄的弄堂里,破旧的小餐馆和商店前门可罗雀,偶尔一辆汽车经过,挤在道边的行人只能掩住口鼻躲避飞扬的尘土。一座被刺鼻油烟味包围的简易筒子楼中,记者找到了刘文君的家,准确地说,是刘文君的父亲刘堂清居住的出租屋。“十几年里,我们搬了好多次家,这个是3年前租的。”整幢房子极不规则,正厅已经成为几户人家的公用厨房,刘堂清和小儿子住在紧靠厕所的一间屋子里。

房里的陈设异常简单,墙上挂着2006年的韩文挂历,那是当年刘文君在韩国比赛的纪念。一大一小两张床,一张书桌上摆着一台老旧的电脑和一台电视,加上一个大衣柜,就构成了父子俩的全部家当。“刘文君要是回来我就睡在地上。”刘堂清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得知记者要采访,刘堂清早早就将刘文君从小学至今所有的奖状、奖杯和奖牌从床下翻出来,整齐地排在床上以供展示,他坐在一旁,悠然而满足地吐着烟圈,仿佛这是属于自己的荣誉。

刘文君对两岁半时那次车祸的印象已经极为模糊:“可能我那时很调皮吧,要不怎么会自己爬下我爸的自行车跑到马路中间去呢?”从刘文君记事起,她就没有右腿。刘堂清夫妇从80年代初从郊区到武汉卖菜谋生,之后组建起一支包工队承接工程,一度经济状况不错。但到90年代中期,突然横遭变故,工地发生意外,2名工人被砸死,3名重伤,刘堂清不仅血本无归,还一度住进看守所。从此刘文君一家开始居无定所的生活,刘堂清称自己在看守所里患上胃炎等病,身体不好,没法出去工作。一家人仅靠刘文君的母亲在饮料厂打工的收入勉强度日。

刘文君在家排行老二,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因为家境困难,大姐初中没有读完就辍学在理发店当学徒,小弟弟最受父母的疼爱。“我们家已经有两个女孩,爷爷一定要让我妈妈生出个男孩来才罢休。”弟弟出生后,家里人也对他关怀备至,“我和他打闹,父母都是比较向着弟弟”。刘文君的弟弟小学时就显示出过人的体育天赋,一直是少年足球队的队长,初中的时候就进入武汉关山中学的体育班,练习短跑和跳远。刘堂清生意出事后,刘家的平静生活就此结束,刘文君经常听到父母的争吵,“我爸爸在家里是一个很专断的人,从来不听我妈妈的劝告,我们几个都很怕他”。生意失败后,刘堂清整天待在家里,时常受到妻子埋怨,随着家庭经济情况的恶化,两人的矛盾也逐步升级。

初中即将毕业,刘文君的成绩不甚理想,家庭条件也无法支付学费,她初中时的班主任李成正告诉记者:“那时刘文君找我谈中考的事情,就说自己想早点出来工作,读一个会计类的中专。”中考之后,刘文君被湖北省银行学校录取。暑假里,刘文君的母亲突然对孩子们说自己要回外婆家住几天,从此夫妻俩开始分居的生活。如今谈起这段经历,刘文君显得非常平静,“刚开始的时候觉得我妈妈不好,是她不要我们。现在已经能理解她的难处,我爸在家里太独断专行了”。

在刘堂清的叙述中,刘文君被塑造成一个成绩优异的好学生:“那时,学校的教学楼上都悬挂着大幅标语,‘向刘文君同学学习’,还差点当上武汉市十佳少年。”可是李成正评价她的成绩时选择了较为保守的用词:“还可以,属于中等,理科稍微差一些。”让这位老师印象深刻的是,“一个独腿的小姑娘每天自己骑车上下学,刮风下雨也不间断”。刘文君在初中时并没有特别要好的朋友,但也不会离群索居,李成正记得,课间操或体育课的时候,小姑娘就趴在栏杆上静静地看着,抑或在教室里埋头看书。

上中专后,同寝室的几个女孩子经常骑车出去吃夜宵,刘文君也会参加,“她骑车好厉害的,我还让她带过”。一位姓周的同学告诉记者。刘文君还跟同学讲起学骑车的经历,“摔了好多跟头”。小时候,家里给刘文君准备了拐杖,可她用了几次以后就丢在一旁,“一颠一颠地不舒服”。刘堂清也说:“受伤的时候刚学会走路,她都没有走路的感觉,截肢后都是一蹦一跳地走路,从来不用拐杖。”在学校,刘文君从来不用同学搀扶,始终用单脚跳着走路,“一蹦就是十几年”。她笑着说。

名师与高徒

2005年2月,还有一个学期刘文君就要中专毕业了。“当时我特别着急,自己又没有门路,都不知道去哪儿找工作,就想先装个假肢吧,起码走路稳一些。”于是刘文君到湖北残联的时候恰好遇到湖北省残联的文宣处处长杨丹珠。杨丹珠打量一下刘文君,又掏出皮尺测量,身高1.65米,臂长1.66米。她带着刘文君去训练房试举杠铃,结果刘文君卧推起40公斤的杠铃,让杨丹珠颇感意外:“你练过?”“上学的时候要自己提洗澡水上楼,这么练出来的。”杨丹珠给了刘文君一个电话,“你周一去武钢残联找文青”。

文青被称为“中国轮椅竞速的奠基人”,从1992年参加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取得冠军之后,在很多国际轮椅马拉松赛事中多次夺取过金牌。轮椅竞速所用的轮椅非常特殊,有3个轮子,前轮较小,后边两个轮子较大。轮椅的重心靠后,运动员要俯下身子,将重心压到前边,否则很容易翻车。我国竞速轮椅的指法至今没有统一,“过去我们都是用手抓着驱动轮外侧的轮圈,1994年远南运动会前,我发现国外很多选手用大拇指‘拨’,就悄悄尝试这种指法”。一个月后的远南运动会上,文青用这种指法独揽5枚金牌,之后在许多国际马拉松比赛中收获金牌。

2004年雅典残奥会,中国首次在残奥会上参加轮椅竞速的比赛,37岁的文青被寄予厚望。结果因为起跑训练方法与残奥会规则不一致,出发慢了半拍,100米仅获第六,之后因组委会赛程改变,错过了400米的比赛,中国首位参加残奥会轮椅竞速的选手饮恨雅典。“我这十几年来经过的波折太多了,早年我参加比赛的时候用的都是街边买来的皮手套,用宽胶布一缠就上场,国外的运动员用的都是1000多元一双的专用手套。而且我们现在也没有统一的指法训练,很多运动员因为指法不对,食指和中指的关节都被磨得凸起。轮椅竞速的训练至今没有成型的模式,我只是把自己的经验告诉队员,让他们少走弯路。”如今已经是武钢残联维权文体部主任的文青,同时兼任武钢轮椅竞速队的教练。

杨丹珠把刘文君介绍给文青的时候,文青并没有觉得这个女孩有什么出众之处,“带着她试试车,觉得上车的感觉还行,还有一个月就有一场全国比赛,就带着刘文君去荆门集训”。文青给自己队员开出的条件很实际:先解决临时工作,拿到金牌就解决正式工作。“给残疾人解决工作是很现实的问题,不过这么说都是为了鼓励他们,只要拿奖牌,我就会打报告给他们解决正式工作的。”刘文君刚进入武钢残疾人运动队,就从挂靠单位获得每月400块的临时工资。

在荆门训练期间,文青着重纠正刘文君的动作。“轮椅竞速中,力量是一方面,技巧也很重要。开始的时候刘文君在拨轮的时候身体拼命下压,却没有掌握好发力点。”文青让刘文君在每次划过半圈后胳膊向后甩,放松肌肉,逐渐体会节奏,“找发力点多半是依靠个人感觉,刘文君的感觉不错”。之后的全国锦标赛上,刘文君取得一个第二名、两个第四名。两个月后,文青兑现承诺,刘文君成为武钢的正式职工。

文青和刘文君师徒二人的经历类似,都是幼年时失去一条腿,但两人的性格却截然相反。文青为人豪爽,刘文君则比较内向。文青谈起:“我这个人说话很直,队员完不成任务我就要骂。可是说刘文君的时候我总想着收敛一点,一个是因为她的家庭情况,另外就是只要我一说她,她马上一脸委屈,不吭声。”刘文君也说:“我没有文青老师那么自信,有什么话也都闷在心里。”

奇怪的是,这对性格迥异的师徒虽然搭档只有不到5个月时间,刘文君就被选入国家集训队,进入国家队之后,文青却成了刘文君唯一的倾诉对象。“一有事就给我打电话哭。”文青笑得有些无奈,两人一见面,刘文君又变得拘谨起来,“她和我最亲密的举动就是在日本搂着我的脖子拍照,她对我的传记作者说,好想叫我一声妈妈,这话她从来不敢跟我当面说”。

“我爱哭”

在参加训练之前,刘文君给所有人的印象都是“要强”,忙于生计的父母无暇照顾自己的孩子,在老师同学面前,刘文君永远是那个骑着自行车呼啸而过、在校园里蹦蹦跳跳的坚强女孩。进入轮椅竞速的生活中,刘文君似乎找到一种情感宣泄的渠道,她自己也承认,“我特别爱哭”。

湖北黄石的国家队训练基地里挂着一张照片,是美国一位专家来讲学之后与国家队队员的合影,刘文君躲在队友的身后,只能看到她的一条胳膊,“当时我眼睛哭红了,怕照相不好看,就站在别人后边”。原来,刘文君参加2007年日本大分轮椅马拉松比赛全程拿到第二名,结果被文青批评一通。2006年文青和刘文君一起参加大分马拉松的半程比赛,刘文君获得金牌,文青被人挤伤,没有拿到好名次。刘文君第二次参加的时候,文青已经退役,赛前她不断叮嘱刘文君在训练的时候每天多跑二十几圈,拉拉体力。已经在国家队的刘文君没有按照文青的计划加练,赛后回国,文青为此批评她:“你要是按我说的练本来能拿第一的,不听话。”在那次全程马拉松比赛中,中国的选手准备不足,“国外选手每人车上都有水袋和吸管,到饮水处可以接点水,边跑边喝,我们都没有水袋,根本不敢停下来喝水,到30公里的地方特别难受”。感到委屈的刘文君没有当面流泪,回到屋里趴在床上大哭起来,刚巧赶上队里要合影,于是有了那张只有一条胳膊的相片。

2005年7月,刘文君就被选入黄石封闭集训。“跟我一起去的是一个师姐,她跟其他地方的运动员都很熟,反而很少能跟我说话,我就给文青老师打电话,哭着要回去,她一直安慰我。”从此,刘文君每每在训练上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几乎都要给文青打电话哭诉一番。有段时间刘文君觉得在国家队受到一些不公正待遇,“她连续一周给我打电话哭,说什么也要回来,我每天晚上都在电话里劝她挺住,我丈夫都开玩笑地埋怨我,怎么每天下班都要打电话”。

有时,其他教练并不会像文青那样安慰刘文君。一次比赛前,刘文君得知家里人闹矛盾,又在自己房间里抽泣,被当时的教练发现,“明天就要比赛,你知不知道哭也很费体力的”。暂时止住泪水的她在教练离开后继续哭起来。“现在哭一会儿自己就好啦。”刘文君笑着说。

与训练场上相比,刘文君在生活中显得更成熟,2006年春节,刘文君将自己辛苦攒下的3000块钱带回家准备过年。不料和姐姐逛商场时,钱却被偷走了,她姐姐当时就哭起来,刘文君冷静地报警、备案。“那天我没有哭,爸爸却一晚上没睡着。”回忆起生活上的困顿,刘文君又恢复往常的平静。那个春节,一家人只好借住在刘文君的姑妈家。

如今刘堂清依然没有工作,刘文君的弟弟在大学做保安,姐姐在深圳打工,家里很大一部分花销要依靠她的收入。“我不能把全部的钱寄回去,我爸爱打牌,我不是不让他打,而是觉得应该有节制,家里需要多少寄多少。”刘文君与妈妈的交流也越来越多,她希望妈妈回来,“等残奥会比赛一完,就能把这件事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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